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论者” 奥托·瓦格纳，作为奥地利“梁启超”的启蒙家

作者：赵晶鑫

Vol.04

“进化论者”奥托·瓦格纳

作为奥地利“梁启超”的启蒙家

赵晶鑫

上海日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副总建筑师合伙人

《透视杂志》评选 2019年度亚太地区40位青年设计师-建筑类别-优胜者

上海市建筑学会青年设计师委员会委员

2018“重构__传统建筑构件展示与再安排”展策人

晚霞之帝国

奥托·瓦格纳1841年出生于维也纳。

自13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维也纳都是世界版图上举足轻重的城市，它曾分别是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帝国和奥匈帝国的首都及统治中心，在哈布斯堡王朝几百年的统治下，维也纳一度发展为欧洲的文化中心和政治中心。

19世纪的维也纳表面繁华和平，实则暗流汹涌。自中世纪起，哈布斯堡家族就从这里统治着中欧直至东欧南欧的一大片土地，在其疆域里生活着德国人、匈牙利人、捷克人、波兰人、斯洛伐克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乌克兰人、罗马尼亚人、斯洛文尼亚人、意大利人等等。每个民族都操着各自的语言，有着自己的文化习俗。如此复杂的民族构成，加上19世纪欧洲各地的民族意识觉醒，整个王国时刻面临着分裂的危机。

1848年起各地爆发了一系列革命，许多民族都提出了独立的诉求。最终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不得不成立了奥匈帝国，给予了匈牙利名义上与奥地利对等的地位，以及部分的自治权。与此同时，维也纳仍然是帝国的绝对中心，矛盾并没能真正解决，帝国各地对当权者的不满仍然此起彼伏。而哈布斯堡王朝面临的挑战不止于此。

1547年哈布斯堡王朝在欧洲的统治范围，图片来源：网络

1866年，哈布斯堡王朝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从未有哪个帝国垮得如此之快。靠英国的财政援助和海上武力，将拿破仑打得一败涂地的强大的奥地利帝国，1866年却败于普奥战争。在遭实力逊于自己的德国彻底击溃前夕，奥地利还让外界觉得几乎所向无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是统治欧洲的第二大帝国(仅次于俄罗斯)，辖有出身、民族身份各异的多种族群。多年来，哈布斯堡王朝还主宰“德意志邦联”——这是由三十六个独立邦国组成的联盟，版图从北边的新教普鲁士延伸到南边的天主教巴伐利亚，靠共同的语言和文化结合在一块。在这些奉哈布斯堡王朝为共主的邦国中，普鲁士王国的工业化程度最高，野心最大。当普鲁士在觊觎奧地利位于阿尔卑斯山以南最后据点的意大利支持下，意图除掉邦联的盟主，夺取邦联领导权时，奥地利即集结效忠于它的跟班(大部分德意志邦国)，对普鲁士宣战。

没人认为奥地利会败，专家——例如在转攻经济之前靠写军事评论为生的恩格斯——都预料奥地利将赢得胜利。然而奥地利军队的不禁打，让战地记者都瞠目结舌。奥地利人看着他们一度壮盛的军队七月败于柯尼希格雷茨，八月遭逐出意大利，看着普鲁土政治家俾斯麦和参谋总长老毛奇解散奥地利所领导的德意志邦联，将邦联的大部分邦国并入普鲁士名下，并准备围攻维也纳，奥军不得不在多瑙河河岸投降。

柯尼希格雷茨（萨多瓦）战役，版画，作于1866年，图片来源：《竞逐权力1815-1914》

1866年之败给奥地利人带来的心理创伤之大，不容一笔带过。“奥地利构想”——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不管是德意志人、意大利人、波兰人、捷克人或匈牙利人，各民族得其所哉，就和在其他任何体制的安排(包括民族国家)下得其所哉一样——就此整个灰飞烟灭。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维也纳一直在对大势所趋、蔓延欧洲的民族国家走向做无望取胜的顽抗，经此一役，终无力回天。

