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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的社区工作者
文/青禾
两年前的一月,武汉江城黑云翻滚,汹涌而来的新冠病毒,让人记起SARS的恐惧,却又盼望着它只是如SARS一样的飓风,来去匆匆。然而,两年过去了,狙击战变成了持久战。在这苦寒的冬天,一茬又一茬的变异再度来袭,全国许多城市一夜之间回到当年的武汉。不禁让人心有戚戚焉。
疫情的确在锤炼每个人,也在锤炼社会,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在忙碌的间隙里,停下来思考和梳理。我担心,那些曾经的努力和苦难,就会成为生活中的浮光掠影,很快随风而去。近些时,多地出现的防疫过度,一刀切,惟上不惟实,甚至漠视生命,流程大于天,等等现象,有不少也是武汉经历过的。比起来,武汉某些地方甚至算做的不错的。
回想起这两年战战兢兢的日子,翻看与社区交集的一些记录,心情复杂。社区作为执行防疫管理的第一线,到底运行如何呢,这里记录的只是我个人的一点经历和想法,不宏大,不全面,但很真实,或者能给今天各地的抗疫一点点启示。
我们过去都是归属于单位的人,虽然离开单位宿舍,住到小区,但除了交物业费,基本不与社区交集。自从疫情开始,武汉封城,社区一下子几乎成了退休人员的唯一管理者。后来,政府干脆决定,退休人员全部纳入社区,与原单位脱钩。实在没想到,古稀之年,竟然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生存系统。有失落,也有惶恐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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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领导都是年轻人,书记也是八零后。
第一次跟他们打交道是在武汉封城期间,因为在外地已经待了一个多月,重症药一直东挪西借,无法解决,申请回武汉。初始的电话是劝说不要回武汉,听我解释好一阵,才换了语气,答应办理一应手续。那是我进入新系统的第一个领导璇。
璇办事很利索,刚加上微信,各项细致的表格就发了过来,来来回回的审查,改填,直到符合标准,再打印上报到区防控指挥部。大约一周左右吧,盖着鲜红印张的批复就下来了。发到微信上时,几乎让我喜极而泣。从此,分管我们楼栋的这丫头,便成了我们两个空巢老人的拐杖。
武汉解封前一个月,我们终于越过无数道封锁线,站在了小区的大门口,那个在微信里认识半个月的女孩,正站在大门边迎接我们。
从头到脚,还有所有行李,仔细为我们消毒。然后特批我们到小区旁边的小超市买菜。那是最贵的一次菜价,土豆五元多一斤,西红柿十元多一斤,三四样小菜,近七十元。
进得院子,听不到一点声响,只有桃花寂寞的开得正艳。忍不住驻足,拿出手机拍照,立即就有巡逻人员过来制止。方知,院子里也是不能随意走动的。
更令人惶恐的是,昔日生机勃勃的院子,竟是天地洪荒般的死寂,连一点孩子的哭闹都没有。恍惚间,直感觉进入无人之境,心底透出无比的荒凉。
走过小径,见一只流浪猫,孤独的坐在花坛边的木凳上,一动不动。它或许在想,饿了啊,送食物的人呢,为什么还不来?不知怎么的,突然就觉得,坐在那里的,好像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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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想,也许小区业主也像我们一样困在外地了吧。可天刚暗下来时,忽而从每户的窗口,透出明亮的灯光,与白天的寂寥形成巨大反差!
不觉再次感受这黑白颠倒,仿佛是一部活生生的荒诞剧。
离开五十三天的家,格外冷清,也格外亲切,收拾屋子,做晚饭,最主要的是联系璇帮我买药。约好时间,然后在楼栋门口把重症病历和医保卡交给她。那时,天已经黑了,她在廊灯下利索的把几样东西清点一遍,点一下头表示可以,便急忙的转身离去。第二天下午,璇打电话说,药送到楼栋了。赶紧下去时,却远远的只见璇的背影,匆匆的走在寂寞的小径上。
除了上街买药,最琐碎的是买菜。南方人不习惯储藏,总喜欢现买新鲜蔬菜。解封之前,政府会组织送一点爱心菜,但实在很有限。说实话,那时全国交通尚处于半封闭中,网上说,农民的菜都烂在地里了,有的养殖场担心鸡鸭卖不出去,孵出的小鸡鸭也就地掩埋了。供需双方,各自成了孤岛。
社区为了居民正常生活,在小区开办了蔬菜售卖点,每天保证几样基本蔬菜。在空场地上用绳子拉一个区域,下去买菜的人,必须间隔两米的距离,队伍于是排得很长,排到跟前,只能有什么拿什么。这种模式一直持续到解封后较长一段时间,为我们这些尚未学会网购的空巢老人提供了许多便利。那些特殊的日子,我们才突然醒悟,原来,社区已然是我们的新家。
四月八日,封闭76天的江城,终于迎来解封。但我们依然很少出小区。一是出去要开路条,二是所有公共交通要刷健康码,三是内心还有恐惧后遗症。
亲眼见小区的一个老人因为不会用健康码,急得当场在物业部流下眼泪。疫情对于生活的改变,最难适应的是空巢老人。我们只好一直依赖璇的帮助。
