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卢挺
2020.03
来自医院建筑的吹哨声
结构主义和新陈代谢运动的回响
卢挺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而显现的问题，值得各个行业的反思，建筑行业亦然。不妨以史为鉴，历史不仅会务实得提供借鉴和可能的答案，也可重拾建筑师该有的那份天真，像前人那样在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平衡之中寻找乌托邦，寻得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
01
疫情中的医院，功能固化的建筑之殇
2020年1月初至今的一场突袭式的新冠肺炎揭开了太多问题，如果只讨论在建筑层面值得引起关注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
（1）现有医院：病房分区的灵活性不高，由于传染病区要求的特殊性，需要较大改造；
（2）建筑物改造：启动舱体医院改造的应对速度滞后，以及改造完成后的环境质量被人病垢（尤其在病人情绪对这次疫病的康复极其重要的情况下）；
（3）临时新建：在建造速度逼近极限的同时，场地选择、设计、平整、基建等前期工事制约了雷神山、火神山医院建造的应对速度；
（4）医疗制度：分级治疗制度不完善，社区医院过于有限的医疗资源配置能力限制了其能承担的责任。
前两条涉及建筑的灵活性和多功能性，而这些缺陷导致了需要临时新建，同时社区层面原本可以做排查、隔离、甚至收治轻症患者的工作，但力不从心。

疫情毕竟是非常态，这个是前提，但经验需要收下。虽然无需千年怕草绳般得去修建大量传染病医院，但在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能完全指望有关部门及时且正确的预知或判断的状况下，需要考虑妥善的亡羊补牢的办法，这个是底线。或许可以参考人防工程的做法，战时、灾时、平时三者兼用。以上四点问题，实践证明并不像很多人提出的仅仅依靠装配式建筑就能解决的，应需要更全面的考虑：
（1）医院需要使用上的灵活性，清晰甚至分离的服务（设备与管线）与被服务空间；可依附建筑主体临时扩展搭建的病房，类似空间站的方式；
（2）公共空间和大型公共建筑当仁不让得作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工具，但需要预设多功能的设备管道；
（3）社区设施的集中管理甚至集中建设（类似于香港的集中各种社区服务功能的市政大厦），并具备功能改造和临时拓展的可能性。
以上三点的实现，既需要医疗及公共建筑考虑建筑空间的动态变化和功能转变的可能性，又需要具备经济高效且可持续。除了突发的疫情，也需要对其他的突发公共事件防患于未然，包括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
而就像近现代马蒂斯的绘画与敦煌魏晋时期的壁画在线条和用色质感的相似，现代问题的答案往往已经在历史中。对建筑的类似的反思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也出现过，欧洲给出了结构主义的答案，日本给出了新陈代谢的答案。当然最终的答案并不一定是这两者，亦称不上是能对应当下时代的答案。需要强调的是，这两者作为当时先锋运动的重要组成，首先是基于对乌托邦的理想，而非注重实践本身。先锋运动最终被打断的原因也被更多的归结于1968年的全球性的文化变革的失败以及1973年石油危机的影响。但其中的一些命题的探讨和解决的思路，诸如系统与个体、设计上参与式的策略、建筑的适应性、城市结构的无常的特性、城市演变的概念等在当下仍是值得借鉴的。
舞蹈，马蒂斯，1910年
狩猎，敦煌第249窟，西魏
02
延续近百年的批判
建筑的“形式追随功能”这一至理名言源于现代主义对功能的过分强调，这句话的前提是功能是固定的。我们当下的医院、社区建筑、大型公共建筑、公共空间几乎都遵循了这一定理，也正是这样的在设计和使用上的思考方式，决定了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前，公共设施应对机能的失效。而在20世纪40年代，Team 10为首的先锋建筑师们已经质疑了这一定理。其中结构主义的开拓者荷兰建筑师凡·艾克（Aldo van Eyck）即是Team 10的核心成员之一。
1930年代的CIAM(现代建筑国际会议)开始由柯布西耶掌控，他在1943发表了《雅典宪章》，强调了城市的四个基本功能，分别为工作、居住、游憩和交通，以及以此功能为分区依据的规划原理。当他将“居住的机器”这一回应工业时代和战后状况的住宅建筑概念扩展到其他建筑领域甚至城市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按功能分区的机械化，缺少对特定环境的讨论，对人的情感的讨论，对人作为集体一部分的讨论等等。