1867年奥匈帝国范围

1866年普奥战争，普鲁士战胜奥地利，1871年改名德意志。相似的历史剧情在1894年东亚地区的甲午战争中再次上演：一方是回光返照的老大帝国，另一方是喷薄欲出的近代国家，历史决定了战争的结果，而战争则拨转了历史的走向。

甲午战后，崛起的日本倒逼中国进入深度的反思并开始改良的进程，对于中国的未来也产生了改良维新派和民主革命派两股不同的力量：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方法，挽救民族危亡，发展民族经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用天赋人权、自由平等观念作为革命的思想武器，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三民主义的理论纲领。其基本主张是用暴力改变新的秩序。

而奥匈帝国也面临着同样的社会思潮涌动。

“某种自由的文艺复兴”（第一阶段）

奥托·瓦格纳（1841-1918）在维也纳附近的彭泽出生，父亲是法院公证人，事业十分成功；精力充沛的母亲来自一个富裕的官宦家庭。早年守寡的瓦格纳夫人培养了儿子新的企业家价值观——一种强烈的获取经济成功的雄心。瓦格纳记述说，他那“深受崇拜的可敬的妈妈”多次告诉他：“要努力争取独立、金钱，以及由此产生的更多的金钱；这样，人们才能领会你的价值”。事实上，正是这番哲理，使得他如母亲预期的那样，“依靠自已的理想而生存”。这种理想主义和企业家精神一直伴随他的一生。

奥托·瓦格纳早期就读于柏林建筑学院，师从希内尔、卡尔·雷迪纳。1861年，他回到维也纳美术学院接受职业教育，师从奥古斯特·西卡德斯堡和范·德·努尔。作为业界权威，这两位“环城大道”的建筑师时值声誉巅峰，他们联手设计了维也纳国家歌剧院。

左：弗朗茨∙约瑟夫皇帝

右：1848年革命后兴起的环城大道改造，图片来源：网络

1848年的革命最终迫使王权做出了退让，新专制主义政权变成了君主立宪制，给予了议会更多权力，虽然贵族仍然在其中占了很重的席位，但维也纳的自由主义分子总算是见到了社会转型的希望。与之同步进行的，就是维也纳的城市大改造。中产阶级的人们好不容易得到一些在公共事务中的权力，便急于为维也纳注入自由主义文化的血液。旧城的城墙被推倒，取而代之的是一条标志性的“环城大道”。沿着这条宽阔大道的两旁，维也纳市民按照他们的需求，新建起许多公共建筑：大学（文艺复兴风格）、议会（希腊风格）、博物馆和剧院（巴洛克风格）等等。与此同时，维也纳的城郊也建起无数居民房，迅速拓展了城市空间。城市扩张委员会通过出售土地获得的进款，用以支付街道、公园、以及很多公共大楼的建设费用。“环城大道”这个复合了众多公共建筑和私人住宅的庞大工程，实质上是由新政府主导的地产开发建设。

新的维也纳中产阶级人士并不是想当贵族，而只是想变得高雅尊贵，即使不是在其内在价值观上，也要在外表上有所体现。虽然有种种矛盾之处，环城大道的租赁宅邸作为一种建筑类型，还是带有这种资产阶级与贵族气派和睦共处的印记。

宣传环城大道开发的传单1860，图片来源：网络

1860年，最早发给大众的介绍发展规划的传单里，通过图示的形式展现了新主办者的意识形态(图2)。地图两侧的女性形象，其意义在图示铭文上已清楚标明:右边写的是“通过法律与和平实现强盛”(也就是不通过武力);左边(维也纳身上穿的衣服本身就代表艺术之神)写的则是“通过艺术来美化”。

维也纳国家歌剧院，设计师：奥古斯特·西卡德斯堡和范·德·努尔，图片来源：网络

年轻时，瓦格纳就深刻经历了“环城大道”的发展，这是一条从古典主义到文艺复兴时期风格各异的街道，类似上海外滩万国风格的交汇。这样的时代经历使瓦格纳成为现代主义来临之前，最精通古典主义设计方法的大师。

