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厚辰，现居上海
又是一周过去，上海的疫情状况仍然没有大的缓解。不仅如此，种种事件让许多人深深震撼，甚至魔幻到难以言喻，恐怕连最天真的人，他们维持平安生活的幻境都受到深深的动摇。
不过越是如此，我想写作者越应该有所节制，在此我不想进一步渲染令人不安的气氛，反而我们可以回到根本之处，审视城市的运转，即便在如此特殊的时刻，城市依然在以自己的方式运转着，虽然很笨拙与吃力。
明白这样的根基，我们至少不会彻底垮掉。
01.
从无法两全开始
现在急迫的生活问题当前，市民彼此勉力扶持自救。但偏偏网上有些好挥斥方裘的人，喜欢把问题搞到极宏观的地步，这个模式那个模式，这个路线那个路线，甚至动辄上升到“国本”的程度。
很多人都在极力论证，上海的代价完全可以避免，物资供应和现行防疫要求之间没有矛盾，他们总是举例，其他城市不就做得很好么？再摆出一副悲天悯人，关心市民生活的态度，带来很大的误导。
昨天就有一篇刷屏的文章可以作为典型（*《上海防疫，背后的国本之争》，本文目前已被删除），且不说文章中许多引用的数据是完全错误，比如其中提到中国一年流感死亡5人，好说明新冠死亡率高于流感18倍。
但根据复旦大学、中国疾控中心和香港大学的研究团队2019年9月在《柳叶刀·公共卫生》发表的《Influenza-associated excess respiratory mortality in China, 2010-15: a population-based study》论文，中国平均每年流感导致的流感样病例超额门急诊就诊例数为300万，呼吸系统疾病超额死亡例数为9万。
当然，本文的目的并不意图驳斥，前面提到的文章权当是个引子，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下一种逻辑的基本问题，即当前防疫需求与生活需求的两全。
《飞驰人生》
首先，当前防疫需求为何如此严格？支撑这一论证需要势必有两点，第一，病毒本身依然值得警惕，不管是后遗症还是高危群体的死亡。我们先接受下来，暂不反驳；第二，病毒传染性极强，现在已经强到很多人相信“物传人”，相信小区内油烟机管道的气溶胶传播的地步了。
第二个问题我想提醒一句，也许对其他城市的读者们也有关键帮助。不管是从学者发声还是身边人的亲身经验，尤其在已经闭门封闭很久以后，可以推论出，许多人是在核酸检测，或聚居拿团购、快递时交叉感染的。
现在绝大多数人佩戴的是医用外科手术口罩，但它更多的设计意图是防止手术时的喷溅，脸部贴合度相对较差，所以目前更推荐用纺织口罩压实、交叉在耳后增加口罩的密闭性，最好可以直接佩戴N95口罩，或许才能起到更有效的防护效果。
回到讨论，疾病很可怕，疾病的传播则防不胜防，这是防疫需求严苛的基础。在这个情况下，很多人却又认为，这与生活需要可以两全，物资保障很容易。现在全国物资涌向上海，无法配送的原因就是人力缺乏。似乎只要有人，大家的冰箱就会快速塞满。所以很多人说不该停快递，不该停外卖人员，只要他们还在正常运转，“最后一百米”的问题就迎刃而解，现在确实也是在向这个方向努力。
问题就是，是什么让这些物流人员之前在城市中消失呢？这是一个鬼打墙的问题，不就是因为疾病传播及病毒本身的可怕带来的“封闭循环”的需要吗？这些人员进出小区后，就打破了这个封闭的循环，产生了染疫风险，那他们每天工作结束后还可以回到小区生活吗？如果不能，他们又去哪里居住呢？
如果这个方式真的可行，那么势必需要快递和外卖人员在小区外定点居住，在当前方舱资源已经捉襟见肘的情况下，这样一个人数在五万左右的群体，又去哪里居住呢？居住地如果爆发疫情，岂不是他们又成建制地退出工作？这真的是一个稳健的供应方法吗？
当下，不管是大车物流司机全程被贴封条（这样的情况下，吃喝拉撒都需要在驾驶室内解决），还是这些骑手的求助，都侧面佐证了这一点。
网传某位骑手的求助信
这里，我们还完全没有涉及到“物传人”（虽然大规模物传人的实证还有待商榷），随商品密集增多带来的染疫风险，也完全没有提到“潜伏期”带来的不确定性，考虑这两点，增加“流动”带来的风险几乎呈指数级的上升。
当然对于前者，可能主张者会说，做好消杀就行，物品就不会有风险了。这完全是“理论上”的可能性，一旦配送开始出现一点点分散化的迹象，消杀的严格程度就会大幅下降。
因此，这件事没有这么简单的两全，既然疾病传播和病毒本身的可怕，需要我们以如此严格的方式切断“连接”，我们就不能轻佻地说：防疫需求和生活需求可以两全，定向增加一些“连接”就行啊。
对于当前的思维模式，在很多人担心物传人和户外气溶胶传播的情况下，增加连接就意味着增加极大风险。上海最近几日针对“是否可以团购”产生的拉锯和争端，市民的担忧，岂不就说明了这样一个根深蒂固的矛盾吗？
因此很多对当前模式的辩护逻辑实在远离基本事实，认为方法和模式很简单，出问题就是某地政府、或是某些人做得不好，似乎两全其美的方法就真的如此清晰而容易，简单到每个人都心知肚明，而做不好仅仅就是能力的问题。
一方面鼓吹病毒诡异地可怕和高传播，任何“流动”都非常危险；一方面又说当前目标没问题，代价不大，只要增加“流动”就可以解决问题。这不仅是缺乏对事实了解的空谈，而是根本在逻辑上就不通。
02.
