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的政治力：美学，空间实践和1980年代的新自由化

译者：罗元胜

本文为全球知识雷锋第156篇讲座。

本文整理自2019年11月7日KTH建筑理论与历史教授Helena Mattsson在爱沙尼亚艺术学院进行的题为“The Politics of the Archive: Aesthetics, spatial practices and the 1980s neoliberalization”的讲座，讲座由同济-查尔姆斯理工大学硕士罗元胜记录整理，由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钱锋副教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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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讲座由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钱锋副教授推荐

建筑理论与历史处于多个学科的交叉领域，故而将其置于更广泛的学科背景下来考察显得尤为重要。海伦娜·马特森(Helena Mattsson)教授的演讲《档案的政治力：美学，空间实践和1980年代的新自由化》很好的代表了这种以综合的目光看待建筑学科的途径。讲座中，教授首先明确了自己对历史的看法是一种整体的、全面的并以创造新知识为目标的“实践”，也即将建筑历史学家的写作和建筑师的实践在过程上和重要性上划上了等号。其次，教授以斯德哥尔摩的“Tensta”社区更新项目为例深刻的揭示出项目与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要素是紧密相关的。然后，教授的历史研究也非常注重对档案的保存和分析并且通过“参与式历史写作”的方法开展了“实践性历史研究”。她通过召开讨论会等方式将与社区建造相关的专家以及居民召集起来而后获得一手资料作为写作的基础。

但值得注意的是，教授认为过程可以自由，但最终落到实处的写作一定是来自对材料谨慎而仔细的分析，亦是基于主题和目的的。最后，回到演讲的另一个主题词“Neoliberalism”（新自由主义）。教授虽然概述了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建筑语境中的重要性，但最终并未得出对于社区更新来讲实行新自由主义或政府干预孰优孰劣的结论。相反，她认为自己的研究是一种“未完成的情况”（Unfinished Situation），是对人们情感轮廓的描绘，而这一轮廓也正是激发她和后继学者继续努力的框架。

海伦娜·马特森（Helena Mattsson）

是的，我今天的演讲内容并非聚焦于建筑物及其相关对象（如外部环境等），也不将传统意义上的建筑实践作为开篇。相反，我将尝试在建筑本体的基础上，进一步地拓宽视野并将“形式和美学”等问题和“空间实践与政治”联系起来。本项研究是以历史学家的调研而非建筑师的实践为起点的，因为我的观点是：我认为历史学家的工作亦是建筑实践的一种，只是我们使用的工具也许不同罢了。

20世纪初的许多欧洲国家都逐步建立起了“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制度，这种制度在战后持续扩展到1970年代。当然，“东方集团”（East Bloc）*是一个例外。在1930年至1975年间，资本主义经济受到当时盛行的“凯恩斯主义”（Keynesian policy）*的强烈主导。但到了80年代，在西方世界中，以“放松管制”（Deregulation）*和“自由化”（Liberalization）进程为标志的新政治制度开始逐渐形成（也即：“新自由主义”）*。这时，资本主义加剧了欧洲乃至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 Inequalities ）现象。

*东方集团(Eastern Bloc):为冷战期间西方阵营对中欧及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称呼，其范围大致为苏联及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国。与这一称呼类似的“苏联集团”和“苏东集团”同样代指与苏联同盟的国家，但这两者通常也包括中东欧之外的国家。1949年时，东方集团包括苏联、波兰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虽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因为和苏联有矛盾，1949年时被逐出了东方集团。虽然1955年南斯拉夫与苏联关系正常化，但南斯拉夫并没有重新加入东方集团。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Keynesian economics）：由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 -1946）在1930年代提出，并在1945至1980年气大了重大影响。它旨在理解并提出应对1929-1933年间爆发的经济大萧条（ Great Depression）之原因和对策，对此凯恩斯主张增加政府支出和降低税率以刺激需求来使全球经济摆脱萧条。也即一种通过影响总需求（Aggregate Demand）来实现最佳的经济表现的主张，所以它也被认为是“需求方”理论（"demand-side" theory）。总之：该理论侧重于短期内的经济变化，也即主张政府在经济景气时则少支出而在萧条时多支出迅速刺激消费。

*放松管制(deregulation)：又称取消管制，通常指在经济领域取消或减少国家法规管制的过程。放松管制在1970-1980年代来源于经济界对此前国家干预为主的“管制（Regulation）”政策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反思。“管制”的主要问题有：1.由于缺乏市场竞争，受管制企业内部存在无效率且限制技术创新的现象。2.由于政府在经济中权力大，会导致官商勾结，引发“寻租（rent-seeking）”（未从事生产却获得垄断性盈利）现象而损害管制机构（政府管理部门），从而提高政府运营成本。可见监管机构会被受监管部门通过“寻租”等方式所控制进而走向腐败。为改变这一局面，则必须提高经济的竞争力和生产率，故而减少政府干预、鼓励市场自由竞争的放松管制政策是很好的解决方案。但放松管制也会带来诸如环境污染等坏处。

