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自己与父母的不同自豪，又为孩子与自己的差异悲伤

如果说大多数父母的养育都有些许波澜，那么另一些家庭经过的，是悬崖峭壁。

造成不同养育体验的原因众多，但早就有研究者提出，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差异越大，养育面临的挑战可能就越大。常见的比如害羞安静的父母生出了热情好动的孩子，外向健谈的父母养育内向羞怯的孩子，或者好强优秀的父母养着佛系散漫的孩子。这都意味着我们在最亲密的关系里要全新的认识，理解和接受一个陌生的个体。

这种差异，也就是安德鲁.所罗门所说的横向身份，与之相对的，是与父母一脉相承的 “纵向身份”。所罗门用横向身份这个术语涵盖了所有 “隐性基因、随机突变、产前影响或儿童与其祖先不共享的价值观和偏好。所罗门毕业于耶鲁大学和剑桥大学文学系，是剑桥的心理学博士，哥伦比亚大学临床医学心理学教授。

他曾花了10年时间写作关于抑郁症的《正午恶魔》。接着投入10年时间采访，写作了Far From the Tree《背离亲缘》。在英语中，人们常用“苹果不会掉落的离树很远” 来形容孩子总和父母不会差的太远。

但所罗门这本书，写作的恰恰是那些掉落在树远方的果子，和父母迥异的孩子。这本书的写作花费了所罗门11年时间。1994年他为《纽约时报》杂志撰写了的一篇关于聋人的文章。在报道过程中，他意识到聋人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与他作为同性恋者所面临的问题不一样。在观看一部关于侏儒症的纪录片时，这样的感受被强化了。这让他对各种养育各种具有“横向身份” 的家庭产生巨大的好奇。

于是，在接下来的8年中，所罗门采访了300多个育有“横向身份”孩子的家庭。他们是聋子或侏儒；他们有唐氏综合症、自闭症、精神分裂症或多种严重残疾；他们是神童；他们是在强奸后被生下的孩子或犯罪的人；他们是变性人。

所罗门的采访记录长达4万页，最初交给出版商的书稿超过1500页。他自费请来了编辑，与出版社主编一起，将其缩减到700页，这还不包括200多页的注释。

所罗门在序言中承认："写一本关于五种情况的书会更容易。"然而，我想探索差异的范围。" 因此，他访问了明尼阿波利斯的少年犯和巴厘岛的一个先天性耳聋的村庄。他采访了可怕的乱伦和家庭虐待的受害者。他花时间与那些在强奸中怀上孩子的妇女相处，也与神童相处。很少有人知道，神童的天赋使得他们在成长中面对与严重残疾儿童类似的问题。

他与这些曾经或者依然徘徊在悬崖边缘的家庭建立了深入的关系，不遗余力的多次访问、与采访对象长期保持联系。在写完这本书后，所罗门还为这本书专门制作了一个网站，拍摄了同名纪录片，将受访个人的讲述用丰富的方式多次呈现。

所罗门在这本书中史无前例的对每一种横向身份人群的历史、文化、医学，公共政策都进行了大量调查，再将个人故事和文献研究精妙的融合，用充满力量与优雅的语言叙述出来。

结果就是，这本厚实的书每一页，甚至每一段都紧紧的抓住我，让我在阅读过程中无数次叹息，震动，伤悲，敬佩和欢欣。而一切的一切，都指往同一个方向，那就是复杂，浑沌，模糊，矛盾才是人性和爱的本质。

差异是疾病还是身份？

大部分这些具备”横向身份“的孩子的父母面对的共同的困境，是必须在孩子的身份和疾病之间做出选择。如果他们认同孩子的残疾或各种症状是疾病，那么要做的是治疗。更直白的说，是改变孩子。反之，当认同孩子的特别之处即是他们身份的一部分，比如侏儒不是病，他们只是人类中一个身材较矮的群体，那么要做的就是接受孩子当下的样子。

“修复是疾病模式，”所罗门写道。”接受是身份模式”。疾病就意味着要治疗，是问题，身份就意味着必须接受。是接受来自世界的同情还是坚持自己的骄傲。

这种是身份还是疾病，是治疗还是接受之间的两难选择犹如黑云，盘旋笼罩在这些父母的头上，影响他们做出的种种大大小小的选择。例如聋人其实自有一套文化，手语被他们看作是准确又优美的语言，那么家长是应该鼓励聋哑儿童学习手语，进入聋人学校，加入聋人社区，还是学习读唇语和说话，进入融合学校，以便融入主流社会？

