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小平同志访美之后，苏联明显感受到了“中美联手”的压力。
尽管内部矛盾重重，但勃列日涅夫仍决定在改善对华关系上“迈出第一步”。
熟悉苏联历史的朋友们一般都有所耳闻——勃列日涅夫晚年非常昏庸。
大概在1975年前后，他就病魔缠身。
据不完全统计，勃列日涅夫患了以下这些病：心脏病、白血病、颌骨癌、肺气肿、循环系统疾病……
七十年代末开始，作为苏联最高领导人的他就屡屡缺席重大会议或外交场合，引来诸多流言蜚语。

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天际线。塔什干在中国古代被称为西域“石头城”
1982年3月24日，已经日薄西山的勃列日涅夫，来到紧临中国新疆的苏联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视察指导工作。
他罕见的在乌兹别克首府塔什干发表了长篇讲话——
我党和苏维埃国家在苏中关系问题上采取的原则立场已在苏共二十五大和二十六大的决议中作了明确的阐述。我想在这里补充如下几点（补充的往往是“重要的干货”）：
第一，尽管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公开批评中国领导所奉行的政策（指中国的“改革开放”）中许多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与准则的观点，但我们从来也不想干涉中国的内部生活……
第二，我们过去和现在从未以任何方式支持所谓“两个中国”的概念，过去完全承认、现在仍然承认中国对台湾岛的主权。（支持中国国家核心利益）
第三，从苏联方面来说，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对中国进行过任何威胁……
第四，我们清楚地记得那个友谊与同志般合作的纽带将苏联和人民中国联结在一起的时代……（回忆往事，拉近感情）
讲话一出，世界瞩目。
美国《金融时报》立即发文指出，这是“自1969年中苏边界战争以来最明显的和解姿态”。
一时间，中国如何回应“苏联的橄榄枝”，成了西方国家关注的焦点。
中国最高层非常重视苏联这一“重要信号”。
讲话当天，小平同志就打电话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做出反应。

当时外交部还没有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制度。

于是，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在外交部主楼的门厅举行了一次“没有座位的新闻发布会”（上图）。
七八十位记者应邀出席，围绕在钱其琛周围。

给钱司长担任英语翻译的，是后来的外交部长李肇星。
钱其琛的发言非常简短——

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
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
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声明念完后，没有提问，也没有回答问题。
中国外交部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就这样结束了。

尽管如此，很多记者朋友还是从中听出了不同寻常的信号。
小平同志在内部会议上给中苏关系改善定调
既然双方都有改善关系的意愿，于是在1982年的10月5日，中苏双方开始了试探性的“第一轮磋商”。

当时双方分歧最大的障碍是“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苏联极力回避“政治和军事问题”，希望从经贸入手改善关系。
中国则不依不饶，坚持底线。
八十年代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很好，对于改善与苏联关系并不是十分迫切，甚至存有相当的顾虑。

在这种大背景下，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进展的非常缓慢。
发表塔什干讲话仅仅半年多后，1982年11月10日，“勋章收集者”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逝世，享年75岁。
此后苏联经历了长达三年的政治斗争，领导人更替频繁。
期间，每当苏联“办丧事”，中方派去的官员级别都会成为大家观察中苏关系的“窗口”。

这便是有名的“葬礼外交”。

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三位苏联领导人在短短两年内先后离世，中国方面派出参与葬礼的官员级别也“逐级攀升”。

从参加勃列日涅夫葬礼的外交部长黄华，到参加安德罗波夫葬礼时的副总理万里，一路升级到契尔年科葬礼时的李鹏总理。
1982年勃列日涅夫葬礼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他先是肯定中国改革开放的建设成果，继而在阿富汗撤军和敦促越南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上做出“让步”。

于是在1988年12月，钱其琛作为外交部长对苏联进行正式访问，为中苏首脑会晤做准备。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陪同钱其琛访苏的外交部苏欧司司长戴秉国和新闻司司长李肇星，后来都成为我国独当一面的外交领军人物。
在钱外长访苏半年多后，1989年5月15日，戈尔巴乔夫如期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大家都懂的。
5月16日，小平同志会见戈尔巴乔夫。

小平同志从六十年代的中苏论战开始回忆，说自己是“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
他指出，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
戈尔巴乔夫1971年才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六十年代时他只是苏联边疆区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干部。
当听到小平同志回忆往事、娓娓道来，戈氏更像是一个晚辈，在“听老人家讲那过去的故事”。
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
会见的最后，小平同志送了戈尔巴乔夫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中苏两国就这样“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作为从莫斯科中山大学一路走来亲历者，小平同志在1989这样一个关口回首过往，相信一定会感慨物是人非，沧海桑田。
历史就是这样的滑稽。
中苏这对几十年恩恩怨怨的兄弟，又将同时面临一次艰难的“渡劫”。
成功。

失败。
在《外交十记》“中苏关系正常化”这一章节的最后，作者是这样结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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