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动时代”，不做一个“无根”的人

大城市里，将近有一半人“漂”着。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国内几个一二线城市，外来人口的比例接近 40%。

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2020 年各省市区的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数据来源：各地方统计局官方网站公布的本地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信息

资本是背后的主要动因。每个漂着的人都在追求好的机会和更高的回报，但不是每个人都能留下，也不是每个人都回得去故土。

最近十年，流动的速度有增无减。漂着的人口增加到了 3.8 亿，他们是外卖骑手、快递物流工作人员，是程序员、是设计师，是无数个涌入一二线城市的你和我。

流动是很个人又很群体的状态。流动的状态引发的工作和生活变化，与每个流动者内心的不安感相连，也跟很多当下的社会热词相连：“996 过劳”、“内卷”、“鸡娃”，抑郁作为“时代病”…… 这是我们这代人正在共同面对的日常。

只是对于每个人来说，一个工作生活都在“流动”的未来…… 会怎样？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些自己和身边环境的变化？

为此，我们找了上海财经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苏熠慧聊了聊我们这个时代的“流动”和“劳动”。

苏熠慧，上海财经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北京大学博士，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中国社会学会劳动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第三届副会长，中国社会学会性别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第五届理事会副理事长、秘书长，研究方向主要为性别与劳动研究，发表了“不稳定无产者”研究谱系及其当代意义”，“性别与劳动研究：理论、概念与启发”，“交叉性流派的观点、方法及其对中国性别社会学的启发”等文章，和复旦大学姚建华老师编有《回归劳动：全球经济中不稳定的劳工》。

“弹性用工”

是一种时代产物

BottleDream：我们一代人好像都是处在“流动”当中。一方面是工作地点的流动，在“漂”，另外一方面好像整个用工环境和工作性质也在变得更加“不稳定”。您早前提到，这跟新自由主义下，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劳动市场的弹性用工机制”有关，怎么理解这个“流动”状态的全球经济和技术背景？

苏：“流动”与“不稳定”实际上并不是两个完全一致的概念。因为我们讲“流动”的时候，通常针对的是资本和劳动力的迁移。但不管是资本，还是劳动力的迁移，在大航海时代就已经存在。过去的社会也并不是一个完全静止的社会，人口的迁徙存在于过去的很多历史时期。只不过，今天通信和运输技术的发展，让全世界更紧密地连结在一起，也让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变得轻而易举。从这个层面来讲，全球化的程度加强了，同时流动的速度也变快了。但是“不稳定”所指的不仅仅是一种“流动”的状态，它更多指向的是一种保护的缺失和不安全的状态。

诚然，“流动”可能带来“不稳定”，例如，我们远离为我们提供支持的家庭和社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保护的丧失，而我们在一个地区短暂的停留，使我们较难缔结深刻的社会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会给我们在心理上带来不安全感。

但“流动”并不是“不稳定”的所有原因。

苏熠慧和复旦大学姚建华老师编著的《回归劳动：全球经济中不稳定的劳工》

今天许多劳动者劳动保护的缺乏和劳动安全的缺失，并不仅仅是自身“流动”所导致的，背后还有资本力量的介入。 “弹性用工机制”大量使用的背后便是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在全球扩张。

20 世纪 90 年代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扩张是一种全球资本的自我调节，这种调节旨在解决利润与合法性之间的矛盾，“弹性用工”就是解决这些矛盾的创新。

“弹性用工”的引入使得资本又可以快速增值，但同时发生的是企业去管制化，劳动者的所享受的福利、社会保护逐渐丧失，随时面临着失业的风险，工作和生活都越来越脆弱。也就是说，劳动者“不稳定”背后的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逐利游戏。

把“不稳定”理解为

一种状态、一种关系，

而非一种本质性的“人群”

BottleDream：“劳动市场弹性用工机制”和斯坦丁的“不稳定无产者”会让人联想到像外卖、快递小哥，甚至是其他 freelancer 群体。虽然不能忽略国情照搬概念，但我们怎么定义国内的这个人群，他们规模有多大？另外从数据上看，2020 年流动人口比十年前增长了 70%，这个人群和“不稳定工作者”的重合度有多高？

苏：实际上，斯坦丁的“不稳定无产者”概念受到了西方许多左翼学者的批评。最多的批评集中在这个概念背后的假设。斯坦丁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实际上假设了劳动者将越来越个体化，越来越难以团结，甚至彼此之间互相争斗。

左翼学者承认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劳动者有原子化的趋势，但并不像斯坦丁那么悲观地认为劳动者之间的团结在逐渐丧失，而是通过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案例来说明即使处在不稳定的状态，劳动者仍然有可能发展出新的互助，甚至团结形式。

我觉得斯坦丁最大的问题，是把很多在政治经济结构中位置非常不同的群体都扔入了同一个概念篮子。这些群体可能在“稳定时代”，都会因为政治经济结构不同位置而形成的不同利益，难以团结。因此，我们很难在中国说，哪个群体是“不稳定无产者”，哪个群体不是。

斯坦丁《不稳定无产者:新危险阶级》

但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不稳定”理解为一种状态，一种关系，而非一种本质性的“人群”；而当我们将“不稳定”看作一种状态或关系的话，今天许多不同的劳动群体都出现了“不稳定化”的特点。这些劳动群体不仅包括您所说的外卖、快递小哥、freelancer，或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还包括了过去在“体制内”拥有“铁饭碗”的劳动群体。