*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新自由主义是在19世纪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或称Classical Liberalism）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对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的反思。19世纪古典自由主义反对政府调控，主张自由竞争，自由经营、自由贸易，坚信自由竞争市场的自发作用能够保证经济生活的协调和稳定增长，国家只需充当自由市场外部条件的“守夜人”即可。而凯恩斯主义则在经济大萧条时期重提政府干预的重要性，但到了70年代左右，为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与经济自由化政策相关的“私有化”、“放松管制”、“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等重新发挥了重要作用故而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登上历史舞台。

*笔者注：30年代经济大萧条导致的经济问题使得凯恩斯主义有了发挥的平台。但久而久之凯恩斯主义下的“大政府”也暴漏了诸多问题，故从80年代始，为解决凯恩斯主义所造成的经济问题而采取了新自由主义制度，但这也同样造成了巨大的经济问题，也即贫富差距极大所致的经济“不平等”。因而西方大量的社会福利制度（尤其是瑞典实行的高福利政策）开始介入来缓解这种极端的不平衡，其中也表现在社会保障性住宅等建筑领域。所以西方在80-90年代至今的这段时间就像30年代至80年代这段时间一样，均处于一个政府和市场对建成环境有极大影响的巨变时代，两者在所面临的挑战上很相似故而教授将两者相比以说明我们为什么要对这段从80年代开始的“recent past“进行历史化处理（historicize）。

*右翼民粹主义（Right-wing populism）：也被作“国家民粹主义”和“右翼民族主义”，指政治上的右派结合民粹主义修辞的一种意识形态。其主张为反对国家霸权并为民声张。右翼民粹主义与左翼民粹主义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虽注重民权但也支持国家对移民政策的强力控制，而后者彻底的反对一切霸权和财团等势力。

现在您也许会问这与建筑有何关联，因为它与政治更息息相关。但我认为从广义上讲，这（上述的社会政治转变）与建筑乃至建成环境都有紧密的关联。建筑是一个需要大量资本来维系的行业，但更重要的是建筑学作为一门可以搭建人类日常生活和习俗框架的学科，影响和规范着最私人的欲求。*从这层意义上看，建筑是建构人们所信仰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这（建筑对人类产生的力量，也即一种空间政治力）也是界定从米歇尔·福柯*到温迪·布朗*的新自由主义的一种常见方式。对这些学者而言，新自由主义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是一种经济体系，而在于它是一种由国家推行的、以自由主义市场工具来治理社会的意识形态。例如“竞争”以及尊重自由选择的“理想化个人主义” 。就像自由市场已然成为对我们的规定一样，它（新自由主义）成为使我们内化这些机制（竞争、市场、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范式*。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福柯将权利视为一种形式而不只是物质或军事上的威力。而且权力并非固定不变，它是一种贯穿于整个社会并可明确把握的“能量流”。故而教授所要表达的是：对福柯而言，新自由主义的含义并未被限制在一种经济政策中。它也作为一种无形地影响着人们意识形态的权利而存在。

*温迪·布朗（Wendy Brown，1955-） ：美国政治理论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批判理论”课程的核心教员。代表著作有“In the Ruins of Neoliberalism: The Rise of Antidemocratic Politics in the West ，2019”，“Undoing the Demos: Neoliberalism's Stealth Revolution, 2017”等等。

*新自由主义从80年代始便在各个方面影响了西方的个人与集体生活，在这种经济政策下运作的社会都被市场这双无形的手操控着。久而久之它（新自由主义）不仅作为一种经济政策运作，其实已内化为人们心中的生活模式、以及意识形态。

正如温迪·布朗在《Undoing The Demos》中所说：“新自由主义基于并通过并不总是可见的“技艺”（techniques）以及必然易被视为新自由主义的知识形式（ forms of knowledge）运行”。而我想说这些“技艺”之一、也可说是推动力之一便是建筑。因此，通过对建筑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行历史化处理，我们便可揭示和更好地理解不同语境下新自由主义在历史发展中的运作方式，以及建筑在其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或者说建筑是在怎样的一种框架下运作的，以及它成为了人类的什么框架。

图1：Aleš Lamr创作的“Variation On A Housing Estate”,1986

*Maroš Krivý是本场讲座的主持人之一,也在Helena教授的新书《Neoliberalism on The Ground Architecture and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1960s to The Present》中贡献了一篇文章。它是爱沙尼亚建筑学院城市研究中心的副教授兼主任，他之前是剑桥大学地理系的研究助理。

图2：查尔斯·詹克斯的《后现代建筑语言》里普鲁伊特-伊戈公寓（Pruitt-Igoe）被炸毁的情形。该建筑即本书封面“Variation on a Housing Estate”的建筑原型

整体上，本书的贡献并非对“新自由主义”的转折进行宏大叙事。相反，我们的研究重点在于：自1960年代以来，建筑是如何在这种特定的“政治经济”背景和形式的演进过程中落地的。因此，相比于对“一个新自由主义的建筑是什么样的”进行发问，或去探究“建筑如何代表新自由主义”，本书的重点在于阐述了建筑、城市设计和建成环境在“史地维度”中发挥的作用以及这些作用和新自由主义的运作逻辑之间的关系。在过去的10-15年中，关于新自由主义的文章很多。但令人不解的是其中几乎没有与建筑相关的讨论，而关于城市的讨论却已经写了很多。这当然也是我们所关心的一个问题，并且我们对此有一个观点，即认为这种滞后可能是由于人们对该建筑学的了解有所局限，也即：建筑是一种或多或少地与政策法规和治理流程相分离的现象（phenomenon）。因此我们认为：大家需要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建筑，例如将其视为一种空间实践，栖居空间，关于美学的话语和关乎“物”的文化。并且要在综合这些不同视角基础上，再去理解建筑，才能将建筑置于更广的领域从而审视它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

