驯服“绿天鹅”：中国启动碳交易影响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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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ene Zhou | 文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新冠肺炎疫情这只“黑天鹅”飞出一年半后， “绿天鹅”成了如今国际社会的焦点。

“绿天鹅”是由有“央行的央行”之称的国际清算银行（BIS）于2020年1月提出的，用于描述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事件可能引起的金融系统性风险“绿天鹅”，不同于诸如全球金融危机之类的“黑天鹅”事件，如果我们不采取任何行动，气候变化风险就会成为现实，其对人类的危害可能超过金融危机，甚至可能引发更复杂的连锁反应，对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带来巨大冲击。

随着中国做出“30·60”承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在7月16日正式开市。目前全国碳交易市场由配额市场（强制市场）和CCER市场（自愿市场）组成。前者是市场的硬通货，CCER相对来说是一种补充机制，受政策影响更大。未来，根据全球趋势，中国碳价格有充分的上行空间。BIS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也认为，今后十年，若要实现1.5℃温控目标，碳价水平需要更高。

何为“碳交易”？

五年前在巴黎，各国同意将全球变暖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但在这场与气候变化的竞跑中，我们已经渐渐落后。

2020年是发人深省的一年，即使是在疫情引发全球经济封锁的情况下，也未能打断全球升温4摄氏度以上的步伐。

进入2021年，气候变化成了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为了在本世纪末实现2摄氏度的控温目标，全球排放量需要每年减少约5%；

如果要在本世纪末实现1.5摄氏度的控温目标，从2019年起，全球排放需要每年减少9%-15%，并在2050年之前达到净零排放。

在与气候变化的竞跑中，接下来的道路会更加陡峭，但通过倒逼改革、推动创新，我们可以追赶落后的进度。中国也下定决心要在这场竞赛中扮演引领性角色。

早在2011年，北京、上海、深圳等7地启动地方碳交易试点工作，覆盖钢铁、电力等20多个行业的约3000家企业，累计成交量超过4亿吨，累计成交额超过90亿元。

由于纳入的行业和标准不同，比如北京把碳排放量5000吨以上的都纳入了碳交易的范围，因此纳入的单位数量达到了947家；重庆的纳入标准是碳排放量在2万吨以上，因此纳入的单位数量只有230家。

这直接导致了各地的碳价格差异也较大，2020年期间，北京市的碳排放配额成交均价在73-87元/吨；同期重庆碳价格仅为5.576元/吨。

如今，备受关注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架构已经明朗。7月上线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交易中心将落地上海，碳配额登记系统设在湖北武汉。

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将直接受益于碳交易，清洁能源转型的最大难点就是成本，碳交易的市场化收益可部分替代政策性补贴，增加化石能源的成本并抑制消费，提升可再生能源竞争力和产出，从而带动我国能源结构转型，最终实现碳中和目标。

碳交易所的目标也是通过市场化的碳价去影响企业的成本。当碳价提升，会提高企业的成本，当企业的利润减少甚至亏钱了之后，就会主动减产，从而降低碳排放的量。另外，这也会推动企业升级设备，降低单位能耗。

就碳排放的行业分布而言，根据国家能源局数据，我国2019年碳排放的行业占比中，电力行业占了43%。而此次碳交易所纳入的首批行业也正是电力行业。十四五期间还将纳入建材、钢铁、有色等行业，未来碳交易所将几乎涵盖所有的主要碳排放行业。

目前碳配额又是如何确定的？事实上，碳配额就是企业获得的碳排放额度，初期由相关部门免费发放。每个企业获得的配额计算公式：

机组配额总量=供电基准值*实际供电量*修正系数+供热基准值*实际供热量

相关部门通过行业的历史排碳强度确定一个基准线，结合企业的产能情况，就可以知道企业的碳排放额度。

假如电力企业的基准排放强度是1，产能是100度电，可以算出碳排放额度等于100。假如企业通过设备升级使得碳排放量低于行业平均，就会有富余的碳排放额度。

假如某龙头企业的实际排放强度仅0.8，发100度电只会消耗80的碳排放额度，那么剩余的额度完全可以拿到市场上交易获利。反之则需要额外购买碳排放权，导致成本的增加。

而另一个组成部分则是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一些经过主管部门申请备案的“减排方法学”，比如新能源、水电、林业碳汇、沼气等254个项目，可以自主申请CCER。但是重点排放单位最多只可以用5%的CCER抵消碳排放配额的缺口，上海碳交易所初期只允许供应CCER的1%于市场，导致价格低迷。

需要注意的是，在2017年发改委暂缓受理CCER方法学，导致CCER供给受限，部分交易价格上涨明显。CCER需求是实际碳排放与配额的差值，受到配额政策松紧的影响。

另一个基础问题在于，碳排放量如何测量？事实上，各个行业的碳排放量测量方法略有不同，但是中心思想大体分为两种，以电力企业为例：

直接测量：把在线监测的仪器放在电厂烟气的出口测量气体排放量，目前国内没有采用，主要因为这项技术还没有成熟；
分部计算：首先测算消耗化石燃料产生的排放，用了多少化石燃料、多少煤、多少的燃油等，根据一些经验或实测得到元素的含碳量，最后再把二者相乘就得到直接排放量。

碳价会上涨吗？

鉴于激励减排是碳交易制度的核心目标，过低的碳价对减排无法起到激励、约束效果，而过高的碳价亦会大幅增加企业负担不利于低碳转型。在国际各界看来，碳价水平必然需要更高。

当然，碳价主要受供给和需求同时影响，其中供给总量主要由顶层决定，假如在给定的供给下，需求超出预期，那么碳价就会上涨。参考欧盟，在碳交易推出的初期，碳价波动不大，但是随着法规的完善，欧盟市场碳价最高点达到380元/吨。

