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强弱在于力
千秋胜负在于理
天下衣冠皆尽，小民岂能幸免
©言九林／文
编辑：瑞秋的春天
☄武
武则天如此这般装糊涂、装被人欺瞒愚弄，大臣姚崇也只好跟着一起装，将过错全部推给酷吏和告密者。
《资治通鉴》里说，自徐敬业起兵扬州之后，武则天便“疑天下人多图己”，觉得满世界都是反对者，遂“盛开告密之门”，鼓励天下之人告密。
为了造就一种告密者无处不在的恐怖气氛，武则天重用了大批酷吏。著名者有侯思止、来俊臣、周兴等。这些人大体都是来自底层的地痞流氓。侯思止“贫懒不治业”，沦落到给人做家奴。来俊臣的亲爹与养父皆是赌徒，来俊臣成年后整日游手好闲、为非作歹。
这批酷吏为了完成武则天交待的任务，撰写了一部技术手册《罗织经》。
该书全名《告密罗织经》，由周兴、来俊臣、侯思止、卫遂忠等人主持，“招集告事者数百人”，共同提炼经验总结而成。是一部集体创作、专门教人如何成功告密、如何成功给人栽赃罪名的实操性专著。
此书的具体内容已经失传（今天市面上出售的所有《罗织经》，皆是当代人造的伪书），但我们可以从唐代史料留下的只言片语里知道，该书收录有定百脉、喘不得、突地吼、着即承、失魂魄、实同反、反是实、死猪愁、求即死、求破家，铁圈笼头等酷刑的具体操作方法，且有一项栽赃陷害的技术流传至今：
“每擿一事，千里同时辄发，契验不差，时号为罗织”，“招集告事者数百人，共为罗织。数州相连，千里响应。欲诬陷一人，即数头别告，皆事状不异，异口同音，以惑上下。”
意思是：每次接到害人的任务，酷吏们便组织告密者，自不同地域、不同领域同时动作，以众口一词来使被诬告者陷入辩无可辩的罗网。
武则天大兴告密之风，主要动机是为了消灭政敌，震慑官僚集团，故史书将这场大告密运动称之为“罗告天下衣冠”。《太平广记》“来俊臣”条里说：
“则天朝，（来俊臣）罗告诸王贵臣，……少不会意者，必牵引之。前后坐族，灭千余家。朝廷累息，无敢言者，道路以目。与侍御史王弘义、侯思止腹心。罗告衣冠，无间春夏，诛斩人不绝。”
即是讲来俊臣等酷吏遵从武则天的指示，以李唐宗室与官僚集团为重点罗织对象，被诛杀灭族者千余家。
这一恐怖政策造成的直接结果，是“告密之徒纷然道路”（如羽林将军常元楷“三代告密得官”），名流与朝臣“阅日而已”，全抱着多活一天赚一天的心态。因随时可能被逮捕乃至灭族，朝臣们将每天当成人生的最后一天，每次出门上朝皆会与家人诀别。连狄仁杰这样的名臣，也躲不过来俊臣的罗织而锒铛下狱。甫遭逮捕，狄仁杰便选择认罪。后侥幸不死得以出狱，武则天问狄为何甘愿认罪，狄的回答是：若不认罪，“已死于枷棒矣”。可见当日酷吏们屈打成招的手段毒辣，使人闻风丧胆。
需要注意的是，以李唐宗室与官僚集团为告密运动的主要整肃对象，并不意味着普通百姓可以置身事外。相反，普通百姓也被深深地卷入到了风波之中。
武则天以大赐官爵为饵诱惑告密者，告密不实也无惩罚，实是在摧毁人性。人性最经受不起坏制度的诱惑，武则天的恶政便激发出了许多普通人内心深处的恶。《大唐新语》称：“则天朝，奴婢多通外人，辄罗告其主，以求官赏”，意思是普通人被恶政所诱，纷纷成为可耻的告密者。
因告密之风追求的不是真相，而是恐怖的社会氛围，故即便是被普通的“奴婢”告密，有地位者往往也难有翻身的机会。润州刺史窦孝谌之妻庞氏，便是栽在了家奴手里。庞氏“夜醮”，被家奴罗织成“诅咒武则天”之罪，告密至朝廷。武则天命侍御史薛季旭审理，薛上奏说“庞氏事状，臣子所不忍言”，将庞氏判为死刑。庞氏之子前往另一位侍御史徐有功处喊冤，徐了解案情后认为这是冤案。但三司衙门无人理会徐有功的意见，终于还是将庞氏处以绞刑。武则天也因此事召见徐有功，说他“失出何多也！”，责备他办理告密案杀人太少，随后将他流放岭南。