这种对学科更广义的理解也影响了历史学家的工作，因为研究人员可将各种材料归为历史写作的依据。可见这不仅拓宽了历史学家工作的材料，也改变了其工作方法。并且在做“最近的过去”（Recent Past）这段时间的研究时，我发现了一个问题，这项研究会因其所跨越的时间范围，也即80-90年代甚至更早到60年代期间涉及的学科太广而致使诸多材料暂时无法收集从而最终表现出局限性。因此，这项研究在档案上有很多需要填补的空白。但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这些人（经历了70-90年代的人）还活着，并且还是该历史进程参的与者。这为采用建筑口述史（oral history in relation to architecture）这样的新方法创造了机会。（图3）

图3：《Neoliberalism on the Ground: Architecture and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1960s to the Present》封面

另外有一本最近出版的、探讨了建筑学研究中口述史可能性的书《Speaking of Buildings》，其中作者Janina Gosseye、Naomi Stead和“Deborah van der Plaat表示：“学者们更倾向于使用文字，图纸和照片来讲述事件，而口述史却很少受到重视”。因为我们通常所指的建筑口述史都是关注建筑师如何谈论建筑，而这本书则研究了如何倾听不同的声音以及如何使用、探索甚至发明口述史的新方法。因此，在这本书中，我和我的同事Meike Schalk发表了一篇文章*，该文与我对批判性实践史学（practice of critical historiography ）的研究有关，重点涉及80和90年代的瑞典建筑史，在书写这段历史时我也不断地尝试新写法（与口述史相关的写作）。在这次报告中，我将通过分析1980年代后期斯德哥尔摩郊区的一个建筑案例来讨论“实践史学”和新的历史写作形式的关系。因此，我将在两个时间段间来回穿梭并以之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接在一起，以强调历史写作总是以现实的形式产生新成果，而非仅是一门阐述过去的学科。这是我此次讲座非常重要的观点之一：“历史的书写是在创造新东西，而且是此时此刻就能感受到的东西”。（图4）

*在《Speaking of Buildings》一书中，Helena和Meike合作了“Action Archive: Oral History as Performance”一文。

图4：《Speaking of Buildings》封面

图5：讲座照片

这里，我将从编写历史的基础之一——“档案”——开始，而档案也是人们用来调查、收集和解释知识与经验的工具。因此在论文《档案热》（Archive Fever）中。雅克·德里达*提醒我们，档案的概念来自希腊语“ Arkheion（Arkhē）”，意思为“档案守护人“Arkons”之家”，这位守护人负责管理、存储正式文件并享有授权和解释档案的权利。但如今档案馆的概念已不再是简单的像“Arkheion”那样用于储存书籍或保护文档的空间，其范围已扩展至包括建筑古迹和周边日常生活环境等对象，甚至还可包含整个城市。档案馆本身也已成为其所存储的文档的一部分。由于它自身的物质性（materiality）所承载的大量信息使得我们不能再仅仅将其理解为保存有序历史事件的物理空间了*。（图5）

*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当代法国解构主义大师、当代最重要易最受争议的哲学家之一。他在人文和社会学科如：人类学、历史学、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政治理论、女权主义和酷儿研究都有显著影响。

*笔者注：也即档案馆本身就是物质性的，或者也是一座建筑或虚拟的信息载体，所以自身也能表达大量信息。故而它并不仅是储藏信息，同时也传达信息。

图6：《When We Are No More》封面

当然，数字化转向（digital turn）也是使我们重新思考“档案”的主要原因之一，例如，Abby Smith Ramsey的《当我们不再》（when we are no more，2016）一书就讨论了这个问题。她提出了诸如如何将未来的民主社会与集体记忆联系起来，如何收集数字信息以及版权归谁的问题。右边这段话引自“美国国会图书馆”。在2005年与Twitter达成协议后，他们开始收集推文。但到了2017年，他们对此也表现出了无能为力。我们只需想想特朗普自从担任总统以来的一万一千条推文就能理解了。但他们也意识到了必须得甄选这些海量的、不断更迭的推文。而且要以非常有选择性的并且基于主题和事件的方式去做。（公立的）档案机构也确实对存储所有这些指向未来民主问题的数字化信息束手无策。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样，社交媒体上流传的政治信息和文件如此之多以至于它最终将由私人公司所控。（图6-7）

图8：56a Infoshop入口

图9：占领华尔街开放式图书馆运动官网

如果说“ Arkheion”当时掌握在国家权威的手中，那么当代的档案往往也是与旗鼓相当的对手进行政治斗争的武器，当然还包括示威、讲习班，演讲和其他战术。通过创建档案等做法，人们便可以构建和加强自己的身份和立场。例如伦敦Elephant＆Castle的“56a档案室”（ 56a archive”） *，他们反对统一并收集与此有关的各种材料。同样在图中，您可以看到2011年始于“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占领华尔街露天图书馆”*（也是类似通过建立档案来表达立场和建立权威的方式）。此外，也有一些团体教激进主义者如何创建档案和目录文件，例如“激进参考派”（ radical reference ）*等组织。（图8-9）

