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总结了“外交风云七十年”系列的三篇文章，有删改。
1、你好，莫斯科
1949年1月30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常务副总理）米高扬，从旅顺的苏军机场起飞，直抵石家庄。
时任中央警卫处长的汪东兴在石家庄机场迎接米高扬，并陪同他前往西柏坡。

米高扬是第一位踏上中国土地的苏联高层领导人。

他此行肩负着斯大林赋予的一项重要使命——为莫斯科建立与未来新中国的同盟迈出第一步。
毛泽东在西柏坡迎接米高扬

与后来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不同，在斯大林健在的年代，我方领导人对苏联的态度是相对谦卑的。
毕竟当时搞国际共运的，大都非常讲究“辈分”。
会见米高扬时，毛泽东先是把斯大林天花乱坠的表扬了一番。

然后话锋一转，聊起了外蒙古和内蒙古合并、苏联归还旅顺口和重签《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敏感话题。

这些问题米高扬自然做不了主。
于是米高扬白天会谈，晚上就把详情用电报发往莫斯科。
中国是斯大林赖以和美帝“一争高下”的关键之关键，所以大林哥高度重视西柏坡传来的电报。
在米高扬访华期间，苏共政治局几乎是每天召开例会，集体研究米高扬的电报。

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1949年6月，刘少奇与高岗、王稼祥回访莫斯科
需要注意的是，1949年前期的互访仅仅是中苏两国在“互相试探”，并没有真正建立同盟。

所谓的“同盟”，必须是以“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
这种关乎国运的条约，当然得“当家人”亲自去签。

于是在1949年的12月6日，毛主席从北京踏上了赴莫斯科的行程——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踏出国门。

列车途经沈阳时，东北局负责人高岗上车，护送一行抵达中苏边境的满洲里。

经过西伯利亚大铁路漫长的跋涉，12月16日，中方专列抵达莫斯科。
1949年12月21日，毛泽东出席斯大林70寿辰庆祝大会
当天晚上，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为毛泽东接风洗尘。

寒暄过后，斯大林开始试探性的问毛泽东：
（请读者朋友注意以下对话。此为中方翻译师哲在回忆录中记录的两人交流原话。）

“你来一趟是不容易的，那么我们这次应该做些什么？你有什么想法或愿望？”
毛泽东回答道：

“这次来，一是祝贺您七十寿诞；二是看一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
斯大林又说：
“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搞个什么东西？”
毛泽东回道：

“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
在《回忆录》的旁白中，师哲记录道，苏联人似乎对毛主席的说法不甚理解。

其实，斯大林非常清楚毛泽东话中的含义。

西伯利亚大铁路

这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就是后来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为了区别于1945年苏联和国民党签的那版名字差不多的条约，这版又被称为“中苏新约”。

“新约”的签署过程非常曲折，西方媒体一度脑补了很多画面，比如斯大林软禁中方领导人……
之所以曲折，是因为其中牵扯到苏联对于战后国际秩序的定位，以及斯大林思想上对于“雅尔塔体系”的突破等问题。

这段故事我们以后有时间再聊。

结果就是，在这段极其曲折的莫斯科之行里，毛以虎口夺食的姿态逼迫斯大林表态——“废除旧约，重订新约”。

最终，毛主席心满意足的返回北京，斯大林也如愿以偿拿下了这个“最关键的盟友”。

毛主席走后，留下周恩来在莫斯科和苏联人商讨条约细节。

由于中苏之间牵扯到东北中东铁路、旅顺口苏军基地等一系列复杂问题，所以条约一直到1950年2月14日才正式签署，有效期三十年。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署，标志着新中国正式加入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也从此走上了和美帝决裂的道路。
从某种意义上说，此后的朝鲜战争、苏联援华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都是1949年12月莫斯科之行的延续。
2、别了，司徒雷登
四十年代美国代表团在延安，与我党其乐融融

