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12
7
···
·

小学到中学的梦魇
                                                                 作者:詹志芳

1963年,是我们升中学的一年。我是小学五年都没有努力学习过的,我只在六年级的下半年,才开始抓紧时间学习。我在家里书架上找到一本补习算术的课本,一看程度和我们的课本相当,并且,每道习题在最后有标准答案。于是,我就除了老师留的作业,还做这本书上所有的题。对过答案以后发现基本上全都对。
我对自己的数学从来有信心,只有作文,宋老师从不给我五分。我知道她喜欢有许多形容词的作文,我就偏偏不喜欢写那些娇柔做作的文章,我的文章很素。
到了几十年后,我的一个老师徐梵澄告诉我文章分五类:
第五类是文笔不通;
第四类文是乱用形容词;
第三类文是文笔也通了,也不乱用形容词了;
第二类文是语言精炼,有自己的思想;
第一类文就要有音乐了,像韩愈的文章,那就很难得了。
大约我的文章从来没有四类文的阶段,因为我不喜欢。所以,对语文考试我是略有担心。
在报志愿的时候,我自己填写了第一志愿师大女附中;第二志愿女八中;第三志愿三十三中。结果,我们班主任宋老师不许我填写师大女附中,她认为我太冒险了。其实,她不断地给我们讲有一个平时学习中等的女生,报考了师大女附中,最后考上的事。我就是在这样的鼓舞下才填写的。
我是一个喜欢冒险的人,我想尝试一下。
我不知道宋老师还有一个打算,她想让我上外国语学校。我被迫改第一志愿为女八中。即使,不想让我第一志愿考师大女附中,我也会第一志愿填写女一中的。总之,我的受到了迫害。那时我不知道有人权这个词。但是,我觉得老师越权欺负我。她可能还觉得是为我好呢。
宋老师偷偷摸摸把我和一个副局长的女儿叫到教研室,给了我们一人一张小条子,上面写着几月几号到什么地方去考外国语学校。我早就生了宋老师的气,当然不可能听她的摆布。凭什么我的父母搞外语工作,我也要搞外语,我一直觉得外语应该是工具。
父亲负责对日广播,在所有对外广播里,日本听众来信是最多的,主要五六十年代日本左派势力很大。我记得常常在电视里看见日本人头戴白毛巾,手挽手,在街上跑步游行。父亲翻译毛选从一卷到五卷都是定稿。母亲也在大学教日语。我受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影响,喜欢数学,数学又简单,写出来也漂亮。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一般人普遍觉得女生没有男生聪明。我就不服气,有人越说我干不了的事,我就越是要干。
结果,我根本就没有和父母提外国语学校的事情。把那张小纸条团吧团吧给扔了。宋老师可能不会猜到我没有去投考外语学校。以为,我们俩人都没有考上呢。
外语学校在我们那年还不是特别香,过了两年就是拿到女附中通知书也会不去,而选择外国语学校。外语学校已经一跃而为第一好的中学,还带点特殊性,成了香饽饽。即使这样,我也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毕业考试的一天终于来了。没有拿到卷子的时候,我还是有点儿紧张,毕竟是人生的第一次。看着有一米长的卷子又新奇又担心。拿到卷子,大家都在低头做题,班上静的掉一根针都可以听见。
卷子从前往后传,我是最后一个。卷子到了我手里,我用眼睛扫了一下,没有觉得太可怕。心就安了许多。我开始做起来,觉得过半个多小时我就做完了。两个小时的考试,我有的是时间检查,我把一人两张的演算纸用完了,和监考老师要,她给了我一张。我很快又用完了。再要监考老师就不给我了,她一直在我身边。我一直演算了六遍,都是一样的答案。
这时候,我们班的老师急匆匆地进来,把一个搪瓷小水杯放讲台上,用粉笔在上面搭,当然是搭不上的,粉笔几次掉下来,声音惊得全班同学都在看她。她急忙又走了。我完全没有想到,她用这样得办法,提示大家不要忘记算水桶的底面积。我们班考上女一中的同学从中受益。为人师表的老师就是这样公开作弊,我对她更有看法了。
好不容易下课铃响了。我们班的监考老师出门就对我们班主任老师说,那个大个女生全对了。宋老师下课也这样告诉了我。她还说,你做得那么快,监考老师都怕你做对了再给改错了。
接着,就是漫长的等待,那年雨水特别多,一个夏天都再下雨,反正没有作业了。妈妈教我做饭。一天,我正在做中饭,院子里的一个小朋友跑到我家里,从裙子下面拿出了我的女八中的通知书,我没有半点高兴。后来,同学们要去看老师,我就不去。
过了许多年,我们都五十岁了,同学们再去看小学老师我还没有去。那时,我已经做了三次手术,走路很困难。宋老师强迫我改志愿,我还是不原谅。是宋老师对我不公 。使我一辈子注意对别人公平。不要越俎代庖替别人做决定,即使是自己的孩子,我也都要她们自己选择在哪里生活,做什么工作,不用考虑我。
当然,那年我的考分有没有到女附中的录取线就不知道了,因为不公布考分。不过,我记得当年女八中的两门成绩总最低是192分,好像女附中198分。
上了中学,一次上数学课,老师做错了一道题,我举手,指出老师的错误。这个数学老师觉得非常没有面子。把我叫起来,骂了我半堂课,说我没有说您。我们家里从来不说您。我认为您是老北京人从满语或者蒙语延续来的。外地根本没有这个字。这个老师劈头盖脸的骂我。我就不想学数学了,那年我数学不及格,还补考。
我到美国听说,那么多对学生保护的法律,都觉得有些过分了。但是,这些法律确实保护了幼小一方。
下乡插队,我还是带了我喜欢的数学书和家里看的懂的书。在下雨天不用上工时,我带领我们屋里的五个初一女生做题。有个插队同学说对她以后改行搞软件有帮助。
我自己还在利用空闲时间做题,完全出于爱好。结果,在73年推荐上学,也需要考试的时候,我又很容易地获得满分,还给我们村里的同学提供帮助。不过,我认为这个做法与宋老师的性质不同。我是出于对强迫终止学业的同学的同情,而帮助她们的。我一直不同意下乡,我是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才去插队的。
上大学,我又被分配在外语系学英语。在我的强烈要求下,正好数学系一个男生父亲去世,他可以顶替父亲回北家工作,就放弃了计算机专业,给我留了一个名额。我们学计算机专业的,那年全国不到一百人。
在工作后,我发现我们中央电视台的广告部,没有什么人做广告。就给台长打报告,说应该做观众调查和收视率调查。台长批示,由我来做,我用两台IBM-PC,三个月,从设计调查表,到录入程序,统计程序,分析程序,由我一个人带一个录入员完成。从此,中央电视台的广告费很快就到了百亿,现在,已经两百多亿了。但是,我从来没有因此得到过一点儿奖励和奖金。
前排右三是作者,作者右边是董湘毅,左边是李亚敏,前排左二是杜宁生。都是当时世界顶级的手枪慢加速的运动员。
在生病后,我开始写作,已经出版一百多万字的书了。那个不肯给我作文五分的老师,她一生都没有一个字便成过铅字,而我已经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了。骂了我半堂课的数学老师,也一定没有我在计算机方面的成绩大。
我是在压迫下成长的。必须承认,我从小就不是听话的学生。我老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不把老师当回事。也是她们不喜欢我的原因。老师粗暴的做法鞭策我变得更好,证明给老师看。
学校的梦魇终于过去了。
作者介绍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