*56A INFOSHOP – RADICAL SOCIAL CENTRE, ELEPHANT & CASTLE：56a Infoshop是位于伦敦南部沃尔沃斯（Walworth）的长期志愿者自营档案馆。其中有大量激进的档案资料。比如：（变性）女权主义，反殖民主义，反全球化，环保主义，占屋（squatting），反法西斯主义，无国界，同志政治/组织，  无政府主义，情节主义，自治，反文明，反资本主义，激进主义教学法……

*占领华尔街图书馆（Occupy Wall Street Library，OWS Library）:也称帕蒂堡（Fort Patti）或人民图书馆，成立于2011年9月，是在占领华尔街活动后不久建立的。其本质是共享图书馆。起初形式是一个装满书本的纸板箱，随后由于天气原因导致书籍丢失损坏，于是促生了建立正式图书馆的想法。久而久之，志愿者、读者，作家等社会各阶层人士均来捐献图书和资源。例如，音乐家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为该图书馆捐献了一个帐篷，故为纪念她将图书馆命名为帕蒂堡（Fort Patti）。

*详见：http://radicalreference.info/

图10：讲座图片

我们回到雅克·德里达的“档案热”，他认为，关于档案的政治问题永远不会被归为我们所司空见惯的那一类政治问题。他的意思是，它（档案）贯穿整个领域，并且从上到下决定着政治：“如果既没有（相关的）记忆也没有档案馆的控制，那么政治权力就无从谈起”。一个国家的民主化程度始终可以通过这一基本标准来衡量。 有鉴于此，我将继而谈谈我之前提到的一个项目，该项目是我与两位同事 Meike Shalk和Sara Brolund de Carvalho 合作的成果，Sara Brolund de Carvalho是一位艺术家，电影制片人和建筑师 。项目的名称叫做“行动档案”（The Action Archive）。（图10）

图11：讲座图片

我们以非营利组织“行动档案”的形式探索了对1980年代以来这段历史的“参与式历史写作”（participatory history writing）方法。我将在此讨论我们已经采取的一些行动及其意义。在西方哲学和政治理论中，言语行为（the act of speaking）一直是民主的支柱。但我们为什么总倾向于将这一关系中的聆听看作是被动的，而非政治过程的重要部分，我的意思是，难道聆听就显得那么和谐且不具批判性吗。因此，我们在进行有关历史的记录工作时，不仅要全面地记录各种声音，也要琢磨建筑史学家聆听的“方法论”，这一点很重要。此前我们经常被教育说历史学家其实是一个只会看书不懂聆听的“聋子”，但如今我们亟需探索一种有效的聆听技巧，也即我们必须进行发明。政治学家苏珊·比克福德*建议：“一种特定的聆听方式可以打破语言惯例，并建立一个在其中可以听到、看到和说出多种声音、面孔和语言的公共领域。”这对我们的工作非常重要。（图11）

*苏珊·比克福德（Susan Bickford）：北卡罗来纳政治学副教授，研究集中在女权主义政治理论，冲突和不平等对公民身份实践的影响以及古希腊政治思想上。

图12：《Oral History Theory》封面

另一个重要的参考文献是林恩·艾布拉姆斯*开创性的著作《口述历史理论》（oral history theory，2010），在书中她声称：口述历史家尚未对表演（performance）研究领域进行充分的探索和借用，口述史理论与具体行为理论的交集是一个尚未发展的领域，有可能开发出替代方法和技术潜能。因此，上述的关于“聆听”的理论与艾布拉姆斯的“具体行动”（ embodied action）观念都是我们进行历史写作时的重要方法。（图12）

*林恩·艾布拉姆斯（Lynn Abrams）：是格拉斯哥大学现代史教授和人文学院系主任。代表作有“Oral History Theory，2010”.

图13：“Tensta博物馆：来自新瑞典的报道”展览海报

因此，这个“行动档案”作为一个研究项目而开始，并且是展览“ Tensta博物馆：来自新瑞典的报道”（Tensta museum: reports from New Sweden）的一部分。 它由玛丽亚·林德（Maria Lind）策划，地点是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外的“ Tensta Konsthall”（Tensta艺术中心）。该展览是对当代住宅更新项目的回应，也是对1960年代和70年代许多地区（例如Tensta）文化遗产分类问题的持续性讨论。而且我想也许您也认识到在这里（爱沙尼亚）也有同样的趋势。现在是时候将60年代和70年代的建筑归类为文化古迹（cultural monuments ）或遗产（heritage）了。展览中提出了一些有关于该项目政治含义的问题，例如在谈论遗产时我们到底是在谈论谁的身份和历史记忆？集体记忆和身份的含义又是什么，以及它们是如何产生的？（图13）

