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谈》：你看不见我，并不代表我不存在

“你看不见我，并不代表我不存在。你来与不来我就在这里，讲述我的打工故事。 ”

播客《打工谈》在介绍语中这么写道。自从 2020 年 8 月上线第一期节目以来，《打工谈》在约一年半里的时间里总共推出了二十五期节目，请外卖员、快递员、流水线工人等不同职业的人亲自发声，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也关注过疫情期间基层女工生活状态、尘肺病、职校教育和工作自由等议题。

不同于主播个人风格极其明显的播客，《打工谈》节目的主角就是每个来讲述故事的打工者，甚至有时候会出于更完整呈现工友故事的目的，在最后公开的版本里将主播的声音全部剪去。

目前，团队主创成员总共有十几名，职业分布在学术、公益行业等领域，其中有人本身就有数十年的打工经历，对这个话题有亲身感受。但目前每个人都是利用自己的空余时间参与其中。

最早让大家相遇在一起，是因为疫情时豆瓣上有一个“疫情下的劳工关注”话题，当时大家会在里面讨论有哪些因为疫情受到影响而没有被广泛报道的故事。后来，当疫情进入到平稳阶段，四位主创便聚在一起讨论下一步还能为这个群体做点什么。

主播之一洛溪提议说做电台，后来因为了解到播客这个形式目前受到欢迎，于是就开始尝试制作第一期节目。在第一期发布之后，自然聚集了许多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人加入其中，比如子津，她一直关心劳工议题，也在想是否可以通过什么方式让人更好地了解到劳工群体的故事，看到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便觉得很受鼓励，参与了进来。

我们和《打工谈》的两位主播子津和洛溪聊了聊，听她们讲述作为一档关注打工者的节目，她们是怎么样鼓励工友们讲述自己的故事。

BottleDream：《打工谈》的节目介绍写得很精彩，这是谁来执笔的，当时经历过什么样的讨论吗？

洛溪：这段话主要是我写的。在决定做播客时，每个主播都有写一段话，因为大家之前并不认识，所以大家会写为什么要参与《打工谈》的动机、对节目有什么期待。最后我们说选一个用来做创刊号或者发刊词，就都放在群里面大家讨论，最后选了我写的这段。

“我们靠自己的双手，修建起街道桥梁、高楼大厦；生产出珠宝、智能手机，维护着城市的清洁，创造着经济奇迹；我们本该骄傲。但很多时候，我们只是一串数字，一个标签，被书写、被塑造、被研究、被描述成需要关爱的弱势群体——没人听见我们的声音。确实，我们拥有的资源很少，我们在城市的打工日子很艰辛，尝遍生活的酸甜苦辣，但我们没有陷入抱怨、指责中，而是扛起生活的重担前行，在这土地顽强地扎根，生长。我们有我们的烦恼，我们也有开心快乐的时光，我们只是缺少途径和平台去参与和表达自己。你看不见我，并不代表我不存在。你来与不来我就在这里，讲述我的打工故事。 ”

子津：我读了这段内容就觉得非常喜欢。因为它比较真实地呈现了工人的状态：不被看见，但构建了城市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可能认为他们没有在表达，实际上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在表达。

去年在疫情特别严重的期间，我自己几乎整天都在听播客，然后当时也很想去做播客，所以听到《打工谈》第一期节目后觉得嘉宾的讲述很生动、很有力。它给我呈现了一种可能性，在“如何让工人去自我表达，如何听见他们的自我表达”这个议题上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很喜欢、很激动，很想加入其中。

BottleDream：《打工谈》希望提供给工友们一个怎么样的表达平台？

洛溪：为什么我会写打工谈发刊词那段话，就是以前我们接受很多访谈、研究，但是最后出来的内容会让我们觉得：这是我吗？最后出来的东西给我们一种陌生的感觉，但是又说不出来为什么。确实，自己也说过这样的话，但是被人经过一番加工、分析和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自己却觉得有点奇怪。还有一些更夸张的、更片面的报道。所以我想说应该让工友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

BottleDream：其实这也是个表达权利的问题。

洛溪：但是又很难，就是我们没有什么平台，然后也没有什么机会，很多的表达都是通过文字、文章进行，但这个对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个门槛，而且是很高的门槛。很多人对“写”是有恐惧的，对吧？另外，写了发出来给谁呢、谁看呢？然后会有什么回应呢？这些都不知道。

BottleDream：那你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怎么迈过上面提到的“门槛”的呢？

洛溪：就我自己而言，不只是这个事情，我好像做什么事情都不太担心，我就先做了再说。做播客也是，不担心有没有人听，就是先做了再说。

BottleDream：在如何鼓励工友们讲出自己的故事，《打工谈》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中途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

