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奴隶社会的第 2204 篇文章
题图:想象中的妈妈是这样的。
作者:行摄无限,前 MTV 亚洲新媒体总裁(负责 MTV 亚洲各国网络和移动媒体),前新闻集团 News Corp 常务副总裁(创办星空卫视)……如今进入人生第三乐章 — 旅行,摄影和写作。本文来自:行摄无限。
每年母亲节,打开微信全是对母亲的各种歌功颂德长短文章。我从来没有加入那个宣传大军。一来是我不善于像大家这样对妈妈热泪盈眶表达感情;二来,我的妈妈的确非常与众不同,她既没有长着一张慈母的脸(她漂亮得不像妈,大学同学说她像姐,男朋友说她像我妹,我自己说她是我女儿),也不会做慈母的事。
她一辈子只会做两个菜:红烧肉和大白菜汤,还做得很难吃。红烧肉就是肉加酱油烧到熟为止,大白菜汤更简单,水加白菜烧到烂加盐。而且这两道菜她也不常做,一个月顶多两次。周一到周六工作日我们在她工作单位的食堂吃,每月四个周日食堂关门,她有一半时间让我们自由吃,胡乱吃,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她有情绪了,才上演那两个保留节目。
妈妈与公众标准的慈母丝毫挂不上勾。如果让我唱一首她的赞歌,肯定走调得厉害,因为,她本身就是个不靠谱的妈妈。
独立
如果你看到过母鸭带领一队小鸭回巢的图片,你可以想象一下每天晚上我妈,8 岁的我和 6 岁的弟弟三人晚饭后排着队从单位食堂回家的画面。只不过我们三人手上,各自拎着一个开水瓶。


我爸妈婚后因为政治原因分居两地 22 年(搁在现代人,肯定散了)。刚开始,我们一家 4 人分居 4 地(好像超前实现了远程虚拟家庭)。后来由于我弟弟病重,我们实在无法再各自寄人篱下了,妈妈就把我们领回来养。
我们家不开火。两个原因:1. 我妈不喜欢做饭,觉得那是浪费她宝贵的时间,她是作家,工作之余时间都用来看书和写作。2. 她也不是巧妇,做不了无米之炊。70 年代一人一个月一斤肉的定量供应,让她实在不知道怎么每天变出肉来养活一只无肉不欢的小老虎(我)和一个吃什么都挑剔的小怪物(弟弟)
所以这道难题还是留给机关食堂去解决吧。她每个月买好饭菜票,分给我们一人一份。定下规矩:每顿饭,必须是一荤一素一饭。具体吃什么她不管(其实我和弟弟都常常把规定要吃的青菜乘她不注意偷偷倒掉)。另外,每人每天必须打一壶开水回家,晚上在家喝水和洗洗弄弄,全靠这壶水。没打水的就自己想办法,不准喝/用她的开水。
▲ 实际上的妈妈有点像毕加索的画。
其实,我妈的“放养”是从我 4 岁多就开始了。那时,她找到了一个全托幼儿园,把刚刚接到她身边的两个孩子托了进去。这个全托,离我们家还隔着两个行政区,从我家走到公交车站要穿过两条街和两条巷子,乘坐公交车有 18 站,下了车还得爬一个山坡才到托儿所。每周六晚回来,周日晚上再去入托。
第一次是她送我们去的,第二次她就让 4 岁半的我带着 3 岁的弟弟自己回校了。
我现在每次看到 4-5 岁的小小孩,就觉得这事非常不可思议。
现在的妈妈们母爱爆棚,送独生子女去上大学,还担心他们不会洗衣服叠被子怎么办。我妈完全没有这种担忧和烦恼。我记得我也错过两次。一次是人太多,到站挤不下去乘过了头;另外一次是下了车,回家走反了方向。直到看到市中心的一棵巨大的榕树地标,我才发现错了,又掉头拖着哭哭啼啼的弟弟走回去。