图14：Tensta 中心区 1969, Jonas Ferenius

此处我想先介绍一下Tensta的一些背景知识， 它建于1966年至1972年之间，是所谓的“瑞典百万计划”（Miljonprogrammet）*的一部分，也即在1965至1975年这10年间建造100万套住宅的大型国家福利计划。但是，如今媒体经常将Tensta以及其他许多在郊区的百万计划成果描述为瑞典大规模福利国家住宅模式的失败。我想您在这里（爱沙尼亚）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在过去的35年中，Tensta的人口发生了巨大变化，比如在1980年代，大约35％的居民是移民身份，而到如今，19000名左右（Tensta90%的居民）的Tensta居民拥有一代或二代移民背景。（图14）

*The Million Programme （Swedish: Miljonprogrammet）:是瑞典社会民主党于1965-1974年发起的公共住宅计划，旨在十年期间建造一百万套新住宅使老百姓都能住得起价格合理的房子，故本质是社会福利计划。当时，在一个人口八百万的国家建造一百万个新房屋是世上最雄心勃勃的建筑计划之一。其中Tensta就是计划的一部分。

图15：Tensta,1971

图16：Tensta的埃林堡学校(Elinsborgsskolan)彩绘墙

这张图片是项目刚开始时的状况（图15），而这张是1985年时的情况。（图16）时至今日，该地区发布的大多数图片都与火灾、犯罪或其他灾难相关。（图17）这些照片使人感到非常不安。但这也许并不足为奇，因为许多其他欧洲地区和国家也经常报道出这样的照片。但是，这种居住环境的衰败也使人们认识到其主要问题在于建成环境（建筑、新颜色、新形式所带来的美学等等）。因此，这些年来在郊区，有许多不同类型的住宅项目进行了更新和试验。所以如果夸张点讲，几乎可以将郊区理解为殖民地，这里是一遍又一遍地测试新事物和新想法的地方。但在今天的语境下，如果政府又要开始项目更新的话则势必需要将其与文化遗产等议题联系在一起。而后我们不禁会问：为何我们在更新这块地方时还是毫无经验？我们在之前的更新过程中似乎什么都没学到，特别是关于遗产中记忆和历史的问题。为何早期的项目似乎都没有变成集体知识，而且不仅是在建筑学范围，城市史或其他领域都是空白？为什么内城区的历史众所周知，但郊区的历史尚未转化为集体记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了，甚至被压抑？因此，我们决定根据自己当时所拥有的一些资源（档案等）去深挖（当地的历史、集体记忆），然后再根据研究成果返回这些项目并从该地区本身的历史中学习一些东西。

图17：Tensta于2017年的大火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百万计划中就有过对老建筑更新的日程，但令人惊讶的是，它们并不是在计划刚开始时就考虑到要去做更新，而是在项目进行了大概六，七年之后才陆续展开。也即项目进行到了1987年时才开始真正的更新计划。与其他项目截然不同，这些更新计划并非着眼于技术体系、美学和形式的更新，而是主张将项目与社会文化相关的物理环境和管理职能的改善相结合而后通过地方决策过程营造出所谓的“社区精神”。这也许有点含糊，但是在80年代末，这样的项目在着眼于结构、技术系统以及更多相关的东西之前就开始了。关于这点您可以在当时的一页手册目录上看到。而且当时瑞典的移民问题也发生了从工作移民向难民转变。故而引入了文化多元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概念，但一种更具侵略性甚至露骨的种族主义也相伴而生。也正是基于这种新兴社会格局的转变，当局希望进行一种全新的、基于协作的社区实验，也即：试验一种参与性的住宅更新项目（ participatory housing regeneration projects ）。该项目旨在让社区居民也参与到更新项目中以试图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并依靠斯德哥尔摩市政府、地方政客、住宅公司、警察局、地方政府和租户协会等重要当地参与者之间的合作。比如，号召社区承担房屋的更新任务，以激发社区对周围环境产生更多责任感并延续这份责任感。而项目更新的主力则通常是建筑师，有时也由其他部门以小型项目的方式来组织。

图18：讲座照片

但好景不长，这些1987年启动的社区项目在1992年就突然被放弃了，所以这是一个为期五年、非常短的计划。新政府上台后，保守派（此处指政治上的保守派）在1990年开始呼吁结束这一复兴计划，他们主张地方民主并建议州政府退出，停止政府资金投入并将权力留给民间社会。而最终当这些重建计划被关闭时，他们也对此前的工作做了一个总结：“它们设法建立了必要的社区精神，这将为可持续的自我管理打下基础”。因此在地政府遂即开始了权力下放，地方倡议的政策。可见人民的权力和自由对于不同的政党而言意义是截然不同的。在1990年代初期，瑞典开始应用这些新自由主义的概念来支持关于福利住宅的私有化并终止市政服务，但对此，我们仍需仔细的分析研究才能更好地理解这段历史。虽然我们已经在做了，但是无论如何这都只能看作一个开始。而且，这项分析性的研究不应仅针对地方史展开，也应该对以新自由主义为标志的社会巨变有所贡献。（图18）

