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十来分钟的光景，中介发信息过来，说我们之后又去了一组客户，“他们现在已经开始谈价格了”。隔了几分钟，又发来一条：“他们已经拉到店里去谈了。”不过一两小时，中介发来信息，说那处房子已经卖掉了。
配图 | 《都挺好》剧照
人在城中·Living in City丨连载
我第一次来上海，是因为中学的一次春游。当时，我并没有看到张爱玲笔下的老上海，也没有看到白先勇笔下的百乐门，欢迎我们的是高架旁鸟笼似的灰色高楼。一行人跟着老师走到金茂大厦楼下，有个同学不小心踩了一位上海阿姨的脚，那场谩骂持续了很久，阿姨的朱唇一张一合，也让我记住了“小赤佬”这个词。
自那以后，在我眼里，上海一直是灰色的，尽管这里有一座高过一座的地标建筑，一排高过一排的写字楼，有最知名的企业、最现代的商场、最前沿的展览和美术馆……也依然改变不了这种印象。
可是，人生就是这样的难以预料。大学毕业后，因为设计专业的就业选择性较窄，我回国后不得不到上海工作。短短几年，兜兜转转，我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同行和朋友，他们选择离开的原因各有不同：有的是承担不起上海的生活开支；有的是离职后找不到合适的下家；有的是在钢铁都市里寻觅不到爱情；还有的是无法在此落户、买房……
面对一次次的分别，我从开始的恋恋不舍，到后来逐渐麻木。作为这个城市里外来的千百万“沙砾”中的一颗，我深知自己无穷渺小。国内名校毕业也好，海归精英也罢，在上海单是提起“定居”二字，就已非易事。
为了落户经历的一层层的“筛选”，不禁让我想起当初在国外留学、找工作、办绿卡的种种艰难。原以为回国就可以逃离这些繁琐的手续，不用再担心自己的居民身份，却没料到上海的外地人之间的竞争已然白热化。
那时候，我和男友像是最后留下来的一对战友。我曾以为我们会一直走下去，最终还是被现实打败了——最后一次见面，他胡子拉碴、面颊凹陷，说自己的公司不顺利，说自己没有上海的购房资格，只能先在周边买。他不停地说钱、说房，眼里充满了算计——那个曾在帕劳放海龟、和土著一起喝酒跳舞的少年，永远地消失了。
我静静看着他，没有插话。我不怪他，每日为了生存奔波，他哪有时间多愁善感、对我的情绪体贴入微呢？等他抱怨完，我们便相对无言，他坐在那边一动不动，等着我买单。
我始终没有告诉他，我那时已经有上海的购房资格了，也备好了首付——他是个非讼律师，不知是不是接了太多的离婚案子的缘故，平日张口闭口就是“财产分割”、“房产分割”。聚少离多使我们关系越来越远，越来越陌生，若是在这当口说了，我不知道这段感情是否还能维持下去，即使可以，以后还能分出其中有多少是爱情、有多少是利益吗？
上海是现实的，是物质的，我没有能力免俗。
2020年的疫情成了我们分手的“背景板”，之后，我按照公司的要求在上海居家隔离。这期间，我不社交、不面对那些喜欢和不喜欢我的人，也不想清醒地去面对每一天。好友高畅很担心我，每日都打电话来嘱咐我拉开窗帘，看看外面的阳光。我们曾一起出国，又先后回国。波士顿也好，上海也罢，每当我沮丧的时候，都有她陪。
那段日子，外卖是不敢点的，我守着一个没有厨房的出租屋，每天靠着些食品存货折腾各种“电饭煲美食”。因为是合租，路由器是几家共用的，每次公司会议我都得举着电脑在房间的各个位置寻找信号。
两周后，公司通知上班日期顺延，隔离期变得更加漫长。疫情使人思绪纷乱，分手又加重了我对生活的焦虑——我的年纪已经使我成了很多人口中的“剩女”了，从亲戚们的眼神里，我察觉到了不友善，又自然想象出自己老年的光景：无儿无女，亦无归所……我开始在房间里对着一只滴答的时钟，或对着镜子自言自语。
