众所周知，1996年台海危机的导火索是1995年李登辉访美；其实李登辉访美还有一个前奏——1994年过境夏威夷。
李登辉与陈水扁
自1979年中美建交至九十年代初，美国方面大是大非面前基本恪守了“三个公报”的准则。
这其中一方面是因为八十年代美国战略界“联中制苏”的考量，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人事上的延续。
无论是中国美国、古代还是现代，任何一项具体政策都需要配套的人事去落实执行。
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虽然华盛顿“联中制苏”的大战略已不复存在，但从尼克松时代开始那一批对华友好的外交官员仍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他们以基辛格、斯考克罗夫特、布热津斯基等为代表，组成了华盛顿对华政策的“鸽派”群体。
时间来到1994年5月。
当李登辉访问中南美洲期间过境美国时，美国务院主管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德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反对李登辉在夏威夷过夜。
罗德曾担任基辛格的助理，参加过《基辛格秘密访华》、《尼克松访华，1972》、《福特访华，1975》等重大外交事件，1985~1989年间任美国驻华大使，1993~1997年任助理国务卿。
作为对华政策的鸽派，罗德仅仅安排了李登辉专机的加油事宜，让他到夏威夷当地一座空军基地的招待室里休息休息，并委派了一名上尉军官出面接待。
如此低的规格使李登辉大怒不已。
李决定不下飞机，身穿睡衣在飞机上会见了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白乐崎（礼节上只要台湾地区领导人过境美国，AIT主席都会与之见面）。
作为抗议，送白乐崎下飞机时李登辉甚至没有送到机舱门，为此还讽刺的说道：
“不能送你到机门了，免得不小心滑落，踩到美国土地。”
台湾面上激烈的表现与暗地里的舆论公关起到了显著效果。
事后，美国国会内部的亲台议员对助理国务卿罗德口诛笔伐，频频拿他去国会作证询问，给主管外交工作的美国国务院带来巨大压力。
李登辉眼看时机成熟，遂于1995年初亲自对外释放风声，表达了回访母校康奈尔大学的愿望，并得到时任校长的支持（事前以李登辉个人名义给康奈尔支付两笔捐款）。
与此同时，美国会亲台议员们展开规模庞大的连署（台湾重金聘请美国卡西迪公关公司从中运作，签订总额450万美元的委托合同），要求行政部门加以检讨，放宽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访美的限制。
1995年，49岁的克林顿与22岁的莱温斯基第一次握手的场景
台湾的积极推动与国会议员们的强势起哄使得罗德等美国国务院职业外交官进退两难。
一方面，他们深知李登辉访美会激起北京的强烈不满。
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的职权很大程度上依赖总统的信任；这一时期克林顿总统对国务卿等人并不十分满意，反而更加重视国会的意见。
最终，疲于应付两边压力的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干脆将“准许”“不准许”两份文件同时提交给白宫，让克林顿总统拍板。
克林顿经过一番得失权衡，决定批准李登辉以私人身份到访美国，这便有了历史上第一次台湾地区领导人访美。
1995年6月7日至12日，在经美国国会两院决议及克林顿政府的同意下，李登辉以私人行程名义启程访美。
他在康奈尔大学发表了全英文的公开演讲——“WITH THE PEOPLE ALWAYS IN MY HEART”；当中提出“中华民国在台湾”的论述，被认为是“两国论”的雏形。
李登辉结束访美不久，大陆方面宣布召回驻美大使李道豫，表达强烈不满。
整个1995年的下半年，台湾海峡阴云密布。
一边是解放军一场接一场的军事演习，一边是针锋相对的台军与美军。
大陆方面当时存在一个深深的担忧：李登辉有可能得到美方秘密承诺，会在1996年3月的台湾地区首次领导人直选中做出出格举动。
不得不做最坏之打算。
紧张的局势至1996年3月台湾大选投票前达到顶峰。
解放军在福建省福州市平潭岛展开代号为“联合九六一”的海陆空三军大演习，投入总兵力达十五万人。
同期，台情报部门据说得到了解放军攻占外岛（金门、马祖、澎湖）的作战计划，李登辉立即派遣“国安会”秘书长丁懋时赴美求救。
台军“参谋总长”罗本立向驻守台湾及外岛的所有部队下达战备命令；为了实现与大陆的“对等报复”，台军还秘密运了一批火箭炮到金门岛，试图威胁厦门安全。
3月8日，美军驻扎菲律宾的“独立号”航母战斗群进入台湾东北部海域。
3月11日，美军游弋波斯湾的“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抵达台湾东南部海域。
随着双方剑拔弩张，美日等国纷纷组织从台湾撤侨，大批台湾民众赶赴银行换购美金，台北飞美国和加拿大的航班一座难求。

紧张的氛围被烘托到极致。
作为一场未遂的大战，1996台海危机在台湾大选投票节点（3月23日）结束后渐渐落下帷幕。
李登辉没有再次越线，美国在大陆的压力之下主动将两个航母战斗群后撤，解放军也没有演习转实战。

某种意义上看，这是新时期大陆、台湾、美国三方的一次“红线测试。
经过一番激烈博弈，彼此间知道了对方的底线在哪里。
番外：三十年后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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