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梅恩：去吧少年，勇敢地向城市的未来提问吧

译者：周子傲

讲座栏目主持人：陈柏旭

全球知识雷锋联合创始人、UCA优思建筑事务所创始人

本场讲座梅恩从早年经历讲起，阐述了他在进入建筑世界的过程中所受到的人生影响。再到他谈及他如何实现想法并不断将其推进到下一阶段的坚持。之后梅恩展示了他所创立的Morphosis事务所的实际项目来印证他对城市和社会负责任的实践。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建筑家，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梦想家和乐观主义者。

简单来说，建筑师这个职业使我着迷的地方是其如何给事物创造秩序。

洛杉矶不是一个关于公共空间的城市，但我们通过自己的建筑来激活了洛杉矶关于公共空间的暗藏属性。

如果我生活在一个概念化的世界里，我应该是一个爵士乐手或一个诗人，对吧？但在现实世界中，我想说：只有建筑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是独一无二的。电影也许能接近它。建筑也许只会在一个私人领域内为人所理解，也许只有12个人能理解它。

本文为全球知识雷锋第168篇讲座。

本文整理自2019年2月6日在Escuela Técnica Superior de Arquitectura de Madrid举办的讲座,讲座原题为Morphosis Urbano，由Thom Mayne教授主讲。讲座由周子傲记录，由菜菜校编。

记录者：周子傲

南加州建筑学院（SCI-Arc）EDGE研究员，城市设计硕士（汤姆·梅恩研究室）

校对编排：菜菜

知识雷锋执行主编

四川大学城乡规划学士

南京大学城乡规划硕士在读

主讲人：Thom Mayne

Morphosis建筑事务所创始人，南加州建筑学院（SCI-Arc）创始人之一、城市设计硕士项目杰出教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建筑与城市设计学院的特聘教授，总统艺术与人文委员会成员，2005年普利兹克奖得主。梅恩和Morphosis获得了26项美国进步建筑奖、100多项美国建筑学会奖和其他众多设计奖项，曾举办过多次展览，出版过33本专著。

（延伸阅读：雷锋深度专访汤姆·梅恩）

正文共18112字308图，阅读完需要30分钟

开场白

去年在访问多个美国大学的时候，我在康奈尔大学、库珀联盟学院发现，它们校园里都有一个由汤姆·梅恩（Thom Mayne）设计的建筑。所以，现在一般的大学景观，都以他的设计作为营销噱头。我得感谢路易斯-费尔南德斯-加里亚诺(Louis Fernandez Galiano)为我们提供了这个机会，他的慷慨不仅是为了一门关键的课，也是为了把这个讲座分享给学校的所有师生。汤姆（Thom Mayne），欢迎你。谢谢你来这里。

我想介绍一下汤姆（Thom Mayne）。汤姆（Thom Mayne），他是洛杉矶建筑师。虽然洛杉矶这个城市本身没有根植于其他城市，但他是一个根植于洛杉矶的教授。他在1972年创立了他的公司墨菲西斯（Morphosis），而且他还创办了南加州建筑学院（SCI-Arc）。他认为建筑学的教学方式应该有别于他之前所学习的地方。所以现在他将从城市的角度向我们展示他的作品。在讲座之前我们刚刚进行了讨论。这真的很有趣，也非常激烈。所以我们会从你的作品中学习。汤姆（Thom Mayne）, 非常感谢你。

讲座正文

好的。这场讲座将包含更多关于建筑和城市设计的内容。我会把其具体化到我们在研讨会上的对话中。我很高兴来到这里。

个人成长

我把一些希望对你们有用的东西放在了一起，它与你们将要做的事情更加相关。因为当你走出学校大门，开始你自己的个人实践，这些思考也许会发生。这些思考将会解释一个非常特别的概念上的策略。开始的时候，在专业的连接上，它主要与更多的私人审美、概念和建筑的主观术语相关，然后走向更多的实质性的，关于经济、政治、文化、基础设施和城市主义等等方面的问题。这些思考将会随着项目规模而增加，此时你们需要承担的责任和工作的复杂性也会增加。