在此背景下，二战后的CIAM开始内部分裂，直至1959年CIAM在荷兰的奥特洛(Otterlo)召开了新一届会议。而1959年的这一届CIAM会议同时被认为是第一届 Team 10会议。凡·艾克在会议上发表了他对建筑的基本范式的总结和思考，并归纳在一张图解里，即被人所知的“奥特洛圈（the Otterlo Circle)”。图解左侧的圆内代表着三种传统建筑范式：代表永恒和静态的帕提农神庙、代表现代和变化的van Doesburg的结构、代表地域和传统的Pueblo村庄；右侧的圆内画着一群围着圆圈跳舞的Kayapo人，表达了人和现代生活的复杂性。凡·艾克借助图解，提出了建筑应当既能回应历史，处理好历史的延续，又能包容现在，处理好现在有别于历史的部分。
奥特洛圈 the Otterlo Circle
Team 10从对现代主义从参与到质疑到发展或者重塑的过程，就像Kenneth Frampton著作的书名《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亦或是黑格尔的新旧更替的时代精神（Zeigtgeist）。不过Team 10更像是一个拥有共同理想的建筑师的集结，没有章程，没有固定的会议地点甚至时间，甚至很难考究它产生和灭亡的确切时间。成员之间对现代主义批判的程度不同，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同，非常强调独立性。其中凡·艾克（Aldo van Eyck）及其所代表的结构主义可能是脱离现代主义最远，从建筑设计理论和语言最革新的一支。
Team 10 合影
值得注意的是，丹下健三（Kenzo Tange）也参加了1959年的这次CIAM会议，并介绍了日后成为他代表作之一的香川县厅舍，但史密斯夫妇对此并不肯定，认为太注重于特定的日本的文化背景，对普遍意义的建筑学不具有参考意义。而次年，也就是1960年，世界设计大会在日本召开，以丹下健三领衔的日本建筑师团体就以新陈代谢运动的口号登上国际舞台。这其中是否受到1959年的CIAM会议的启发，从他后来的回顾中可见一斑。在1982年第二期的PLAN杂志中，他提到在新陈代谢派的代表作品东京湾计划（Tokyo Bay Plan）(发表于1961年)最初阶段的构想时，他说“我相信在1959年或者60年代初期，我开始思考结构主义”。在1966年他写的文章《功能、结构和象征（Function, Structure and Symbol）》中描述了从功能主义到结构主义的转变，他认为1920年至1960年是功能主义的时代，而1960年之后是结构主义的时代。
丹下健三与香川县厅舍
03
结构主义建筑，超越功能的系统
尽管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更注重在理论上通过社会结构来启发，在建筑中带入城市的多样性，来对应现代建筑中的功能固化等问题，但从建筑表现来说，确实呈现一种单元增殖的表象，同时通过建构的手法在建筑中区别形成秩序的永久性构建和使用者自治的非永久构建。不少结构主义的建筑从建成至今，被置入了与当时设计时完全不同的新的功能，也从实践角度证实了其在适配功能上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例如凡·艾克设计的阿姆斯特丹孤儿院(1960年)，在90年代被当作贝尔拉格学院（the Berlage Institute）的校舍，如今则作为办公楼使用；赫曼·赫兹伯格设计的比希尔中心(1973年)，在1990年进行了第三期的扩建，将会议室和餐厅从一二期的办公楼中抽离，整体完成了空间使用的转换，直到最近被售卖，计划继续改造作为住宅来使用。
这种在同一秩序下达成的建筑内部体验的丰富性，和使用上的灵活性尤其值得当下的医院建筑和社区建筑参考：通过丰富性以获得高品质的空间，满足使用者（病患）的心理需求，通过灵活性达到适应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面积配比。其次，比希尔中心和Joop van Stigt的罗马奖参赛作品通过建筑的45度布置，以及莱顿大学艺术学院通过预留构建传达的建筑可延展性，也是作为建筑使用上的灵活性的重要举措，同样值得被参考，以应对突发性的建筑面积增加的需求。
Hertzberger 对Centraal Beheer作为住宅使用的提案
关于结构主义的源起，一说是文化人类学中关于语言和话语的构成，一说是来自于生物学的细胞组织，一说是跳脱了当时欧洲中心主义文化的视角灵感来自于北非的聚落等等；在理论和设计方法上当是各自有所引申和借鉴。但结构主义的核心仍是对现代主义的弊端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区别于现代主义用均质空间或泛空间（total space）来解决器与物的问题，结构主义则带有秩序和系统的观点，秩序解决人文主义的问题，系统解决空间关系的问题。
