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人的批判中，他演奏着，孤独却真诚

一篇文章，让你理解老柴的人生与音乐。

各位好。

今天早上看到消息，小号上那篇《欧金中死了，而深度报道死了很久了》还是被404了。

但一些转载的号上还可以看到。

一般这种情况，八成都是因为恶意举报，我不知道举报的人是什么想法，反正他们又得逞了。

每次被删稿，都会觉得心很累，好不容易用心写出来的稿子，好不容易有了一些阅读量，最后毫无来由的404一下，这种顿挫感，让赶路的人疲劳。

我曾无数次下决心不再评论时事了，每每又都管不住自己的笔。这次又重新立志，也不知能坚持多久。而我的写作，也不知能支持多久。

今天这篇，我们来聊聊历史与艺术吧。

因为心情不好，一早上都在伴着大柴的音乐看书。那就写写他吧，那个在俄罗斯的风雪中寂寞的演奏者。

“家里有矿”的为啥更鸡娃

现在的人常说，人生主要是拼爹，家里有矿就不用奋斗了。但这话其实也不全对。比如柴可夫斯基，作为一个“真·家里有矿”的人，他的童年过得其实就不咋幸福。

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1840年出生在俄罗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里，他爹在他出生时还是一个勘矿工程师，可是等到小柴9岁的时候，柴爹的事业就越办越红火，自己当上了冶金工厂的老板。

于是小柴成了正儿八经的工厂主少爷。

表面上看，这个故事很美好，不是吗？但你要看小柴出生在一个什么国家、又赶上了什么时代。

在19世纪中叶的俄罗斯，像柴爹这种“中产阶级”，绝对是大熊猫一样的存在。19世纪的俄罗斯我们以前讲过，是一个典型的图钉型社会，由一大群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的被奴役的广大农奴和极少部分拿走了社会绝大多数资源的大贵族所组成。

在经历了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的改革后，中产阶级好不容易在这片冰天雪地中长出来了那么一点，但依然生存艰难。因为两位“大帝”改革的初衷，本来就是为了“富国强兵”，想跟同时代的英法一样，制定一套完善的制度，保障这些中产者的权利，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说白了，沙俄的中产阶级是啥，无非是等着沙皇陛下收割的高级韭菜而已。

从严格意义上说，像柴爹这种人，不过是靠贵族们享用宴席之后的一点残羹剩饭过活。所以自己虽然名义上是个矿场主，但活的其实也很辛苦、很焦虑。

一句话，当时的沙俄中产阶层本就薄的像一层纸，而他们的人生则更是命比纸薄。

可能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人生经历，柴爹对一个问题想的很通透：既然横竖是给贵族老爷舔盘子，那为什么不舔个铁饭碗呢？于是他给柴可夫斯基规划的“光明前途”是这样的：好好学习，读法律，毕业后考公务员，去圣彼得堡从十四等文官干起，一辈子慢慢在体制内混……

这样的人生规划，在同时代西方中产者那里肯定是不屑于想的，可是当时俄罗斯与柴爹同一想法的父母肯定不少。比如我曾经讲过的大文豪果戈里（参见《写公众号为生，确实越来越难了》）他家乌克兰地主出身，可其父母为他规划的人生前途居然也与远在乌拉尔的柴爹高度类似。

因为当时的俄罗斯，其实只有这条路算中产阶级升迁的正道。

你看，这不内卷了么，这不是？

只能说在一个乏味而焦虑的年代里，“靠谱”的人生也是同样乏味、焦虑而雷同的。

可是既然大家都这样想，千军万马要抢过独木桥，那一个熟悉的剧目就要上演了——鸡娃。

柴可夫斯基的童年，应该是过的非常不幸福的，从小父母在要求他必须学习好，以便能被法学院录取之外，还要培养他各种特长：他四岁就开始练钢琴，因为当时的俄罗斯的大贵族们都附庸风雅，想要巴结领导，每场舞会都能接到邀请函，你一个小文官凭啥啊，能弹一首好钢琴肯定是个不错的选择。

只不过柴爹没想到的是，本来只是想在小柴人生道路上打打辅助钢琴学习，却意外的帮小柴发现了他满身的艺术细菌。相比于枯燥无聊的法律和更加枯燥无聊的小公务员日常，小柴发现艺术世界是那样的瑰丽美好，能够让他那颗脆弱敏感的心灵得到彻底的释放与飞翔。

于是到了22岁那年，小柴主动跟家里提出：公务员的活儿我不干了，我要离开体制，为艺术献身！

你可以想象，柴爹听到儿子这么说的时候是个什么心情：老子一辈子在这个世道下摸爬滚打，好不容易总结经验教训，给你小子指了一条安稳的明路，你倒好，为个“追梦”就把铁饭碗给砸了？这梦你在沙俄追的起吗？