在他第一个创作阶段(大约至1887年），瓦格纳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风格趋势，他把自己的风格描述为“某种自由的文艺复兴”。1868年设计的布达佩斯犹太教堂就属于这一时期。在那个时代，建筑风格尚未成为民族国家的工具，混合不是罪恶，纯粹也必须以美丽为前提。

1886年，瓦格纳为自己和第二任妻子建造了一个属于古典传统风格的别墅。作为夏天居住的地方，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高度的对称性，另一个特点是在楼梯上创新性使用了铁栏杆。房子是方形的设计，有两个画廊。入口处有一个长长的列柱门廊。全部由石材砌成的画廊里有彩色玻璃做成的窗子。总体来说还是对古典时代的唯美追忆，符合十九世纪后期市民文化的审美追求。

瓦格纳别墅一（平面图），图片来源：《OTTO WAGNER》

瓦格纳别墅一（1886-1888年），图片来源：网络

必要性是艺术惟一的情人（第二阶段）

“不实用的东西不可能是美的。”

——奥托·瓦格纳

1900年前后，年近50岁的瓦格纳事业达到高峰，在这个时期主导了维也纳城市铁路、以及地铁站的设计。他努力地提升技术的地位，将它尊称为“文化”，提出新建筑要来自当代生活、表现当代生活。

1894年瓦格纳开始担任维也纳美术学院的教授职位，起草了关于教学的瓦格纳大纲。这也正是两年之后出版《现代建筑》原型。虽然瓦格纳的著作被一些人批评为过于强调功能性，然而正是这一观念成为从维特鲁威到柯布西耶等众多伟大建筑师著作的基础。奥托·瓦格纳在1896年出版的《现代建筑》（与勒.柯布西耶的《走向新建筑》齐名）一书中这样说：“不实用的东西不可能是美的”，这句话宣言了一种变化，他表达了未来的创作，既美丽和功能之间的联系。这本著作多年来，一直是欧洲建筑学的基准点，“他提出建筑是应该为现代生活服务，而不是对对过往建筑风格和生活方式的模仿；建筑是为现代人服务，而不是为过去的复兴而产生的”。这样的观点实际上是对历史主义的环城大道风格，市民阶层中兴起的唯美主义的一种批评。

左：奥托·瓦格纳《现代建筑》（Modern Architecture）

右：勒·柯布西耶《走向新建筑》（Vers Une Architecture）

1904年，63岁的瓦格纳负责设计维也纳邮政储蓄银行，这一作品被认为是现代建筑史上的里程碑。建筑设计简洁优雅，形式处理干净利落又不失细节，充满了前瞻的现代主义气息。由此，瓦格纳被称为“现代维也纳城的设计者和创造者”，他成功创造的维也纳成为欧洲现代城市早期发展的典范。像瑞士人纪念柯布西耶一样，瓦格纳的画像和维也纳邮政储蓄银行也被印在奥地利500先令的钞票上，纪念其对于奥地利文化领域的重要贡献。

维也纳邮政储蓄银行图片，图片来源：Pinimg

用抽象的几何图案隐喻柱头

大理石板并以铆钉固定图片来源：远古超萌武士

“必要性是艺术惟一的情人”（Necessity is the sole mistress of art）是瓦格纳一直信奉的教条。

奥地利500先令钞票的正面，印着奥托·瓦格纳（1841-1918）图片来源：约书亚的信

钞票背面就是瓦格纳的代表作（维也纳邮政储蓄银行）（1904-1906）图片来源：约书亚的信

| 瓦格纳别墅二（1912）

在这个他与第二任妻子晚年的住所里，瓦格纳部分放弃了古典形制中的对称原则（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路斯和霍夫曼的影响）。但这仅限于外部，建筑内部仍然有清晰的轴线，对视关系。他运用了蓝色和白色的彩釉砖。同时特别重视入口设计，用科洛·莫泽尔（1868-1918）作品装饰的小窗户上的塑料作品突出了他自己的风格，这是他最后也是最具现代气息的作品。

