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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铭 | 文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回家过年，其实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一件事。
俗话说，过了腊八就是年。而事实上，刚迈进腊月，很多同事就期待着回家。比如，食堂吃饭的时候，总有同事交流疫情进展、地方防疫政策和离返京经验。还突出表现在：1月6日15：30，行政办公室邮件群发了离京审批政策通知：“原则上倡议春节假期期间非必要不出京”“离京必须严格执行报备审批”。仅仅5分钟后（15:35），办公室又群发了春运抢票日历和攻略，提醒大家及时购票。
盼望着、盼望着，假期终于到了。可倏忽又走了，给人的感觉是它虽然来了，但又好像没有来过一样……
2022年1月30日—2022年2月5日，我返乡5天。所见所思所想，散记如下。
返乡前后
临近年关，无论是各级政府，还是准备返乡过节的群众，都绷紧了神经。大家共同的愿望就是：不要有本土传播病例。但可惜，西安暴发了一波疫情，各地也有零星散发。
1月15日，北京海淀疾控公布新增一例阳性病例。此后，海淀、丰台、房山、朝阳、西城，都陆续有确诊病例。海淀、丰台，也陆续出现中风险地区。
北京，既是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又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表率。城市治理能力，自然排在全国前列。所以，尽管北京有中风险地区，但疫情防控依然相对精准，并没有对我们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带来特别大的影响。
1月20日，一段视频在网上流传，某县长在会上说：“你只要返回，先隔离再拘留。”
“恶意返乡”成了2022年的第一个热词。1月21日，北京新增10例本土确诊和6例无症状感染者。1月23日，丰台全区开展核酸检测。陆续又有其他区开展全区核酸检测，我们这些在京工作的非京户籍人口，心凉了半截。
自1月23日开始，我就多次给家乡的社区打电话（各个街道和社区的电话在当地政府公号有多次推送，网上也很容易查到），询问当地最新的疫情防控政策。22日的时候，我在微信群看到有人说，只要从有中风险地区的县/区返乡，就要集中隔离7天、居家隔离7天，再自主健康监测7天，也就是“14+7”。这是典型的层层加码。
但我致电询问时，接线员却告诉我，只要不是中风险地区返乡，就只需要提前与社区报备，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证明，抵达当地后，再自主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即可。23日、25日、27日，我三次致电，回复都一样，且态度都很友好平和。返乡过程非常顺利，虽然我提前做了核酸，也没有人查验我的核酸检测证明。抵家次日，我又主动到当地医院，补查了一次核酸检测，免费。
从这个角度来说，持续的疫情或许还是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基层治理水平，或者说，至少提升了部分地区的政策执行方式。
就说我们市，2020年返乡的时候，可不是这个样子。说起来啰嗦，但有点好笑。
前年返乡
故事1：
2020年的时候，尽管疫情已经发生了一年，可我们事前仍然很难获取当地责任部门的咨询电话。但当我们顺利抵达当地高铁站的时候，专门有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在出口等待。并不说明意图，只是喊：北京来的来这里集合！
乘客们聚拢到两名工作人员身边后，两人就要求我们上交身份证，也不告知身份和用途。
待该次列车乘客出站完毕后，“制服”大手一挥：都上车！也不告知去向。现在回想一下，我们一群人，并未问明去向，就敢上车，一方面是由于对方身穿制服，代表公权力；另一方面，怕也是有很强的从众心理作祟：反正这么多人，别人都上，我也上呗。
上车以后，司机与乘客间有塑料薄膜隔开，算是一种“物理隔离”的手段。全程，司机跟我们没有任何交谈。最有意思的是下面这一幕，给我们现场演绎了恐慌、谣言是如何产生和传播的。
