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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的思想，不仅影响了当时社会的政治文化，也大大的影响了后世千百年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文化。

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是中国历史上十分重要且特殊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奠定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诸多格局。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一年，汉武帝下诏全国进行贤良对策，在全国范围内征召人才进行专门的答辩，以这种方式解决时事问题，选拔优秀人才。其中有一位叫董仲舒的大儒，前后连续上了三篇文章给汉武帝，史称“天人三策”。这“天人三策”从此决定了汉武帝内政外交的基本格局，也对中国封建社会影响深远。那么，这三篇文章写了什么内容呢？它传达了怎样的思想纲领呢？

《历代帝王圣贤名臣大儒遗像》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

董仲舒“天人三策”思想，可以从三个方面把握：整体骨架、政治原则、实施纲领。

整体骨架：天人感应

说起“天人感应”，我们要先来说说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从思想背景来更好地理解“天人感应”的思想理论。

众所周知，我们的老祖宗主要是以农业为生的。古代的农业嘛，就是靠天吃饭。顺着老天的意思，春种秋收，该播种的时候播种，该收获的时候收获，这样才能有收成，有饭吃。如果拗着老天爷的意思干，秋天的时候你播种，春天的时候盼望收获，那能行吗？肯定不能。就是在这种生活经验的积累下，也就锻造出当时中国人的一种“民族性格”。这种性格，就叫做顺应天道。

关于这个“天道”，古代人有两种看法。

一种看法认为：天是“帝”，是“百神之大君”，是天地万物的最高主宰者，掌握着人间的一切事物。这是商周时代比较传统的认识。在先秦学派中，以墨家对此最为坚信。他们认为天就是至高无上的神明，这个神明的意志，也就是“天志”，是要人们“兼爱”的，也就是爱别人与爱自己一样，爱别人的父亲与自己的父亲一样，爱别的国家与爱自己的国家一样。这样天下才会太平，人民才会幸福，天神才会高兴。

秦始皇嬴政（剧照插图）

另一种看法：认为天是“自然”，是各种客观的规律。日月星辰的运行、万物的生长和死亡，都有某种客观规律在那里。神明或许存在，或许不存在，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神明也是某种自然规律的运转所造就的，也必须服从这一客观规律。这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又实实在在存在并决定万事万物的某种力量和规律，人们一般叫它“道”，但有时也叫“天道”，甚至直接叫“天”。这种观点，则是先秦的道家学派提出的。而先秦的其他学派呢，则比较复杂，很多人的观点可能是综合了这两点，或者对此保持中立。不过，起码在先秦大多数人看来，“人道”和“天道”是联系在一起的。人要顺应“天道”，而不是违抗它。

这种认识简单来说，就是人对于“天道”无条件的服从，或者说是遵循。比如《吕氏春秋》中的十二纪，就很详细地讲了在哪一季哪一月应该做什么，顺着老天爷的节奏来，而不是想什么时候干什么就什么时候干什么。这样的一种思想也渗透到了董仲舒的脑子里，成就了他的思想骨架。

董仲舒雕像，德州董子园

因此，董仲舒在文章开头就说了：如果统治者做得不好，不符合上天的规矩，也就是“天道”，那么老天爷会降下天灾来警告国君。如果还不改变，就将有各种奇怪的事情跟着出现，目的也是为了让国君害怕。如果还不听，那么老天爷会降下最严重的惩罚，让你亡国，让天下换一个朝代来取代你。这在古代，就叫做“革命”（变革天命）。董仲舒的意思很明白，皇帝都叫“天子”，是老天爷的儿子。老天爷对自己的儿子，当然还是疼爱的。儿子一次两次不听爹话，老爹一般就是骂一顿警告一下。但儿子老不听爹的话呢，那就必须得惩罚了，得打了，得“革命”了。儿子要是听话，那么爹也会奖励他，降下“祥瑞”，这被认为是君主功德的证明。

董仲舒在著作开头就说了这些，用意应该再明白不过了：陛下你别以为天底下你最大，谁也管不着你，你就能为所欲为了。有老天在呢，你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你这个王朝在老天眼里的印象，从而决定了这个王朝的命运。受此影响，两汉的皇帝虽然不一定多开明仁慈，但对上天总是特别敬畏，不太敢胡来的。董仲舒的目的在于制衡君权，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达到效果了。

政治原则：任德不任刑

说完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也就是天子必须服从“天道”。接下来，我们就讲讲董仲舒所谓“天道”的一些具体内容吧。换句话说，董仲舒扯起“天道”这个虎皮大旗，是想要汉武帝照着他说的哪些去做呢？

大家可能都知道，孔子有一句名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句话的意思是：通过政令引导、刑罚规范百姓，百姓即使能免于犯罪，却也不会有羞耻心；通过德行引导、礼乐规范百姓，百姓就会有羞耻心，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可见孔夫子对德和礼乐是非常看重的，对法律的惩罚则要看得低一些。

董仲舒及《春秋繁露》

董仲舒是靠钻研《春秋经》成名的，自然是儒家的学者、孔子的信徒。孔子对德治的推崇也被董仲舒这样继承下来了。董仲舒以“天人感应”来宣扬自己的学说，那他的主要政治观点之一“任德不任刑”，自然也被如此加工，成为上天的意志了。这就是著名的“阳为德，阴为刑”，通过阴阳来说明德治的位置更高一些。