城市运转的经验——
我们如何复兴上海
因此上述引用的观点，可以说并不真正关注民生，假惺惺地提出解决方案，他们想说的，不外乎还是现在的方向没有任何问题，甚至更进一步，他们还是对清除异己兴致盎然。推动所谓“共存”和“清零”的二元对立，并将“共存”进一步推向“西方”，塑造阵营对立，他们就是对这样的游戏乐此不疲。
我们不必对这种幼稚的邪恶多费口舌，通过上述问题的分辨，我想和大家探讨一个更深的事实——即城市到底依靠什么来运转，这对于现在的上海仍然有效。
很明显上面的思路呈现出一种“理性的谵妄”，以为问题已经“分析得”足够清楚，方案本身智慧又全面，只差好好地去执行了。
《人啊人》
在本次事件中，在很多问题的讨论中也流露出这样的倾向，例如认为上海有这么多高级的商业人才，但他们却被一群知识和能力都远不如他们的社会人士所支配，这是上海本次乱象的原因。甚至有人还梳理出“城市模式”的区别，上海的能力在商业而不在社区，而有些城市社区行政更强，如果面料同样的问题就会比上海做得更好。
似乎给上海空降1000名精干的居委会干部，或就地提拔一批专业人士组织成为居委会力量，问题就能迎刃而解。网上不也流传了很多专业人士组织社区很好的例子么？
但那些例子的新闻用词其实都有所夸大，不可否认这次小区自组织的团购非常关键，在有些地方也很成功，现在上海依靠自组织团购解决了非常多物资问题，但这种组织的经验，其实不能平移到社区和居委会，去面对很多组织和行政层面的困难。
我们在这里容易进入到“知识”、“能力”与“目的”的匹配模式，就像最后一百米运输困难，有人提出，“那多增加快递能力不就好了”。
我们就从快递这个例子开始，也许在上述面对快递和外卖人员的短缺中，你可以提出一个不破坏“闭环”的解决方案，例如通过从外地调来物流从业人员，这其实也在真实发生，还有调侃说想不到外卖这份工作也要出差。
但这件事大家都明白，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快递和外卖人员，他的配送效率相对来说一定是低下的。快递和外卖是一个非常依靠“经验”的行业，如果没有在一个城市居住，对路网和小区熟悉，仅仅依靠地图软件，这份工作很难高效开展。
可见，这份工作不靠“知识”和“能力”，而靠“经验”。
其实团购也是一样，在生活物资的紧缺下，很多人开始走上团购之路。但遇到的首先问题就是团购信息的真实性，在网上看到的一个团购信息，靠谱吗？是真实的吗？如果卷款走了怎么办？很多社区的“团长”们，在收款后的惴惴不安，都来源于此。
可有什么知识，可以帮助团长们像做数学题一样判断商家的合法和靠谱程度吗？没有，唯一的方式是经验，自己的经验或别人的经验，所以团购其他人有成功经验的货源，是大家一般采取的办法。
这就像你点外卖的时候，选择一个有评价，且评价还不错的外卖商家。你依靠的也是自己在交换中获得的经验。
居委会的工作也一样，这次社区微信群团购对大家都是全新经验，因此对互联网操作熟悉一些的年轻人看上去很有优势，这也来源于他们的互联网使用经验。
但如果因为防疫矛盾需要协调，需要与街道沟通组织，对接行政职能。一个在广告公司和互联网公司的精英，有多少可能完成？我相信他们对流程的梳理，沟通能力当然有一定帮助，但这件事的核心，依然是需要大量时间和实践积累的在地经验。
到这里，你应该逐渐发现我的观点了，仔细想想，什么事情是依靠知识或能力，而不是经验来运行？好像只要知识到了，也就是那个“理性的计划”到了，问题就会解决。但从来不是这样，城市的所谓积累，不是知识的积累，而是经验的积累。
城市在密集顺滑的经验中稳定运转。
03.
