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前段时间，北京房山地区的山里，一群猕猴闯进村民家中，大肆破坏，引发热议。猕猴并不是房山山区的本土物种，但因为景区管理问题，猕猴出逃后，在不同的村子里引发人猴矛盾，由来已久。

最终，有的猕猴被责令追回，也有村子主动选择投喂猕猴，打造新景点。但无论哪种方法，猕猴过量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这些年来，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随着保护加强，野生动物变多，然后呢？人和动物出现矛盾怎么解决？科学保护与管理的基础，到底是什么？

记者｜孙一丹

编辑｜王海燕

北京郊区出现“野生”猕猴

猴子来那天，刘红霞正准备给家里刚出生的小羊喂胡萝卜，嫩胡萝卜刚拾捣好，一转身就不见了。再一看，一只浑身棕色毛发的猕猴正挂在院子的树上，拿着胡萝卜细细品味呢。刘红霞在北京市房山区十渡镇的“十渡”景区经营一家农家饭庄，饭庄的院子跟后山只隔一条水沟，猴子就是从山上来的。

猴子不止一只，而是大大小小十几只，公猴母猴都有，还有母猴背着抱着的小猴。它们从树枝上直接荡进院子，占领谷仓、羊棚、树，捞起地上晒的玉米棒子就啃。“从山上侵犯到我家里，我的房子倒霉啦！”刘红霞拍下猴群在房顶乱窜的场景，发了个朋友圈。

刘红霞拍下的院子里的猴子

这不是刘红霞第一次被猴群“洗劫”，周围其他农庄也一样，临近的一家饭店，几天前被猴群将院子里一地柿子全拿走了。店主为了恐吓，放了一串二踢脚（鞭炮）。但刘红霞不敢驱赶，一是顾忌猕猴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二是知道猕猴的模仿能力和报复心强，会学着人用石块攻击饭庄。

刘红霞在“十渡”景区开饭庄20多年了，前几年也在家附近见过猕猴，都是一两只，但今年，猴子开始成群光顾。比当地居民更早注意到房山野外出现猕猴的，是房山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站长李理，早从2008年开始，他在林中巡护时，就偶尔能看到一两只猕猴。此后2015年左右，猴子变得多起来，保护站的队员们每周巡护，几乎都能看到。2018年起，这些猕猴甚至出现在人车杂沓的马路边、拒马河边。

根据保护站的监测，2021年冬天常常到居民家中“打劫”的，是同一个组织严密的猴家族，有猴王，成员20只左右，主要是成年猴、亚成体猴，近两年也有小猴子出生，常在景区内直线距离约4公里的五渡与八渡之间活动。除了这个猴家族，保护站的队员也常常遇到流浪的个体猕猴。

刘红霞说，猴子们进村，不光拿吃的，半夜还会上屋顶打架，尖声嚎叫，踩烂石棉瓦。春天，院子里果树开花了，猴子们吃嫩芽，撅树枝和花枝，影响果树生长结果。另外，刘丽霞的农庄经常有鸟光临，包括一些珍稀物种，如被称为“悬崖上的蝴蝶”的红翅旋壁雀，国家一级保护濒危鸟类黑鹳，鸟多了，能给农庄招来观鸟人，成为重要客源，而猕猴可能会掏鸟蛋，这也让刘红霞头疼。

这些猕猴都不是“土著”，因为猕猴虽然是全球分布最广泛的灵长类动物，但李理告诉本刊，如今猕猴在我国的自然生境，主要集中在云贵川等南方地区。北京与河北交界处的山里虽然曾观测到猕猴，可能是猕猴在我国最北的分布区域，但六渡村所在区域是从来没有野生猕猴的。这些猴子从何而来？

刘红霞的猜测是，惹事的猴子来自离饭店不远的七渡，那里有个“花果山”景区，养着一位老板十几年前引进的猕猴，最多时达到上百只。我们拨打景区的咨询电话，显示已欠费，而根据网上游客的评价，这里每年4月至11月仍开放售票，通过网友在公开平台上的图片可以看到，这里饲养着不少散养的猴子，除了表演，还能付费投喂。

按刘红霞的说法，“花果山”景区已荒废多年，猕猴无人看管，就漫山遍野自己跑了出来。房山区园林绿化局的工作人员则向本刊证实，此次进入六渡村的猕猴，的确是在这里人工繁育后逃逸出的，约30只左右。