抗战期间，美帝驻华最高长官史迪威非常喜欢我党。
他曾不止在一个场合表达对延安的赞扬，以及对重庆的厌恶。
我们看今天的官方抗战史，往往对史迪威这个美国人也都“赞誉有加”。
四十年代，延安曾长期驻扎着美帝代表团。
相对国民党上层的贪腐与纸醉金迷，延安给美军代表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直到1947年马歇尔调停彻底失败，美军代表团才撤离延安。

说句玩笑话，假如当年马歇尔的“民主计划”真能成功，我党与国民党划下道来拼选举，国民党也未必是我党对手。

局面很可能和今天岛内差不多——国民党还是被打趴下的那个。
送别美国代表团

1949年4月，解放军攻占南京。
当时，包括苏联驻华大使在内的各国使节大都随国民政府迁往广州，但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却留了下来——
司徒雷登。
作为美国驻中华民国的正牌大使，他在南京大使馆等了整整一百多天。
这么重要的“暗示”，我党当然懂。
于是，毛泽东转托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的陆志韦写信给司徒雷登，表示他可以个人身份到北平参加燕大校庆。
周恩来则立即派司徒雷登在燕大时的学生
黄华（1976.12～1982.11任外交部长）赴南京，直接与司徒雷登接触，邀请他回燕
京大学，并表示“可能一晤”。
获此消息，司徒雷登很是兴奋。
但是，在他就北平之行向美国国务院请示时，却遭到拒绝，并要求他立即返美。
因为对美国而言，派驻华大使这种级别的官员与我党高层会晤，就自然带有下一步承认新政权的意义。
这是天大的事情，美国最高层尚未下定决心。
司徒雷登就这样黯然离别生活了四十五年的中国，从此再也没有踏上中国的土地。
直到2008年，根据本人遗愿，他的骨灰迁回中国，移葬在杭州半山安贤园。
周恩来与司徒雷登
据几十年后美国国务院解密的资料看，对于司徒雷登是否应该赴北京与我党高层见面，当时的美国高层有着重大争议。

司徒雷登的直接上级——美国国务院，是持赞成态度的。
不仅如此，大名鼎鼎的前国务卿马歇尔，也以“私人名义”发来电报，极力主张“司徒应去北平一趟”。
如果这趟能够成行，司徒雷登很有可能成为1949年的基辛格。

事关重大，关于“北上会晤”这件事情的拍板一直层层推到了杜鲁门总统的案桌前。

杜鲁门是一个非常杀伐果断的人。
在决定向日本扔原子弹时，眼睛都不眨一下。
但在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件事情上，他从1949年初开始，犹豫了整整一年。
在各方权衡之后，杜鲁门做出让司徒雷登立即返美的决定。

我们并不清楚他当时做决策的原因。

但这一走，中美之间的大门也随之关闭了二十多年。
（在解放战争后期秉持“中立态度”直至“尘埃落定”后，1949~1950年间杜鲁门对华大政方针仍反复不定。这一时期美国时而痛斥国民党废物、停止援助，时而朝新中国抛橄榄枝，比如发表“不介入台湾海峡争端”声明等，但始终没能迈出关键的一步）
杜鲁门直至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前，都对将中国拉出苏联阵营抱有希望，也曾深入论证过与新中国建交的可能。只可惜造化弄人

相比于美国的顾虑重重，不存在意识形态障碍的苏联倒是对新中国“先下手为强”。

其实苏联高层、特别是军方，对于放弃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归还旅顺和大连，反响非常强烈。
这些“权益”是1945年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回报”。
尤其是旅顺，一直是作为苏联太平洋舰队重要母港打造的。
此时，杜鲁门和艾奇逊（国务卿）为中苏条约的签订奉献了“关键助攻”。
先是杜鲁门在1950年1月5日发表声明：美国承认台湾属于中国，如果台湾海峡发生战争，属于中国内战的继续，美国不会干预。
继而，国务卿艾奇逊在1月12日发表公开演讲，深情回忆了中美历史上的友谊，并提醒中国，俄国人才是侵犯中国利益最大的祸首。
一番操作下来，斯大林坐不住了。