知识与经验
这是哈耶克一直想告诉我们的，高高在上的理性计划，因为其无经验性，根本不可能实现。我们现在所看重的那些知识、理论、模式、路线并不那么重要，真正的知识就是经验。
我们在城市里生活，依靠的都是经验和经验的累积。商业文明不是商业的知识，而是商业的经验，你进入一家便利店，在外卖APP中，在网购APP中，大多时候可放心地购买，而并不担心欺诈，不担心质量问题，这就是经验和经验积累起来的作用。
当这一切都消失，我们过去的经验被切断，必须重新建立点对点的网络团购，这些经验缺乏成为问题，我们才会担心对方是否真实，货物是否可以送到，是否如他的承诺。
这样的经验，不是通过行政体系打分评比完成的，“上海发布”中提供的团购商家除了真实性外，时间效率和质量并不会靠谱多少，团购发起者只能通过一笔一笔的交易来积累真正重要的知识。
这就像平时餐厅的选择，你是相信大众消费者一笔一笔的评价，还是相信单独一个美食家的评论呢？这不是知识问题，美食家会在口味上分享他的经验，但服务好不好，菜品质量是否稳定，这需要长期经验的积累来完成。
《人啊人》
城市的生活，大大小小，几乎全部依赖这样的经验。我们说上海是个“商业”城市，这里好像在说有很多不同模式的城市，上海只是其中一种，是否还有行政的城市，是否还有公益的城市？
但其实城市都是如此，凡有人与人交往沟通的环境，我们就依靠经验构成交往和沟通的基础。都说上海在商业方面发达，不过是说，不管在商业、职场、贸易、行政的环境中，上海都更能让人安心，这不是因为上海人多有知识，而是因为上海在这方面更有经验，也更依赖这些经验编织社会。
在一个人才市场交流发达的地方，像是上海，不管是企业选择个人，还是个人选择企业，都有相对足够的经验进行优劣的识别，因此这是一个高效的人才市场。而这类经验欠缺的地方，则更容易依靠人际关系等要素构成选择，但越是如此，他们就越难以形成良性的人力资源环境。
这不是路线之争，不是东西之争，不是一种崇洋媚外的环境崇拜商业文化，或者里面有什么自由主义的价值观。这就是人通过经验做事，通过一次次的交换和交往复制经验，从而结成一个有效的社会网络。这被称为“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不是“一种”令社会运转的方法，而是人与人的关系运转的“最基础”的模式，除了这个，没有别的方法。
我立即为大家举一个例子，很多人认为市场高效但不公平，计划虽然效率差，但足够公平。因此，似乎有计划与市场的两种模式。实际上完全不是如此，在本次上海的疫情防控中，各区发放了不同的物资，但在这种计划的“颗粒度”，仅仅能够精确到“户”，同样产生了问题。
比如我的亲身经历，一个五口之家所拿到的物资，同我这样一个独居者所拿到的物资，是一模一样的。这当然非常不公平，我因为户内人数较少，事实上成为了这种计划体制的既得利益者。
要求这个计划体制精确到人进行发放，太不现实，不管从人数，到货物随人数进行安排，都远超计划本身的能力。就像小区内发放抗原自测盒，这必须精确到人，实际的执行方法，也是一大堆堆在楼下，由我们志愿去进行具体的分类和点数。
商业是如何做到精确到人的区分呢？难道商业组织来登记小区人数，并按每户来进行物资分配吗？当然不是，需求多寡是每户人自己完成的，人少的人少买，人多的人多买，就这么简单，这就是为何双向的交换体系，永远会比单向的计划体系高效。
过去我们总提到分散组织、涌现秩序，在一个商业秩序作为默认秩序的情况下，这些概念有点难理解。但在这样一个因为疫情，这种基于社会资本的秩序突然全面停摆，这样的秩序突然空缺时，他才变得显著而重要。
还有一个需要理解的概念是“自由”，在过去，这个概念总是有点“崇高”，有点虚。以至于有人在网上问：“给你自由，你拿它干嘛呢？”
在现在的背景下，这个问题变得很容易理解，自由就是可以按照自己的经验作出判断，因而结成这样一个社会网络的根本方式。而进入到当下这样一个无法依靠自己的经验，而仅仅能依靠指令和命令的环境，尤其当很多小区也许要丧失团购自主权的时候，一种实质性的“自由”就被我们完全感受到了。请注意，这里是感受到，而不是认识到。
自由、经验、商业，不是一种路线和模式而已，好像我们还有另一种选择和方法，其实没有，这是唯一可行的方式。
04.