大概因为从小被放养,我的脾气和主意也变得特别大。5-6 岁时我就告诉我妈,我不喜欢她给我买的衣服,不好看。她说,行,那你自己挑,自己决定……(我大概是同龄孩子中最早获得民主权利的)。等到我 30 岁她来美国探亲,我又批评她穿的不好看,她说,你的审美观一直比我好,那今后你给我买衣服吧。从此我就成了她妈。她的衣服全部由我买,出门旅行我还得帮她打包衣服鞋帽,她什么也不管,九十年代假冒我的副总,蹭我出差之便去欧洲各国旅行,连牙膏牙刷都得我帮她带。
我长得特别快,小时候衣服鞋子基本上是只能穿一季就穿不了了。下面又是弟弟,不能接收。那个年代,一般人家都是老大穿了老二穿,一直接班到老四老五。要不就买那种特别劣质,便宜的,扔了也不可惜的。我妈总是被别人批评:太浪费,给孩子穿皮鞋,穿好衣服,真不会当家!我妈辩解说,我没浪费啊,他们穿不了了,送给别的孩子穿嘛,便宜没好货。
这点倒是造就了我们对品质的追求。从来不喜欢不美、不好的东西,再便宜也不要。
别人的妈妈规矩挺多,生水不能喝,会拉肚子。油炸的东西不能吃,会上火。我妈没事,你爱吃爱喝啥都可以。依她看来,上火也没关系,我们嘴对着自来水龙头咕嘟咕嘟喝下去的凉水不就正好灭火吗?
结果可想而知。我肚里老有虫子。虫子肥肥的,人瘦瘦的。有一回,我肚子里的蛔虫吃饱了到处乱逛,跑错了地方 — 胆道,疼得我满地打滚。几个大人把我抬到医院去抢救。
我妈来了,只说了一句:坏了,今年我忘了给他们吃宝塔糖。
▲ 如今已经消失的宝塔糖打虫药。
总之,她的想法和其他妈妈差十万八千里。我妈是株奇葩。
在我妈的心目中,人就该那么独立。她说:你看,所有的动物,生下来就能自己找吃的,能跑会跳,人为什么不行?
再后来,我上大学时,邓小平复出后,给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摘掉了“帽子”,我才第二次见到了我姥爷。他也是刚刚被摘掉“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从湖南老家搬到我们家来住。我才知道了这“被动独立”和“主动独立”的真正原因。姥爷说:“我养你妈妈到 12 岁,你妈妈养我到 82 岁!了不起啊!”
原来,解放不久,我姥爷就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被没收了所有的家产,和我姥姥一起被遣送去强制劳动改造了。所以我妈 12 岁也就结束了白天锦衣玉食,晚上史书戏文,被人捧在手心的公主生活,要自食其力了。
她因为从小跟着爱看戏的姥爷泡戏院,几乎所有的老戏张口就能唱,台词也倒背如流,所以自己跑去参加了一个文工团,到处去演出。工作后,每个月坚持给我姥姥姥爷寄二十元钱,直到他们摘帽,妈妈把他们接到我们家(这部分以后再细说)
粗心
机关食堂周日不开火,我们必须自己解决。这就是我妈做红烧肉和大白菜汤的日子。有时,她读书读迷了,实在不想做,就把钱塞给我,让我随便去买点什么做点什么,只要不吵她就行。我和小弟,就开心地把一整瓶油倒进锅里,把面捏成各种怪物,一边喊着:让地富反坏右,全部下油锅,一边扔进去油炸。有甜有咸,吃的蛮开心的。没有想过那油锅里就有我们的爷爷和姥爷。
那个年代没有玩具,我们最大的玩具就是机关大楼的扶梯,老楼房扶梯很宽,楼层也高,趴在 5 楼的楼梯上一口气依次滑下来是 5-6 个小孩乐此不疲的游戏。通常的规矩是,谁滑的快谁领滑,以免半路上卡住后面滑下来的一串小人人。
我自以为是滑得最快的那个,总是领滑,结果有一天,我刚上去,几个孩子就推推攘攘,说,凭什么总是你先上,我们也要领头。推攘间,就把我从楼梯扶手上推下去了,我直接在扶手缝间做自由落体,还听到上面惊叫:她掉下去了,掉下去了!要死了,要死了!