前者意味着孩子在聋人群体中如鱼得水，但却难以和主流人群沟通，后者意味着他们能和更广泛的人群交流，但却可能丧失让自己最有归属感的群体身份，并且和主流人群的沟通也会永远存在困难，很难有亲密的友谊。

很多特需人群，比如侏儒，本人的生活满意度比父母高很多，因为他们接受自己，他们有自己的圈子。而父母生活在正常世界，会觉得孩子可怜，需要想矫正，更痛苦的事父母。所以说，侏儒的父母应该帮助他们的孩子对自己的体型感到舒适，还是让他接受延长肢体的手术？

自闭症的家长是应该永不停歇的试遍各种方法，只为敲碎一个正常孩子外面笼罩的玻璃罩，盼来孩子的下一次笑容，还是接受玻璃罩并不存在，这就是他们的孩子真正的样子？书中有一个自闭症儿童一生中只说过四次话，这让她的母亲担心 “她的灵魂被困住了”。所罗门很快指出。”有一个完全无法发声的孩子是令人痛心的，但有一个说过四次话的孩子则意味着父母会在可怕的阴暗中永恒的劳动"。

而在什么时候，父母应该允许他们的男孩子穿裙子上学，或者允许他服用推迟青春期的药物，以便使他最终的变性手术更加容易？暴力罪犯的父母也以矛盾的方式感到内疚—他们对孩子太宽松放纵还是过于严厉导致了孩子成为罪犯，没有人能告诉他们。这些父母常年在希望和绝望间徘徊。

一位专家在谈到精神分裂症时所说：“当一种疾病被视为无法解释也无法破解的时候，人们往往会对它做出两种极端的反应：要么他们把它污名化，要么他们把它浪漫化。很难说哪个更糟糕。”

通常情况下，所罗门认同在两极中找到一个有分寸，利于平衡的中间地带。他说：“自闭症可以通过治疗和接受的某种组合来缓解，具体怎么做，需要根据每个案例来选择。重要的是，不要被只治疗的冲动或只接受的冲动所迷惑。” 关于变性儿童，他指出："父母必须确定这种儿童是处于短暂的迷恋中，还是在表达一种基本的身份。父母需要注意不要压制孩子的身份，也不要过度制造”。

但让父母们心碎的，也恰是因为这样的平衡极难找到。而父母们需要可以接纳她们不确定，试错，和矛盾的空间。

大部分寻常儿童的父母，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没有几个孩子会和父母全方位的一模一样，而那些不同之处，也会常被父母视作为“问题”。比如学霸父母的成绩平平，佛系淡定的孩子，开朗外向父母的害羞慢热的孩子等等，我们如何面对差异，尤其是自己孩子与自己的差异，是将其看作身份还是问题，是接受还是改变，抑或是在中间找到一个适度的分寸，这是每个父母自己要探索和回答的问题，也是每个孩子感觉被看见，被接受或是被否定，被拒绝的来源。

有意思的是，所罗门发现那些社会经济地位高的父母更倾向于完美主义，也比那些在底层社会挣扎的父母更难忍受他们孩子身上的缺陷。

从来都不只是“个人的事”

这种因为身份还是疾病模式的两难带来的污名化和浪漫化之间的两极趋势，不仅事关家长和孩子的每一个选择，也深远的影响社会认知，文化，公共政策，研究经费等一系列因素。

若看成身份，便活的理直气壮，活的“骄傲”，要做的是找到自己的群体，充分拥抱自己作为人类多样性中独一无二的一种存在。但这样做的弊端在于，通常来说，只有定义为疾病，才能进入各种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险体系，受残疾人法案（ADA）保护，而此类疾病也会因此持续获得研究基金和新的药物研发。