尽管对于舍弃苏联在东北权益、撕裂雅尔塔体系有着一百个不情愿，但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斯大林仍秉持着一定要让中国人在莫斯科“心满意足”的最后之底线。
你要的，我全给。

当然，苏联对于中美之间留下的这点“门缝”也很清楚。
在接下来的朝鲜战争中，斯大林非常好心的帮中国彻底关上了这扇门。
上车吧，别回头。

时过境迁，沧海桑田。

今天的我们脑洞大开一下。
如果当初中国不认苏联当“老大哥”，改成认美国，会发生什么呢？
那很有可能就得和苏联打一仗。
中东铁路、旅顺大连，这些苏联在二战中攫取的权益，会平白无故送还给中国？

以苏联之霸道蛮横，搞不好整个东北都会乱成一锅粥。
1955年，苏联依据“中苏新约”附件——《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从旅顺撤军。
该协定是历史上关于旅顺问题的若干条约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中国收回土地、收回主权的正式文件。
3、反帝反修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相比“单纯”的中美关系，中苏之间的恩怨纠葛，可以一直追溯到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土地革命时期。
任何一个一路走来的中共领导人，对于苏联的感情，都是五味杂陈的。
三十年代上海外滩
1919年，列宁成立了一个叫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的组织机构。
按照最初的设想，共产国际是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最高指导组织，苏共、中共、越共等都是它下面的“党支部”。

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也的确是在共产国际资助下成立的。
从“一大”开始，每逢重要的党组织会议，必须有共产国际代表主持，并报总部备案。

“一大”、“二大”的很多重要纲领文件，由于早期没有妥善的档案工作，国内都没有保存下来。
直到五十年代，苏共中央把这些宝贵档案的俄文版原件移交给中国；由编译局译成中文后，那段历史才“重见天日”。
如果说列宁时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多少还带一点“理想主义色彩”，到斯大林时期，共产国际就完全退化成莫斯科控制世界各地共产党的一个“工具”。

1935年共产国际代表卡。共产国际在斯大林时期的“口碑”急剧下降，尤其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约前后苏联“变色龙”一般的反应，使得欧洲各国共产党在国内大失人心
三十年代，共产国际在中国力推所谓的“立三路线”。
这条路线以鼓吹城市工人阶级革命”为目标，频频以卵击石，导致了一次又一次惨烈的牺牲。
而在井冈山安营扎寨、代表“农村路线”的毛泽东等人，则长期被共产国际视为我党内的“本土派”，屡屡受到打压。
直到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利用苏德战争期间苏联无暇东顾的空窗，才完成了对组织的“本土化改造”。
以王明为首的“共产国际派”，从此彻底失势。
此处不再多言。
1935年8月，共产国际十执委在莫斯科郊外。前排左二为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老大），前排右一为王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建国之后，中苏两国的关系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时期：
1、1949~1953 斯大林 同盟建立

2、1953~1957 赫鲁晓夫 蜜月期

3、1957~1959 赫鲁晓夫 矛盾初现

4、1959~1961 赫鲁晓夫 走向决裂
5、1964~1982 勃列日涅夫 短暂缓和、兵戎相见
（1961年10月苏联召开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
，中苏正式决裂。这是中国共产党最后一次出席苏共大会。）

1953年3月，作为“从辈分上”长期压制我党的一块大石头，斯大林撒手去见了马克思（没脸见列宁）。
此后三年，赫鲁晓夫先后斗倒了贝利亚、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终于登顶苏联最高领导人。