高畅知道后劝我：“日子总还是要好好过的，不管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自己的居所还是要有的。留沪的这一道道关卡，你接下来就是买房这步了。”
确实，我来上海这几年像逐水漂流的海草一般，在各个出租房之间迁徙。租来的房子内饰不能动，添置装饰也要思虑再三，若遇到不好说话的房东，不但不同意，还会隔三岔五地要加租金、收房。
那会儿我还没什么物质方面的压力，天真地觉得就这样租一辈子房也没什么关系。当然不懂前男友着急上火、汲汲营营是为了什么。而且，我还有千万条顾虑：上海房价太贵了，小小的一室户动辄三四百万，虽然可以勉强凑个首付，但背上几百万的房贷，生活压力倍增，跳槽就更难了……
思来想去，我决定买二手房，因为新房面积普遍比较大，超出了预算。我只想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像个普通人那样安安稳稳地生活。
自从做好了买房的打算，我就发现身边已经买了房的女性朋友颇多。一年前，同事洋洋就在内环全款买房，她让我去找房产中介，还嘱咐道：“找二手房，永远是和中介斗智斗勇。先去X家看，起码房源是真实的。”
一开始，我仅凭直觉在网上随意看二手房的图片。没多久，我约了一个中介，到达那个小区时，发现里面安静整洁，绿化覆盖率很高，我满怀期待，可中介却迟到了20多分钟。
期间，他不停地给我打电话、发短信，好像生怕我离开。最后又说家里有事来不了，派了同事过来对接。我勉强跟着上了楼，发现那套房子的户型呈“凹”字形，中间有一处特别窄，因为采光不足，到处都是暗暗的。
我走近一扇正开着的小窗，往外看，好像伸手就能够到对面的窗户。再往下瞧，是个不见底的深井——就算是这样，中介依然追着我要“五星好评”。
看来，洋洋忘记交代我：即使房源是真实的，市面上有着各种硬伤的二手房依然占了很大的比例。
我头也不回地赶往下一个目的地——内环的一个小区，第二个中介已经在那里等我了。这个中介姓赵，说话的语气温柔谦和，除了要看的房子外，他还打印了一些周边房源的信息，并在上面用记号笔做了标注。
小赵满脸自豪地对我说，这些小区都是他负责维护的，张口闭口都是“咱们××小区……”，事实上，他带我看的房子也没有描述的那样好：厨卫大多没窗，不是顶楼就是底楼，或者又是深井房。
见我面露不满，小赵解释道：“内环内找合适价格的小户型太难了，总要妥协某些元素来平衡一下。”
我无法反驳，之后跟着他继续看房，竟然有两处还不错，我几乎冲动地想要买下来。
一处房子是日式风格的装修，各处打通做移门，将长条房间的采光做到最大。里面的租客是一对年轻人，他们在厨房里挂了各种细碎的饰品和小物件，也使这处房子充满了幸福、温馨的生活气息。
只是，楼下的环境令我忧心：除了脏以外，深井有一侧开着口，可以看到自行车的破旧部件和各种杂物。再看一下房子的年份，这是一栋已经建了40多年的老楼了。
另一处房子位于顶楼，房价也相对便宜，但房型布局极差，厨卫皆没有窗，厨房的排气管道还朝向过道。我不死心，拿着平面图改来改去，终究因房子本身的限制太大，无能为力。
我询问洋洋的意见，她摇头劝我：“不合适的不要勉强。你要起码看满100套房，才能找到中意的。”
此后，已经成功买到房子的她乐此不疲地给我指点：
“你要看 location！最好在内环。”
“老房子没电梯，高楼层以后是极难脱手的。”
“别买这种狭长的房型……”
因预算有限，我看的房子大多是内环老小区的一室户。