凡·艾克在起初也未用“结构主义”去概括自己的思考，最初他将阿姆斯特丹孤儿院的设计方法称为构型原则（Configurative Discipline）,并撰文《通往构型原则之路（Step towards a Configurative Discipline）》发表在1962年的《论坛(Forum)》杂志上。构型原则首要具有整体和系统的观念，强调整体和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以及各个部分之间的转换（transition），包括他对建筑和城市的统一性思考：“一座真正的房子必须像一座小城市；一座真正的城市必须像一座大房子”。其次是二元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内与外、个体和整体、封闭与开放、历史与现代、通用与地方等，更着眼在协调看似对立的二者，这些在建筑设计时都需要被考虑到，从而找到其中独特的表达方式。
尽管如此，Structuralism（结构主义）的名字的最终提出，要到70年代，赫曼·赫兹伯格（Herman Hertzberger）总结了之前诸多建筑师的探索和实践之后。赫兹伯格解释“结构”二字并不指对建筑的支撑体系的强调，而是指一种具有可容纳可变的（transformable）内容的能力的形式。他借用美国语言学家Noam Chomsky的概念，将结构解读成一种容纳的能力（competence），内容的表达方式则解读成表现（performance）。总体来说，结构主义建筑具有几个基本特点，首先，具有整体性和清晰的组织原则，内部的关系往往体现一种社会关系；第二，组成整体的各个单元具有类似的建构，但又允许个性化处理；第三，对转换空间和过度空间的强调；第四，建造和使用上的灵活性，建造的灵活性体现在建筑可生长的可能性上，使用的灵活性体现在提供给使用者多样的使用方式和功能性改造的可能性上。
除了上述提到的凡·艾克和赫兹伯格，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还有Piet Blom、Joop van Stigt、Onno Greiner等，鹿特丹的标志性建筑之一立方体屋（Cube House）就是Piet Blom的代表作。以下通过几位代表性建筑师的作品来具体阐释结构主义在具体项目中的表达，分别从建筑的系统性、可延展性、使用者的参与度等方面来给予当下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医院和社区建筑以提示。
⊿ 单元拱顶下的社会逻辑
1960年建成的阿姆斯特丹孤儿院对结构主义具有里程碑意义。当时的欧洲先锋建筑师往往都是提出和测试理念，并不作图或者建造，但阿姆斯特丹孤儿院提供了另一种更有说服力的途径。
建筑主体由两种尺度的单元组成：现浇混凝土拱顶，拱顶由预制梁和四个角落的圆形柱子支撑，小拱顶的平面尺寸是3.60m*3.60m，大拱顶控制在3倍的模数，拱顶对应下方两种尺度的方形空间单元。看似简洁的单元组合却隐含了学校内部的社会结构关系，除了靠近主入口的共享和教务空间，按年龄分为两个大的组团，两个大组团再按照年纪和性别各分为四个小组团，每个小组团有一个社区空间，即是大拱顶支撑的空间。从入口开始的类似街道的公共空间，到组团之间的连接，到各个组团的灰空间，遵循了社区的概念。而这一切在设计方法上依靠组团围合、室内外的转换、体块错位、地面高差、固定家具以及每个单元单独处理的门窗和填充墙来实现。
阿姆斯特丹孤儿院 （Amsterdam Orphanage），1960
⊿ 建筑的可延展性
另外一位对结构主义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的是荷兰建筑师Joop van Stigt。他对结构主义最大的贡献在于发展了作为设计方法的三维模数建造体系，并展示了这个体系在新的配置方法、材料选择、空间的布置的合理性。
1962年，Joop van Stigt凭借结构单元拼接的方案进入罗马大奖（Prix de Rome）最后阶段的竞争。可以看到方案在凡·艾克的阿姆斯特丹孤儿院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建造体系和空间的对应关系变得在形式上更加复杂但是结构上更加清晰，用一个结构尺度去构建整个建筑，并表达了在水平和竖向上的可延续性。这一方案也被认为扎实得推动了结构主义的发展。
图：Joop van Stigt-Prix de Rome，1962
70年代之后，结构主义获得了更多的规划和建筑实践的机会，包括大型的居住区规划、公共建筑等。Joop van Stigt设计的莱顿大学艺术学院建造于1982年，虽然能看出在设计上同时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包括采用了传统的材料——混凝土、砖、玻璃、木头的材料混搭，和形式——拱形窗和坡屋顶，但最醒目的依然是作为建筑秩序表征的蘑菇状的混凝土柱，甚至在建筑边上的空地上也预留了蘑菇株，让建筑在未来按现在的秩序和结构扩展成为可能。
莱顿大学艺术学院（Faculteit der Letteren），1982
⊿ 整体中的个体参与和多样性