社区工作人员应该说还是很有耐心的。记得五月份的时候,大约是为了解除全国对武汉和湖北人的疑虑,恢复经济和正常生活,武汉下决心开展全员核酸检测。那是首次在一个超千万人的城市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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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和老伴都很抵触,觉得应该把居家的老人排出在外。负责楼栋的璇也无数次跟上级反映,争取取消我们的核检,差不多相持了半个月,依然没得到批准。最后,璇带着医护到家里采样,保证我们担心的交叉感染不会发生。现在想起来,社区的工作还真够体贴的。看看后来经历几十次核检的城市,真佩服他们的耐心。
到了六月底,父亲生病住院,跟璇请示能否回老家照顾,她立即批准。以至八月份我和老伴要求到山西去旅行,她也没有任何为难。旅行回来,恰好我发烧了,当时很内疚,生怕是感染新冠连累社区。但跟璇打电话时,她非但没埋怨,还立即告诉我就医流程,并同街道人员一起赶到医院,帮助挂号,一直送进发热门诊,在确信我一个人能完成所有检查后才离开。
这两年中,我四度发热,每次跟璇联系,她都处理得既热情,又得体。比如去年七月发烧,她就让我不必去医院,在家观察即可,还告诉我服啥药。第四次是打疫苗以后,她又每天电话安抚,悉心观察我对疫苗的反映。在当时各地强制接种的氛围中,她却让我慎重对待是否打第二针,让我一定要征得医生认可,千万别拿生命开玩笑。她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令我和老伴很是感动。
当然,基层工作者中,因为年轻,或者个人认知的不同,也有许多碰撞。
去年十月,女儿家因为特殊原因,我和老伴必须过去帮忙。有天晚上,接到社区书记电话,说是让我们回武汉参加啥选举。我说,要求的时间内恐怕赶不回来,希望能够请假。她当即便又发过来可以请假的八种情况,并再次打电话说我们不属于可以请假之列。
我当时真觉得很无语,因为其中一条是,我们必须是在原籍。也就是说,在我出生的地方是可以请假的,而在女儿家里就是不能请假的。
我于是问她,我们只有一个独生女儿,作为七十多岁的老人,可以在出生地,却不可以在女儿家,这是啥逻辑?她说,文件就是这样规定的,她也没有办法。
我说,你执行文件没错,但是,退休后的老人,有各种情况都可能参加不了组织活动,并不是八种情况可以涵盖的。你作为书记,难道就不能变通,把实际情况跟上级回报,求得上级理解。你们在最基层,是百姓上传意愿的唯一通道,也是你们的责任。你换位想一下,我可能来回两千公里参加一次选举吗?
她无法说服我,只一个劲求我理解。我当然理解基层工作的难度,我自己也曾经在行政最基层工作十年。但我并不觉得,在基层就没有反映问题的渠道,有时,对于不符合实际的指示,甚至是可以抵制的。现在的环境为啥会如此呢?
我给她讲了我的经历,希望她能够履行基层工作者反映民意的职责。她却一直说,做不到啊,不敢反映,而且,反映了也不一定有用。没有办法,我只好请她灵活处理,就说我们在原籍吧。她勉强接受,答应试一下。
打完电话,和老伴感叹好一阵。那书记与我女儿同年,虚岁也四十了,不算年轻了啊!
还有一次,疫情波动的那阵,大门又设卡点了,从卡点进出要刷健康码,量体温。但是,卡点又贴了告示,凡小区居民,进出自己带门禁卡,从旁边的栅栏门进出。这也就是说,小区居民进出是不必要在卡点量体温刷健康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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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从外边回来,直接就去刷门禁卡,结果,卡点值班的女孩跑过来就劈头盖脸的一顿批评,保安也围上来,问为啥不去刷健康码,不测体温。那架势,仿佛抓了个嫌疑犯。
当时真把我气得够呛,不是你们让小区居民自己刷门禁卡进出吗?我也是照章办事啊,错在哪里?即便算是我错了,也不至于如此盛气凌人的教训吧,谁给你们教训人的权力了?她还在那里大声嚷嚷,且不依不饶。算了,懒得与她争论,直接进去找书记,好好给他们上了一堂权力课。
说实话,真正懂得权力来源,又懂得如何运用权力,是一个既简单却又难以践行的课题,尤其在我们这种文化传统里。
社区工作人员都年轻,上面给的压力又大,根本没时间去思考啥权力来源,只知道执行上级意志。这我都理解,哪怕明知不合理的规定,也顾全大局积极配合。但总不能你们自己定的规矩模糊不清,还反过来教训别人吧。那一次,书记和值班人员道了歉才算了结。
武汉封城两周年的日子快到了,想到这两年整个社会生活的改变,想到生存于其中的我们每一个个体。大家都很辛苦,付出的都很多,尤其是社区工作者,是整个行政体系中,经受改变最大的部门。记录一下与他们的交集,或许能看到疫情中,最微观的世态之一斑吧。
作者简介
青禾,退休70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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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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