有时天气晴好，我就骑着单车赶赴一个又一个小区。那些老房子在阳光下显得安静而平和，浓密的树叶被暖风吹得闪闪发光。三三两两的居民从小区里面走出来，大概是太阳晒得太舒服，他们的步伐也是慢慢的。随后去附近的菜场、水果店，用上海话交流价格。平时，我步履匆匆，从未注意过这些生活的琐碎。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觉得上海好像不再拒人千里了。
过去，我只觉得上海和很多繁荣流动的城市一样，人们步履匆匆，表情里永远带着精明和防范。随着看房次数的增多，我对它的认识也发生了改变。在那些一室的小房子里，住的都是普普通通的人，无论快乐与否，他们都过着自己的小日子，也想努力把生活过好。
卖房的人当中，有失去配偶的老人，有置换房子的年轻夫妇，当然也有很多把房子当作投资渠道的中年人。他们有的健谈，有的安静，有的市侩，有的真诚。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对老夫妻，他们想卖掉房子去投奔国外的儿女。见面那天，老夫妻自豪地介绍自己的房子，眼神欣喜又伤感。老奶奶抚摸着她的钢琴说：“这个我们搬不走，你要是买了房子，就送你。”
我不敢看他们的眼神，私下问中介可不可以劝劝他们别卖房，毕竟海外疫情严重，留着房子，以后总有个归处。可中介摇摇头，说这事儿不归他们管。
几个月后，我终于筛选出了几套相对满意的房子，于是兴冲冲地约家里人来看。
母亲曲曲折折地从老家来到上海，刚下高铁，就随我去看这座陌生城市的一处处老屋。她接连看了两家，摇头叹气：“这还不如你爷爷奶奶他们的老公房呢，都三四十年了，怎么就这么贵？”
好在到了第三处备选，安静的小区、焕然一新的装修内饰、充足的光照终于让她点了头。之后，母亲絮絮地和房主阿姨谈了许久，为了套近乎，她还特意用方言和房主父母聊天。
房主阿姨很快就显露出了上海人的精明，价格压根儿没得谈。我们临走时，她还看了我一眼，说：“这年头，怎么那么多看房的女孩子？”
不过十来分钟的光景，中介发信息过来，说我们之后又去了一组客户，“他们现在已经开始谈价格了”。隔了几分钟，又发来一条：“他们已经拉到店里去谈了。”
我想，中介的目的无非是要我去竞价，但我一贯不喜欢和人争抢，就回了一句“了解了”。不过一两小时，中介发来信息，说那处房子已经卖掉了。
母亲买的是当日返程的车票，赶车匆忙。让她这样折腾却没有办成事，我心里满是愧疚。母亲安慰我：“房子的事儿讲缘分，买得到自然是好的，买不到家里总有你一个住处。”
之后的几个月，我看房的范围慢慢从内环移到中环，再移到外环，依然一无所获。
小赵负责的小区在内环，慢慢的，他放弃了隔三岔五向我推荐房源，态度也不似从前那样热情了。不过我还是感谢他，起码从他那里我知道了“满五唯一”、“增值税”、“契税”等概念。
除了小赵，X家自然还有其他中介。就拿小张来说，他每次都骑着摇摇晃晃的小电驴，盛情地邀请我坐上去，跟他看了一两次房后，他便频频给我发信息：“你晚饭吃了吗？我请你吃个饭。”“你今天从XX路口路过了吗？我好像看到你了。”
手机上的中介越来越多，各种信息令我不堪其扰，最后只能换了用了多年的手机号。此后，我开始减少实地看房，花更多的时间去浏览网上的房源信息。
我打印了一份上海地图，在上面标注房源所在的位置，然后就发现：按洋洋给的标准筛选，我几乎找不到自己能承担得起的住房了。眼看着房价一日日地往上涨，之前看过的房子统统都被卖掉，我心急如焚，却又无可奈何。
又一次失望而归后，我向高畅抱怨，她安慰我说：“想想这个世界，熵是毫无区别地走向混乱的。这些老房子几年、几十年之后总是会坍塌的，别挂在心上。”
我说：“只是不知道人和建筑，谁先坍塌。”
就在我快要放弃时，一套优质房源吸引了我。这套房子也是40多年的老房了，虽是顶楼，但地理位置和平面布局都比较理想。除我之外，平台显示还有上百个人在密切地关注它。