说起阴阳，这又是董仲舒的核心思想之一了。最早的时候，阳的意思是正对太阳的一面，阴的意思是背对太阳的一面。后来在《老子》中，则用来反映事物的辩证关系：万事万物都有其对立的一面，且与对立面相互依存；事物会朝着相反的一面不断循环运动。这就是老子认识中的“天道”（宇宙万物所普遍遵照的客观规律）。

道家的太极图

但在《老子》中，阴阳的概念只是提了一下，并没有发挥开。后来的《易传》则很大程度上发挥了《老子》的思想，将阴阳提到了“天道”的范畴上来：“一阴一阳之谓道”。《易传》作者认为，万事万物虽然千变万化，但不外乎是两种力量的互相纠缠：一种是主动力，也就是阳；一种是受动力，也就是阴。阴阳两者循环无端地运转更替，由此才产生了万物的各种变化。这无疑是对《老子》思想的巨大发展。不仅如此，《易传》作者还修改了《老子》中以柔弱为主的辩证思想，转而以刚健、主动的一面为主体，强调“阳尊阴卑”“自强不息”，将阳的地位大大提高了。

后人认识阴阳，就都秉承着这样的观点，认为阳尊阴卑。春夏万物生长，对应阳；秋冬是万物凋零，对应阴。这种思想被董仲舒发展，就认为德治对应生长，因此对应的是春夏，是阳；刑罚对应肃杀，因此对应的是秋冬，是阴。阳尊阴卑，因此应该以德治为主，刑罚为辅。这里应该注意的是，虽然以阳为主，却不能离开阴的辅助；同样的，在董仲舒看来，德治应该为首，却也不能少了刑罚的依托。至于德治如何展开，首先就是“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从君主自己做起，修养德行，以影响百官万民。至于其次，则要交给教育了。

实施纲领：礼乐文教

教育，是儒家最为重视的事业之一。

儒家的祖师爷孔子，便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在儒家看来，教育不仅能增长人的知识，更能提高人的整体素质，陶冶性情，使人有自己的道德原则，懂得行善避恶，完成自我价值的实现。

来源：中国孔子网

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向善的，所以应该通过教育发扬自己的本心，将自己本心的潜能充分发挥出来，从而达到善的目的；

荀子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所以应该通过教育节制自己的本性，使之慢慢改变，“化性起伪”，从而完成对善的追求。

孟子和荀子的思想方向看起来截然相反，但他们的落脚点却是殊途同归的：人需要教育，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行善。落实到政治上，就必须行仁政、布礼乐，通过统治者的道德修养和合理施政，将善施于国中，使每个国民受到完善的教育，从而也能行善，成为君子。而这正是董仲舒最重要的政治思想。

如前所说，先秦两位大儒孟子和荀子，对如何提高人的修养的方式是各不相同的。一个认为主要应该发展内在的潜能，一个认为主要应该通过外在力量来进行规范。而他们分歧的开始，则是对人性的观察和理解的不同导致的：一个认为性善，一个认为性恶。

而董仲舒的文教思想则综合了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思想，并且通过自己的发挥，构筑起了自己“性三品”的人性论思想，从而找到了相对合理的教育和修养的方式，为汉帝国甚至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奠定了政教的基本格局。

董仲舒首先认为，人性并不是每个人都一样的，而是分为“三品”，也就是三个等级。哪三个等级呢？就是从孔子所说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所分出的“上智”“下愚”和“中人”了。“上智”就是“生而知之”的圣人，不需要教育引导就能成材行善，比如说周公、孔子；“下愚”则是经过了教育也不能行善的小人，是“斗宵”，比如说桀、纣。虽然董仲舒有这样的区分，但这并不重要。因为董仲舒认为，不论是“上智”还是“下愚”，都是相当稀少的。大多数人都是“中人”，都是通过教育可以使之成才，也需要教育使之成才的人，教育与他们息息相关。在董仲舒眼里，这些人的人性是怎样的呢？由此董仲舒寻找到了怎样的一条教化之路呢？

在道家眼里，万事万物都有其相对或相反的一面，万事万物也都在和相对或相反的一面的对峙中不断运动变化。这是非常伟大的辩证法思想。而这种辩证法思想也被董仲舒继承了，至少在人性论上，董仲舒就没有将人性一概否定，也没有一概肯定它。他像分割阴阳一样，将人性一分为二，将属于善的本心的部分，称之为“仁性”，又叫“性”；将属于恶的七情六欲的部分，称之为“贪性”，也叫“情”。人的修养的重点，就是发展“性”而节制“情”，将“情”置于“性”的控制之下。所以说，董仲舒将孟子和荀子的思想进行了综合：人既需要发扬内在的善的潜能，也需要外在的规范限制内在的恶的欲望，两者缺一不可。因此，董仲舒同时讲孟子的“仁政”和荀子的“礼治”，将其综合到一块儿，统称为“德政”。

董仲舒墓: 也叫下马陵

至于如何落实具体的“德政”的内容，董仲舒认为，汉武帝应该首先发展太学，并且在教育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立思想上的大一统。太学是国家兴办的最高学府，学成者往往直接充任官僚，是很重要的国家人才的储备组织。董仲舒使汉武帝重视太学，其用心之良苦，实在是在为大汉王朝的万世基业考虑。并且，董仲舒讲求通过德才选拔人才，“选郡国之贤者”，反对之前通过财产和家世来选拔人才的制度，主张“不拘一格降人才”。这些具体的建议也都被汉武帝一一采用，成为了之后汉帝国施政的主要纲领。

总的来说，董仲舒的思想，不仅影响了当时社会的政治文化，也大大的影响了后世千百年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