更深一步，对是疾病还是身份的认知，加上科技的大步前进，甚至会影响这一类人群是否可以来到这个世界，动摇文化中对于这样的人群是否该被认为是社会负担而被剔除的判定。

以前的人既无法选择也无能改变孩子，因此观念上也就理所当然的接受上天所赐予的孩子。当科技发展让越来越多关于孩子的健康信息可以在孕期筛查中被获得，似乎医生和父母都获得了某种暗示，那就是一些先天不足的孩子，是可以，并应该被中止妊娠的。

同样，用人工协助方式怀孕的有更多“个性化”选择。每一天，上述的选择都不断增加。有人认为人类有权选择健康、正常的孩子，称之为“选择性堕胎”，有人则谴责这种作法，因而这种做法通向一个被剥夺了变化和弱点的世界。

比如在唐氏症筛查技术到来之前，人们无法提前知道孩子的这项状况，而技术的存在给予了家长选择，实际上也鼓励父母使用这种可能性。当这种想法越来越普遍的存在，从个人到社会都逐渐认为唐氏症人群是一种错误的，并且在技术上可以被抹去的人群，这样的想法也影响人们对活着的唐氏人群的看法。

越来越少带着生理“缺陷”的人出生，这个社会中这样的人群随之减少，他们的形象和声音也就越少被人知晓，那么社会政策和配套建设也就会越少考虑他们的独特需要，使他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基因筛查技术出现之后，治疗唐氏的研究经费就减少了。这背后的思维是唐氏症已经可以被预防，被消除，也就无需被治疗了。

另一方面，儿童医学的不断发展暗示了称职的父母都应该用各种方法修补自己的孩子，而父母也认为医生应该矫正孩子身上的缺陷，太矮的就打生长激素让他长高，有兔唇就缝合，性器官不明确的把他变正常。这些改造的手段算不上整容手术，但也非生存之必需。

所罗门还在书中用我们熟悉的情况做了类比。“大部分的中国人不讨厌女孩，也没有人推动消灭女性的运动。但由于一九七八年以来，法律规定夫妇只能生一胎，而许多人想要男孩，于是女孩不是被拿掉就是被遗弃。准父母虽然不会试图消灭身心障碍人士，但在医学进步下却可能做出极端的决定，而这些决定无疑将大幅减少身心障碍人口。

在这个讲求自由和个人主义的社会，也许并不需要优生学的明文法规，只要医生和科学家提供技术，然后父母就能用个人选择来贯彻社会偏见。这当然绝不是医生，科学家，或者任何一方的过错，只不过每个人都是社会偏见的承受者和执行者而已。

无知导致偏见，偏见造成痛苦

所有人都是偏见和歧视的主语和宾语。书中的父母所承受的不可想象的痛苦一部分来自自己对与自己差异巨大的孩子的难以理解和接近，但也很大程度上来自他人的误解和歧视。

伍迪·艾伦曾经嘲讽说“侏儒” 是英语最搞笑的四个词之一。若你的生命存在的本质在别人眼中就是种笑料，身上的负担会何其沉重。所罗门也提到每回他向别人说到这本书中所包含的特殊儿童的种类，听者总显得严肃而一言不发，可是一提到侏儒，朋友就都笑了出来。

传统上，母亲得承受生下侏儒的所有责难，直至今日仍要面对这些压力。在中世纪到十八世纪之间，社会普遍以为“生出怪胎”代表女性欲求不满，满心淫思邪念才导致婴儿畸形，并将此称为想想论。

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学家许特曾说：“十九世纪，胚胎学和遗传学有了新发现，让科学家找到新的方式来解释外貌相似的问题。但即便医学界不再认为母亲心里想像的事物影响孩子，仍无法完全避免有人以此来解释孩子的外貌。莫利肯是小儿外科医师，他曾经写道，每个父母都想知道自己究竟做了什么才导致今日的状况。“大部分案例的答案都是 ‘没有’，但所有母亲都备受指责。”

“另一个人则描述自己在产房里和侏儒丈夫在一起，医生走过来对着两人说：‘很遗憾，你们的孩子是侏儒。’ 医生以什么方式将侏儒症的消息告知父母，可能深深影响父母有没有办法照顾、疼爱这个孩子。”

相比较于有明确生理因素造成特别的孩子，有可能是后天因素带来横向身份的孩子的父母可能会面对更多压力。因为后者需要承担来自他人的指责。毕竟，没有什么人会指责一个侏儒的父母多么糟糕和不配当父母。