我已经没有更好的选择了，前前后后约了几次，终于等到了屋里租客在家。看房的那天阳光晴好，两个中介带我行至顶楼。房客打开门，也不看我们，不悦地站到旁边低头刷手机。
这套房子的确不错，室内敞亮，厨卫全明，最宽敞的朝南卧室，窗外对着豪宅。北面有个小房间关着门，中介小翟想带我进去看，刷着手机的房客突然大喊：“有人！”
小翟悻悻地缩回手，我只得连声说“打扰了”，问房客有时间能不能把北卧的照片发我一张。他看了我一眼，勉强点了点头，我们就赶紧退了出来。
之后，我又去看了周边的小区，发现类似的房型贵了三四十万不说，面积还要小些。我开始认真地考虑起来，小翟这才告诉我，这个房东是个老人家，人在加拿大，这房子要等他本人回来才能交易。
我好奇地问：“那不回来怎么谈价格。”
同行的女中介哼了声，撇撇嘴说：“就这价格、这地段，还谈什么价格？”
小翟说，这房子的价格是一年多前挂出来的，已经是去年年底的市场价了，“你看现在，周边都涨了几十万了，没有这么便宜的房子了”。
他们走后，我独自在小区周边逛了逛，感受了一下那里的生活氛围。一楼有居民房改的小咖啡厅，对面是绿地公园，当时正值秋天，金黄的银杏叶铺了一地。顺着小路走一公里，是母亲曾经点头过的那处房子。
我想，母亲大概会喜欢这里。于是立即联系小翟，表示想和房东聊一聊。
当同事朋友听说这个房源的情况，都纷纷摇头：“这房子有问题，挂一年多，别冒这风险。”有个朋友倒是不阻拦，只说和房东视频时，要记得带上录音设备。
尽管如此，我还是在小翟建的微信群内拨通了视频通话。房主的头像是他抱着孙女的照片，画面温馨和睦，本人出现后，他说自己姓张，已经80多岁了。
张爷爷精神很好，说话也不急不缓：“我先跟你介绍一下，我这房子呢，那时候是给老干部的房子……”
等他说完，我将提前列出来的问题细细地问询：网上签合约的可能性、打疫苗的计划、归国的航班机票……我自以为有备而来，问得周全，谁知只是枉然——张爷爷并没有买回国的机票，只强调他4月要回国。
“我的老姐姐在上海，我真的是想回去啦。再不回去，可能永远都见不着了。我这里呢和你签一个合同也好，口头的君子协议也好，你定下来的话就卖给你了。”
他说了很多，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句是：“我都这样年纪了，不会跟你们来那些虚的（跳价）。说好的事，是不会反悔的。”
视频结束后，小翟反复和我强调，说他和张爷爷打了那么久的交道，老人是个说话算话的人，“你看他一年多前的价格挂在那里，说不改了，就说一是一打算以这个价格卖给你……”他絮絮叨叨的，话里话外都是我占了老人的便宜。
这所房子的交易毫无理性的依据可言。如果说相信，只能说我相信老人的为人，相信他回国的打算都是真的。母亲得知消息后没有干涉，只说：“我上次去也没看出什么名堂，你想买就买吧。”
为了保险起见，我又向另一家房产中介公司打听。查了一圈后，那位中介回复说这是一个独家房源，可能是因为老人年龄大了，不愿意相信其他中介。他劝我：“你要是等得起，还是买了吧。我们这边这样的房源，一般一上市就抢完了。”
我沉默了，试着在小群里添加张爷爷的微信，果然没有反应。我心里感叹老人糊涂，却也相信了小翟对他的描述。
这天晚上，我叫高畅陪我再去这处老房子旁边走一走。我每次紧张时都会发抖，这次也不例外，高畅挽着我的手从宋园路到娄山关路威宁路，大概花了两个多小时。
站在小区外面看，那个房子比我印象中的还要老一些。在周边豪宅的衬托下，它愈发显得有些佝偻。我们继续走，路过一些塔楼，像极了当年中学春游时，在上海见过的那种“鸟笼子”。
我颓然起来，高畅不停地给我鼓劲：“要想想，你买下来的话，就是在上海有房子的人啦！你看周边的公园商场，都是品牌的旗舰店，想买啥奢侈品都特别方便。”
