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公众号为生，确实越来越难了

久违的跟大家谈谈心

各位好，发现好久没有写谈心文了，今天补上一篇。

最近这两天我发现一件事，又有几个我之前一直关注的公众号相继停更了，而且停更的时间特别齐整，都是在8月8日那一天。有几位前辈我有他们的私信，发文一个个去问，结果得到答复都是号被炸了，有封号半个月的、有封号一个月的、还有一位永封。

原因大多是那几天他们写了谈及跳水冠军全红婵的稿子。

删文的原因也不是很规律，有位朋友给我连发数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一下，说他的文章与一些还活着的文章相比，还是蛮温和的，阅读量也没人家大，搞不懂为什么就被封了。然后他苦笑，说“这玩意儿就是个玄学，谁摊上了算谁倒霉吧。”

我听了以后感觉很复杂，不知该他们惋惜还是为自己庆幸，因为那天其实我自己也写了篇关于全红婵夺冠的稿子，写的很详细，足足6000字，也觉得自己的反思很温和，没什么碰线的地方。

但发文之前我多留了个心眼，从既往经验来看，我这人一直比较“脸黑”，同样的话说出来，别人不被封我被封。

于是我就把那文章先发到知识星球上投石问路了一下，果然不到一个小时就没有了。

于是我就果断认怂，微信这边连尝试都没尝试，那天直接弃更了。

但整整6000字的文章，一整天的时间白写了，这事儿对我打击确实挺大的。

结果大家也看到了：这一个周，我写的确实有点兴意阑珊，文辞、思维，其实都不在状态上。对读者们真的很抱歉。

本号也在尝试写一些比较安全的话题，比如昨天的《陈世美该不该铡，霍尊该不该骂》。

有朋友觉得这种事情我不值得评论，浪费笔力。

但请原谅，我总得写点啥。

而且我觉得自己对此事的分析，也算以小见大。庄子说：道在尿溺。福尔摩斯说，给我一滴水我可以推算出整条河流。

今后除了世界历史、我们就多谈谈这种事吧，好歹这种问题能谈深谈透。

最近，我越发感到自己正在获得一种“能力”——

我这人以前写文章总会力求把道理点的很透，我当初在学校和原单位工作时，都有前辈夸过我“力透纸背”——这样说好像有点自夸之嫌，但我没这个意思，因为慢慢的很多师长都提醒我，写文要收着点，别祸从笔出，刚极易折。我也一直这样刻意提醒自己。

可是，最近几个月，我发现我越来越不需要这种自我提醒了，因为现在“收着点”似乎内化成了我的一种“内在能力”，有些问题我再想回复当年那种犀利的笔调、那种酣畅的批驳，居然也不可得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大约是环境塑造人吧。一个多月前我写《从体制内裸辞100天了，有人问我后不后悔……》，曾经说“你必须按你想的方式去活，否则你就会按照你活的方式去想。”

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考虑，我才辞了体制内的铁饭碗，想投身内容创业，并不是因为我在里面过的不好，而是不想让自己的笔锋和思想的锐度受到那样巨大的磨损。

可是，专职写公号这几个月来，我的承认，限制和磨损依然是存在的，而且是不可见的。微信公号的规矩，网络上尖锐的民意对立，成为了我不得不适应的新“活法”，最终我还是按照我活的这种方式去想——可能限制确实少了些，但因为它们不可见，其实我有时反而写的更加谨小慎微。

所以公号写作也成了一种“体制”，一种约束、驯化我思维的体制。

由此想到了这两天跟另一位前辈的聊天，他最近因为某篇文章，一个数十万粉的大号被封了一个月，但反而很豁达，说：正好，可以让我静下心来写个剧本。然后，他说：这行时间不多了，公号我最近也写烦了，

我想，他说的“写烦了”，可能跟我的那种被驯化感是相通的。

最近这几年，曾经火爆的微信公号其实在呈现退潮趋势，至少我关注的不少优质号主，要么是被动的被清场出局、要么主动转投它业，很多人可能都是带着这种“写烦了”的心态走的。随之而来的是优质读者的大量流失，公号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更加严重。

以此而论，这行时间究竟还有多少，确实是个未知数。

可在前辈们都纷纷往外走的时候，我却一头扎进这个行当里，不知该算是“逆行者”还是傻帽。

想起几个月前忙活辞职时，我大学时的授业恩师曾经专程打电话来问我的近况。

我老师如今退休在家含饴弄孙，不太关心外事了。所以他来电话，让我觉得特别非同小可，然后我就把近况原原本本的跟他说了一遍。

老师沉默了一会儿说：你一定要想好啊，现在搞自媒体太难了，写的过于犀利会碰线，写太温吞水了读者又不买账。会比在体制内写文更难。

我当时说：老师，我知道，我尽量把握好。

课把握起来真是件很痛苦的事情。八月份以来，我大约已经有六篇稿子，接近五万字的文章写出来了却没发。其中包括我之前给大家许诺的罗马史、日本史和阿富汗，以及几篇时评。而理由这个是老师说的那两个，要么过于温吞水，要么过于激烈，在我自己这里都没过的了关。

法国诗人让·贝朗瑞曾经说过：“没有任何东西，比投入壁炉中的手稿的火焰，更能照亮出一个作家的灵魂。”