后来，武则天欲再次起用徐有功担任司法官员。徐全力推辞，理由是：“陛下以法官用臣，臣以从宽行法，必坐而死矣。”言下之意，是在责备武则天，说她恨不得将每桩告密案都问成有罪，都判决杀人。徐有功不愿做这种差事，且认定自己再做司法官的话，迟早要死于非命。
徐有功的这些话，道出了武则天时代许多底层百姓成为告密者的主因。
时代的道德滑坡，总是始于政治滑坡。用赤裸裸的利益来诱惑鼓励告密者，用连坐制度来恐吓不告密者，必定在整个社会中造成恐慌，使人与人之间丧失信任。《朝野佥载》记载了一件事情：李显被武则天废去帝位、贬为庐陵王那年，“有飞骑十余人”在洛阳坊间饮酒，其中一人发牢骚说，早知道支持太后并无赏赐，当初还不如支持李显。酒未喝完，众人已被羽林卫逮捕，原来是同饮者中有人悄悄找借口离席前去告密。结果是发牢骚者处斩，同饮者以知情不报之罪绞杀，举报者赐官五品。
这些“飞骑”不过是底层一兵，与“衣冠”无涉，本不属于武则天的重点打击对象。但告密之风已呼呼地刮了起来，便没人能够独善其身。此案中，推动告密者去作恶的主要动力，与其说是奖赏，不如说是自保——在连坐制度下，他无法保证同饮的十余人中绝对无人告密，为了自我保全，便只好自己先积极作恶成为告密者。
人性之恶一旦被政治滑坡大规模激发出来，受害者赖以自救的措施，往往也就只剩下了以恶制恶。《大唐新语》里便记载了一桩以恶制恶的案子。其大致情节是：
崔宣被人告密参与谋反，武则天派了御史张行岌前去调查。告密者先将崔宣家的一名小妾诱出藏起来，然后散布消息说“该妾欲举报崔宣，被崔宣杀了沉尸洛水”。张行岌两次调查，皆以查无其事汇报。武则天大怒，威胁张行岌说：崔宣杀了小妾，足见是个大大的反贼；找不到小妾，便洗不掉罪名。你要宽纵他，那么“我即令俊臣推勘，汝自无悔也”——等我将案子交给来俊臣处理，到时候你可别后悔！
张行岌无奈，为了自保，只好逼着崔家交出小妾，否则便要将崔家当成反贼族诛。崔家满世界找小妾，到处张贴必有重赏的告示，仍全无消息。好在，崔宣的从兄弟崔思竞心思敏锐，他注意到，崔家内部会议的内容，常被告密者流传出去。他据此判断府中必有告密者的同谋，遂故意在府内散播消息，称要以三百疋绢为酬劳，雇刺客暗杀告密者。随后便发现府中有一舒姓馆客，急急出府欲将该信息通知告密者。该舒姓馆客素来“言行无缺，为宣家所信，委之如子弟”，如今却被恶政诱惑参与了告密行动。
崔思竞想来想去，觉得只有一种办法可以自救。他威胁舒姓馆客道：
“崔宣破家，必引汝同谋，汝何路自雪？幸能出崔家妾，我遗汝五百缣。”
意思是：要么大家一起死。死之前，我崔家一定攀咬你，说你是谋反的同谋。要么你把藏的小妾交出来，我崔家可以给你五百匹缣，让你后半生过上好日子。
告密是一种恶，攀咬也是一种恶。馆客之恶只能消弭于崔思竞的以恶制恶，足见正常的司法体系在当日已经荡然无存，个别司法官员的良心也俱已无处安放。
除了跟着政治滑坡一起往下溜成为告密者之外，还有很多的普通人在武则天时代沦为了被告密的对象。