因此回到“行动档案”计划，我们决定关注于1989年在Tensta举行的国际住宅会议，该会议也是更新项目的一部分。这次会议吸引了来自英国、丹麦、芬兰、法国、荷兰、土耳其和美国的专家，以及当地的政府部门、居民和建筑师。组织方希望制定新的指导方针，以扭转Tensta走下坡路的发展态势。该会也发表了一些出版物，并在区议会大楼中举办了相应的展览。而后第二年也即1990年，展览转移到了塔林（Tallinn），主题为北欧-波罗地区（ Nordic-Baltic）的建筑试验*。

*NBAA（Nordic-Baltic academy of architecture）:即“北欧-波罗的海地区建筑联盟”，成员包括北欧五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地的建筑院校。联盟善于讨论政策对建筑学的影响。

图19：讲座照片

虽然89年的住宅会议和展览都是由斯德哥尔摩市政府组织的，而且有严格法律保护，但是大部分资料的最终版本还是从市档案馆中丢失了。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有很多，例如，地方当局的多次重组，拟议项目的短暂性质或者大家根本就对这项更新计划没有兴趣。然而，计划中多年来从实践和理论研究的积累中所产生的记忆和知识的丢失也令人震惊。各种形式的“参与性”项目和“基于社区”的项目经验都没有被记录在档案中，也就更没有条件融入到瑞典建筑史中。并且，正如先前所说，Tensta以及许多其他斯德哥尔摩郊区自1980年代后期以来就没有进行过大量的社会建筑实验。而后Tensta的市政重组也导致了档案的移动和重组，这也对档案造成了很大的创伤。然而相比之下，许多富裕的市区或较为富裕的郊区，因未曾经历这些动荡，故得以开发出一种更为稳定的策略来收集和管理资料。可见这种社会经济因素和资料图像上的差异使归档和记录变成了深受政治影响的活动。基于档案材料变得非常短暂易逝这一现状，对于当今的建筑史学家来说与最新资讯的互动显得越来越重要，因为他们要基于这些信息来开发出收集此类资料（原文使用的是：Story）的方法。（图19）

图20：讲座照片

因此，我们对档案这种现状的反应是：“决定采取集体行动，并通过这些行动创建公共场所或城市空间，以方便他们看到被遗忘的材料和历史”。并且，刚提及的行动档案库既可以是存储资料的物理档案馆，也可以是通过一系列的动作来产生记忆和历史的“档案馆”。我们其中一项行动是在Tensta艺术博物馆中举办的，而另一项行动是在博物馆外进行的。而且，我们还决定将行动档案馆注册为非营利组织，以防其成为像此前那些倡议一般稍纵即逝。因此，我们从2014年开始至今都在陆续地以行动档案的方式开展一些活动。（图20）

图21：讲座照片

图中所示是我们“行动档案馆”具体的样貌，也即其物理结构（physical structure），但是我们并没有刻意追求这种行动档案馆应该采取哪种具体的物理形式，只是在这次展览中它呈现为这样。该设施是一个可移动的档案盒，其中包含可折叠的桌子和凳子。小书柜和档案文件，它具有多种功能，例如车辆，展示柜，圆桌和工作站。可见我们在尝试构建一种可以完成很多事情的多功能设备。因此，档案馆是一个活跃的研究环境，可以通过不同的记录方式（如电影写作和录音）来运作。与80年代相比，这个档案馆中收集和保存的资料尤其重视与参与性计划项目有关的部分。该设施既可以产生和存储历史，同时也借用了类似于“弗洛伊德的神秘书写板”（Freud's mystic writing pad）*的工具。这是一种用于跟踪和保存信息的媒介。我想您知道这种神秘的书写板是什么。它由一块深棕色蜡组成，然后在蜡上覆盖一层透明的纸，在纸上您可以书写并追踪记忆，然后将其抬起，已写的内容就可以被擦除，之后还可以写新的东西。但是在底层的蜡上，您仍然可以从先前的书写中看到一些痕迹。故在此展览中我们将行动图书馆视为一种可以同时执行两种层次的档案记录的工具，第一层是面向公众的外部性能接口，第二层是能永久保存书写痕迹且方便查找的性能。因此，我认为它可以同时做到这两件事很重要。（图21）

*Freud’s  'Mystic Writing Pad'：该装置由一层薄的透明塑料覆盖在厚厚的蜡板上制成。人们可以用任何尖锐的工具甚至指甲在上面写字。工具的尖端压过塑料片并在蜡中形成微弱的压痕，而该痕迹通过塑料片呈现出深色纹路。而当将塑料片从下面的蜡表面抬起时，深色痕迹便消失了；塑料片又干净了，就像擦掉了一块黑板一样。弗洛伊德认为这是该“pad”神秘的品质。该工具弥补了纸本书写只能一次书写并可能写满的问题，也弥补了黑板上书写需要不断删除旧内容的问题。这种书写内容忽隐忽现的状态也和人的意识忽隐忽现状态极为相似。