瓦格纳别墅二（1912-1913）平面图，图片来源：远古超萌武士

瓦格纳别墅二（1912-1913）图片来源：《奥托·瓦格纳与古斯塔夫.克里姆特》

奥地利美学家的历史评价以及奥托·瓦格纳的影响与贡献

奥托・瓦格纳的职业经历贯穿了奥地利晚期文化思潮的一系列变革，也是维也纳城市改造的最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之一。那么历史和文化评论家，对于奥地利的美学家如何评价呢。

“总而言之，奥地利美学家既不像他们的法国思想伙伴那样脱离其社会，也不像他们的英国伙伴那样置身于社会之中。他们缺乏前者的尖锐的反资产阶级精神，又没有后者的社会改良意愿。奥地利美学家们不是脱离他们的阶级，而是与这个阶级一起脱离了一个挫折了他们的期望和拒绝了他们的价值观的社会，造成了一种既不脱离、又不投入的局面。因此，年轻奥地利的“美的庭园”是特权阶层的休闲地，是一个奇怪地悬挂在现实与乌托邦之间的庭园。它既表达了有美学素养人士的自豪快乐，也表达了社会碌碌无为的人们的自我怀疑。” ——卡尔・肖斯克( Carl Schorske)《庭园的改造:奥地利文学中的理想和社会》，1970年。

卡尔・肖斯克的观点代表了西方学者的主流态度，其实简单来讲，就是说维也纳在现代主义运动中不够进步，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历史主义和唯美主义倾向，没有摆脱贵族的审美趣味。这是事实，但这是由于特殊的文化和社会背景所致。

由于维也纳的资产阶级依赖国家扶持，依赖贸易保护，寻找国家订单和海外机会，这些都离不开帝国政府。而在帝国的权力体系中，贵族和君主依然占有巨大的发言权。所以为了攀附这些贵族，维也纳的资产阶级非常迅速地贵族化了。这种贵族化的体现也反映在市民的审美取向中。

也正是上述这样的评价，让我们低估了奥托·瓦格纳等一大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在古典主义盛行的环境下提出理论贡献的建筑家和艺术家们。

虽然瓦格纳批评“环城大道”，但自己毕竟也是“环城大道”的一分子。很明显，他不是“革命者”，因为他没有给与颠覆传统的观念，相反，他是一个“进化论者”，通过对关注技术和社会领域的新发展，寻求确保建筑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发展。与主张激进革命的孙中山相比，瓦格纳所扮演的历史角色类似于康有为、梁启超主导的改良派，广泛传播近代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对社会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作为哈布斯堡王朝皇家首席建筑顾问，也作为现代维也纳城的设计者与创造者，瓦格纳和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关系，也和鼓动戊戌变法的康梁与光绪皇帝的关系相类。所谓“异域同心”——无论康梁还是瓦格纳，他们在主导民族与国家改良的同时，仍旧希望能继承和维护精英的正统身份和帝国的荣耀光环。实际上，瓦格纳对克服保守主义及其学术传统、兼收并蓄的建筑风格和现代主义的思想启蒙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并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为走向现代化铺平了道路。

奥托·瓦格纳（1841-1918）

梁启超（1873-1929）

奥托·瓦格纳和他的朋友们

在维也纳这样的帝国之都中设计现代建筑，是难上加难的。瓦格纳的一生都与社会变革和艺术革新中不断寻求联系，虽然在19/20世纪之交，保守而严谨的古典主义仍然统治着欧洲大陆，但时代的步伐如同春潮般涌动，瓦格纳的观念和作品影响了一批年轻的建筑师。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学生约瑟夫·奥尔布里奇(Joseph Maria Olbrich 维也纳分离派会馆设计师)、约瑟夫·霍夫曼（1870-1956），组成了“维也纳分离派”。

“维也纳分离派” (Vienna Secession ，1897-1915)，是在奥地利新艺术运动中产生的著名艺术家组织。1897年，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一批艺术家、建筑家和设计师声称要与传统的美学观决裂、与正统的学院派艺术分道扬镳，故自称分离派。其口号是“为时代的艺术——艺术应得的自由”。

维也纳分离派会馆（约瑟夫·奥尔布里奇Joseph Maria Olbrich，1897)

