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众所不知的原因，上一篇写上海疫情的文章已经不知所踪。我甚至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凌晨一点还麻烦人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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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我上一篇文章措辞已经够温和了，很多更深入的问题都没有触及。本来我是有六点反思，但是毛主席教导过我们：“不要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嘛。分开放，打烂了一坨，还有一坨！”所以我只写了前五点，更触及灵魂的第六点打算另发一篇文章，尽最大可能保留革命力量。但是没想到这样温和的建议都留不得，我除了说机会主义、投降主义之外也没说啥更激烈的词啊，也说不准是题目的问题，所以我本文的题目就定为《上海抗疫感动中国，背后的故事令人暖心》。
继续上一篇的话题，来说说五点暖心之后的第六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定的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以香港为例——香港在病毒面前很快投降，甚至拖累了深圳与上海两个特大城市。我们现在的聚焦点都在上海，却忽略了香港极其恶劣的“吴三桂行为”，这是不合理的。我们先从香港的“献关”说起。
病毒传播的路径是跟全球化高度相关的，所以在现在中国成为全世界抗疫最后的净土之前提下，最先容易“破口”的就是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个“破口”是双重意义上的：第一，对外交流更密切，更容易接触到输入性传播；第二，因为经济非常依赖国际贸易、金融，所以更希望与病毒“共存”，开放防疫措施，赶紧继续跟国际接轨。这次香港没有什么心理压力，果断躺平了，林郑自己很爽快的都承认了——这是国际金融资本的意志。
同理，东南沿海某直辖市跟香港有着类似的经济基础，但是它至少还是我们体制的一部分，不敢摆得太明显，不过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是不是三月中下旬的时候，从网红医生到体制官僚，暗示放开的声音不绝于耳？
这主要还是经济基础决定的，《我不是药神》里一句经典台词：最大的病是穷病。还有一句话：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这两句话现在再来思考一下再恰当不过了：说明在疫情的影响下，不但世界发生了割裂，我国内部也产生了裂痕。长三角和珠三角高度依赖于国际经济、金融、进出口，三年的积极防疫确实让本地经济很难受，更有很多辛苦的打工人境遇雪上加霜，也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某些本土市民布尔乔亚阶层的“精致生活”，从而引发了怨言；而对于没怎么吃到全球化红利的内部省市来说，封城半个月彻底控制疫情，就是最优的选择。看这次河北沧州，十几个确诊的时候就果断封城了——几年前为了环保，全市的工厂该关都关了，现在封一下有啥影响呢？
这里不是在为共存派洗地，读我文章的朋友都知道，我一直是从理性分析来推断，“动态清零”其实是损失最小的策略。同时我也不认为当年为了环保，一刀切关停河北所有工厂是合理的，河北人民所承担的失业苦难要比疫情早五年多到来。我举这个例子不是在说谁对谁错，而是分析一个颠簸不破的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现在网络上对于封不封城、放不放开、共不共存的讨论，都是由不同经济基础、不同阶级身份的人发出的不同声音。
其实大家看一看买办阶层就知道，拥抱西方资本有多香——相当于出卖灵魂认了个爹，你马上就成富二代了——富二代有多爽，买办就有多爽。正所谓投美一身轻，不光人是如此，地域也是如此——全球化红利吃到饱，背后劳动力资源粮食源源不断地输血。结果疫情让所有地区强行回到前现代，去全球化损失可能比疫情损失还大，所以有些人和有些地方……
近四十年来，东南沿海地区有了飞跃式的大发展，以至于有些官员和百姓认为这里是“最适合经商”“最适合发展经济”的地方。但事实上，中国地域或某个产业的经济发展与否，很大程度上看政策倾斜。三线建设证明了，中西部地区一样可以有飞跃式的经济发展。东北老工业区的衰落，也不是因为当地突然不适合搞工业了。现在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基石，还得靠一些重工业重镇——攀枝花、十堰、六盘水、宝鸡等等，都是三线建设红利。我在上一篇被删掉的文章中，也批驳了“投资不过山海关”这种说法的错误性。
东南沿海为什么在近四十年能有突飞猛进的发展，而中西部与东北地区相对衰落了呢？并不是因为某地人民突然适合搞经济了，某地人民突然不适合搞经济了。因为政策导向下，东南沿海忽然具有了特殊的资源禀赋——国际资本进来了。同时，中西部广大地区，为东南沿海输送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但是这些劳动力的子女、老人，以及他们的户口都在家乡，产生了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社会问题。
也就相当于，孩子上学、老人看病，这些成本都是中西部、乡镇农村们承担的；但是劳动力的打工，剩余价值和税是实实在在交在东南沿海的，同时租房要租当地的房子，消费也是在当地消费；但是最后大城市户口落不下，房子买不起，最后还是要回户籍地养老，消耗户籍地财政。