就在这千钧一刻之时,我不知怎么的突然在空中张开了我的胳膊和双腿,一下子从自由落体的“一根棍子”变成了一个“大字”。然后“大字”就卡在了一楼和二楼之间的缝隙里,翻跌到一楼半的木板楼梯上。巨响、巨疼。紧接着,这帮小兔崽子全咚咚咚咚地跑下来准备给我收尸,一看我疼得抽搐,就大叫:还活着,还活着。
然后,七手八脚,把我半拖半抬到 4 楼我们家宿舍门口。胆小的一溜烟全跑了,胆大的一个,重重捶了捶门,然后也溜了。
我妈开门出来,看到坐在门口地上的我说:不是跟你们说了,自己去玩,不要吵我吗?怎么坐在地上?我刚开口说:他们把我从五楼推下来……话都没说完。门已经在我面前关上,她回去写作了。
▲ 毕加索《书写的女人》。
我不知道自己在门外坐了多久,总之,我也没哭,因为从小我妈就不喜欢我哭。她说小时候哭算练练肺活量也就罢了,上学了还哭,简直是丢人。过了好些时候,我大概缓过劲来,一个人坐地上又很无聊,就爬起来找其他孩子玩去了。
晚上洗澡的时候,我妈惊讶地发现:屁股怎么全黑了?
我说:上午我不是告诉你了吗,小怪物他们把我从五楼楼梯上推下去了……
我妈吓得眼睛睁圆了:真的啊?我以为你骗我呢。那我明天要请假带你去医院看看有没摔断骨头。
第二天,她忘了,竟然忘了,完全忘了!
然后,我也忘了,直到若干年后,我因为工作出差多,老得飞国际航线,腰疼到直不起身,去医院看专家,医生做过一堆检查后,看着我的 CT 图问,你的尾骨怎么是裂开的?我又不是猴子怎么会有尾骨?医生说,人是猴子进化来的,尾巴消失了,尾骨还在的。我才告诉医生,8 岁时,我从 5 楼摔下来过(老楼层高等于现在的 8 楼)。可以想像一下医生有多惊讶,我妈居然忘了带我去医院检查治疗。我也居然不治自愈了。
医生就追问了一句:你亲妈?
估计不是!这是我从小到大的真实心理活动。因为我妈和我们的互动只有两件事:一是每周要给我们讲一部她读的世界名著故事;二是根据我们的成绩单决定我们每个月的零花钱是 N+ 还是 N-,尽管那是个全社会不读书的革命年代。
酷拽
我妈虽然不合格,但我倒是不讨厌她。因为我觉得她很聪明、很酷。她总有各种与众不同的想法和做法。她不家长里短,不穿红,不穿花,衣服只有黑白蓝三色。夏天多个苹果绿和天蓝蓝。
我小时候就读的小学是城里最好的小学,叫实验小学。那个小学名副其实,特别喜欢搞各种革命实验。比如,把学校的大操场隔出一条百米跑道给猪去跑,开了一个“红小兵养猪场”,让文革前的老校长去养猪,让我们红小兵每天带点剩饭剩菜来喂养这些“红小猪”。有时,你会看到一个小男孩在围墙外和一只猪在围墙里赛跑,很可笑的。
学校还开了个“红小兵广播站”,在变声前,我曾经自豪地做过广播站的女主播(上初中变声后,被我妈嘲笑是“男中音偏低半格”,就退休另谋他业,加入了航模小组)
另外一个小操场,被学校改造成了“红小兵草药圃”。由隔壁班的语文老师主管,种上各种中草药,贴上标签,让学生学习,做个小小赤脚医生(隔代读者请自行百度这个时髦的职业术语)
我小时候好奇心太强,什么都想要参加,在参加了地震测报小组,大半年都没有测到地震后,我大失所望地转向了。对红小兵草药圃产生了三分钟的热情,跑去学习认识中草药。
现在常有人挖苦人说:你的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吧?其实,让语文老师管草药圃也是把人推到高危岗位上。