这里介绍一下在“行动档案”中我们所使用的三种方法：“见证人研讨会”（A witness seminar），“项目导览和怀旧晚宴”（A guided tour and memorial dinner），“制图工坊”（Mapping workshop）。这三种途径虽然有不同的形式，场地和目标，但都涉及相同的口述史方法。首先对于专家意见的调研，我们采用了“见证人研讨会”的形式对精英人物进行口述史式的研究。相较于其它两种形式，我将更详细地展开这一点的讨论。第二个事件涉及社区规划以及规划师、建筑师与居民之间的交流。我们对此选择了与来宾共进晚宴的方式尝试在空间中建立某种特殊的亲密关系。第三项活动是关于城市集体社区空间价值的公开讨论。那是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一个重要的政治辩论场举行的。采用的方法是制图工作坊，因此我们基于城市地图，开始进行集体制图。

现在我要开始详细地介绍“见证人研讨会”，首先是这一途径的背景知识。这是一种在当代历史研究中常见的方法，并不是我们首创的东西，因此就方法而言是从当代历史研究中借用过来的。具体的实施过程是邀请许多亲身参与了特定的、且通常是非常痛苦的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来作各自关于该事件的讲述。然后，这些不同的陈述使我们得以对历史产生多层次的理解，从而揭示了实践中的紧张、冲突的氛围、我们所理解的和他们所经历的之间的差距以及需要进一步探索的研究空白。而且这些陈述通常是在公共场合进行的，因此会有大量民众，也即参与式的讨论。但当代历史的形成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关，故而也意味着我们要小心地处理由于人们在这段时期内所经历的创伤而可能爆发出的情绪失控现象。而且会上常常会出现非常不同的故事，并且人们对于同一事件的经历也是不同的。但是随后我们便要开始捕捉其中存在着哪些巨大的冲突关系，我们作为专业研究人员应从哪里进入这段历史以及我们如何制定研究问题。因此，在当代历史（写作）中，我们经常将这种充满张力的新手段为第一手资料（先搜集起来），然后再（根据具体情况）继续采用更传统的方法进行历史写作。

图22：讲座照片

在1989年住宅更新会议上，我们邀请了主要见证人参加公证研讨会，其中包括副市长和房地产专员、房地产办公室主任、Tensta项目的项目负责人以及英格兰的一名社区建筑师和土耳其的一名规划师。我们很幸运的是该项目中许多人还在世并且能来参加会议。因此，每位参与者都准备了一个十分钟的演讲，涉及他们在项目中的角色、互动方式以及他们当时的愿景。每个人都有相同的三个问题。个人陈述发表后，所有与会者均可据此展开相互讨论，然后再展开辩论，最后向公众开放。会议并没有按照我们期望的方式展开。所以我们对此事件的第一反应是感到失望。但是，在听完研讨会并观察会场的实际情况后，我们发现整个会谈成了非常有价值的历史资料。我们实际上是在讨论中揭秘了Tensta的一些重要事件，而不仅仅是历史性的调查。会议中也慢慢开始显现出非常动荡和激动的氛围并引起了强烈反响。可见研讨会揭示了构成1989年事件的元历史（Metahistory）*。会议中发散出的激烈氛围反映了当时被暂停的更新计划中有很多缺点。听众们也表达了巨大的失望和愤慨，参与了该项目的管理者、与会的建筑师以及受邀的国际专家和当地政客都纷纷开始表达自己的观点。会议期间整个房间充满了这些激烈的观点从而致使我们一度感到不知所措。（图22）

*Metahistoty（metanarrative）:即“元历史”。最初来自Hayden White《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一书。他认为书写历史的更恰当途径是：解释而非记录历史。也即元历史注重解释并反对历史可以客观中立。“史学家应根据美学，诗意和意识形态的选择去确定历史叙事的结构（或目的）然后写作”。即，认为成功的历史应该是可以把历史变得更有意义的叙事写作（narrative），故而强调了历史应该同时包含共时性和历时性（也即注重解释而非编年记事）。

因此，正如前社会民主党副市长“莫妮卡·安德森”（Monica Andersson）所建议的那样：“所有的愿望都落空了，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如果您真的想改变某件事，则必须100％做到。由于多数人表示放弃政府干预，故我们无法以应有的方式继续回应它” 。我们邀请国际专家们对当地80年代的情况发表看法，他们也感到非常失望，他们批评当时的设计缺乏情感、说它（Tensta）是一片不毛之地、没有名声、是一个类似监狱的地方……房屋很多但没有家的归属感，而幸福更是无从谈起。他们接着说道，未能最大程度实现诺言的原因是瑞典中央组织干预得太多故而抑制了当时的地方民主。他们接着提出：“只有将房屋移交给居民，并让他们对自己的环境负全部责任，才能解决问题”。但是在场的听众却对国际专家的建议表示质疑：“我在报纸上注意到您在演讲中展示的标题是“专家认为”（ experter vet=the expert know)。对于我们此刻在这里的民众而言，当您说到Tensta应该做什么或不应做什么时，我们作为居民却没有发表类似主张的权利？那么你们专家所声称的“区域民主”是如何赋予人民权力的呢？专家的说法可以直接替代民意吗？”。如前所述，自1980年代以来，斯德哥尔摩郊区搞了许多短命的项目。它们都设定了改善社区现有生活条件的目标，这也意味着其实大家都认为这些地区与城市中的其他地区不同。但是标准的设定权在谁手上呢？一位听众发表了一个观点：“ Tensta的特别之处也许在于我们所拥有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我们的市政计划和市区千差万别，但这也造成了城市的部分隔离”。另一位当地居民也感到沮丧，他们认为歧视和隔离实际上已经根植于邻里结构。他指出：“一条计划中将通往Tensta并与周围环境隔离开来的道路，以及一条应该穿过Tensta附近地区的电车线路被莫名其妙地转移到了一个更加繁荣的地区，而地铁延伸线应该将Tensta连接到相邻的郊区，但也被转移到了另一条线”。然后他补充道：“其实这是20年前就决定的，但这一决定迟迟没有贯彻下去（然后莫名其妙的变了），而且Tensta的很多公民甚至都不知道有这一政策，他们感到很沮丧”。一些听众还建议，与会人员应去参考世界其他地区的最佳范例是怎么转变的而不是只关注当地的情况和条件”。