同为告密运动的受害者，李唐宗室与与官僚贵族的悲惨遭遇，在史册里的存在感要远远大于普通受害者。但这并不意味着普通受害者的遭遇，要好于李唐宗室与与官僚贵族——这其实是一个常识：有权有势者尚且不能免遭告密之祸，尚且不能用律法来保护自己；无权无势的普通人，自然更谈不上能避开告密之祸，更谈不上用律法来保护自己。那些野心勃勃的流氓，也必不会放过普通民众。《朝野佥载》里说，酷吏王弘义出身地痞无赖，专门“罗织善人”。他早年发迹的办法是：“游河北赵、定，见老人每年作邑斋，遂告杀二百人”，这场举报让他得到了游击将军的官职。因王弘义告密诬陷而丢掉性命的两百人，都是普通的底层百姓。
武则天时代的道德滑坡是全方位的。其典型表现，就是平民间普通的矛盾冲突，多不再寻求律法的裁决，转以政治告密为手段来实施报复。如据《大唐新语》与《旧唐书》记载，恒州鹿泉寺的僧人净满与寺内众僧不和，于是寺内有人“密画女人居高楼，净满引弓射之状”，意思是诬陷净满想要射死武则天。当时，武则天正致力于将自己神化为佛。告密者了解这一点，遂让人拿着这幅画前往京城投递，武则天见到画像后大怒，命御史裴怀古前去调查，赋予他就地将净满诛杀的权力。幸运的是，裴怀古抓出了诬告者，不幸的是，裴怀古因没有按武则天的期望办案，引来了武则天的“色动声战”之怒，差点丢了自己的性命。
净满的这种遭遇不是个案。武则天号召“农夫樵人”皆可入京告密，这些人没什么机会接触李唐宗室与官僚贵族，其告密对象主要是普通百姓。陈子昂曾上奏劝谏武则天不要再搞告密运动。陈说，告密者最喜欢将人罗织成“徐敬业叛党”，实际调查结果却是“百无一实”。面对调查结果，陛下又从来不追究诬告者，结果便是“睚眦之嫌，即称有密，一人被讼，百人满狱”——百姓们彼此间有点冲突有点矛盾，就以告密作为报复，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的道德滑坡，变成了前所未有的道德洼地。
陈子昂的劝谏毫无效用，他自己还险些死在了告密者手上。
然而，等到武则天在权力上的私欲已然满足，大告密运动已然完成了其“历史使命”时，这位女皇却说出了这样一番无耻之言：
“往者周兴、来俊臣等推勘诏狱，朝臣递相牵引，咸承反逆，国家有法，朕岂能违。中间疑有枉滥，更使近臣就狱亲问，皆得手状，承引不虚，朕不以为疑，即可其奏。近日周兴、来俊臣死后，更无闻有反逆者，然则以前就戮者，不有冤滥耶？”
大意是：以前周兴与来俊臣这些人负责处理诏狱的案子，朝臣们互相牵连举报，个个都承认自己是造反的逆贼。国家自有法度，朕不能违法，只好诛杀他们。期间也怀疑过存在滥杀与诬陷，于是派了身边之臣去狱中调查询问，得到的答复都是承认罪行。朕于是不再怀疑，批准了周兴和来俊臣的汇报。最近周兴与来俊臣被杀，再不闻国家有造反的逆贼，大概从前处死的人当中，也存在被冤枉者吧？
武则天如此这般装糊涂、装被人欺瞒愚弄，大臣姚崇也只好跟着一起装，将过错全部推给酷吏和告密者。姚崇说：从前那些冤案，都是“告者特以为功”所致。这些人的“罗织”手段比汉代的“党锢”还厉害，所以人人自危。陛下让身边之臣去询问被捕者，但身边之臣也会害怕，不会认真办事；被询问者则会担忧即刻遇害，也不敢翻供。现在陛下“圣情发寤，诛锄凶竖”，一切都过去了。
但，一切真的都过去了吗？
唐人韩琬在《御史台记》里说，来俊臣被族诛之日，不论贵族平民，不论是男是女，京城里的百姓全都跑到大街上来欢呼；大家都说，“自此后卧，乃背得着床”，提心吊胆这么多年，终于可以睡个安心觉。这些欢呼的男男女女，确实很希望一切都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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