赫曼·赫兹伯格总结并发展了结构主义的特征，也是结构主义最多实践的建筑师之一。他用个体和集体的关系去解释结构主义，他认为建筑无法被设计成满足所有个体的需求，而个体的需求也一直在改变，所以结构主义的单元需要提供给个人创造一种自我解释的可能性；而单元在建构上因为相似性而具有的整体性，以及内部公共空间的完整性又提供了一种集体的归属感。
1973年建成的位于Apeldoorn的比希尔中心 Centraal Beheer是赫兹伯格最具代表性的项目。在形式上，按照他常用的45度斜向布置了9m*9m的的柱网，斜向的柱网交错的尽端暗示了建筑不断延伸的可能性。在设计出发点上，他希望将个人工作室和大规模办公的优势结合起来，也就是在提供相对私人的空间的同时，打破个人心理上的隔离感。
整个建筑由方形单元和十字天井组成。单元的设计类似于路易斯·康设计的理查德实验大楼（1964），单元的柱子设置在方形边的中央，每一边两根柱子，如此在平面上就定义了位于中间的公共路径，同时解放了单元的四个角落，每一个角落可以独立使用或与相邻角落合并，并根据不同的使用要求进行布置。在公共空间的设计中，设计了竖向贯通的天井，与连廊一起，在整个建筑中营造了一种开放的城市的氛围，最终达到一种归属感。相邻天井的工作空间展示了类似于临街建筑的门槛的空间品质：既属于公共又属于私人，既安全又开放。
除了设计，赫兹伯格的结构主义思想也体现在其他方面。强调个体自由独立、反对官僚政治的他，在1980年末创办了独立于大学体系之外的建筑教育和研究机构贝尔拉格学院（the Berlage Institute）并担任院长，同时凡艾克也受邀教学，是学院的另一个灵魂人物。
比希尔中心 （Centraal Beheer），1973
04
新陈代谢运动：适应未来的建筑的畅想
荷兰与日本在某些建筑理念来源上确实有相通之处，部分原因源自生存环境：荷兰作为低地国家，历史上多次受到洪水的灾害；同时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日本更是深受地震的灾害。也因此两国的建筑不追求永恒，有时甚至被认为是临时的构筑。这些相通之处让结构主义和新陈代谢（Metabolism）在建筑应当反映社会动态的过程的出发点，以及单元自由拼合的表现形式存在共性。但不同于结构主义更关心组织内部的深层结构，新陈代谢似乎走向了另一面，他们更致力于组织结构的外在视觉表现。
值得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大型公共建筑参考的在于新陈代谢派对于建筑不同部位的不同使用寿命预期和可实现自由分离的设计，例如黑川纪章的中银舱体大楼，主体结构按60年的使用年限设计，而144个舱体则按30年左右的使用年限设计。如能在有应对公共（卫生）事件责任的大型公共建筑或公共空间预设（预埋）相应的服务空间（综合管井），那么其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无论是响应速度或是建成的环境质量都将更有助于困境的克服。
中银舱体大楼标准层平面（1972年）
中银舱体大楼舱体单元（1972年）
新陈代谢运动的起点源于在1960年在日本召开的世界设计大会上，由时任主委的丹下健三促成，推出了一本名为《新陈代谢1960：新都市主义提案（Metabolism1960: The Proposals for New Urbanism）》的小册子。里面包括了四个对未来城市的构想项目，分别由菊竹清训、黑川纪章、大高正人和桢文彦、以及川添登完成。川添登在篇首说到“把人类社会作为一个重要的进程，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设计和技术应该是人类生命力的外延…”。
Metabolism1960: The Proposals for New Urbanism
内页：菊竹清训-海洋都市
新陈代谢运动可以视作是日本对现代建筑的接受和本土化的过程。被库哈斯认为是“第一场非西方的建筑先锋运动”的新陈代谢运动虽然披着技术乌托邦的外衣，以对应即将到来的信息社会，但是理念仍来自于“过去”的传统的先锋运动，比如丹下健三倡导的源自蝇文式的民族性和源自弥生式的国际性的两个极端共存的辩证关系，以及作为参与者的黑川纪章强调他的理念来自于桂离宫的拆建。在表现形式上，往往在城市的尺度上，以巨构（Megastructure）为形态，由巨大的结构体和灵活的单元组成，结构体不仅是组织综合体中多种功能成分的骨架，也为其未来的生长提供可能。典型的新陈代谢派建成作品包括丹下健三的山梨文化会馆（1966）和静冈新闻和放送东京支社大楼（1967），以及黑川纪章的中银胶囊大楼（1972）。
静冈新闻和放送东京支社大楼，1967
另一方面，新陈代谢运动也反哺了Team 10。Charles Jencks 在2009年与Rem Koolhaas 和Hans Ulrich Obrist 的一次谈话中提及黑川纪章。他回忆到1966年在Urbino会议上，黑川用各种生物的绘画和图解做了关于新陈代谢系统的演讲，Charles认为此时的黑川已经进化到变生（metamorphosis），从理论、意向和建成建筑三方面都给予Team 10以启发。