在地位不稳的年代，赫鲁晓夫视“二当家”中国为他重要的“政治外援”，将斯大林时期抠抠搜搜的对华援助，显著提升了一个档次。
1949年赫鲁晓夫从乌克兰上调莫斯科。在担任莫斯科党委书记期间，他对全市住房进行大规模改造，解决市内住房危机问题。这种廉价简约的住房被称为“赫鲁晓夫楼”（在中国也非常常见，老式单元房）
1954年10月1日，中国举办建国五周年庆典。
一开始，苏联决定由米高扬率团参加。然而经过一番深思熟虑，赫鲁晓夫最终决定亲自前往中国。
此行，赫鲁晓夫力排众议，携带了“超级大礼包”。

作为回报，此后几年中国积极斡旋匈牙利、波兰和苏联之间的矛盾，并在1957年的“莫斯科政变”中坚定地支持了赫鲁晓夫。
1957也是中苏的“黄金蜜月期”。

这一年的11月2日至21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大会。
此次莫斯科盛会，十二个国家的执政党和六十八个共产党（工人党）齐聚一堂，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巅峰之作”。
也就是在这次大会上，中方当着众多兄弟国家的面，给自己立下了“十五年主要工业指标超过英国”的目标——为“大跃进”埋下伏笔。
1957年红场阅兵，从“站位”上也能看出当时中国领导人显赫的地位。自这次大会开始，社会主义阵营开始出现“两个太阳”，为最终的分道扬镳埋下伏笔。
毛泽东在莫斯科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大会上讲话
从1958年开始，中苏两国在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两个层面的分歧逐渐凸显。

具体来讲，主要有以下矛盾：
1、争夺社会主义阵营主导权

2、苏联试图缓和对西方关系
3、苏联对中国“大跃进”等运动的态度
4、长波电台与联合舰队
5、中苏边界问题

这里无意去探究谁对谁错。

因为在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是一种畸形的交往：党际关系超越国家关系、意识形态超越国家利益。
正如当时中苏走到一起是“无奈的选择”，最终分道扬镳也是“无奈的选择”。

1964年赫鲁晓夫被迫下台后，中苏曾有过一次“短暂的接触”。
然而这次接触却以“戏剧性的方式”结尾。
颇有一些冥冥之中、自有注定的意味——
可怜了贺龙。当时正好是林彪因病休养、贺龙代其主持军委工作的关口，如果是赋闲之身或许还好一些。

国家之间都是很现实的。
在中苏交恶期间，除阿尔巴尼亚和柬埔寨支持中国外，其余社会主义国家均支持苏联（南斯拉夫和朝鲜持“中立态度”）。

中国就这样被“空前孤立”。
而中苏之间的“相逢一笑泯恩仇”，则要到很久之后了。
1989年，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参考：《钱其琛《外交十记》之“中苏关系正常化”》）
1969年9月，苏联红军开始在中苏边境大规模集结。

形势的变化逼迫中国必须做出回应。

最高层经过研判，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美中矛盾。

联合“次要矛盾”，反对“主要矛盾”，成了下一阶段中国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
1969年的珍宝岛冲突将中苏对抗推向高潮。林彪对苏联可能对中国进行战略突袭发布“林副主席第一号令”，全国进入战备状态。珍宝岛事件成为继古巴导弹危机后，又一次爆发全面核战争的重大危机
4、黄金十年

1970年底，为了逼迫北越上谈判桌，美国再次对越战进行了升级。

这一次，中国的表现非常“耐人寻味”。

一方面，中国仍明确支持越南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另一方面，中国也开始积极推动对美交往，并邀请尼克松访华。
尽管周恩来一再向越南领导人表示中国将继续支持越南，但中美的接触仍引起越南的“强烈反弹”。

从越南的角度，他非常担心自己成为一个“筹码”，被中国“卖掉”。
尼克松访华正值1972年春节期间。这一年的新春团拜会上，越南驻华使馆人员全体缺席，表示对中美接触的抗议
推动中美交往是尼克松和基辛格两人的一次“秘密行动”，绕过了主管外交工作、人多口杂的美国国务院。