图23：讲座照片

*Paul Goodman (1911–1972):美国作家文化名人（public intellectual ），以1960年代的社会批评著作而闻名。他最著名的理论和主张是格式塔疗法（Gestalt therapy），无政府主义（anarchism）等。

*Unfinished situation（未及情形）:该词需要结合格式塔心理学来理解：人们都倾向于从整体认知世界并从中创造意义。同时也倾向于辨认完整的、得以在背景中凸显的图像。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经历了一种叫做“封闭”（Law of Closure）的认知原则，也即为事件创造意义来更好的理解它。这一原则若得以成功建立人们便会获得满足感，否则将会陷入迷茫。但这种令人不适的迷茫恰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而这种人们较易铭记的情形就是“未及情形”，而那些成功被人们识别并被舒适的消化的图形则是“已达情形（Finished Situation）”。也正是由于格式塔心理学中的“封闭法则”，人们会有意或无意的试图完成这种未达成的情形以追求满足感和舒适感。

*笔者注：教授在此表达的是这场活动的宗旨不是刻板的记录什么，而是在各个的争辩中获得一种矛盾的，冲突的解释，这就是所谓的元历史。

图24：讲座照片

接下来我再简要地介绍一下第二个和第三个途径，因为它们和上述的研讨会联系非常紧密。而且在会议结束后也随即发展出了一些具体的项目，例如Glömminge，它是Tensta里很小的一个区域。图中所示是该项目的一个文件，这个项目政府干预度非常小。（图24）

图25：讲座照片

这也是一个很有追求的项目，而且是建筑师和当地居民一起绘制图纸的项目。这是通向清洁区的采光并，由于此前给女性使用的空间并没有受到很好的关注，所以这也成为了他们工作的重点之一。（图25）

图26：讲座照片

图27：讲座照片

图28：讲座照片

这张图是连接区域和开放空间（图26-27）。此外他们还在街道旁建了商店。我们发现这里不仅仅是停车库，还有一些公共入口。（图28）

图29：讲座照片

然后我们跟随该项目的建筑师参与了这次游学，图中这位女性就是负责这个“参与式项目”（participatory project）的建筑师，她向我们展示了他们做了什么以及他们想做但却没有做到的事情。（图29）

图30：讲座照片

最后我们在他们开始做这个项目时的地点“洗衣房”里举行了晚宴。（图30）在这里我们建立了一个相比于研讨会而言更为私密的环境，晚餐时建筑师Yiva与我们分享了她关于该项目一个非常有趣的经历：“这是一个与所有人互动的项目，我们使用了无数的语言在交流（当地有很多移民），我估计得有25种吧，当然这可能对于我们今天拥有那么多翻译工具的情况来讲不是个问题。但在当时，您不必非得会瑞典语，因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超越了语言显得更重要，Glömminge这个项目只包含了960户人家，故只是整个项目的一小部分。所以我们不得不在正常预算内工作，多年来这个项目的财政一直很拮据。当初它刚被授权时就被叫停了。到了二十年后的今天，我认为这是一种政治行为，因为现在这里的人们被赋予了管理周围环境的权利，而这并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Helena说这只是该建筑师的个人观点）

这里我要总结一下我们在此过程中学到了什么？首先，我想说我们作为历史学家了解到：历史学家永远不知道我们开始研究的材料中会出现什么历史，而且在聆听过程中您可能会听到很多意想不到甚至不想听到但却很重要的故事，因为我们（作为历史学家）当然知道，这些历史可能会揭示出一段无法忽视但却让人感到不快的行为，并且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这也是创造过去和现在的概念的关键部分。1990年代初期是新自由主义时代。当我们对这些过去犯下的错误保持沉默（而不选择积极去反思时），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第二，在开始计划涉及所有公民和社区的大型项目时选择以郊区作为白老鼠，最终却使社区独自面对巨大的创伤，也是很不负责任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今天试图概述的内容几乎可以看作是以建筑史的方法描绘出了某种情感的轮廓。这也意味着我的了解还不透彻，但却可以勾勒出一些可以继续使用的东西以便进行下一步工作。我想我就讲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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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建筑系硕士研究生在读（西方建筑理论与历史方向）,查尔姆斯理工大学硕士（Mparc）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博导。主要研究领域涉及“西方建筑理论与历史”、“建筑教育史”和“中国近现代建筑史”等。代表作有：著有《中国现代建筑教育史（1920-1980）》及译著《勒.柯布西耶：理念与形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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