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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将爷
大约有十年,我每年都有一段时间会在北上停留,与一帮思想的朋友天天喝酒吹牛。
每次都会有朋友感叹,他们是转型了,弃笔从政啦,弃笔从教啦,弃笔从炒房啦。一些朋友不无感叹说,现在写文章,没意思了,没意义了,写的东西一点骨头都没了,老是在端鸡汤,自己也腻歪,也是没格了。
这种谈话令人沮丧。但是,有一次,有个时评圈的大佬就训我们说,你们这种主动放弃式的转型,既不是美德,也不是好办法。
他说,理想的表达空间从来就不是躺着等来的,而是靠自己争取而来的。他还形象地举例说,就像是被围在一个皮球里,你只有使劲往外撑撑,空间才会大很多。你技术上足够好,在这空间里把舞跳得很精彩,也就是完美了。
当时,这番话很触动我。一直到现在,我经常说“不退”,在有些公共表达上死磕,很大原因也就是觉得,作为公共表达者,我得为自己争取话语权呀。退一万步讲,如果自己话语权都没了,不就是把自己饭碗给砸了吗?
只是,现在我最大的遗憾,就是天天都能看到,很多人根本不是被逼跪下的,而是主动下跪了。
我以前曾在公号上写过《人民的名义》里面那个祁同伟,这个人为了当官,当众向大他10岁的高官子女下跪,这个情景让我觉得太贱了,灵魂都没了。每次我写到这个,后台就有一帮人在骂我,他们总在说,祁同伟之前遭受过多少不公,他这样的下跪不怪他,而且应能理解。
当一个人去为自己的下跪找理由,我基本上判定,他已经属于死魂灵。
周梅森在《人民的名义》第二部《突围》(原名《人民的名义》)中,还写了一个令我更加作呕的小官迷,名字叫陆建设。
这个人真的太污太阴太贱太渣了,这个卑劣到极致的官场垃圾人,在权力面前一脸奴相。大家不妨看看下面视频,林满江在把他当棋子,让他担当“党委代书记”,当时,这个傻逼哭腔如哭丧,弯腰如下跪,一脸贱相。
很多人会觉得,人在官场,不就是要这样苟且偷生吗?我也不想站在道德高处,对这种腔调语出恶言。我也承认,在强大的权力面前,很多时候我们必须妥协,必须要学“偷生”。但是,可以默默“偷生”,绝不应该下跪到“苟且”地步。
前几天,我与“秦兽”聊天,我们俩都在感叹,现在连写生活随笔也被人投诉举报灭稿了。我记得,那天我写的生活随笔是读法国大革命前的情色八卦,兽兄写了一篇文章好像叫“一个写手的愤怒”,结果,我们谈外国社会和自身经历的生活随笔,也全因举报被灭稿了。
不过,兽兄那篇文章有个情节令我极度共鸣,今天想说一下。大意就是兽哥要捐赠一个受困于瑞丽疫情的贫困者,结果这个求助者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等收到兽哥的资助后,他将把兽哥拉黑,原因是他觉得与兽哥这种写批评文章的人来往,哪天保不准会牵连到他,让他觉得危险。
我记不得兽哥是怎么说此人的,有没有粗暴口,但我绝对理解兽哥的愤怒,这种人对我来说,就是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
这件事让我很共鸣,就是因为这类傻逼我遇到过太多了。以致于我现在给自己定个规矩,永远不会帮扶对我价值观不认同的人了。
我以前在人格志上之所以狠骂“武汉敲锣女”,也就是因为对这样垃圾人格极度鄙夷。那个敲锣女自己命悬一线,请求别人发声救命,一朝得救得势,立即划清界限,甚至反戈一击。兽哥笔下的瑞丽贱人,其实也就是“武汉敲锣女”的变态人。
为“武汉敲锣女”发声的那个可怜女作家,现在谁还敢为她发声?前几天,我写了篇《疫情中的摩西:瑞丽前副市长成为真正作家只需1天》,大家从我标题中也应该不难看出,我说的“真正作家”是指什么样的人。在这篇文章中,我一再强调那个为瑞丽百姓发声的戴荣里,其实就是个极其主流的作者,他口口声声都是正能量,各处行文都是官场话语体系。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最普通不过体制内人士,就是这样一个绝对的正能量写手,仅仅因为一时没有掩饰自己对疫情下民生艰难的悲悯,最近都被攻击成为第二个武汉女作家了。