没有那些二元选择
所以，我们经常泡在一个“二极管”环境中，好像一切问题都是二元对立。其实没有那些对立，上海人已经通过无数自主团购，建立起了临时的、替代性的商业秩序。现在的拉扯，就是这个商业秩序是否要因为防疫问题被进一步管束的问题，上海人已经在尝试重建新的社会资本，新的交换形式。
上海也释放了新的保障供应名单，名单上依然就是熟悉的超市、便利店、快餐店，依然使用各个外卖送餐软件来完成，这里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没有什么更大知识和智慧、计划可以设想的全新办法。
所以没有“共存”和“清零”的路线选择，有的就是我们到底要给“商业”制造多大的例外，因为很明显，大型城市不可能更换模式生存，让一个千万级人口城市稳定存续的，只能是市场和商业，没有别的力量具有这样的能力。因此不管防疫需求多么迫切和强烈，我们也不可能绕开城市存续的基本原则运转。
在更大的尺度上，也有文件发布，再次重提“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及“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市场与竞争，也就是上面提到，基于每个个体自由和经验的网络，即哈耶克所言的“扩展秩序”。
现在上海虽然通过市民的自组织，在构成一种新的交换秩序。这是这样一座拥有经验积淀的城市快速实现的，他们在旧经验上发展出新的经验。我为市民的主动性与快速的合作感到惊讶和骄傲，但却并不想为这个新的秩序唱赞歌。
首先这依然非常低效，要保证自己可以获得充足物资，现在很多人每天起码花一到两个小时参加各种团购，在各个小区担当团长的人，几乎每天一半以上时间在负责团购，这个替代秩序的效率非常低下，经常被干扰出现无法发货、无法配送、错配、质量低下等情况。
其次，价格依然高昂，蔬菜、牛奶、速冻食品的价格都在日常两倍左右，在市场配置下，这是稀缺中的必然，这甚至无法通过行政罚款来解决，罚款的结果就是物资彻底断供。
最后，当然是最严重的，在团购中艰难维持生活的市民，很多人的经济收入被切断，他们有一点自由去购买商品，却没有自由将自己置入劳动力市场赚取必要的维持生活的费用，这种只出不进的生活当然不可能持续。
而现在最大的矛盾，还是一定需要“流动”的商业社会，与压抑着“流动”的防疫目标之间的矛盾，这绝不像他们鼓吹的，可以“轻松两全”。现在问题的解决，尤其是民生供应问题，一定需要依靠行政松绑市场，而不是像许多人说的，靠强化行政来完成。
《同流者》
现在上海所看到的一切乱象，不由分说地对居民施行强制隔离，对宠物的处理，罔顾法律而仅仅服从“命令”的行为，都来自“行政”压过“交流”，因为法律，也是我们设计的一个基于规则的交流体系，但现在可怖的，就是连这种最低限的原则性抗辩和边界，都在行政的“命令”下失效。
这不会是发生在上海的特有现象。如果有人相信一切都可以通过“命令”和“指令”完成，那罔顾市民基本权利的事件不会只是个案。
因此二元对立，是那些迷信行政，寄希望于强化行政就可以解决问题的人创造的。在此，还暂时不提病毒演化到现在，是否值得行政如此干涉的问题，即便在接受防疫目标的情况下，民生与社会也绝不是进一步强化行政就可以解决，而恰恰与其相反。因此不论上海如何被咒骂，我们如何讨论各种模式，这个基础是不会改变的。
尾声.
我们内部没有敌人
因此我们不必在内部寻找敌人，那些每天叫嚷着要寻找的敌人，也根本就找不到。并不存在如此极端的二元对立情况，一部分人只代表商业，另一部分人只代表非商业；同理，就像只支持清零的，和只支持共存的。
然后阴谋论再次被炮制，对立从中浮现，他们又天天闹着要揪出“我们里面的敌人”。但你看那些以前最爱制造这种对立的人，那些在微博上生龙活虎的挑唆者们，他们很多人生活在上海，最近不也立即令人惊讶地恢复了常识，说出令人意想不到的话了么，他们好像突然就清醒了。
这就是因为城市的停摆，经验的中断，让那唯一的模式凸显，路线之争一下子就结束了。
可见那些还能够叫喊着反对上海，反对商业和交换，将支持商业与城市秩序评价为“傲慢”，并以此为敌的人，正是因为他们还能自由地生活在商业和交换的秩序里，他们能够走出家门、消费购物、参与工作、获得报酬，在网上挥斥方裘。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当这一切被按下暂停键，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本文原名《在城市的崩解中，我们在此回溯城市的根本》，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看理想平台立场，欢迎提供不同意见的讨论。
头图来自《飞驰人生》，编辑：苏小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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