子津：来到《打工谈》的嘉宾可能主要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主播的朋友，就是我们之前可能做相关研究或者是在个人的实践经历时认识一些工友，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很方便可以去联系到相应的人，问他愿不愿意来参加。

第二种情况是根据特定的议题，比如说想做什么行业或者关注什么问题的选题，就去寻找合适的嘉宾。我们会在《打工谈》的微信群里询问有没有做某种工作的打工者，有一期外卖员的议题就是在群里问来的。还有一些是自己主动报名的。因为我们有留邮箱，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豆瓣等渠道找到我们。所以就是这三种情况都有。

第一种可能相对比较好聊，后两种因为原本并不是特别熟悉，所以确实需要一个互相了解、认识的过程。

一般在录制之前，我们会建一个小群，大家简单地进行自我介绍。在正式录制的前两天或者是前一周，我们可能会先语音通话聊一聊，大概聊个半个小时或者二十分钟，互相了解。然后我们会根据工友们的一些想法去拟定提纲，再给他们看有没有要修改或调整的部分。接着我们才会进行正式的录制。在正式录制时，我们一般也不会直接进主题，会先闲聊一段时间，接着才进行正式的一个访谈。

BottleDream：《打工谈》的一期节目从开始找嘉宾到最后发布，一般会需要花费多长时间？

洛溪：不一定。有的两个月，有的两个星期。

BottleDream：《打工谈》节目呈现过好几种不同的形式，有对谈，也有嘉宾独自分享。节目最后会如何剪辑与呈现，所有创作组的成员都会一起讨论吗？

洛溪：是的，有一些是因为录音质量的问题，有一些是因为主播的原因，比如主播本来说话也比较少，就会把主播的声音剪掉。大家会一起讨论这一期节目怎么剪，有哪些是必须要保留的内容，或者重点放在哪边。可能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参与，但也不是一个人决定的。

BottleDream：分享几期你们觉得要特别和大家介绍的单集背后的故事吧。

洛溪：有一期谈人力资源，我们的嘉宾是一位做人力资源的经理，还有一个帮企业做人力资源系统管理的一个技术人员。人力资源经理的价值理念是要以人为本，而不是把员工当作一个劳动力成本。然后另一个人他从企业的角度来谈什么是用人风险、人力成本考量是怎么计算的，他也谈到企业的一些难处。然后我和另一个主播我们就从工人的角度去谈。我觉得是说得很透也很爽的一期，既有观点的争论又结合了一些实际情况。

在外卖盟主那期节目中，有观众质疑说“你们是在装外宾吗？”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问，就是我们有这么多的工人，但是我们的工会发挥的作用是什么？

另外杀马特那期也挺有意思的，还有返乡专题。因为现在都在讲这个乡村振兴，但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老乡他们回去之后的生存状况是存在许多问题的。

然后也有一些会比较沉重的，像小平的那期，她说到自己第一次打工经历、喂蚂蝗、后来在城市里孩子丢了，没日没夜找孩子担惊受怕的情形都让我印象深刻。

尘肺病那一期节目录的过程里面我觉得特别沉重，好几次都快录不下去了，心里特别堵。那一期录的时间还挺久的，有三四个小时，中间吃了个晚饭，回来接着录。

他已经是一个很严重的尘肺病人，日子倒数着过，跟我们讲话的时候也是一边讲一边咳嗽，然后我就又会有怀疑：他这么难受，我们录这期节目出来又有什么用？这个问题这么严重，我们做这样一点事情又能怎么样呢？不能给人家提供任何反馈和支持，我觉得有些残忍又有些沉重。这是我觉得录制得最难受的一期。

子津：这期我想补充一点，其实录制过程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困难。除了刚刚说的工友咳嗽的状态之外，也有其他困难。比如最开始没有合适的手机，后面他去邻居家借了一个手机录制的，因为当时在农村家里，那个手机好像又很容易没电，所以他有一段时间一边充电一边录制，所以会有电流声，而且过程中我们主播很多时候听不清他讲话。

有听众给我们留言说到嘉宾“口音问题”，很多嘉宾都是带着自己的想法来讲述自己故事的，口音其实本身就是他们独特的一部分。如果说就我们平时听播客，已经习惯了所谓的标准的普通话，那其实这本身也是一种霸权。为什么在播客里我们只能听到普通话这一种“口音”？我也希望访谈可以呈现更多这些带有嘉宾他本身特质的内容，带着他们从哪里来的烙印。

“儿童节特别节目｜流动与留守之间”一期下的留言

我们的节目里有时还会有留白。有些人听到会疑惑“这是什么？”，其实是我们剪辑的时候会觉得那个地方太沉重了，需要喘息，便留下一些思考的地方。包括有几期节目录制时，工友还需要照顾小孩，或者有一边吃饭一边录的情况。很多嘉宾都特别忙，因为他们的工作时间特别长。还有，我们录制节目的时候会跟嘉宾说请他们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但是很多人住的地方并没有安静的环境。所以其中有一个嘉宾，是在公园里给我们录制的。