奥托·瓦格纳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发起分离派运动的还有他的朋友著名画家古斯塔夫·克利姆特（Gustav Klimt, 1862-1918）和图形设计师科洛·莫泽尔（Kolo Moser, 1868-1918）。

艺术的思潮是社会变革的投射，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和美国产生并发展的新艺术运动（Art Nouveau）是一次影响面相当大的“装饰艺术”的运动，是一次内容广泛的、设计上的形式主义运动，涉及十多个国家，从建筑、家具、产品、首饰、服装、平面设计、书籍插画一直到雕塑和绘画艺术都受到影响，延续长达十余年，是设计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形式主义运动。不同的艺术家之间有交往和互动，也有对立和批评，也许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朋友。但在他们的作品和思想之间还是有着很明显的相互影响。

维也纳分离派成员，图片来源：网络

| 装饰既罪恶 / 阿道夫·路斯

阿道夫·路斯（1870-1933）

瓦格纳在《现代建筑》一书中呼吁建筑和艺术应该反映所处的时代，而非对于历史上风格的模仿和复制。他用服装做例子，分析品味、时尚和风格之间的关系，指出当时建筑界流行的历史主义有多么毫无生气、不合潮流。他提出如果对比历史上服装设计和当时的建筑设计或者绘画作品就可以看出每个时代人们的服装在形式、颜色和装饰上都和那一时期的艺术观点和创造相一致。

无独有偶，维也纳当时另一位著名建筑师阿道夫·路斯（Adolf Loos, 1870-1933）也曾写过若干篇关于衣着的文章，德国十九世纪后半叶的民族主义激发了民族服装问题的讨论。路斯认为民族服装和手工艺同样具有时间性。并分析民族服装运动存在的两个方面：第一，为了传统，继续保持穿着民族服装。第二，认为当代服装中存在着传统风格。却用效仿传统风格的方式加到当代服装中。正像路斯所说：“我承认我确实也乐于旧服饰。但是这并没让我有权力要求我的朋友们穿上它们。一种服式是固定于某种特定形式的衣服。它不会再发展。它总是一个标志意味着穿着它的人已经放弃了去改变它的环境。这个服饰是放弃的象征”。

瓦格纳和路斯关于服装的论述可以说都旨在讨论装饰的时间性，并且都认为不能反应其所处时代的装饰是没有活力的。路斯著名的《装饰与罪恶》 (“Ornament and Crime”) 一文中提出 “在有高度生产力的国家里，装饰已经不再是它的文化产品… 因为装饰不再有机地与我们的文化相联系，不再是我们文化的表达。今天产生出的装饰不会和我们或者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人有任何关系”。从中可以看出，路斯反对的并非装饰本身，而是“现代”装饰所处的地方（place of ornament）。换句话说，现代装饰不再像传统装饰那样能体现民族文化，所以产生这样的“世界性”的装饰是没有必要的。而对于瓦格纳来说，这种现代性/世界性与国家性/传统性的对立并不是一个不可调和而必须取其一的。他使用新的材料来诠释传统的形式，并且以需求为出发点，使形式源于功能（这里的功能是广泛意义上的，包括心里功能、美学功能等等）。

但不同的是，“新艺术运动”其实是要把路斯排除在外的。路斯属于一个批评分离派、或者说批评分离派运动在世纪末的维也纳所掀起的唯美主义运动潮流的小帮派。在他看来，建筑中功能和装饰的比例不是应该四六开还是三七开的问题，而是功能就是建筑的全部——房子是用来住的而不是让人站在街上看的。

作为一个旅美（1893-1896）归来的建筑师，阿道夫·路斯看到了高速工业化的美国，熟悉了芝加哥学派，也看到了方兴未艾的摩天大楼。相对瓦格纳而言，他更加摆脱了奥地利的国家背景，更具有国际化倾向。相较于瓦格纳，路斯也更像是要与旧世界决裂的孙中山式的革命者，从理论到实践方式都具有革命色彩。