05
结构主义和新陈代谢运动的回响
上个世纪50年代至70年产生和活跃的结构主义、新陈代谢派、其他包括未来主义、电讯派等可谓是建筑学界思维最活跃的时期之一，其影响力也超出了建筑和规划的范围。但就像Team 10对现代主义的继承和批判，之后的建筑思想和实践继续着对他们的继承和批判。除了客观上被席卷全球的60年代末的文化变革和7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打断，结构主义和新陈代谢运动确实有其无法自洽的矛盾，并在发展的后期愈加彰显。结构主义无法克服秩序的单一性与社会的复杂性的矛盾；而新陈代谢存在着集权主义的需求和个人独立性追求之间的悖论。
尽管几乎集中在荷兰的结构主义的建成项目在目前看来显得天真和死板，但它对于现代主义的反思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影响和被反复研究至今。在当代建筑实践中也会经常见到结构主义思想和设计手法的一些影子，例如BIG和JDS设计的哥本哈根山住宅，Heatherwick Studio的上海1000 Trees和OMA的Timmerhuis等。
OMA设计的位于鹿特丹中心城区的Timmerhuis，是集市政中心、办公和公寓一体的综合性建筑，并改建了东侧建于1953年的市政建筑Stadstimmerhuis。建筑采用了模块化的结构形式，在外观上除了营造丰富的建筑层次和增加露台外，也使得新建筑与保留建筑之间的共存关系更加和谐。在使用上，很多结构主义的思想得以保留和实现：跟模块化外观相对应的单元可以根据使用需要在住宅和办公之间切换，获得最大的灵活性和使用率；底层局部架空的方式也很符合60年代结构主义对于恢复社区和营造街区的思考。
Timmerhuis(鹿特丹市政厅)项目 2015
而日本建筑师的传承体系似乎比其他国家更为清晰，源自丹下健三的新陈代谢派如果按传承计算，则赢下了世界范围内最多的Pritzker奖（注：如果不计入作为丹下健三的弟子并参与到新陈代谢运动，但自称非新陈代谢派的矶崎新，一共5人得奖）。
伊东丰雄作为菊竹清训的学生，保持了对科技改变城市的敏锐性，加上他对灾难的尤其关注，形成了对建筑“瞬时”和“变化”的思考。在 Architecture in a Simulated City 他指出了在当代城市在某种意思上由图像和影像构成，成为模拟城市的时候，建筑面临的两个挑战：一个是当事物不再是具体（physical presence）的时候，如何建造建筑；另一个是当社区失效、通讯方式不断改变的时候，如何建造一个能持久的建筑。文中伊东以风之塔、仙台媒体中心等为例通过自己的实践给出的解答是利用虚拟的或是影像来构成建筑，建造瞬息万变的建筑。他的代表作仙台媒体中心（2001年）的平面与丹下健三的山梨文化会馆（1964年）在平面上，尤其是圆形筒体的设计和理念，有显而易见的继承关系。伊东关于建筑的非静态化，拓展了新陈代谢派的理念，在建造和使用仙台媒体中心的全过程中，给出了“非线性”设计的概念：“不是确定那个是最佳最终方案，只是为了适应变化不断产生的一套使用与管理系统。这样一来创造建筑的行为变为一系列不可预测变化的连续解决”。
上：山梨文化会馆平面（1964年）下：仙台媒体中心平面（2001年）
对于新陈代谢运动，日本的新一代的建筑师有着不同的看法和继承方式，犬吠工作室（Atelier Bow-Wow）的塚本由晴虽然毕业于东京工业大学，是坂本一成的学生，从师承上似乎与新陈代谢派的建筑师并无关系，但他批判性地提出了间隙新陈代谢（Void Metabolism）的概念。与主张以内在秩序来支撑城市的自然发展的桢文彦一脉相承，塚本由晴认为新陈代谢运动是对应与六七十年代资本与权利为核心的时代，而现在的东京“更像是民主的城市，连建筑都透露着民主的气息”。这里的新陈代谢指向日本住宅一般以26年为更新周期，远远短于欧洲，因此建筑能更好的吸收商业和时尚并反映在都市景观上；空隙则是他们的工作重心，不同于他们前辈在城市尺度上的变革，他们通过研究城市住宅的代际更新，聚沙成塔得来寻求适合城市具有生命力的发展。
承认城市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让巨构尺度和个性化集合形态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原型共同作用，才可能实现到生机勃勃的城市。他不是一个简单的连续体，甚至是混乱的，但也正是背后的复杂的共生的社会关系的直接反应。同理，结构主义和新陈代谢所能表达的社会关系也是有限的，但无妨来验证在当下是否值得医院、社区建筑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大型公共建筑参考。
06
应对当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可能性
