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大事，唯一死耳。

刘江江执导，朱一龙、杨恩又主演的《人生大事》，就把视角落到殡葬师，这个与死亡打交道的职业上。
但凡关于死亡的电影，“死”往往仅是切入的角度，真正的主题是“生”，夫子说了“未知生，焉知死？”
作为文艺作品的母题之一，《人生大事》遵循了创作上的典范。看起来在谈论死，其实是在展示“生”，无论是赞美某一种生命和传承，亦或寻找向往的某一种生活。
在疫情持续的几年里，这主题从未如此地贴近平凡人。似乎每个人，都忽然面临一个终极题：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生命，应该如何生活？
《人生大事》的故事，就是展示生死两半。主角莫三妹（朱一龙扮演）是一位殡葬师，他的工作就是面对“死亡”，而整部电影的主题，则是这位生活失序的年轻人，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
导演刘江江，很刻意地制造了一种创作上的反差。主角面临的职业和人生，看起来都是沉重的、冰冷的、潦倒的，乃至愤世嫉俗的。
但电影切入的角度，却是喜剧的。莫三妹这位问题重重的家伙，被放置在混沌和杂乱的事件里，看他手忙脚乱，狼狈不堪，但最终却找到了如何生活的真谛。
你把它叫做“向死寻生”，从眼前的生死混沌里，寻找到生活的意义，也可以。
在电影里，有两组发展和演变的关系，它们互为彼此，相互促成。
首先是一组父子，刑满释放、一脑门官司的莫三妹，与他的父亲水火难容，因为职业和房产的继承，满是冲突的火药味。
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父子，父亲有深刻的爱，但他又是强势的，严厉的，需要被遵循的。父与子从冲突，到和解，再到理解，乃至最终的相承，这是隐藏在喜剧之下的人物转变。
促成父子关系转变的导火索，则是闯入莫三妹生活的孤儿小文。这个精灵似的小姑娘，在意外和仓促合力之下，与莫三妹组成了有趣的临时父女。
假如说父与子的关系是隐线，那么临时父与女的关系，则是显眼的主线。
一个尚不成熟，生活无序的年轻人，忽然成为了类似父亲的角色。这当然产生了啼笑皆非的故事，制造了无穷多的笑料，但在笑闹之中，男孩成为了男人，也理解了他自己的父亲。
在临时父女的关系中，杨恩又扮演的小文，才是真正的主导者。

小演员杨恩又的表演，展示出令人咋舌的成熟。假如说莫三妹的人生，是混乱和狼狈，那么杨恩又扮演的孤儿小文，则用超乎年龄的成熟，给予莫三妹以人生方向。
兼具童真和成熟，如此难以完成的表演任务，在杨恩又身上，浑然天成。我无法吝啬任何赞美，这不只是孩子的童趣，更是演技的能力。
当我们把这两组比照起来，在叙事互文里，不难发现生命故事的持续。持续不是一成不变，事实上，它一直在转变。
看起来，是莫三妹与父亲、小文之间的种种故事，但根本上，是莫三妹在寻找自己：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不去在喜怒哀乐中体会，又怎么能知道？
朱一龙奉献了令人刮目相看的表演，这位留着寸头，胡子拉碴，操着武汉方言的家伙，那股子浑不吝的气场，生猛贴切，而更难得的是，这个角色卑微的内在。
这个角色是完全意义上的底层，他有咋咋呼呼，故作姿态的痞子性格。但骨子里，更是善良和不自信的软弱，这是内外的反差——名字也很有趣，他被称呼为颇社会气的“三哥”，但本名却是“三妹”。
朱一龙的表演，能看出用心，缩着脖子弓着背的站姿，把脚放在凳上的坐姿，倒捏烟头的抽烟方式，烦躁时撸寸头的习惯……他看起来是痞气的，不在乎的，但内里是无助的，善良的。
莫三妹这个多面的性格，恰如生死题目的平凡人。就好像我们丧起来，大谈什么“人间不值得”，又丧又无奈，而身体又很诚实，哪怕人间不值得，自己的人生还是值得的。
你看，内和外的反差，喜和丧的情绪，从戏里麻烦缠身的莫三妹，再到戏外各自人生的我们，其实是共通的。
当然了，作为新人导演刘江江，也暴露了在剧本结构上的短板。在影片的结尾，莫三妹与小文生母的猝发的感情线，就完全没有铺垫，显得生硬，显然是为了happy ending的硬凑。
但总的来看，《人生大事》超过我的期待。“生死”是大事，在今时今日，它属于敏感又贴近的。在类型片，能在喜剧娱乐性的同时，尝试关切时事情绪的表达，这显得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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