阿道夫·路斯（1870-1933）

孙中山（1866-1925）

| 老男人的少女心 / 阿尔丰斯·穆夏

阿尔丰斯·穆夏（1860-1939）

1860年7月24日，穆夏出生于南摩拉维亚（今捷克境内）伊万契采小镇一个普通的宗教家庭。他的一生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早年求学。穆夏的理想是成为一名画家。在报考美术学校落榜后，他只身来到奥匈帝国的首都维也纳，在戏剧设计公司当学徒。到1884年，24岁的穆夏才来到慕尼黑美术学院开始正式学习绘画。

巴黎时期。1887年，在库恩·百拉斯伯爵的资助下，穆夏来到巴黎的美术学院深造学习，随着资助的终止，他在巴黎创办工作室以设计插图谋生。穆夏艺术生涯的转折发生在1894年，34岁的穆夏为巴黎当红女演员莎拉·伯恩哈特的新剧《吉斯蒙达》设计海报，获得巨大成功。一夜间，穆夏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字，并开始形成独特的“穆夏风格”。

[捷]穆夏《吉斯蒙达》歌舞剧海报(局部) (1894) [捷] 穆夏梦想（1897）图片来源：网络

移居美国。1904年穆夏来到美国，专注于上流社会女性人物肖像画创作，在这里遇到了后来成为《斯拉夫史诗》赞助人的美国企业家克莱恩。

晚年回国。1910年，50岁的穆夏放弃了商业绘画给他带来的声誉和安逸的生活，带着家人回到布拉格，为斯拉夫民族团结倾力创作，绘制完成了布拉格市民会馆内“市长大厅”装潢壁画以及著名的《斯拉夫史诗》系列主题油画。1939年7月14日，79岁的他在捷克因病去世。

对于颜色使用的青春气息，抛弃传统的装饰元素，倡导自然风格，曲线的植物蔓延生长的画面，这是新艺术运动的核心观念，也很容易让人想到奥托·瓦格纳在1898年设计完成的维也纳青年风格的马约里卡住宅楼 (1898-1899)。这也是两人在创作的高峰时期，类似风格的玻璃花窗，也在瓦格纳的很多作品中都能看的到。可以说他们都有一颗老男人的少女心。

青春派公寓（1898-1999）图片来源：《奥托·瓦格纳与古斯塔夫.克里姆特》

马约里卡住宅楼（1898）是瓦格纳在维也纳最引人注目的新艺术派建筑之一，这也是他迄今为止最大的住宅建筑项目。住宅配备了浴室，这也是现代生活方式的体现，作为早期的地产开发项目，建筑的成本观念，建筑和室内设计细分，新材料的应用也逐渐得以体现，已经具有现代建筑商业化模式的特征。

瓦格纳别墅室内（1886年），图片来源：《奥托.瓦格纳与古斯塔夫.克里姆特》

| 一个金碧辉煌的浪荡才子 / 古斯塔夫·克里姆特

古斯塔夫·克里姆特（1862-1918）

克里姆特生于邻近维也纳的鲍姆加登，在家中三子四女中排行老二。家里的三个儿子在幼时都展现了艺术的天分。克林姆特的父亲恩斯特·克林姆特是名来自波西米亚的黄金雕刻匠，妻子安娜·克林姆特则梦想从事音乐相关工作，但一直没有实现。克林姆特小时候家境一直很贫困，当时职缺稀少，移民的经济发展十分艰苦。

1876年，克林姆特获得了前往维也纳艺术工商学校的奖学金，并在该校就读至1883年，受训成为一名建筑学画家。同样得益于环城大道的城市更新，1880年，克林姆特从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得到了黄金勋章，彰表他为维也纳宫廷剧院的壁画所做的贡献。克林姆特也成了慕尼黑大学与维也纳大学的荣誉会员。

剧院的天花板画壁画，（克林姆特把自画像，两个柱子中间、戴着白色皱领的者）

19世纪后期，维也纳人所建立的民主议会已基本宣告失败。彼时的奥匈帝国过于撕裂，民族间的隔阂与差异难以弥合，阶层之间的分歧也太大，加之强势的贵族如影随形，最终议会无法取得共识，争吵成为日常，几乎完全失去其职能。于是奥匈帝国的政治依然极大程度地被国王掌控。帝国又恢复到了几百年来如一日的封建王朝制度中。