相比之下，我国在试点期间碳价历史最高点是深圳创下的122.97元/吨。未来随着我国碳交易纳入的行业增多，法规更加完善后，碳价的空间还有很大。

世界银行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报告也提及，当前大部分地区的碳价仍远低于为实现《巴黎协定》2℃温控目标而设定的40-80美元/吨CO2e（二氧化碳当量）的范围，全球仅有覆盖了3.76％碳排放总量的碳价进入了此范围。今后十年，如要实现1.5℃温控目标，碳价水平需要更高。

最近一年，欧洲碳市场持续受到投资者关注，碳交易价格（每吨）上涨了135%，截至6月4日，今年碳价涨幅超过48%。碳价格上涨吸引了更多的投资者进场，预示着碳市场交易产品可能成为未来重要的金融投资资产。欧盟很早就将环境污染治理纳入可持续发展规划之中，制定了具体的碳排放政策目标，而碳交易市场成为实现基本目标的重要手段。

欧盟碳排放的主要来源是能源（31%）、制造业（22%）、家庭（22%）、交通与仓储业（12%）。

此外，也有一个话题受到热烈讨论，即碳中和趋势会否推高全球通胀？

多数业内人士对笔者表示，就短期来看，由于中国今年部分实行限产以控制排放，加之今年全球大宗商品涨价，钢铁、煤炭、铁矿石等价格大涨，推高了PPI。但中长期而言，碳中和本身不会推高全球通胀。

原因在于，早年原油作为“大宗商品之母”，牵一发而动全身，反而更加影响整体通胀。但是目前，可再生能源行业正在经历根本性的变革。由于技术的不断进步，可再生能源价格不断下降，风能与太阳能发电已经或即将达到与传统能源平价的临界点。

同时，地域限制、发电稳定性等问题也在逐步得到解决。下一个十年，可再生能源将摆脱对政府补贴的依赖，首次实现商业化运营独立盈利。

整体而言，中国对“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视将带来很多投资机遇。例如，受到利好的行业包括：

太阳能/风能设备制造商：它们将受益于太阳能/风能发电装置装配提速。风险在于，全球电力需求增速、储能和可再生能源降价进程慢于预期；
电动车生产商：碳中和进程将提升电动车渗透率，而风险在于电池成本降价速度低于预期；
储能运营商：新能源储能需求强劲增长，而风险在于电池生产材料成本下降慢于预期，政府补贴的取消可能产生冲击；
电池生产商：储能对于电池有额外的需求，而风险在于储能成本下降进程慢于预期；
生物可降解材料：对于塑料的替代性需求上升，而风险在于原材料成本偏高；
电网设备制造商：升级电网系统的需求上升，而风险在于全球电力需求增长慢于预期，储能和可再生能源降价速度慢于预期；
化学品制造商：储能电池对于化学品的需求上升，而风险在于储能成本下降速度慢于预期。

为投资组合“减排”

在减排进程中，全球资管机构发挥着关键角色，毕竟资本永远是最大的行动驱动力。

五年前在巴黎，各国同意将全球变暖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投资机构也纷纷跟进，承诺为投资组合“减排”。

在2020年12月12日，即《巴黎协定》成立5周年之际，三十多家管理着逾9万亿美元的资产管理机构承诺，将在2050年或更早前实现其投资组合中的净零碳排放，即“Net Zero Asset Managers Initiative”（净零碳排放资产管理人倡议）。

今后若企业不能做出进一步的根本性改变，符合条件的投资标的将急剧缩水。MSCI的模拟显示，在2020-2030年期间，符合2摄氏度升温路径的公司数量每年平均将减少5%左右。到2030年，符合条件的公司数量仅为原来的32%左右，相当于目前总市值的40%。这或会逼迫一些公司大幅减少碳排放，以求继续获得资本支持。

在这一背景下，ESG（环境、社会、治理）投资也愈发受到国际投资机构的关注。ESG投资或影响力投资绝非仅是情怀。根据MSCI的研究，长期来看，从2013年5月31日到2020年11月30日期间，基于MSCI全球指数的表现，ESG评级排名前1/3的公司在过去近7年多的时间里，每年都比排名后1/3的公司平均回报要高出2.56个百分点，原因在于ESG投资的日趋流行，投资者愿意为ESG支付更高的溢价。

歌斐资产董事长殷哲近日也提及，通过加入联合国（UN）负责任投资原则（PRI），机构开始进行ESG责任投资的探索和实践。

责任投资基于两个核心理念，第一就是基于受托责任，积极有效的管理人投资的资金可实现长期价值；第二是基于机构投资的身份，主动负责地积极驱动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向上的发展。

PRI将负责任投资定义为将ESG因素纳入投资决策和积极行使股东投票权的策略和实践，以提高回报、更好地管理风险，创造对现实世界的积极影响。

UN PRI首席执行官Fiona Reynolds近期就提及，“很高兴看到中国投资者正迅速接受ESG，在过去的15年里，PRI签署者数量迅速增长，包括中国内地现有的60多个签署者。6月，我们欢迎泰康保险集团成为第4000家签约方。中国的签约方还包括中国最大的保险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例如华夏基金、嘉实和易方达等数家中国前十大公募基金管理公司。”

UN PRI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负责任投资组织，于2006年由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牵头发起。UN PRI已拥有超过4000多家签署方，类型涵盖资产所有者、资产管理者、服务供应商等，管理着超过121万亿美元的资产。

未来，各国交易所也都将强化对上市公司ESG披露的强制性要求，继续支持投资者将ESG问题纳入其投资实践。各界也认为，A股的ESG指引也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