许多劳动研究表明，一些国企也会使用外包工和劳务派遣工，他们并不完全是流动人口。我们高校教师的劳动也越来越不稳定，非升即走，聘用制，都给高校教师带来非常大的不安全感。

BottleDream：您提到，中国这些“不稳定就业”，是上一个时代“计划经济”、“计划用工”的遗留，也是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产物，我们国家目前有什么已经在调整的应对措施？

苏：实际上，我并不是说中国不稳定就业是计划经济的遗留，而是说计划经济时代我们也有不稳定就业。只是这种不稳定就业的形式，不稳定就业的人数比例、不稳定的程度和不稳定背后的动力机制都非常不同。张学兵老师研究过计划经济时期的不稳定就业，那时候叫“计划化用工”。张老师发现，计划经济时期虽然以固定工为主，但同时也存在包括临时工（如亦工亦农）、合同工、轮换工、季节工、家属工、外包工、零散工在内的多种用工形式。

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

这些“计划化用工”，是调整计划经济的财税负担和提高生产效率的一种资源配置形式，具有很强的计划性，由国家的行政手段主导，与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和新自由主义的资本全球化并无关联，呈现出波动的曲折状态，而非线性的发展趋势。

并且，这种计划经济时期不稳定的一些特点也延续到今天，形成了我们自己独特的不稳定形态。至于国家的调整策略，学者们也都在等待。

人是不能“无根”的，

以及公共空间的必要性

BottleDream：流动的新常态未来会怎样影响我们的城市建设？我们的城市和公共服务保障，目前有什么基础设施是需要增强的？

苏：当流动加强的时候，会对一个城市的开放度和包容度都会形成考验。当不同的人群来到这个城市，但又很快离开，这个城市如何来处理与这些人群之间的关系？是排斥？还是承认？这些都是经典问题。目前讨论最多的是仍然是医疗、教育和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保障。

现在医疗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善，相比过去，异地就医方便了很多，但教育和住房仍然是巨大的问题。一个城市如何为外来移民提供一个安全、移居和价格合理的住房，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此外，我认为城市的公共空间仍然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今天的快速流动让我们居住在一个充满“陌生人”的社区，如果通过公共空间的营造来增进“陌生人”之间的信任感，从而培养出对于社区的认同，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现在城市里有许多“社区营造”的实践，这是非常好的探索。但我想这里最大的挑战可能是，如何调动社区内居民自身的主动性。因为许多“社区营造”的机构对于社区本身来说是一种外来的力量，外来的力量如何与社区居民的内生力量进行有机结合，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中国从民国时期就一直有乡村建设的传统。当年晏阳初先生等知识分子在定县开展乡村建设的时候，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乡村不动”。也就是作为外来者的知识分子，其社会理想可能和村庄内的村民诉求并不相同。

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

如何解决二者之间的张力，一直是晏阳初先生在探讨的问题。我想，类似的挑战可能也会存在于一些城市社区的营造之中。

此外，在公共空间的营造中，政府、市场和个体分别扮演什么角色，也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政府作为能量巨大的统筹者，在一些社区营造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市场和资本的角色就比较模糊了。我想可能是因为资本的诉求是逐利，这个目标本身与“社区营造”的初衷存在张力。

我个人对资本介入公共空间的营造还是持审慎的态度，但是我们也不能过于武断，所以还需要更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BottleDream：这些“不稳定就业”的状态中，有没有积极或者正向的新机会？对于个人来说。

苏：对于在劳动力市场中较高位置的劳动者，“不稳定”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也提供了一些“机会”获得经济地位再次升迁。

因为对于这些劳动者来说，他/她们拥有更多的资源，从而拥有更多选择的自由和权利。但在机会增多的同时，风险也在增加。他/她们仍然要承担不安全感，只是他/她们拥有更多应对这种不安全的资源（例如教育等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

但是对于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底层的劳动者，“不稳定”带来的更多劳动保护的缺乏和风险。

BottleDream：作为一个在这个流动大潮中的个人，要做好什么适应的准备？心态上的、知识储备、文化上？

苏：我们刚才讲到“流动”时代往往对建立深刻和持久的社会关系形成挑战。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在流动时代和不稳定劳动中出现的各种个体化和原子化的状况，以及随之而来的心灵上的无处安放。

但人是不能“无根”的，如果人失去了社会支持，将会陷入无尽的孤独和绝望。可能我们需要在“流动时代”学习怎么去和他人、社会缔结联系，而不是陷入一个“独岛”的状态。还有就是如何适应对工作和生活中的各种不安全的状态，但我觉得仅靠个体是很难提供足够的社会保护的，社会保护的提供还是必须基于社会群体以及国家制度。

作者：大崔 排版：美芹

🗯

「好问题」

想提问，想回答

评论区聊

「Good Question 好问题」是 BottleDream GOOD LAB × 知乎推出的赛博圆桌栏目。每期围绕一个可持续社会议题，邀请不同领域嘉宾，探讨一个好问题。问题或尖锐直白，但也证明问题背后的现象值得被注意。具体来说我们会这样描述这个好问题：

✦洞悉商业向善事件

✦探讨创意背后的洞察和逻辑

✦ 关心技术、模式的创新和前沿趋势

✦ 探索消费社会里的可持续

栏目发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