所以当20世纪即将来临，维也纳的年轻人们都对父辈所抱为理想的自由主义感到失望。父辈们用历史风格来建造新维也纳的举措也被年轻艺术家们唾弃：历史即将迈入新的世纪，人们怎能纷纷回头看向过去！更何况用历史风格来营造出的历史感是虚假的，在这个用表面的和平盛世来掩盖其即将步入死亡之现实的奥匈帝国，艺术家们无法忍受这种虚伪。（以上两段落来源：世纪末的维也纳可怕的黄金时代/表现主义，作者Mart）

左：《阿德勒·布罗赫-鲍尔像》克里姆特

右：斯坦因霍夫教堂（1902-1907）瓦格纳

克利姆特要反对传统绘画，奥托瓦格纳要反对传统建筑，让他们共同成为一场革新运动的组成部分，他们都在1880年代末“环城大道”建筑基本竣工的年代登上舞台。虽然他们批评环城大道，但自己却也是环城大道的一分子。他们在1900年前后达到事业上的高峰。比如奥托-瓦格纳在这个时期主导了维也纳城市铁路，还有地铁站的设计，克利姆特进入他的金灿灿时期。

作为奥地利维也纳分离派第一任主席。克利姆特强调个人的审美趣味、情绪的表现和想象的创造，他的作品中既有象征主义绘画内容上的哲理性，同时又具有东方的装饰趣味。他那非对称的构图、装饰图案化的造型、重彩与线描的风格、金碧辉煌的基调、象征中潜在的神秘主义色彩、强烈的平面感和富丽璀璨的装饰效果，使画面弥漫着强烈的个性气质，对绘画艺术和招贴设计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巧合的是由于患上西班牙流感，克利姆特于1918年去世，与瓦格纳逝于同一年。

左：《阿德勒·布罗赫-鲍尔像》克里姆特

右：林克芬蔡莱街38号公寓（1898-1899）瓦格纳

大师谢幕，新世界涅槃重生

1918年，欧洲居民深刻地意识到战争彻底改变了世界。数百万的年轻人战死或负伤，无数的妻子失去了丈夫，孩童失去了父亲，债务如山，生产制造企业全都去成批地制造军火，经过浴血奋战，殖民地觉醒了，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权利和争取国家独立的可能。哈布斯堡王朝瓦解了，一系列的小国家重新组建了起来。于是，在《儿童绘图百科全书》中，匈牙利、克罗地亚、南斯拉夫、奥地利这些国家的国旗被新添了进去。在伊斯坦布尔，尽管吊死了皇帝，不过有500多年历史的奥斯曼帝国并没有立刻消失，最终还是被国外武装势力和民族独立运动逐步瓦解的。俄罗斯参战时是一个疆土辽阔却政权飘摇的君主制国家，退出大战时变成了史无前例的新型政体国家。

1918年显赫一时的奥匈帝国随着一战的结束而解体了。这一年也是维也纳痛失良才的一年，建筑和艺术界的三位巨匠奥托·瓦格纳、古斯塔夫·克利姆特、科洛·莫泽尔相继去世，就像为记录这段历史的殉道者，他们为现代建筑和艺术铺就了道路，也给历史建筑的经典以完美的谢幕。

接下来的几十年，世界迎来了更加激进的思想实验，新世界也在痛苦中涅槃重生，让我们来看一看对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名单:1918年时，列宁48岁，斯大林39岁，小罗斯福总统34岁，凯恩斯36岁，希特勒29岁，丘吉尔44岁，毛泽东25岁，胡志明、铁托与佛朗哥均为26岁，也就是比戴高乐小两岁，比墨索里尼小9岁。

再看一看建筑文化领域内的重要人物。勒.柯布西耶31岁，瓦尔特·格罗皮乌斯35岁，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32岁，弗兰克·劳埃德·赖特51岁，阿尔瓦·阿尔托20岁，路易斯康17岁，卡洛·斯卡帕12岁。

于此古典时代终结，等待他们的新世界时代大幕即将拉开。

——于2020年庚子新年禁闭期间

注：本文参考书目见附录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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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晶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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