“对哦，只不过到时候我欠着房贷，可能连你的咖啡都请不起了，更别说奢侈品了。”我说完，高畅笑了笑。
从这之后，我心里便拿定了主意，要买下这套房。
中介约我去门店面签，我脑补了一下单刀赴会的场景，便找了一位律师朋友陪同。朋友让我先要来定金合同以及补充协议的模板，她浏览完发现，定金合同里虽然有一些前后矛盾的条款，但总体还算规整，而补充协议里的一些表述和定义都相当含糊，比如：“如果因为疫情原因不能回国，则不追究甲方责任……”
我俩花了一天的时间，将语句含糊的地方一一做了修改，小翟也都一一应承。第二天，我们去了门店，我正准备交定金，律师朋友看了我一眼，问：“请问甲方什么时候签字？”
小翟信誓旦旦，说他们会扫描传过去，明天就让张爷爷在线签，肯定没问题。朋友提出，按照合同规定，定金应该是双方签署合同之后3个工作日内支付给中介公司。小翟满脸不悦，但是还是点了头。
过了1天，那边迟迟没有回音，我心里总有些不安。等到傍晚，小翟果然发来一条长语音和一个文档，大致是说定金合同被老人的儿子修改了。
我打开文档，发现回国时间“4月”已经改成了“10月”。也就是说，我等待的时间更长了。此外，朋友帮我修改过的其他条款也全改了回去，只留下一句：“如果甲方因为疫情原因不能回国，不用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我追问原因，小翟说张爷爷的儿子觉得我把原来的合同改得太乱了，“不要加那些乱七八糟的，简简单单就完事了。你们写那些有的没的干啥？别给老人太大压力。你要是子女，你给爸妈这么大压力的话，也会显得很不孝。”
卖方这样做，不过是不想单方面支付违约金罢了，小翟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教育我，令我十分不快。从开始看房以来，我心里已经积压了不少怨气，我们小白领996的工作，一点点攒钱买房，掏空几代人的积蓄，好容易凑个首付，谁又来关心我们的压力了？
我积蓄着怒气，正要骂过去，却看到下面的长短信：
“你不给他压力，他不给你压力，只要你不变，这房子就是卖给你的。儿女们是担心他，才让他不要那么早回去，但是他会4月回来的。张爷爷用他的人格担保。”小翟说，“这是张爷爷的原话，他就是怕麻烦。”
想起张爷爷抱着孙女的照片，他一个老人在异国他乡还要考虑卖房的事儿，也挺不容易的。我叹了口气，和小翟商量，既然补充协议已经改得乱七八糟，不如就如张爷爷能理解的那样，做“君子协议”。
三方再次约了个视频聊天，张爷爷向我口头承诺会在4月回国，当然，没有任何实物凭证。
洋洋得知消息，觉得我疯了，只有高畅还是一如既往地支持我。此后，我索性卸载了房产中介APP，不想也不去看那些令人心烦的信息。
我想在上海赌一把，除了钱，还有道德和人情。
不久之后，张爷爷的房客给我发来一张北卧的照片。房间的左上角，从房顶一直到半墙的位置，墙皮斑驳脱落，仿佛被墨笔晕染出了两个巨大的水墨波纹。放大看，应该是陈年的水渍。
“下雨时候，外面大雨，这屋角和阳台那边就下小雨。”房客说，“另外，X家又有个张姓的中介一直联系我，说他们又约了顾客看房，整得好烦——你们上次没谈拢还是怎么的？”
我哑然。
到了4月底，张爷爷告知我，他回国的时间还要延迟。未来，我也许能像个普通的上海居民一样，在自己的房子里，平静地生活；也许，我还要继续在各个出租屋之间辗转，过着仿佛借来的日子。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罗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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