我最近对这句话真的越来越感同身受，主动弃稿真的是如同割肉一般，对一个用心写作的人来说是一件极端痛苦的事。可是为了追寻安全而又不违背良心的表达，一个写作者在一些时候不得不这样做。不真诚或不安全的表达，你们都没有看到——虽然其实我写了不少。

但这样写了废、废了重写，真的很消磨心血。让写稿变得很累。

我中学时代曾经读过果戈里的《死魂灵》，后来知道这部作品本来还有写第二部、第三部，果戈里自己的说法是：《死魂灵》的第一卷只是“通往我心中那宏伟建筑的第一级台阶”，真正的宏伟而神圣的宫殿则是第二卷和第三卷。

可是果戈里最后也没有把《死魂灵》的第二三卷发表出来，第二卷他本来已经写了，可写出不久之后就给烧掉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呢？你要了解俄罗斯历史才能明白。

19世纪的俄罗斯是一个非常奇葩的存在。在国力上，它当时已经击败了拿破仑帝国，成为了名义上的“欧洲宪兵”。可是在制度上，俄罗斯陈旧腐朽的农奴制和沙皇统治，让俄罗斯贵族们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

比较勇的那一批贵族，直接就实干去了，比如十二月党人。

剩下一批温和派，开始借小说进行反思，这就造成了俄罗斯文学与生俱来的那种独特气质：写文章和看文章的明明都是一帮贵族，他们却最深刻的剖析和反省他们赖以为生、赖以得利的那套体制。

而果戈里又是这其中的佼佼者。另一位大作家赫尔岑曾经说过：“在果戈里之前，从来没有一个人把俄国官僚的病理解剖过程写得这样完整。他一面嘲笑，一面透视这种卑鄙，透视那可恶的灵魂中最隐蔽的痛苦。”

赫尔岑所说的，就是果戈里的《死魂灵》。《死魂灵》第一部出版之后，立刻因为它对俄罗斯现实激烈的批判，在俄罗斯思想界引发轰动，圣彼得堡的大学生们为了争阅这本书，不得不在班上选出几位最好的朗读者，轮流朗读该书，并传颂其中的句子。

可是，与普希金、托尔斯泰这种不愁吃喝的大贵族不同。果戈里出身贵族中的破落户，家底儿早被祖上败光了，到他这一代，果戈里不得不在圣彼得堡做一个十四等文官糊口。

也就是说，果戈里自己其实就是一个靠他所痛斥的体制所养活的人。更有甚者，当后来他走上专业作家之路，一度曾断了收入来源，日子实在过不下去时，他还曾经托关系给沙皇写信要钱。

据说这封信写的特别幽默而又低声下气，沙皇尼古拉一世一边看信都一边笑，读完之后直接给果戈里批了四千卢布（当时俄罗斯一个上校军官的年俸也就500卢布，沙皇其实够大方的）。还跟推荐果戈里的宫廷女官说：“这人太有意思了，等他再缺钱时，让他再给我写信，我就再批钱给他。”

所以，果戈里干的其实是弄臣的营生，却非要进行独立作家式的写作。别人是“端起碗来吃饭，放下筷子骂娘。”果戈里可好，端着沙皇给的碗，直接骂沙皇。

当然，尼古拉一世这人还是比较开明的（毕竟就是他终于废了农奴制）。犀利的《死魂灵》第一部出版时，本来是过不了审的，还是沙皇亲自放话，才法外开恩的。

可是等到《死魂灵》第一部大火之后，果戈里的麻烦来了。

因为《死魂灵》对俄罗斯现实的批判讽刺过于剧烈、影响力又太大，很多旧体制拥护者认为这是一本“叛国之书”，大加攻击和批判，而当时俄罗斯西方派知识分子也频繁对该书进行各种解读。

双方都上纲上线的论战之中，作者果戈里被夹在中间，尤为痛苦——正如俄罗斯当时撕裂的知识界在激烈交战一样，这个十四等文官出身的大文豪，大脑和肠胃也在打架。

果戈里的问题在于，同时代俄罗斯其他作家，写作要么是贵族生活之余的消遣，要么是以笔为投枪的战斗，唯有他，除了这些理想之外，还要为了生活。

于是果戈里试图居中调和一下，他在《死魂灵》第二部当中加入了不少探讨新思想与旧体制调和可能性的文字，还为沙皇和俄罗斯文化说了不少好话，试图进行折中的表达。

但这种努力的结果，是两头都不讨好。他曾经的好友、另一位大文豪别林斯基，写了一封长长的《致果戈里的信》，毫不留情的痛骂他的“变节”：

“当俄罗斯正苦恼地面对变革现实的迫切问题的时候，有一位伟大的作家，他曾以其惊人的、非常真实的艺术创作有力地促进了俄国自我意识的觉醒，让俄罗斯像照镜子一样审视了自我。可是，这位作家，如今却写了一本书，在书中，他借着基督和教会的名义教导野蛮的地主如何更多地榨取农民的金钱，教导他们更多地辱骂农民……这难道还不足以引起我的愤怒吗？……即便您打算谋杀我，我也不会像读了这些可耻文字之后这样的仇视您……在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您还想让人们相信您写此书是满怀好意的？……您肯定是病了，那您就应该赶紧去治病，而不是继续写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