BottleDream：在《打工谈》的内容创作过程中，你们有哪些改变或收获吗？

洛溪：会了解到不同行业的情况、不同人的经历和故事。这些感受都是新的。

子津：我们自己做的有些内容我们原先也不是很了解，比如刚开始做货拉拉这个选题，我们发现中国互联网上并没有一篇很详细的文章去描述货拉拉的工作人员到底是怎么工作。或者像是代驾这个行业，也是大家可能平时不会去关注的一些工种。聆听这些故事的过程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让我们自己深入去了解的过程、是我们改变自己的过程。

BottleDream：有听众会留言谈到《打工谈》节目里嘉宾跟主播之间的错位，比如说主播站在特权的位置上发言，实际不能理解嘉宾真正经历了什么。对于这种评论你们怎么看？

子津：每一期我录完就会意识到我自己身上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也能看到评论里确实会有一些听众这样反馈，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肯定每一次都觉得他们说得很对，我自己也是很同意的，希望可以借着他们指出的问题去改进和学习，帮助自己反思。

就你刚刚提到的“错位”也是因为可能我们自己本身身份和我们的一些“打工者”嘉宾确实是不一样的。这种担心，不仅是在主持《打工谈》的时候才出现，从最开始接触劳工这个领域起，这就好像是绕不开的一个问题。毕竟身份的差异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播客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能够呈现差异的过程，因为它不像文字一样可以去做一些修饰，音频你再怎么剪辑有些东西也是剪不掉的。那对于听众来说，他们能够听见这里面的差异，而且有的时候是蛮微妙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口音”也是一种差异的呈现。

所以对我来说，在制作播客的过程中，这种对差异的察觉和发现，以及不断去尝试、去改变是一个长久的功课。

BottleDream：你们怎么看待现在越来越多人称呼自己为“打工人”，好像这个词语泛滥化了。

子津：打工，不一定说的是体力劳动者，我们也有想过做互联网大厂或者实习生的选题。我自己的看法是觉得首先就实际的雇佣关系上来说，确实大家都是打工人，包括我自己，我也是打工人，我也共享着打工的苦涩。

大家都认同自己是“打工人”，确实能够让我们看到自己在劳动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包括在“打工人”这个词语流行之前，就有“社畜”这样的词语出现。我自己是能够感受到互联网上氛围的这种变化，而且很明显，是在近几年发生的。这种变化反映了大家对自己身份认识的变化。

首先，肯定是和环境的变化有关，因为这群年轻人辛辛苦苦考上大学，甚至读了研究生，结果发现自己的经济地位没有得到改变，或者说原先设想的上升无望，自己最后还是在大厂里辛辛苦苦打工。这种自我的体验它是很真实的，也是跟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是息息相关的。我觉得这种氛围变化好的地方是在于它破除了一些虚假的希望。

但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这两者之间仍然是有差异的，打工人之间是有不同的，它内部是有等级的。我们都叫“打工人”，但我们是不一样的。以前在北京上学，寒冷的雪天我们可以待在教室里或者办公室里取暖，但是学校的清洁工，他们依然要工作，甚至要早起扫雪，这就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不同。大家的经济地位是不一样的，获得的尊重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从两个方面来说，一方面要肯定这种自我体认的变化，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这里面的差异性。“大家都是打工人”这种认识是否有可能导向一些改变的可能性？这是值得观察的，期待它会带来一些现实的行动。

BottleDream：没有去回避这一种错位，或者说能够去暴露自己、完成交流的过程，已经是很有勇气的一件事情了，本身也很具有突破性了。

洛溪：我也觉得大家可以听到这种“错位”还挺好的，它是一个问题。不只是我们，可能很多人对一些群体都是感到陌生的，可能他们就天天在我们身边，而我们并没有了解、关注到他们。这可能也是我们想呈现出来的一部分，我们没有刻意去回避它。

BottleDream：在播客热潮渐渐过去之后，你们想过之后会通过哪些新的形式传播工友的故事吗？

子津：关注劳工话题，其实会有很多形式可以尝试。比如有些公众号或者媒体会让工人来讲述或书写自己的故事，有些平台则通过视频传达。一些打工者也会在快手或抖音上去分享自己的故事（BottleDream「瓶行光」专题后续会有文章涉及到这个主题，敬请关注）。

就播客这个领域来说，我们会希望能够把《打工谈》做得更久一点，让它活久一点。

作者：万千 排版：美芹

「瓶行光」第三期专题为“流动流动”，我们希望通过报道务工青年的故事、采访关注务工青年的组织、对话研究流动务工现象的学者......来折射出当今社会正在面对的问题，并给出我们的思考与行动方案。当代人，无往而不在流动中。我们在寻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