诺贝尔奖获得者，基因生物学家james watson 有一个精神分裂的儿子，他告诉所罗门，心理学家bruno bettelheim是希特勒之后，二十世纪最邪恶的人。因为他断言自闭症和精神分裂都是被糟糕的养育造成的。无数自闭症孩子的妈妈，也曾因为被指责是造成自己孩子自闭症的“电冰箱母亲”而倍受折磨。

著名的发展心理学家爱力克.埃里克森最小的儿子内尔是一个唐氏症宝宝。在内尔的妈妈尚还在昏迷在麻药的作用下时，内尔就被埃里克森抱走，在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的帮助下，被送去收容机构。埃里克森的太太和其他孩子被告知，这是一个出生就死亡的小弟弟，全家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啊。

导致埃里克森做出这个选择的，是对被他人知道他有一个“傻儿子”而伤害名声的恐惧。之所以有这样的恐惧，也和社会文化对唐氏症孩子和父母的歧视有很大关联。

更为复杂的是，多种多样的特殊人群之间也广泛存在着相互的偏见。比如聋人不希望被与精神分裂症患者相提并论；一些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父母对侏儒感到毛骨悚然。神童和他们的家人反对与严重残疾的人放在一本书里。一些被强奸的妇女生下的儿童认为，当被与同性恋一起提到时，他们的情感挣扎被轻视了。

如空气一般无处不在的偏见，顽固的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所有角落。消除无知谈何容易。但说到底，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出选择。无论是尝试了解和我们不同的人群，还是推动更结构性的转变。要知道，关于身心障碍权益的文献众多，学者都强调要区分“损伤”和“障碍”，前者是某一症状引发的生理后果，后者则是由社会环境所造成，比如说，脚不能动是损伤，但进不了公共图书馆就是障碍。

没有人爱的毫无保留，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对父母的犹豫和矛盾心理，对特殊孩子的样貌和行为多一些理解，少一些污名化，每个人都会更好过一些。

绝望的尽头，微光闪烁

在所有“横向身份”儿童的养育中，让我们最陌生，最难以想象，也带来最大痛苦和意外的是与罪行相关的两类：被强奸的女性生下的孩子和犯下罪行孩子。

因为女性遭到性暴力而怀孕生下的孩子，和其他拥有“水平身份”的孩子不同。遭强暴生下的孩子，是从母亲的创痛获得的生命。虽然错不在他们，但孩子本身就是伤口。母亲要应对自己的创伤，要和源于强暴而得到的母亲身份相处，而孩子的存在让血淋淋的伤口持续暴露于像细菌般弥漫的外界羞辱和伤害。这些母亲和孩子所拥有的支持，也比其他特殊家庭的都少。

这些母亲遭遇的性暴力常常不止一次，伤害可能来自于父亲，祖父，邻居，校车司机，陌生人，同班男生，女朋友的男朋友的兄弟等等。她们可能出于宗教，法律，经济等各种原因无法堕胎或选择生下孩子。但极少有人真的准备好了当一个母亲。如何向孩子解释父亲是谁？如何保护自己和孩子不受混账的持续骚扰？如何让自己在精神疾病的漩涡中爬出来继续学习，工作？她们的养育之路充满艰辛和噩梦。

但哪怕如此，也有一些女人选择宽恕，因为只有宽恕，才能放过自己。1975年夏天的一天，十六岁的布兰达走在纽约皇后区的路边，再经过一辆计程车是，被突然从车里冲出的男人拉进车里，两个男人轮奸了她，然后把她丢回街上。

她不敢告诉父母这件事，因为她当时把衬衫前角系起，露出了肚皮，而母亲警告过她别这么穿。信奉天主教的她，在高二生下了一个女孩儿。时隔多年，她告诉母亲当时穿的是露脐装，但母亲回答：“就算你全裸站在哪里，也没有人有权对你这么做。” 她卸下心中大石，放声大哭。

她的女儿后来被布兰达的一位男友强暴。布兰达觉得自己无法再隐瞒自己的过去，对女儿坦言了她的来历。女儿听完非常愤怒，愈加叛逆，接连和两个男人生下了两个孩子，在她怀了第三个男人的孩子时，布兰达带她去堕胎并告诉她不许继续葬送人生。最后她的女儿把两个孩子交给了她抚养，自己加入了空军。才35岁的布兰达，当上了祖母。