1971年7月2日，基辛格以“到越南南方执行调查任务”为名开启了亚洲之行。
他一路访问了南越、泰国、印度等国，并于7月8日中午抵达巴基斯坦。
根据公开的行程安排，基辛格下一站的目的地将是巴黎。


谁都想不到，所有这一切都是“障眼法”，基辛格此行的真正目的只有一个——北京。

为了使基辛格访华不受干扰，尼克松甚至对其他“局外”的美国高官专门做了迷惑性的工作安排。

只为保证此行的绝对机密。

7月9日凌晨5时，对外宣称在巴基斯坦“旅游度假”的基辛格乔装打扮，登上了前一天来到伊斯兰堡的中方波音707专机。

就这样，基辛格在仅有两名美国特工陪同的情况下，“单刀”赴北京。
基辛格此次秘密访华，被尼克松代号为“波罗行动”。
在美国人看来，此行就像700年前马可·波罗造访东方一样，充满了不可预知的困难和风险。
周恩来设宴招待基辛格

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到1979年中美建交，期间间隔了整整七年的时间。
这段时间里，中国从战略上已经开始倒向西方，日本、英国等西方阵营里的主要国家也都先后和中国建交。

但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过程却仍然“曲折”。
直到1979年，中美两国政局都“尘埃落定”后，这层窗户纸才最终被捅破。

不同于上一个时期改善中美关系的渐进性，小平同志深知中美关系正常化是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最重要的“外部环境”。
他对改善中美关系有很强烈的“急迫感”。
在美国人尚犹豫是否要发出正式邀请的时候，中方主动抛出了橄榄枝。

1978年11月29日，小平同志在接见日本客人的时候，首次向外界公开表达了访美的意愿。

他是这样说的——

“访日是我多年的愿望，不过，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到华盛顿去。中美关系正常化了，XXX主席忙，不能访美的时候，我可以访美。”（《参考消息》1978年12月1日）
在得到中方“关键暗示”后，卡特立即决定邀请小平同志访美，准备以“美中准同盟”的姿态对苏联强硬施压。

1979年1月28日，小平同志在访美专机上
小平同志的这次访问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正式访问美国。
其意义之重大，和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是等同的——开启一个新的时代。
历史就是这么滑稽。

三十年前，莫斯科，苏联。
三十年后，华盛顿，美国。
对越战争结束后，我们与曾经苏联阵营的“兄弟们”彻底割袍断义。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中国终止了对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援助。
缅共、马共、泰共等在失去援助后，相继放下武器向各国政府投降。
曾经轰轰烈烈的“世界革命”，就这样告一段落。
与此同时，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正式拉开，西方的资金技术开始源源不断的进入中国。
中国与西方，进入著名的“黄金十年”时期。
这十年里，除了对内改革、对外引进西方资金技术，中国还办了很多件“大事”。

比如：香港回归谈判，收复南沙……

这些都是在“黄金十年”的大背景下完成的。
1984年里根访华，将中美关系推向高潮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今天去“复盘”新中国七十年的外交史，在中苏分裂这件事情上，很有可能会得出一个“积极的结论”。
如果不在六十年代“分手”，我们或许会随着苏联一起，在1991年那个寒风凛冽的冬天沉没。
尽管这些都是当初所不曾预料到的事情。
造化弄人。
把视角再放大一下。

从十九世纪的洋务运动开始，中国先后尝试了封建帝制下的技术革新、资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很多条改良道路。

均以失败告终。
1979~1989这“黄金十年”中，中国人完成了最后一次探索。

在八十年代末风雨飘摇的关口，面对眼前的乱局，很多人再次对1978之后选择的路线产生了“动摇”——会不会又错了？

于是在“事情”发生五天后，小平同志以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召开了一次稳定人心、总结教训的关键会议。