首先是大婶A给家里打电话，说是被拉上了一辆大巴车，不知道咋回事儿。家里人说，估计是防疫要求，可能要隔离。
接着是大婶B给家里打电话，说是可能要被隔离了，去哪儿隔离还不知道，反正让集中上了一辆大巴车。
这时候，整车人都有点乱哄哄的。
接着是大叔C给家里打电话，中气十足似又故作轻松还有点洋洋得意地说：“完了，回不去了，要隔离7天哈。”
接着又有很多人给家里通报，说是要被隔离。即使我们这些“沉得住气”没有给家里打电话的人，不得不说，内心其实也做好了被隔离的准备。你看，事实上，我们没有获取任何可靠消息，但我们几乎每个人都笃定：我们会被隔离。
所以，有时候，并不需要事前策划和幕后黑手，一个群体，就会基于一些非常有限的线索，推测、演绎出一个故事，并且不断补足这个杜撰出来的故事的细节，最终，大部分人都笃定，故事就是事实。
这种群体现象，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的《乌合之众》，写得非常清楚，感兴趣可以找来看。
故事2：
事实上，我们最终并没有被隔离。
乘客先是听从工作人员的指示，老老实实上了车。尽管经历了短暂的慌乱，但当所有人都笃定会被隔离后，车内反而又安静了下来，只有少数乘客偶尔翻找东西带来的“窸窸窣窣”和车辆偶尔颠簸一下的“咣当声”。总之，这辆不知道将要把我们载向何处的车，与我们日常搭乘的其他的车，似乎没有任何不同。
车辆行进一个半小时以后，我们到达了我们熟悉的，当地的一家酒店后院。有两个身穿白大褂、戴着口罩的医护人员在门口等我们。
我们下车后，“白大褂”喊：都来我这领身份证、登记。
一群人，乱哄哄地围着“白大褂”领身份证。我心想，如果真的有感染者，即使在车上没感染，此刻基本也都“全军覆没”了。期间，由于戴着口罩喊名字不清楚，“白大褂”，还把口罩拉到了下巴。
很快，我们进入酒店，每人一个房间。但是，酒店的这栋楼明显并没有被投入使用，床品不脏，但明显没有更换过；有的空调是坏的，有的遥控器没有电池；洗手间的自来水初放也是浑浊的，没有热水。
得，又没人理我们了。没有人通知我们，隔离后要做什么，要隔离多久。
大概十五分钟后，有两个“全副武装”的医护人员，穿着隔离服，来给我们咽拭子核酸采样。
到我的时候，我赫然发现，给我们采样的这俩人，就是刚刚在门口给我们登记的俩人……登记的时候，两个人的防护十分稀松，一个人还摘下了口罩……此时，又全副武装……
核酸检测当晚八点，就出了结果，所有人就都可以回家了。但每个人支付了80元的隔离费用（只入住了4小时，该酒店正式房间1天的房费为114元），收款账户显示是酒店。我当然对收费是有质疑的。但又能如何呢？预想中的隔离7天没有发生，就算万幸了吧。
基层辛苦
与上一个春节相比，这一个春节的疫情防控，尽管节奏依然很紧张，但在执行方式上，大部分地区，确实更加温和。比如，去年的时候，外地返乡后，当地社区防疫人员到户访谈，详细登记从哪儿来，仔细叮咛少出门。今年，没有实地跟进。但在大年初一、大年初二，县级、街道，两级防疫办公室，分别给我致电，再次进行流调登记。
两次接电话的时候，我都询问了对方，春节是否放假。答曰，春节期间全员当值，节后可以调休。
其实，不仅是因为疫情，基层工作人员才比较辛苦，很多时候都辛苦。事实上，很多老百姓对公务员存在误解，一直把“公务员”等同于“铁饭碗”。工作稳定不假，但铁饭碗里的饭却不一定那么香。绝大部分基层公务员的日常工作并不轻松，甚至非常辛苦，收入并不高，上升空间更是极为有限。
第一，相对来说，福利不错，但也不是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好，绝对不是高薪。
公务员工资主要由基本工资（职务职级工资）和津补贴组成。职务工资根据不同行政级别划定，职级工资由学历、工作年限确定，这两部分相对固定，全国标准统一。而津补贴部分较为灵活，可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地方财政水平确定。
比如，某县级市工作7年的公务员，工资构成如下：职务工资380元，职级工资408元，职岗津贴245元，地区工作补贴290元，综合补贴170元，医补6元，差旅费200元。此外，煤贴、误餐、通讯费、交通补贴等共1210元，实发2909元。另外，我询问了我们当地的公务员，答曰，第一年月薪实发到手不到4600元，工作五年后，实发月薪不到5500元。 
当然，公务员确实有一些福利待遇，比如免费食堂、医疗补助等等。
第二，上升空间极为有限，大部分公务员能在副科级退休就不错，少部分人可以熬到正科，也有少部分人一辈子科员。
道理很简单，一个萝卜一个坑。