所以说富裕地区，尤其是大城市，他们是“轻装上阵”的，其繁华与发达背后，是廉价劳动力、留守儿童、空巢老人、衰落的中西部与小城镇，他们共同贡献出了一个个车水马龙灯红酒绿的现代化大都市。然后还要被瞧不起，被称之为“外地人”“乡下人”。发达地区不是“天生”的，大家都是中国人，不存在某些地区就是因为某种“优良品质”变富，而某些地区因为“恶劣品质”变穷。
当年对于政策倾斜到东南沿海地区是这样表述的：“中国人多地广，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富裕，而是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的帮助后富的，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现在可不能翻脸不认人了。
东南沿海近三十年的高速发展，主要是在引进国际资本层面上具有比较优势。但是须知，引进国际资本的同时，是以其他地区同类产业无法发展甚至破产为代价的。我高中政治课本第一册，讲了九十年代初国企改革的三个例子，一个是沈阳消防器材厂破产，一个是十堰汽车配件厂破产，一个是太原车床生产线破产。这三个老国企破产的原因全部是因为“经营不善”，但仔细查看其背后的经济脉络，其实是有国际资本投资的同类型工厂开在了东南沿海。人家技术积累了上百年，有着多少成功的经营经验，有着那么丰厚的资本打价格战，我们才起步三四十年，竞争不过也是自然之理。
但这个问题就在于，这些老国企破产之后，那些工人要么风雨凄惨吃一个下岗工资，要么就得背井离乡去东南沿海打工——因为同类型的工厂都开在那里了。这样就是上文中所述的，从为家乡建设建设做贡献，变成了把老人孩子等包袱丢给家乡，去被国际资本剥削剩余价值，去在东南沿海消费、租房，进一步加深了地域差异。
但是地域差异是小问题，关键在于我们的核心产业体系受到了冲击，变成了“造不如买，买不如租”，比如十堰那个汽车配件厂，破产之后被某国外汽车集团收购，还是干一样的工作，但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技术积累就没有了。
另外，有一些地区的经济基础就变了，他们靠国际资本的比较优势发展了起来，自然天然地具有亲西方属性，比如下面这位朋友，不经意间就会说一些大实话——
当然，对于这些事情并不能一刀切而论，上海市的市民也分为不同群体。不过我有一个类比，上海挺像现在的美国——产业空心化，以金融为主。它的实体产业都转移到昆山、江阴、苏州、张家港甚至合肥这些地方，当然这比北京强，非常有效地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这些地方常年都是在全国百强县排名前几的地方，这就是体现东南沿海比较优势的地方。但是呢，上海实体产业就相对“空心化”了，支柱产业变成了金融、商贸、进出口与房地产，所以这种经济基础也就产生了相应的上层建筑。
根据伟大的唯物史观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北伐战争时期上海工人三次起义解放上海——因为那时候上海是中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城市，无产阶级最多的城市；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新中国建立，上海成为了反动势力的大堡垒，因为蒋氏国民党就是买办政党，上海就是买办大本营；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六十年代，那个历史时期的那件事，全国一片红、上海最红——因为买办资本都被接管、改造、归人民所有了，市民的主力都是国营工人，而上海也是全国工业实力最强的城市；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现在……
所以说咱就事论事，坚决反对一刀切地域黑的行为，上海也是当之无愧的“革命老区”，我们要历史的与立体的去看待问题。不过也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以牺牲其他地区为代价，让某些地域的经济基础变成了亲西方资本的，这笔账划不划算呢？

我本着克制的情绪和语言，简单再多说两句吧。“毛泽东主席早就发现了，从中央到基层党支部，很多都是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你不摸他，一点事都没有，还照常是模范，照常当劳动英雄，照常是人大代表，只要你去摸一下，几乎都有问题。很多是公、侯、伯、子、男的封建统治，使共产党脱离群众，究竟怎么办？这是使毛泽东经常睡不着觉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的问题。”——王力，毛泽东秘书。
其实这个疫情就是“摸”，疫情没来，大家相安无事；疫情爆发，几乎都有问题。但是某东南沿海直辖市的问题，有些让人看不懂。武汉当初出现了物资不足、居民饿肚子的现象，还有临时加价发国难财的，但是初期的混乱过去后就没有类似的负面消息了；西安当初也有几例拒诊现象，一位孕妇流产，一位父亲心脏病去世，但是大家狠狠骂过之后，西安也没用类似的负面消息了。怎么偏偏就它，这都多久过去了，大家骂也骂过了，删帖也删过了，还出现各种物资短缺、倒买倒卖、以劣充好、天价粮菜的新闻；还出现病人得不到及时救治的新闻？“革命老区”是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呢？看完本篇文章，大家再稍加思索，估计会得出一个答案。
还是那个结尾：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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