这位教语文的陈老师是我小时候最喜欢和最崇拜的老师之一。他虽然不教我们班语文,但特别吸引小朋友。他圆脑袋大眼睛,很会讲故事,讲起故事来,摇头晃脑,挤眉弄眼,五官会跑来跑去,表情非常夸张。长大后我再去看望他,有点不习惯他那么夸张的表情,但那会儿,他那张脸对我来说就是个很有趣的故事。我可羡慕那个班的同学了,没有机会成为他的学生,就找机会成为他的实验对象也好。
我每天下课就跑去东问西问那草药的事。果然引起了陈老师注意。他盯着我的小脸看了一会儿说:你皮肤长癣啦。要不要老师给你治一治啊?我喜出望外。又蹦又跳:要要要。
然后,他打开了一本赤脚医生手册,按里面的图,找到一种药圃里的植物,摘了几片叶子,开始捣浆。他又想起他自己班上有个小姑娘也长癣,就把那个同学也叫来了。
我们俩糊了一脸绿色药物面膜,呆了半小时,昂首挺胸无比自豪地回家了。赤脚医生虽然没当上,至少做了赤脚医生的病人吧,感觉也很了不起。
很快,我的脸开始发红,冒泡,第二天早上醒来,满脸的奶茶珍珠,脸已经肿得比“红小猪”的头还大了。我妈问了问情况,不以为然地说,可能是有点过敏,没事,过两天就好了。真是的,和我从五楼掉下来相比,这真不算什么。
结果我刚到学校就发现出大事了。另外那个女同学的爸爸是个工厂厂长。厂长和厂长老婆,雷公电母般,一个电闪,一个雷鸣,毫无声光时间差。他们一手指着哭哭啼啼的小姑娘,一手指着低头认罪的陈老师,对着时任校长大吵大闹。说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需要彻底查查陈老师家庭出身,是有什么样的阶级仇恨,能对革命接班人下这样的毒手。全校师生都在围观。
我的出现实在不合时宜,火上浇油,厂长太太眼尖,看到我从人群后面冒出来的“珍珠奶茶广告脸”,兴奋地一把把我揪进来,当作柴火,添进正在燃烧的熊熊怒火中。
校长腿都吓软了,不停地道歉,当场就宣布对陈老师的停职审查。并让我转告我妈,等候对陈老师的进一步处理结果。
我把这事和我妈一说,妈妈当时就气炸了: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她马上跑到街上找了一个卖锦旗的店,订做了一面大红锦旗送到学校去给陈老师。
全校再次轰动。
如今看来这种评价实在是太夸张了,但效果达到了。看来我妈也是深谙那个时代的斗争策略。抑或她自己的特殊背景和成长经历教会了她不按常理出牌。
我妈逼着校长撤销对陈老师的处罚。她说陈老师是个大好人,这是学雷锋做好事,不能惩罚。否则就打压了所有的善良。小孩子的皮肤换得很快的,过两天脱层皮长长就好了。
还真被她说中了,我那张当时看着怪吓人的脸,过了两周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陈老师躲过一劫,和我妈从此也成了好朋友。妈知道陈老师家庭生活困难,老婆是农村人没有户口(当年城市里的人口是按户口派发的粮票布票的),所以经常让我把家里的粮票布票和衣服什么的,送给陈老师的小女儿。
现在回头想想,我挺感谢上帝的:幸亏没派发给我那个上纲上线批斗老师的妈,也没给我那种过于溺爱孩子,出点事就揪着人要赔偿的妈。我这个生活上不靠谱的妈对后代的三观影响倒是挺靠谱的。
如今很多家长,非常重视胎教,怀孕期间,就开始各种食物药物营养和文化修养的补充,生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其实,正确的三观应该才是最最重要的起跑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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