这篇讲话原稿被收录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第306页，是该卷中极具分量的一篇文章。
面对低沉的士气，小平同志鼓励大家“要总结现在，看到未来。”

5、艰难再起航
1991年5月，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第一任总统兼末代总统，接待了中国领导人一行。
参与会见苏联友人们，大都已两鬓斑白——正如当时风雨飘摇、日薄西山的红色帝国。

他们中有的特意穿上笔挺的军服，胸前挂满金光闪闪的勋章，意气风发的举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志愿飞行员证明”。
有的拿出一张三十多年前的合影，照片中是几位年轻的工程师——其中一人便是在莫斯科利哈乔夫汽车厂实习的江主席，那一年他只有29岁。
有的则是曾经援华的老专家，比如为武汉长江大桥倾注心血的苏联专家组组长西林。
……

宴会上，中苏历经过风风雨雨的老人们手牵着手，一起唱起《海港之夜》等苏联歌曲。
几个月后，红旗落地，苏联解体。
这次访问成了绝唱。
九十年代的中国外交，就这样在“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中开始了。

图片选自《为了世界更美好》
九十年代初，小平同志给中国外交定下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八字战略方针。
后来这八个字被概括成一个更“通俗”的说法——闷声……

作为“有所作为”的关键一环，第三代领导集体上任伊始，便决定力推“中韩建交”、以突破艰难的局面。
早在1986年和1988年，在两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中国就先后派出大型体育代表团参加韩国主办的第10届亚运会和第24届夏季奥运会。
特别是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前后，两国的经济交流迅速升温。
这年的三月，韩国总统卢泰愚委托他的密友兼保健医生、祖籍中国山东的华侨韩晟昊，前往中国探路。
韩晟昊作为卢泰愚的密使到达山东济南后，与时任山东省长的姜春云举行了会谈。
双方就发展经贸和文化交流达成共识，并同意互派考察团访问。
实现初步的“破冰”后，韩国开始筹办在北京设立“大韩贸易振兴公社驻北京代表处”，中国则在汉城建立起“中国国际商会驻汉城代表处”。

一番操作完毕，中韩进入建交谈判的“深水区”。

1966年2月15日，韩国总统朴正熙 (前排左、朴槿惠父亲) 访问台湾。前排右为胡须斑白的蒋介石

韩国与台湾的关系非常深厚。
早在朝鲜战争时期，台湾就因大力支援韩国，与之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六七十年代，韩台高层互访密切，韩国总统朴正熙曾数度访问台湾。
下面是一篇1966年2月18日的《参考消息》，报中原汁原味的转载了台湾中央社2月15日对朴正熙访台第一天的报道——
【中央社台北十五日电】韩国总统朴正熙伉俪十五日上午乘专机从香港飞到台北，在中华民国作四天正式访问，蒋总统亲自到机场迎接。朴正熙到总统官邸拜会蒋总统，并作了两小时的会谈。会谈时韩国方面在座的有副总理兼经济计划院长官张基荣；外交部长李东元，国防部长金圣恩，公报部长洪钟哲，总统警长朴钟圭。中国方面在座的有总统府秘书长张群，行政院长严家淦，外交部长沈昌焕，国防部长蒋经国，经济部长李国鼎，驻韩大使梁序昭，外交部亚东太平洋司长刘宗翰。

蒋总统十五日八时在总统大礼堂以国宴款待朴正熙。中国政府邀随朴总统来华访问的韩国高级官员及各国驻华使节等一百余人应邀作陪。蒋总统首先以主人身份致词，对朴正熙总统等的来访，表示欢迎。蒋总统致词中说，由于朴总统这次来访，韩中两国的合作关系，从此将进入一个新阶段。蒋总统致词后，韩国朴总统致答词。朴正熙总统表示信心说：“在不久的将来，必能卷向北平，直捣平壤！”
那个年代的新闻稿，读来真是“颇具喜感”。

六七十年代拥有一份《参考消息》是“身份的象征”