花果山的猕猴表演场（作者摄）

根据李理和队员们的观察，从景区出逃的猴子，过去常常在路边等着游客投喂，疫情以来，景区游客变少，冬天又是猴子的发情期，食物需求量大，山里的野果又少，它们就盯上了农户家在外晾晒的玉米、柿子和核桃，进村跟居民产生了冲突。

李理记得，去年保护站旁边的超市里，一只猕猴甚至咬伤了店主的大腿，因为猴子在偷吃方便面和胡萝卜时被店主发现，店主驱赶猴子时，双方产生了强烈冲突。“错误的时间、地点，再加上猴子和人们错误的判断，人和野生动物的生存区域一重叠，矛盾就出现了。”李理说。

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供图

适得其反的“保护”?

根据房山区园林绿化局提供的信息，“花果山”景区的猕猴，是2004年从北京长辛店引入的。除了“花果山”，六渡村20公里外的西太平村，当时由同一老板也引进了猕猴，在这里，猴子进村更早，人猴关系也更曲折。

西太平村村委会党支部书记李玉丰告诉本刊，猕猴大量进入西太平村是2012年，当时“7·21”北京特大暴雨后，因为村里基础设施整修，本就不景气的景区彻底荒废。猕猴则四处逃窜，进入村庄，侵扰村民。

2016年，西太平村村委会通过司法手段，解除了与原景区老板的土地租赁合同，但人走了，逃逸在外的猴子却留了下来。同年，西太平村被列入“低收入村”，在财政支持下发展乡村旅游，开始打造“太平天池景区”。

景区建了三年，猴子也养了三年。2021年8月，包括猕猴谷在内的“太平天池景区”开张，如今冬天依然对外开放。采访时，一位工作人员往兜里揣了一把花生，陪我们进了趟猴山。去的时候，赶上下午投喂，随着投喂人员从麻袋里捞出玉米，抛洒在地，散养的猕猴们瞬间从四面八方扑到投喂平台上，大猴子为了抢食，尖叫着扭打作一团，小猴子扒拉着工作人员，抠开他的手，取走花生。还有猴子在一旁看热闹，在破烂的铁皮垃圾桶上边跳边拆，发出叮叮咣咣的响声。

猕猴谷景区的猴子（作者摄）

工作人员告诉本刊，整个景区有300多只猴子，其中一个猴王统领着一个100多只猕猴的大群，另有两个小群，因社会等级森严，每次都要等大群吃完了才敢上前。

根据工作人员的说法，猕猴谷景区的亮点是猴子散养，“和动物园最大的不同，这里的猴子可以漫山遍野跑，游客可以在自然环境里亲密接触猕猴。”但散养带来的问题是，猕猴持续外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的猴子里，不少都是近一年出生的小猴。工作人员说，“去年这时候都是大猴子，今年不行了，大猴子全走了。”“河北站、周口店、野山坡，听说现在都有猕猴出现，可能很多都是从这儿跑出去的。”

猕猴谷景区的猴子（作者摄）

300多只猴子开销不小，除了人力，每天光玉米就要吃一百多斤，而太平天池景区去年开业以来，整体虽有几十万的收入，但远未盈利。如今为配合防疫，游客就更少了。李玉丰为此挺发愁，但猕猴又不能不喂，在他看来，这正是科学保护、利用和管理的方式。投喂的工作人员也认为，“要不是我们一直喂着，跑出去的会更多。”

但在贵州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中国灵长类专家组成员周江看来，在景区散养投喂猕猴是值得商榷的。根据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驯养繁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需要适宜的固定场所和必需的设施，以及相应的专门人员和技术，从这个角度，猕猴谷散养猕猴显然不规范。

更重要的是，周江研究猕猴多年，他告诉本刊，猕猴在野外，一般是二三十只一群，每年最多有4、5只幼猴出生，还有一定的夭折率，因此，种群的增长速度受到限制。但在定时投喂，又没有天敌的景区里，猕猴的繁殖速度和数量很容易增长过快。同时，作为社会性动物，猕猴有严格的社会结构，为了防止近亲交配，猕猴会将生下来的成年雄性赶出家庭。因此，景区里的猕猴一旦散养，必然会向外扩散。

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供图

实际上，这种情况不止出现在北京，作为猕猴自然生境的贵州同样如此。2021年12月，周江刚刚参加了贵州黔灵山公园猴群分流工作的研讨会。黔灵山公园位于贵阳城区，是一座大型森林公园。上世纪60年代，几只用于病理研究的猕猴从防疫机构跑出，与黔灵山公园的野生猕猴混居。