关于戴荣里遭受各种攻击,也就是诸如“汉奸”“递刀子”之类的翻版。大家可以网上随便打捞,都会发现这种声音有多强烈。以我的判断来看,戴荣里应该不敢再发声了。前两天,呦呦鹿鸣公号发了篇《我们不能让戴荣里就此深陷泥潭》,希望大家能为戴荣里撑腰。但是,不是所有的作家,包括戴荣里,也包括老将,在骨头上能硬过武汉的花纲岩。
现实最残忍的是,不是我们自己在往外撑这个空间,而是很多人自觉加入了批评戴荣里的阵营,他们自己主动把这个空间压得更小了。这或许才是像戴荣里这样根正苗红的主流人群,在为弱者发声后很容易被吓退的原因。
举最近一件令我感慨唏嘘的事来说吧。最近,针对上海防疫的天空升起烟火被爆赞现象,合肥日报官方微信写了篇《江西的红灯与上海的烟花》,把江西铅山以防疫为由直接“亮红灯”那事与上海烟花对比。
结果,文章竟然惹怒了所谓的江西人,他们喊出“合肥日报,你欠4500万江西人一个道歉”的声浪,于是,合肥日报为这事道歉删稿,并且严重处理了发稿相关责任人。
我相信,这样的结果,在那些代表着“4500万江西人”讨伐者看来,就是他们巨大的胜利。
说实在话,我最同情的,并不是合肥日报以及相关受罚小编,而是江西人。他们才是这场争议真正的失败者。正如很多人说,以后江西人再发生类似“铅山红灯”事件,一定是不会替他们发声的。
是呀,既然打着防疫放号亮红灯就是他们心中的善治了,就是比上海更加文明理性的公共权力运行了,那么,又何必再热脸贴冷屁股,把更高层级的开放文明往阴沟里塞呢?
不论兽哥笔下的瑞丽人,还是对着合肥日报叫骂的那些人,我都只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当然,合肥日报为公共表达道歉妥协,也同样让我深感悲哀。他们为拓宽公共表达空间向外撑了50步,随后在压力之下,又向里缩了100步。这种行为,也让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很多人都喜欢引用胡适这句话:
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但是,不得不说,现在很多人都活成了亚历桑德罗.佐渡洛夫斯基笔下的那种“鸟人”了:
在笼子里出生的鸟认为飞翔是一种病。
今天,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像我一样,在舔舐着心灵的创口,在为这种价值撕裂下的人性人格沦陷而深感悲哀。
这种情形,令我经常呆坐在书桌前,直至夜深,还是觉得满腔的话都说不出口,一旦说出来就文章就难以“苟活”,这样久坐下来,越发觉得自己是一幅“偷生”的模样。
这情境,正如鲁迅所说:
目前的中国,真是荆天棘地,所见的只是狐虎的跋扈和雉兔的偷生,在文艺上,仅存的是冷漠和破坏
一个正派有序的社会,一个正直正义的人,绝不阴恶,更不跋扈,也不会卑躬屈膝,唯唯诺诺。
今夜,我想对各位说,如果真的无法凭借独立自由的思想,做一个顶天立地大写的人,那么,你可以沉默的偷生,绝不要下跪的苟且。
而在这样艰难的偷生中,我有时觉得,比起那些自甘为奴的价值低劣者,街边的流浪狗和流浪猫,或许更值得我们投注悲悯的目光,以及施善的双手。
因为我们最温暖的相遇,永远只应该是价值观一致的同类!
最后,送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给大家,不是逃跑计划唱的,而是意大利安团的。
愿大家在午夜静静地听,能越过谎言去拥抱到你的知音!
PS:感谢相遇,感恩三连,欢迎老将私人微信交流互动:jiangyeben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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