1992年5月13-15日，中韩双方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14号楼举行首轮建交谈判。
谈判中，中方外交官干脆利落的摆出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三原则”——“断交”、“废约”、“撤馆”。

这三条是中国对所有与台湾有过邦交关系国家通用的，概莫能外。

由于韩方一开始并不甘心放弃与台湾的关系（韩方只想将驻“中华民国”使馆降格为“联络处”），首轮谈判破裂。

了解到中国的原则立场后，韩方又就台湾问题和中国来回攻防了数次，终于在6月20日达成协议。

军人出身的韩国总统卢泰愚，一旦下定决心后，表现的非常“决绝”。

8月23日中韩建交的当天，韩国政府即照会台湾驻韩大使馆人员24小时内离境。
原属台湾的大使馆等资产和土地均被韩国政府接收并转交大陆，作为新的中国驻韩国大使馆。
断交时间之匆促、手段之激烈，使李登辉义愤填膺。
与韩国果断抛弃台湾不同，中方还是尽最大努力考虑了朝鲜的感受。

中韩建交前夕，钱其琛受最高领导人委托，乘坐空军专机赶赴平壤，转达与韩国建交的口信。
金日成听后，沉吟片刻：
“江主席的口信听清楚了。我们理解中国独立、自主、平等地决定自己的外交政策，我们仍将努力增进与中国的友好关系”。
同时，他也强调：
“朝方将克服一切困难，继续自主地坚持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
匆匆表达完立场后，金日成便送客告别。
钱其琛回忆道，“这次会见，是朝鲜历次会见中国代表团时间最短的。”
此后，曾经公开或秘密访华三十余次的金日成，有生之年再也没踏上中国的土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大韩民国大使馆。该馆原为清朝商人出资购得，建成“清商会馆”，1883年改为“清国公馆”，1885年袁世凯赴韩交涉通商事宜时又改为“总理衙门”
中韩建交是九十年代中国外交领域的首个“重大胜利”。
此后，韩资作为一股重要的力量开始大举进入中国市场，对逼迫西方资本重新回归、突破封锁起到了关键作用。

6、战略机遇期
为了开创“21世纪头二十年”的战略机遇期，中国付出了非常大的努力。
具体在外交领域，九十年代主要办了这样几件大事：

1、修复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关系
2、开启入世谈判，融入世界经济大格局

3、顺利完成香港、澳门回归
4、经济合作优先，大力引进外资

九十年代的国际形势与之前十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苏联解体后，美帝如日中天，成为毫无争议的“地球村村长”。
美国的战略家们判断，随着东欧和苏联的剧变，中国也“即将崩溃”。
为了促成这一“美好设想”，美国在九十年代初极力打压中国：
限制经贸往来、售台150架F16战斗机、无中生有扣押“银河号”、极力反对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

在这种局面下，中国想改善对美关系，不得不表现出“尽可能的低姿态”，甚至忍受很多屈辱。
1993年7月23日，在印度洋正常行驶的中远集团集装箱班轮“银河号”突然被掐断GPS信号，继而遭到美国多艘军舰围截。美方声称有确凿证据证明“银河号”货轮向伊朗运送化学武器原料，最终搜遍全船却什么也没有查到。“银河号事件”后，孙家栋院士与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沈荣骏联名上书，建议启动中国的卫星导航工程，也就今天的北斗。
1993年9月23日，萨马兰奇宣布结果后中国代表团失望的表情。北京在前三轮投票领先的情况下，最后一轮以43:45惜败悉尼。或许在今天看来不是什么大事，但对当时急需一场外交胜利的中国来说，却是一次重大打击。
面对国内此起彼伏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领导人仍然坚持出席了1993年11月在西雅图的APEC峰会。