于是父子俩大吵一架，父亲给小柴下了最后通牒：你要想追梦，那以后就别想再拿家里一分钱资助了。

于是柴可夫斯基遭遇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场批判，来自他父亲。但面对这场批判，柴可夫斯基毅然决然的选择了“走自己的路，让老爹说去吧”。

他爹估计当时也很吃惊——从小当乖宝宝的小柴，出走的居然这么坚决。

那个犹疑的坚持者

这里我们就要聊到柴可夫斯基这个人的性格了，他的性格非常有代表性——尤其对成长于鸡娃环境的人们来说。

曾经有一位作为母亲的读者焦虑的问我：一个孩子，如果在“鸡娃”环境下长大会是一种怎样的性格，我给她的回答，是您去听听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就知道了。

我曾看过某位俄罗斯心理学者分析柴科夫精神现象的文章，说这个人属于典型的精神衰弱型性格——或称为焦虑-怀疑型性格。他一生的成就与不幸，就是被这个性格所决定的。

由于儿童时代成长在一个时刻被焦虑、否定和刺激构成的环境中，这类人的显著特点，是他们会经常性地反省和自责。他们总是将自己的行为放到负面的环境中去分析，倾向于夸大自己的不足，并进行自我否定。

你去看柴可夫斯基留存的那些为数众多的书信中，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些信中，几乎每一页上都会有诸如“这是我的罪过”、“我有缺陷的天性”、“我是那样的令人讨厌”、“我是丑陋”这样的字句。

这种经常性的自虐式自我否定，绝对不是老柴感情用事或心血来潮，而是一种心理学上的病理现象。是经常被督促、被否定、被焦虑刺激的童年经历，让柴可夫斯基有了这块心病。

事实上，如果你观察俄罗斯同时期中产阶级出身的文学家们，会发现他们的作品中有着同样的“精神自虐”，对于这个“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知识分子群体来说，这种心理，实在不是一个个体现象，而是一种症候群。

另一个典型特例，是医生家庭出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而柴可夫斯基的这种“精神衰弱型性格”，也反应在了他的音乐中，对比同时代德奥英法等国的古典音乐大师，你会发现老柴很特别——他绝对不是写不出那些优美动听或激昂壮阔的旋律。如果他愿意，在旋律的动听性上，他本可以成为整个古典音乐时代的翘楚。但很奇怪，老柴音乐中体现正面情绪的旋律总是不那么稳定的，往往听着听着，就会感到旋律在一些出其不意的地方拐了弯，突然转向疑问、沉寂、阴郁或者焦虑。

当然，高情商的说法是，情绪的多变与鲜明的对比，也正是柴可夫斯基的音乐的迷人之处，火一样的热情、水一样的沉沁，土一样的质朴，雾一样神秘。除去老柴，你也很难再找到一个音乐家能将这么多情绪杂糅的这么完美了。

可是，在情绪的复杂多变之外，你又能感觉到老柴的音乐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坚持，与万变不离其宗的主基调。这种倔强，应该同样是与他童年的鸡娃经历有关的——鸡娃们在不断被否定和督促的同时，一定会被设立一个目标，被要求一定要达到。这导致了他们人生始终是有一种指向性的。而当长大后，当他们否定掉父母的那个指向之后，除了报复性的“躺平”，另一种可能性，就是自己给自己设定一个必须达到的人生目标，并为之不惜耗尽一生。

柴可夫斯基，显然就属于后一种。他是那样犹疑而又那样执拗的走上了音乐家之路。在从体制与父亲为他规划的人生中出走之后，他在艺术道路上走的非常之决绝而又勤奋。

能不能站着把钱挣了？

后世乐评人们在评价老柴时，似乎很少有人提及他其实是个很高产的作曲家。表面上看，柴可夫斯基一生大约有169部作品传世，这个数量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可是你要知道，老柴这辈子只活了五十三岁，而且跟莫扎特、门德尔松那种从小就被当音乐家培养的天才不同，老柴少年时代的音乐都是背着他爹偷偷写的。而且写的很多都是交响曲，歌剧，芭蕾舞等等大规模音乐。那这个数量就很惊人了。

比照一下时间表，你会发现，自1854年到1878年，柴可夫斯基每年最少会出一部作品，而最多一年居然创作了25部作品之多。

柴可夫斯基：我不在肝稿，就在肝稿的路上。

几乎不眠不休的创作这么多作品，一方面是老柴执拗的创作理想使然，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想要通过“努力搬砖”多挣钱，来证明自己的人生选择。

在柴可夫斯基与朋友的往来书信当中，他无数次的提到过这件事。焦虑-怀疑型性格的人，是需要他人和外物给予的肯定，才能维持住自己心目中对自我的定位的。所以柴可夫斯基就疯狂的写，以便用获得的掌声与金钱来作为自己进一步前进的动力。

