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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戴耘
编辑|渡十娘 

作者简介:戴耘博士,出生上海,就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教上海大学文学院,1991年赴美留学,获Purdue心理学博士学位,现为纽约州立大学(Albany)教授
陈刚教授
十天前(2022年1月20日),联邦检察官正式撤销了对MIT(麻省理工)教授陈刚的起诉,离正式起诉陈刚教授向联邦政府隐瞒他与中国的合作等几项指控,整整一年过去了。这是川普政府三年前成立“中国项目”(the China Initiative)以来最引人注目的案件之一。美国社会对“中国项目”的最主要关切是,原先针对经济和技术泄密窃密的“中国项目”越来越像一个针对华裔科学家的“研究伦理”(research integrity)的追剿。陈刚案件的状告,主要也是他在申请联邦拨款时是否隐瞒了他和中国的合作关系,和他是否涉嫌泄露技术机密没有关系。今天(一月三十日),“亚裔美国学者论坛”组织了一个网上研讨会(webinar)。主要发言人有陈刚本人,陈刚的辩护律师Rob Fisher,国会众议员Ted Lieu,还有在台湾访学的Seton Hall大学的法学教授Maggie Lewis。
陈刚教授的发言主要叙述了FBI在调查他时的种种滥用司法权的行为,他例举了七条。我印象中最深的是三条,第一是断章取义,罗织罪名,牵强附会。例如陈刚留下的一个给MIT负责联邦项目机构的与中国合作事项的备忘录(电邮记录),检方把最后一句“让我们一起做这件事”掐掉,记录成为他“私自”和中国合作的罪状。第二是FBI自己功课没做好,就草草上马,起诉了再说。这属于草菅人命的行为,但从他们的角度,有“中国计划”背书,“政治正确”,这样的起诉多多益善。第三是向辩方隐瞒证据,应该给辩方的证据材料(尤其是不利于检方的)藏着掖着不给辩方律师,这违背了证据公开(包括材料限期提交辩方)的条例。
陈刚强调了这样的判案不仅对个人造成伤害,它对美国的学术环境、对美国的科学研究也造成巨大伤害,它引发了“校园恐惧”(terror on campus)。陈刚说这件事给他自己的最大教训是作为学着你必须关心政治。你不关心政治,政治会来找你;有不公正必须“站出来”(stand up)反对。陈刚还针对FBI办案人员的素质,认为执法人员本身需要教育。
法学教授Maggie Lewis说了几点,第一、这件事和整个大气候有关,国会中的竞争法案直接以中国人为对象,还包括和中国人有关系的人。这种不设条件的提法本身有悖于美国人的价值观。第二、如果没有“麻省理工”的财力和影响力,陈刚案能不能这么快撤诉还难说。第三、有些法律程序,不利于弱势的被告,比如“私下妥协方案”(Plead Bargain),因为不到正式审理阶段,检方有什么“底牌”你不知道,所以被告面对联邦政府这么个强大对手很可能即使无罪也认个小罪降低损失以免牢狱之灾(记得李文和的案子也是这样了结的)。这样的法律制度对弱势被告不利。事实上,检方在几个月前希望陈刚承认自己的隐瞒错误可免于刑事诉讼,被陈刚拒绝了。第四、由“中国计划”引发的社会公正(social justice)问题不会因为这个案子甚至“中国计划”的撤销而消失。
代表加州第33选区的国会众议员Ted Lieu谈了两点,第一是为什么“中国计划”(the China Initiative)这么一个主要关注“技术间谍”的联邦政府行动计划最后蜕变成为一个指控研究者程序违规问题的项目。因为陈刚的所有研究拨款都是公开的(non-classified),不涉及技术秘密,这种案件性质竟至于事前不打招呼FBI十几个人荷枪实弹突然上门手铐脚镣拘捕一个著名科学家并搜查住所,形同抓捕一名通缉犯,太不相称了。Ted谈的第二点是“锚定种族”(racial profiling)的执法偏见,这个词原来多用于针对黑人的执法,带有强烈种族歧视意味,仿佛人家是黑人你就有执法授权。最后Ted呼吁大众应该用社交媒体发声来影响公众舆情。
陈刚的辩护律师Rob Fisher的谈话主要还是从技术上告诫大家,无论是在家还是办公室还是在机场,当遇到联邦执法人员盘问时,首先要知道你自己的权利,如你没有律师在场你有权不说话,然后要尽快知会律师。这种自我保护很重要。
我关注“中国计划”已经有段时间了。“中国项目”三年前成立于川普执政时期,到去年年底约起诉了近80个案件,涉及150多人,其中90%的涉案人员有中国血统。虽然拜登上台后案件有所减缓,但起诉并未停止。相对于全美国大学教员约二十五万,华人约占5%,即一万五千多名。我算了一下我们学校的有固定编制的教授,大概全校占比7-8%左右(在加州和纽约州会高些)。事实上,这些华人(尤其是从事尖端科学和技术的,还要加上许多大公司的研究人员)成了高危人群。虽然有意退隐江湖,我依然有维权的冲动。
今天的这个讨论,我有如下感想:
第一个感受,这样的事落到任何人身上都是灾难性的,即使像天普(Temple)的郗小星、田纳西大学的胡安明、或是“麻省理工”的陈刚。案件最终撤诉了,个人和家庭已经受到很大打击,damages are already done!留下的阴影是一辈子的。联邦检察官们、FBI调查人员只是被打了脸,但他们会死扛不道歉,这样就可以不赔偿(像陈刚这样的案子,国家赔个百万美元并不为过),好在昂贵的律师费有财大气粗的“麻省理工”来扛(胡安明几十万美元的欠债好像田纳西大学也给补偿了)。
第二个感受,校园恐惧是真实的,美国和前川普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拜登上台后稍缓,但“中国项目”并未撤销,说明他并不愿意背“向中国示好”的锅。大部分美国大学没有“麻省理工”的地位,所以,作为校方更容易委曲求全,因为涉及学校名誉、财政来源(像我在的这种研究型大学,每年都需要从联邦政府那里获得数亿研究拨款),能真正跟联邦政府叫板的不多。但学校联合起来,依然是不小的力量。毕竟,没有美国的大学撑着,美国的综合国力会失去一根重要支柱。
第三个感受,作为华人教授,需要抱团取暖,需要有发声的渠道。我们学校也在胡安明案件成为全国事件后组织了华人教职员协会(现扩大为亚裔教职员工联盟),也得到了校方的支持。但作为华人,更需要懂点法律,尤其是像我这样从中国来美国的第一代移民,普遍法律意识不强,法律知识缺乏。
第四个感受,社会正义是需要争取的。即使在法律意识相对较强、法律规定相对完备的美国,你不争取,照样会吃亏,尤其像我们这样的少数族裔。社会公正靠的是大家的正义感和发声渠道。如果别人遭受不公,你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轮到了你自己,就哭爹喊娘,这样的社会,不会有公正。默认不公,你就是帮凶;帮别人打抱不平,你就是帮自己。
戴耘写于2022年1月30日星期日(小年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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