举个例子，一个中等规模的县级市，正式有编制的公务员人数，大概在2000～3000人左右，正副处级干部总共有30～60人左右，正副科级干部大概280人～560人左右。正常来讲，新入职的为科员，工作满4年，第五年时才有资格升副科。有资格不意味着一定能上。
所以，为了缓解这种正常晋升序列的拥堵，地方又有一些创新，在科员-科级，科级-处级，再分一些职级，这就复杂了。
北大社会学博士冯军旗写过一篇博士论文叫《中县干部》，在某种程度上还原了一部分基层官场生态，感兴趣可以看看。
我想说什么呢？
年年考公热，但要不要考公，首先要对公务员的工作有清醒的认知，其次再看自己是否适合，是否喜欢。我盲目从众上个车，最多被隔离7天，如果盲目从众考公务员，考不上浪费时间，考上了发现不喜欢，再转行，又浪费时间，动辄就是浪费三五年。要慎重。
乡村修路
北大周其仁教授鼓励大家除了书本中的经济学，还要学习“真实世界经济学”，确实，生活中处处有经济学。
大概十年前，我们那边的乡村就陆续开始修水泥路。村庄出一部分钱，上级政府还会补贴一部分。有的村庄比较富裕，村庄部分，村委会全资承担。有的村庄财务情况差一点，采用村民集资的形式，可以出钱，也可以出工。这里面有什么经济学现象呢？
首先，公共品供给问题。村里修路，是典型的公共品。由于存在“搭便车”问题，如果没有其他的约束或者激励措施，村民很难自发地集资出钱把路修成。所以，地方政府出一部分钱，村干部再游说、激励富户或者乡贤出一部分，剩下的再村民集资，村民就有意愿有能力把路修成。
其次，迷你版以工代赈。有的村修路的时候，优先雇佣本村村民，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应聘”。这样，本村村民在务农收入之外，还增加了务工收入。修路的过程，既增加了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又增加了村民收入，相应的，村民收入上升，又利于消费。这不就是美国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施行的以工代赈吗？
最后，产业转移、规划问题和信息不对称问题。有点牵强，但也蛮有意思。我老舅家是个体户，主营业务是服装加工。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就把工厂从城郊搬到了农村（产业转移）。而去我老舅家有路线A和路线B可以选，都是上文提到的十年前修建的水泥路，路宽4米，且都是穿村路。
不同的是，路线A全程都是4米宽，没有错车道。路线B途经的村庄村干部比较有远见，路上每隔一段距离，就会修建一段5～6米宽，长度几米十几米不等的路段作为错车道（规划问题）。久而久之，选路线B的人更多，于是，沿途村庄临街的地方，就多了几个小卖部。有意思的是，路线A和路线B几乎是同时修建的，所以如果当时各村之间的信息传递再通畅一些，说不定路线A也会预留错车道（信息不对称问题）。
后来，我查了一下，交通运输主管部门2019年发布的《小交通量农村公路工程技术标准》，规定农村道路无大型、重载型车辆时，按照四级公路标准建设，3.5米宽的单行道，每公里不应少于3处错车道。不知道更早的时候，有没有相关技术标准，如果有的话，为什么A路线没有执行。
教育问题
外甥（姐姐的儿子）今年10岁，来我家吃饭。吃草莓的时候专心致志用牙签给草莓“剔籽”，这要是二十几年前我在亲戚家饭桌上用牙签剔草莓籽，我爸的大嗓门早就扯起来了：干什么！好好吃！但是我姐怎么说的呢？我姐说：对，好好剔，以后有女朋友，就得给她这么剔哈，吃火龙果也得剔！
培养暖男，从娃娃抓起，有读者家有适龄女儿吗？哈哈！
结果小朋友脸都红了，赶紧把草莓塞嘴里吃掉了。
其实，小孩子给草莓剔籽，只是一时好玩罢了，即使不管他，他也不会真的每次吃草莓都剔籽——那还不得累死。我姐跟我爸，反映出两种教育方式。一柔一刚。
那我是不是应该批判下老爸的粗暴的教育方式？其实也不是。不同的教育方式可能跟人所处的性格、年代、社会背景、受教育程度都有关系。很多人都说我独立，抗压能力强。所以，到底是老爸的“坏脾气”使我的内心更加强大，还是我的内心本来就足够强大，所以抵御了老爸的“坏脾气”，这个也很难说清楚。
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主体，有自己自由的意志和权利，不是父母的附属品，也不是成年人实现自己当年未竟理想的工具。如果你愿意把小孩子当平等的朋友对待，多一点尊重，少一点控制，教育小孩就不会变得那么复杂。