不仅如此，会议间隙，中美两国元首还组织了一次“简短的会晤”。

中方送给克林顿一支中国造的萨克斯管作为礼物，然后寄语中美两国关系“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克林顿全程表情严肃，还不时的给旁边的国务卿克里斯托弗递小纸条，说的都是一些“互相理解”、“国会压力”之类的“美国官话”。

直到一个小时的会谈结束，克林顿才稍显轻松。

他微笑着比划着萨克斯管说：“将来有机会，我吹给你听”。

中国领导人则立即回答道：“我可以拉二胡和你一起演奏。”

“那年事件”之后的首次中美元首会晤，就这样简短的结束了。
事后，克林顿发现一个“秘密”——中国领导人能听懂他和幕僚之间的英语对话，而他却只能通过翻译来听中文，吃了大亏。

外交场和掌握一门外语的重要性顿时凸显了出来。

1997年在访美首站夏威夷。罕见的白色西装
之后几年，中美关系渐渐恢复，并在《访美，1997》中迎来了一次小幅度的“升华”。
然而好景不长。

1999年5月8日，南联盟大使馆的炸弹声再次把中美关系炸回到冰点。
国人积累已久的情绪顿时爆发，全国规模的反美大游行此起彼伏。

作为国家执政者，一方面要引导民众合理宣泄，另一方面又不能意气用事、逞一时之快。
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对中国人来说很艰难。
1999年告别的时刻，北京各界迎接新千年的庆祝活动在刚刚落成的中华世纪坛举行。
采自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圣火火种在万众欢呼声中进场，最高领导人亲自点燃了圣火。
火苗在北京寒冷的冬夜里熠熠生辉。

黑暗即将成为过去，光明就在眼前。

1999年12月31日夜的跨年

让中国沉闷已久的外交局面“豁然开朗”的事件，就是大名鼎鼎的“911”。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911事件”堪称中国外交史上的“西安事变”。
十几年来独孤求败、苦无敌手的美国，终于找到了朝思暮想的“敌人”——恐怖组织。

事件发生后，中国领导层准确判断形势，立即公开表态拥护美国反恐。
中国先是在联合国层面积极支持美国出兵阿富汗，进一步利用靠近中亚的便利，为美国提供反恐情报。

一时间，小布什“圣心大悦”。
美国在2001年后实现了大幅度的战略转向，几乎把所有的资源都投入了中东泥潭。
仅一个伊拉克战争，美利坚就耗资万亿美元以上——可以把中国八横八纵的高铁网修好几遍。
2002年的金秋，在即将“承上启下”的关键时节，中国领导人再次启程访问北美。
小布什直接在家乡得克萨斯州克劳福德的私人牧场设宴，开创了美国总统为中国领导人举行家庭宴会的先例。
在克劳福德牧场，他这样致欢迎词：
“白宫不是我的家，这里才是我真正的家，我只把最好的朋友请到家里做客。”
中国领导人得州之行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参观位于得州农工大学的乔治布什总统（老布什）图书馆并发表演讲。
作为双方的“重要关切”，台湾问题和朝鲜问题成为这次双方会晤的焦点。
小布什在会晤中说了两遍“反对台独”这句话。

媒体注意到，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以明确无误的语言表示反对“台独”，对约束陈水扁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投桃报李，中国领导人重申了朝鲜半岛无核化立场，并积极组织了后来著名的“六方会谈”。

如果大家对2003~2007这段时间的新闻有印象，“六方会谈”是当时一个重要的话题——这是中国第一次“坐庄”解决国际重大事务。
在经历了最初的波折后，中国两国关系就这样随着形势的转变和交流的深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颇有开启第二轮蜜月期的感觉。
会谈开始前，小布什亲自驾车载着客人兜风，赚足了各大媒体的眼球
2002年11月的人事交接之际，一个重要的国际形势判断被正式写入大会报告：
综观全局，21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十六大报告》
就这样，中国将1990年小平同志提出的“韬光养晦”外交国策坚持了整整二十多年。

今天回头看，当初的判断，很准。

全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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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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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1949年
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