而养育这两个孙辈让她体会到从未有过的爱与被爱。她甚至告诉所罗门自己为多年前的强奸犯感到可惜，因为“他有一个美丽的女儿，还有两个美好的孙子，但是他不知道，而我知道，我是幸运的那个”。

所罗门的好奇心并没有被国境线局限，他特地去了解和采访了也许是人类社会最残忍的暴力行为：在种族屠杀中的性暴力。来自卢旺达的克莉丝汀十八岁时被士兵以灭门要挟而多次强暴，从而怀孕，在种族清洗的逃难路上眼见着母亲和哥哥被砍死。她会因为仇恨而痛打还在襁褓中的女儿。后来她把孩子交给了孩子的生父，一个月最多去探望一次女儿。自己嫁给实行一夫多妻制的刚果男人，常被血腥的噩梦纠缠。

在所罗门问她有没有问题的时候，克里斯汀问他：“你写的东西和心理学相关么？”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以后，她深吸了一口气，问：“可不可以告诉我，要如何多爱女儿我的女儿一点？我好想爱她，也尽力了，但每次看着她，我都看到自己的遭遇，然后就被打断了。” 说完，泪水滑落脸庞。

所罗门写到 “后来我才惊觉，这个问题本身就承载了重重的爱，只是她自己不知道，但我已经没有机会告诉她。身为母亲，凡是孩子身世有难言之隐，又想解开自己的内心矛盾，都会问自己这个问题。这个疑问尖锐的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母亲的爱，究竟有多少来自哺乳类的天性，多少来自社会习俗？又有多少，是来自个人决心？”

如果说因强暴而怀孕生子的母亲必须更努力的排开内心的黑暗，好为孩子带来光明，那么下面的这一对父母，连给孩子带去光明的可能性都永远不再有了。

汤姆和苏的儿子迪伦是1999年科罗拉多州Columbine 高中大规模枪杀案两名枪手中的一位。迪伦和朋友埃里克在射杀了13名同学之后当场自杀身亡。

事件之后，迪伦的父母汤姆和苏要处理自己丧子的悲痛，其他受害人家庭的憎恨，社区的排斥，和全国各地人们的指责。人们想当然的认定迪伦的父母是糟糕的，不负责任的父母。而所罗门越是通过相处了解克莱伯德夫夫妇，就越困惑。因为苏非常慈爱，本职工作是照顾残障人士，汤姆热情诚恳，这就是一个寻常的有爱心的一家人。（迪伦的母亲苏在事后多年写作过一本书袒露自己所经历的，我曾写过一篇文章）

事件发生后，当地居民开始哀悼，有木工在校园附近的山坡上立起了十五个十字架。这让汤姆和苏感到安慰，他们感到自己是社区的一部分。但很快，一些受害者的父母毁了迪伦和艾瑞克的十字架。当地教会的青年团体种了十五棵树，结果几位受害者父母在媒体的陪伴下前来砍倒了迪伦和艾瑞克的树。一周后，学校在毕业典礼上对受害的学生致颂辞，但校长却请迪伦和艾瑞克的朋友离场回避。不久后，相关报导开始使用十三这个数字，而非十五。

汤姆说：“简单来说就是十三个孩子死了，两个纳粹干的，他们的父母要负责。这是场全民私刑。” 苏深思道：“我觉得其他父母相信自己经历了丧子而我没有，因为他们的孩子有价值，我的没有。我的孩子也死了。他死前做了了可怕的决定和可怕的事，但他仍是我的孩子，而且他也死了。”

带着伤痛，内疚，苏开始了漫长的调查和追问，她要知道看上去健康寻常的儿子迪到底为什么会会变成一个魔鬼。尽管她在警察归还的迪伦的日记中读到孩子在学校被霸凌和排挤让迪伦悲愤，也发现了迪伦曾偷偷在吃抗抑郁药物，但确切的原因也许永远也无法得知。