回顾历史并不是要复兴结构主义或者新陈代谢，而是考量历史上的思考是否对特定的建筑有参考价值。针对本文开篇提出的对医院、大型公共建筑、社区三个方面建筑的反思，尝试以结构主义和新陈代谢的思路和手法去应对和实践。在医院建筑上社区建筑上，借鉴结构主义的手法，尝试内部使用上的灵活性；而大型公共建筑或公共空间层面，甚至在医院建筑和社区建筑的扩展性上，可以借鉴新陈代谢的思想，用服务空间的结构和单元分离的方式，建造时在不影响建筑原功能正常使用的前提下，设置多功能的基础设施，在出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接驳相应的被服务单元。
在实践的可行性层面，结构主义在建筑实践上的可靠性因仍有大量案例存在而毋庸置疑，而新陈代谢运动对当下实践的借鉴方面，以黑川纪章设计的中银舱体大楼（1972年）的案例来分析实施上的可能性。中银舱体大楼在2007年爆出即将被拆除的新闻似乎是在实践层面给了新陈代谢派的失败一个盖棺定论。但深究，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土地价格的急速上涨和土地拥有者最大化效益的欲望，试想在东京银座如此寸土寸金的地方如何容忍如此使用效率低下的建筑。哪怕黑川在1999年开始提案对服务空间和舱体进行升级，并核算更新的代价要比重建经济的多，但经济的发展对建筑代谢的需求超过了舱体而是对整栋建筑。而与新陈代谢本意相悖的是建筑本身过于追求建筑形象，以及因此而无法通过更换舱体来增加足够的楼层面积（土地拥有者的替代方案将增加60%）。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上，公共建筑的土地属性和当下建筑技术的再进步应当可以避免类似的问题。
当然，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建筑设计和建筑本身能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并且能起多大作用，更多的还在于社会管理和政策的支持和配合。但具有应对能力的建筑仍应该被积极得设计和建造出来，与现时或者未来的科技相对应；建筑师，也包括规划师的责任也应超过设计本身，需要同时提供建筑的“使用说明”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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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下滑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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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arinke Steenhuis, Joop van Stigt, architect, Working from a flexible structure 1960 – 1985, SDO,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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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肯尼斯·弗兰姆普敦，王俊阳(译)，建构文化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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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Rem Koolhaas, Hans Ulrich Obrist, Project Japan: Metabolism Talks, Taschen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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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北山恒 ，冢本由晴 ，西泽立卫，东京代谢，田园城市，2013
[11]www.archdaily.com
END
作者
卢挺
卢挺，早稻田大学都市地域研究所中国城市更新研究中心研究员，荷兰注册建筑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曾就职于矶崎新上海工作室，上海现代集团。负责与参与的主要项目包括：哈尔滨音乐厅，大同大剧院，上海老城厢北区城市更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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