所以柴可夫斯基是复杂的，他写过取材自

我曾在《这个“小破曲”刚给中国大众洗了脑，但它背后的美国悲剧你一定不知道》一文中，讲过同样试图靠卖曲为生的斯蒂芬·福斯特是怎么穷死的。

应当说，相比于福斯特，老柴显然是幸运的，当时的美国和俄罗斯，虽然同样被欧洲国家嘲笑为老土，但土的方式不一样——美国人“土”的平均而自由，艺术在那里是真没有市场。而俄罗斯确实一个农奴啼饥号寒，上层贵族却酷爱附庸风雅的社会，所以艺术家在这种社会里，其实还是有得赚的。

大洋彼岸在一辈子吃土的福斯特投来了羡慕嫉妒恨的眼光。

比如老柴应莫斯科大剧院院长之邀创作的不朽芭蕾舞剧《天鹅湖》，一下子就为他赚到了八百卢布。

“爆款”芭蕾《天鹅湖》，暴躁沙皇，含泪点赞。

八百卢布什么概念呢？举个例子，同时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的小说《罪与罚》中，有一个姑娘叫索尼娅，她是一个退休九等文官的女儿，为了谋生出卖了自己的处子之身，只卖了30个卢布。

所以换算下来的话，老柴那这一部《天鹅湖》挣钱，可以嫖二十六到二十七个索尼娅——这样换算好像有点对大艺术家和失足女孩都不敬，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就行……

总之老柴的收入水平，是远超俄罗斯当时底层人民的温饱平均线的。

但还是刚才说的那个问题，俄罗斯这个国家，贫富差距实在太大。同时代另一位“文青”，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他家是世袭伯爵，年收入都是一两万卢布。老柴的那点收入跟他一笔又显得微不足道了。

所以我们经常能看到一种奇怪的描述，说身为莫斯科音乐学院教授的柴可夫斯基生活贫困，需要资助人梅克夫人的接济才能度日，梅克夫人给他断供之后，老柴很快就忧贫而死了。

这种描述也对也不对，只能说，老柴奋斗了一辈子，最后还是活成了他那个中产阶级爸爸活的那种宿命——奋斗了半天，到头来，却依然是“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要仰人鼻息，要靠贵族老爷们丢下来的残羹剩饭填饱肚子。

柴可夫斯基与梅克夫人：阿姨，我不想努力了。

这是那个时代那个阶层必然的宿命。按《让子弹飞》里的名梗，柴可夫斯基一辈子都在追寻的一个问题的答案：“这个（才华）加这个（勤奋），能不能站着把钱挣了。”

而老柴追寻了半天，得到的答案是：真不行。

至少在那时那地的俄罗斯，是真不行。

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

但我想，最让柴可夫斯基痛苦的，恐怕还不是他经济上的仰人鼻息和不独立。而是他的音乐即便在同文化水平、同阶层的知识分子中，居然也缺乏知音。

我们今天工作学习之余，放一段老柴的交响曲，你一听往往都觉得：哇，旋律与思想俱佳，情怀与哲思齐飞。乐评家们写老柴，谁都不敢说半个不字，全都是溢美之词。

但放到老柴还活着的那个年头，却完全不是这样的。他几乎被喷成了狗。

在当时，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不被任何一个知识分子群体所完全肯定的。

古典乐派认为他的曲子旋律优美却缺乏深度，

浪漫派却认为他的作曲拘泥保守、缺乏创新。

民粹派认为他的曲子有太多的西化元素，简直是投降主义，是“跪舔西方”（哦，错了，人家俄罗斯民粹派不用这么粗俗的词儿）；

而西方派却觉得，他写《1812年序曲》这种作品，分明是在给俄罗斯腐朽的旧制度张目……

总之就是哪边都讨不到好。据说有一次，老柴兴冲冲的将自己写好的一份钢琴协奏曲手稿拿给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尼古拉·鲁宾斯坦看，结果人家鲁宾斯坦给回了一句：“已阅，完全没有任何价值”。

鲁宾斯坦：写的这啥玩意儿……

前面说过，柴可夫斯基是个敏感而多疑的人，这样的众议汹汹，对他来说是灾难性，让他一点都感觉不到他其实是那个时代俄罗斯最伟大的音乐家。

这些批判让敏感的他心力憔悴，几度濒临绝望。

可为什么会这样呢？

如果我们拉开历史视角，宏观的去看：柴可夫斯基的困境，与那个时代俄罗斯的历史大势有关，他的困境，也是那一代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困局。

1855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中被英法联合揍得满地找牙，把沙皇尼古拉一世都给急死了。