在我人生的这个阶段，我甚至更加投入在“如何能够从任何形式意义上去解释建筑”这个命题上。因为你无法真正解释一个作品，它是高度个人化的，它与一系列不一定具有解释性的事件有关。而且我认为“能否解释一个作品”这件事这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作品所在的时期和在那个特定时间段里，我们工作室所思考的问题。这些话题肯定会从私人转向更公共的一面，或者更多地连接到与我们工作室有关的一个广泛的思维系统里。相对初始时，这系统里面的跨学科性增强了许多。这些思维诞生于我在学校的时候，而且它有些私密性。我在寻找一种可能的方式去表达这些思维。这是有点神秘的，这是以直觉的方式进行的。如果你是一个音乐家，或者你是一个画家，在任何不同的艺术形式中，你都会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本能的东西，这更多地独立于经过逻辑辨证递归的东西和你从大学教育中所学到的事物。

如果大学是一个更宽泛的术语的话，那么可以说，我在挑战或者重构“大学”的概念。所以在对于大学的标准理解和我个人对于大学的理解的差异之间肯定有一些东西会在我以后的生活中出现，而我当时却没有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大众认可的概念和我个人概念的脱节，碎片化基本上更多是我个人生活的一部分。这与我自己所处的条件有关。作为我作为一个年轻人，我在向前看，我正在探索新的东西，但我不是很清楚这种探索的本质。

这与直觉密切相关，但我清楚的是我受到了某些人的影响。对我来说，其中一个人是詹姆斯·斯特林（James Stirling）。

我记得当我在看他的画时，我就被他的画作数量惊呆了。我很清楚画画其实是一种思维方法。用视觉来思考的方式，与规范性的话语是相当分离的。绘画成了一种专心致志的看世界的方式。思维方式的媒介在发生改变。

在洛杉矶的时候，我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比如和艺术界的联系，以及在这个充斥着视觉刺激的世界里被问到的问题。而且我也很清楚，我当时是在处理多种媒介的时候不再对任何一种单一的媒介感兴趣，我可以进行跨越许多媒介的边界工作。

在这影响我的是布鲁斯・瑙曼（Bruce Nauman）。我可以说出各种影响了我的人物。除了这些还有更简单纯粹的影响了我的事情。当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我没有工作。我在教书的同时，通过做一点小事情来谋生。

这些就是我当时在做的工作。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美国的环境其实和现在有些不同。当时我的作品被展示在画廊里，所以我实际上可以利用这个，把自己标榜为一个概念性建筑师以被外界接受。我在寻找着一种由多种媒介组合的工作方式，在这过程中，作品本身在不断进步，或者可以说是理念在进步。

简单来说，建筑师这个职业使我着迷的地方是其如何给事物创造秩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所想的世界具体化，我们把想法、结构、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等等概念都纳入其中，之后我们把这些要素具体化为形式。

有了这些想法之后，在材料的选择上，当时我们基本上使用的是矿物材料中的惰性物质。因为我对这些材料的活力、生命力和弱点感兴趣。

我属于脱离现代主义传统的一代人。

在60年代末，当我在学校的时候，我对于“何谓教育，何谓建筑”这些问题的想法是完全开放的。最后，我带着问题与解决方案离开学校。事实证明这其中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

（比如在那个年代的）罗西(Aldo Rossi)和斯特林（James Stirling）还有阿基格拉姆（Archigram）。我觉得他们的建筑观念之间没有一致性，或者说他们没有连接性。

而且我还可以说出很多人来。这些人只是被其他建筑观念所影响但其并没有连接性。这是找出问题的本质。而且这些是非常非常基本的，最基本的概念。如建筑之间有什么关联，建筑的状态应为如何等等。当然，这也带来了那个时期明显的影响，它开始于政治抵抗和艺术的爆发。之所以有这些思考是因为我被电影所淹没，而那是特吕弗（François Truffaut）和戈达尔（Jean-Luc Godard）的时代。那是一个实验的时代，即使是在音乐和文化的世界里也是如此。毫无疑问在那个时期，这些都对我产生了影响，甚至可能比建筑界的影响更大。我也还在继续绘画。然后在80年代末，电脑出现了。我在用电脑画画，但我想画得像我手画的那样。我在挑战高度系统化的数字概念的规则，这我将会在讲座后面谈到。

这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建筑的看法。

但是要想搞清楚这个问题，需要十年的时间。与此平行的是，我进入建筑业其实是以一种很简单的方式。作为一个年轻人，我有自己想做的东西。虽然我出身于一个学术世家，但我不是一个想走学术的孩子，我喜欢制造东西。虽然在我读书的时候我学了德语、物理和生物，但这是因为我必须这样做。因为我的父母坚持要我这样做，是他们希望我上大学和与之相关的原因。