周江记得，此后到上世纪80年代，公园里的猴子还只有30多只，但随后，黔灵山公园打造了一个名叫 “黔灵山公园猕猴人工驯化”的项目，就是用人工投喂扩大猴子的数量，希望打造成黔灵山公园的旅游特色。不仅工作人员进行投喂，游客也参与。

到了2020年2月，根据贵州大学的调查，这里的猕猴已达到1210只，而黔灵山公园对猕猴的生态承载量不足800只。猕猴过载带来的人猴冲突相当明显，根据公园里的一块安全提示牌，从2004年至今，这里的猕猴，伤人累计已达5927次。

当野生动物变多之后

在黔灵山公园，面对猕猴过量，专家们的意见是分流，而在北京，如何处理人猴矛盾尚在摸索。根据《北京市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损失补偿办法》，因“六种一类”野生动物造成损失可申请补偿，由市、区财政资金承担，但猕猴并未列入补偿范围。

针对这次六渡村村民的损失，房山区园林绿化局最后采取的解决办法，一是组织管理猕猴的公司补偿，二是责令追回。不过，虽然景区通过食物诱捕，抓回了15只猕猴，但“花果山”最多时有约100只猕猴，都是非封闭场所散养，到底逃出去多少，以后还会不会出现猕猴进村，没人知道。

除了给村民造成损失，在本就不属于自己自然生境的环境中，猕猴还可能带来其他生态影响，比如猕猴爱吃嫩枝，又喜欢在树上游荡，会导致一些树木生长受影响，甚至死亡，但到底影响有多大，大家都不清楚。李理还担心，猴群可能近亲繁殖，如果扩散到河北，与当地的猕猴结合，可能对局部地区的种群健康造成影响。

作为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者，李理内心很矛盾，夏天观测猴群时，他常看到猴子们互相梳理毛发，有时还会在河边花样跳水，看起来自由自在，已与“野生”动物无异，但另一方面，“从生物学角度讲，应该让猕猴回到原有的栖息地。”

拾捡粪便进行猕猴活动区域的记录观测（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供图）

在周江看来，这些都属于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基础研究，也是科学喂养和管理的基础。但无论房山地区，还是黔灵山公园，最初扩大猕猴种群的出发点都是打造旅游，虽然也是在保护，但基础研究显然做得并不够。这也是周江对中国野生保护发展新阶段的感受，“近30年，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比如《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公布、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建设、野生动物种群的恢复等。但随着保护的加强，如果基础研究做得不够，不知如何有效地进行管控，可能就会导致某一物种泛滥、以及人与野生动物的矛盾。”

对此，李理的感受也很明显。比如房山地区，近些年随着当地生态治理力度加大，人们环保意识增强，不少野生动物种群都在恢复。在六渡村，刘丽霞常常看到獾，去山林里放牧的牧民，还发现过野猪的踪迹。连对环境要求极高的世界濒危珍禽黑鹳，目前在房山地区也达到70多只。

和猕猴一样，黑鹳跟居民也有矛盾。作为大型涉禽，它们经常偷吃居民家养鱼池的鱼，所以养鱼人常常拿着锣和鞭炮驱赶，但时间长了，这些招数对黑鹳失效，它们继续吃鱼，跟养鱼人的冲突也持续累积。李理对此的解决办法是，告诉村民把水池子用砖加高，让池子里的水位高于80厘米，“因为黑鹳在浅水里觅食，（水深了）自然就不来了。”

这是李理他们了解黑鹳生活习性后给出的方案，但针对更多的人和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野生动物种群变化带来的生态影响，他也没有答案。

六渡村里，猕猴被责令追回后，刘丽霞没再看见过它们的身影。她有时候也会想，它们去哪儿了？以前刘丽霞出门看到猕猴时，便会随手用手机拍摄记录下来。在她的自媒体账号里，记录了从冬天以来一只常来到饭庄的蓝身红尾水鸲，多次飞到她手上取食。

那天下午，她还看见一个家族的猕猴们排着队，趁着下午三点的阳光，一个一个地爬到岩壁上晒太阳，小猕猴紧紧抱着母亲的肚皮。她一边拍视频，一边想，如果能人与野生动物能相安无事，这还是挺美好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