同样是跟英法干仗，同样是被打的怀疑人生，克里米亚战争，俄罗斯版的“鸦片战争”。

这场战争的大败亏输，也造成了俄罗斯民族的信心崩塌与思想大混乱——从彼得大帝开始，经历了百余年维新，怎么我们国家还是这个熊样呢？

于是各派都开始想辙：

西方派觉得，还是应该拾起十二月党人的旗帜，推动俄罗斯更加彻底的西方化；

民粹派则认为，这是洋奴思维，俄罗斯真正力量的源泉，在于斯拉夫传统；

保皇派则说，你们这都是瞎嚷嚷，都别添乱，我们还是要团结在沙皇陛下周围，从胜利走向胜利……

在这种各派主张都在大混战的背景下，柴可夫斯基的任何音乐作品，都会被拿出来当靶子说事儿，大家都倾向于用批评他来表达自己的主张。于是他就不幸掉到了坑里。

《1812年序曲》，柴可夫斯基当时最被政治化的一部作品。

此外，柴可夫斯基那拧巴的出身和性格，也为他寻觅的知音平添了很多壁垒。比如说作为同一时代音乐界与文学界的并峙双峰，老柴和托尔斯泰有过交往，按说这两个伟大的灵魂应该有很多相同之处。可是两人的聊天却总是莫名的话不投机。老柴极为欣赏与自己出身相似的贝多芬，托尔斯泰却觉得莫扎特和海顿才是音乐家们该效仿的榜样。三聊两聊之后，双方都认定对方水平有限，再后来就断了联系。

老柴后来给他的金主梅克夫人的信中说：“我确信，托尔斯泰是一位有点反常的人，同时又直率、善良。尽管如此，除了负担和痛苦，与他结识没有给我带来任何东西，就像和所有人的结识一样。”

其实仔细分析一下，柴与托的话不投机不难理解，前文说了，人家托尔斯泰是年收几万卢布、站着房躺着地的大贵族，而柴可夫斯基却是一个要依靠写作证明自己、并且维持体面生活的“音乐码农”。两个人的生活层次本就不同，当然对话也就成了一种奢望。

托尔斯泰，土豪有时候还真就没法做朋友。

是的，撕裂的共识、差距过大的阶层，让当时的俄罗斯知识分子都呈现越来越原子化的趋势，所有人都被分割在不同的精神世界里，这是俄罗斯艺术和文学的幸运，确实这个民族莫大的不幸。

而本就敏感而不善交际的柴可夫斯基则在其中最为痛苦的一个。因为他找不到知音。

他一生的道路，都是缺少同伴与知音的。哪怕是在生活上。

37岁的时候，老柴曾经尝试过结婚，对方是他在音乐学院中女学生，狂热小迷妹一枚，公开宣称如果不能嫁给偶像老柴她就自杀。

老柴可能是本着治病救人的态度，答应了婚事，但结婚没多久就反悔了——与不相通的人一起生活实在是太痛苦了。

时代与性格，将柴可夫斯基与其他人分割开来，他无法与任何人真正的相通。

那条终归大海的航船

然而，仍有一种东西，给了柴可夫斯基的灵魂最终的归宿，那就是他所献身的音乐。

晚年的柴可夫斯基越发想通了，他越发不再在乎旁人的评价，而流连于山水之间，每天早起吃过早饭之后，他都会进行一场“柴可夫斯基式”的散步，一出门三四个小时那种，中午回来吃个午饭，旋即出门再走。也许只在这些与自然相处的时候，柴可夫斯基那颗敏感而焦虑的心才会是宁静的，他成为了一名隐士，归隐于山林，也归隐于音乐，把那些从自然中汲取的灵感记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然后在傍晚归家时将它写作乐章。

当他创作《第六交响曲》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乎外部的评价。他这样写道：“如果这部作品再次被误解或者被撕成碎片，我也不会感到惊奇，这又不是第一次了。但我能确定的是，这是我最好、最真诚的作品。我喜欢它。”

《柴六》，穿越时代的迷雾，人们最终会发现，它确实是一部好作品。

1893年11月，柴可夫斯基因感染霍乱而逝世。很久以后，有传言说他是故意喝下带有霍乱病菌的水而自杀的。而自杀的原因则是因为柴可夫斯基的是个不被当时社会所容的同性恋。这个说法知道上世纪80年代才在美国勃兴，其实没有什么站得住脚的直接证据。我们姑且存而不信吧。

从音乐上看，晚年的柴可夫斯基其实是更加完满的，他依然在真诚而努力的写作，却不再为了获得他人的肯定，只为求得自己对自己的认同。

怎样总结柴可夫斯基的一生呢？也许是时代和阶层的际遇使然，他的一生都在否定、批驳与孤独中度过，来自父亲的、来自同行的、来自社会的，这些批驳与否定曾编成一张网，让他痛苦异常。但凭着才华与努力，柴可夫斯基最终还是破网而出，演奏出了那个时代最难以忘怀的乐章。

终于，他没有辜负音乐，而音乐也没有辜负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