幼年的迪伦和苏

自从悲剧发生后，苏从被人群抛弃的经历中体会到了迪伦被边缘化的感觉，也音次与那个一夜间面目全非的儿子隔着生死连接起来。

所罗门曾问汤姆和苏如果迪伦和他们一起在现场，他们想对他说什么？苏低头看了地板几分钟，然后轻声说：” 我会请他原谅我，原谅我这个做母亲的从来都不知掉他在想什么，原谅我既无法帮忙，也不是他能倾诉秘密的对象。” 她继续说 “我梦过迪伦千百回，梦到我和谈话，努力要他跟我谈谈自己的感受。我梦到我正哄他上床，拉起他的衣服，发现他满身割痕。他是如此痛苦，我却没发现。他把痛苦都藏了起来。”

事情过去多年后，苏终于不再全面否认自己人生的每一步选择—曾经她总会假设任何一个决定的改变，就能更改故事的结果。她慢慢终于接受并高兴有过迪伦这个孩子。对世界来说，迪伦没有出生会更好，但对他而言，哪怕代价是痛苦，对迪伦的爱也是她这辈子最大的快乐。

“我们念童话故事给孩子听，告诉孩子世界上有好人跟坏人。现在我再也不会这么做了。我会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当好人，也都可能做出恶劣的决定。爱一个人，他的好与坏你都要爱。”

始于“他们”，终于 “我们”

德怀特-加纳在《泰晤士报》上评论 “Far From the Tree” 的文章中说: “这是一本将一只又一只箭射向你心脏的书”。但所罗门也说：“当开始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知道将遇见深不可测的绝望和痛苦，却没料到也会目睹那么多喜悦。” 他遇到的大多数家庭都在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养育后，对那段经历抱有感激。

珍贵的并不是痛苦，而是为了容纳痛苦，人们永不停歇的拓宽爱的容量，让其包裹痛苦而发出的珍珠光泽。当与一个身体残疾到得用滑轮才能从床上抬起身的孩子和他的父母相处时，所罗门坦言：“与这样的一家人同在一个房间里，就是见证了一种闪亮的人性”。

所罗门自己来自一个富裕的家庭，父亲是律师和一个大型制药公司的总裁。在很多作者只能在出版社编辑的家里开新书发布爬梯的年代，所罗门包下大都会博物馆的展厅举行了Far From the Tree的发布宴会。他也并不遮掩的让自己的司机开着豪华轿车载他去不同社会阶层的家庭采访。

但他也总有本事让所有人都感受到自己真诚的好奇，关注，毫不评判和深深共情。他曾经历也看见过人性的太多颜色，爱恨的太多面相。当阅尽千帆，心里留下的，是对千万种差异的包容和接纳，和对矛盾，复杂，模糊，偏离彻头彻尾的拥抱。正如所罗门在书的献词中对爱人所言“给约翰，为了他的异，我愿放弃这世上所有的同“。

刚开始看这本书时候，我以为将看到的是遥远的“他们”，但慢慢的，我逐渐明白，所罗门写作的，其实是“我们”。

每一对父母，都站在无数个“只要我的孩子完美，我就会爱他” 和 “不管我的孩子怎样，我都要爱他 ” 的分叉路口，艰难抉择。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深陷在接受自己和改变自己去适应社会的持久战中。

没有人可以给我们确切的答案，我们也注定会犯错，再犯错。但正如福柯所说，"生命是能够犯错的东西"，而错误本身是 “创造人类思想及其历史的根源”。禁止错误就是终止进化，是错误把我们从原始的沼泽中托举了出来。

所罗门说自己讨厌世界上多样性的丧失，“尽管我有时也会因为成为这种多样性而感到有些疲惫。我并没特别希望谁是同性恋，但一想到没有人是同性恋，我就已经很想念自己了。”

而人类之所以美丽，也正是因为我们的参差不齐以及附着其上的缺陷。各种属性都会使人的能力下降。文盲和贫穷是残疾，而愚蠢、肥胖和无聊也是残疾。极端年老和极端年轻都是残疾。宗教信仰是一种残疾，因为它限制了你的自主性；无神论是一种残疾，因为它使你远离希望。人们也可以把权力看作是一种残疾，因为它把掌握权力的人禁锢在孤立的环境中。没有绝对的好坏对错，不完美是我们的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