比如，我认识的一个年轻妈妈，允许自己读中学的儿子2022年第一天，自己一个人骑行几十公里，穿越小半个南京城。而班里其他同学的妈妈都不允许自家孩子这么做。难道这个妈妈不担心孩子安全吗？可谁年轻的时候没有个奇思妙想呢？我读大学的时候，也自己买了自行车，经常在成都的大街小巷骑行。本计划骑行川藏，后来车被偷了，只能作罢。
马尔克斯说：“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生命重在体验，什么年龄做什么样的事情，有些事情，错过了那个年纪，可能一生都不会再有那个想法。
说到教育，又不得不提2021年热议的“普职分流”。
2021年3月，教育部发布“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1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指出：坚持职普比例大体相当。这将意味着，中考结束，仅有一半的学生可以走向普通高中，而另一半将走进职业教育的大门。事实上，职普五五分流并非新政，几十年前就提出来了，2021年只是再次强调了这个原则。
很多专家建议“取消职普分流”。比如，2022年1月，北京大学国发院院长姚洋在媒体采访时就表示：“教育制度要进行系统性改革，根本是要转变思路，但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我认为可以从升学制度来入手，首先应该取消中考分流。对比来看，城市里的孩子被分流的可能性很小，被分流的更多是郊区和农村的孩子，这就造成了一种教育不公。”
当然，也有专家“支持职普分流”。
我个人观察，中国的职业教育改革，应该是想借鉴德国“双元制”教育的成功经验。关于中国的职业教育和德国的双元制，水姐在《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一文中有清晰的介绍，这里不展开。
从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来讲，我们确实需要更多的高质量技术人才。年轻人选择职业教育路径的前途或许也并非想象中那么黯淡。
但我想说的是，与德国相比，我们现阶段的国情，或许还难以为职校毕业的学生提供公平平等的社会环境，也会出现姚洋院长担忧的城乡教育不公的问题。
当然，教育部已经出台了包括双减在内的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成效如何，还需要子弹飞一会儿。
总体上，我认为，教育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缩小城乡间的教育差距。而另有一些问题，比如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问题，可能不仅是教育改革面临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教育改革之外的问题，应该全社会采取措施，合力解决。
总结
互联网时代，每到春节前后网上总会出现一个热门话题：现在年味儿变淡了。
迈入腊月，一直盼望着回家，但过年前两天，还不能最终确定是否可以回家的时候，忽然脑子就有点懵：如果不回家，在北京我该做点什么？过年要自己做饭吗？要不要打扫卫生、装饰房间？这7天假期要怎么过？茫然、慌乱、紧迫油然而生。当最终坐上返乡的高铁，望着窗外飞速后退的景色，一下子，心就安了。
或许真的是年味儿淡了，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长大了，或者变老了。刚满月时候我还抱过的婴儿，现在已经小学二年级了。今年我刚教会叫“舅舅”的外甥女，可能一眨眼，又该上幼儿园了。
时序更替，新故相推。
曾几何时，我们熟悉故乡的大街小巷的每一块砖、每一片瓦，可恍然间，我们漂泊在外的游子们和故乡，又成了彼此熟悉的陌生人。我们错过了故乡的很多人和事儿，可我慢慢感觉到，这种小遗憾或许也是美好的一种证明。
  • 作者：贾铭，青年经济学者、自由撰稿人。研究领域为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关注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政商关系、博弈论。
「 图片 | 视觉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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