制造也是创造

但我真正着迷的，是机械。这很快就成了我们事务所早期工作的一部分。通过图纸和模型等概念性的事物的协助，我们在制造东西，并且我们非常投入于其中。我们从非常小规模的东西开始，在各种材料工艺上投入时间。这使我了解到，学习制造的过程，可以培养拥有大量的创造力的能力，而这与发挥智力的过程非常不同。这个时候，我开始清楚，这两个事物之间相互联系，它们之间共同作用，并由此产生了可以对作品本身进行进一步加强的有趣之处。经过这些过程之后，第一个作品就出现了。因此我对功能和与之关联的事物没有兴趣。

建筑的自治行为

我们对如何去定位建筑这件事本身很感兴趣，比如如何去寻求建筑的自治。当时我们完全致力于宣扬建筑是一种自治行为。我们把这种自治行为作为一种建筑之所以成立的行为准则。但换到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做不到这件事。

这不是你们（讲座听众）能用的模式。在七八十年代这种情况可能会出现，但这导致了一些建筑项目的密集出现。

当时我们正在研究一个致癌中心。图片上这个中心的这部分成为了一个儿童游乐区的一部分。我们利用了当时我们事务所在项目上的兴趣，并将这些想法体现在项目中。

这成为我们作品的一种连续。而且这会开始引导我们进入到另外一个层面。而且我们在这个时候还不知道，我们已经开始以最基本的方式改变了部分与整体的概念。帕拉迪奥（Andrea Palladio）以来的部分、片段、连接、断开之间的关系和一个人如何组织一个想法的方式及其所需的特定等级、重复等的观念都受到了挑战。

但我们的重点还是更多的集中在作品内部的强化上。这个小房子成为了走向城市主义方向的先例模型。我们在创造新事物。

从这开始设计就变得很清楚，我们可以组织不同的系统来形成我们的项目。在这时我开始越来越着迷于一篇史密森（Peter Smithson）在40年代中期的文章，这篇文章与多个系统（systems）有关。这里面提到了由多个系统的自主性，来构成了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做的项目不是由一个系统做出来的，是由多个系统做出来的。当我们在制作第一个小型住宅项目时，这一点对我们越来越清晰。这个想法开始引导我们进入另一个新的想法，即从组织方式上来说，不存在一个单一的主导系统。

片段比整体更有趣

这个项目让我们意识到一系列关联的事件正在发生，而且这些关联越来越多的是相互联系的。然后随之而来我们意识到的是，某些特定事件的发生，只是偶然的和根据情况而定的。在这个项目模型中，前面的一个片段（fragment）是我们正在专注设计的地方，这是一个重要的地方。然后当我们在回看照片的时候，我们意识到这个片段（fragment）比整个项目更有意思。

然而我们只是在看一些特定事物的走向，怎么可能建造一个完全没有完成的东西呢？这些建筑片段现在暗示的只是未来项目的走向，对不对？然而这些片段其实是相当难构建的，至少我是这么想的。生成这些建筑片段需要操作策略（operational strategies），而我明白这是实现由片段到整体的工作方法。在这个时候，如果我想谈及我的想法所连接到的人或者是对我有影响的人，那将会是伯纳德·屈米（Bernard Tschumi）和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这一类正在使用操作方法论（operational methodologies）的人。对于他们我越来越感兴趣，尤其是在我的学术工作中，因为这是一个挑战了设计，思考，绘图的设计方式，这同时也是使用现在语汇作为重现过去的方式。通过使用操作策略（operational strategies），这可以把你带到某个你没有概念的未知的地方去。

在这里我想要挑战的事物的先验性（priority），这也成了我们设计中的固定点。我唯一感兴趣的事情是“项目的发展是未知的”这一点上。然后紧接着这些思考之后是第六街住宅（Sixth Street Residence），我们通过一系列元素的关联来组织一些东西。在这个项目中我们打破单一性的概念，在这里每一个立面都是对它的城市状况的一个反应。这是一种实验，也是重新思考单一性（singularity）的本质。然后在圣塔巴巴拉（Santa Barbara）这个住宅（Blades Residence）中，我们发展出一种由各种系统组成的语言，所有这些系统（systems）都是未完成状态，都是一些整体事物的碎片。你所看到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是由关系（relationships）组成的。在这一点上，这些思考让我们越来越清楚，我们不再对物件（object）感兴趣了。

我们越来越明确的是我们对物体之间的关系感兴趣。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现在开始越来越多地涉及场地和大地的关系上。

在我遇到了雷蒙德-亚伯拉罕（Raymond Abraham）之后，我对挖掘（digging）这个概念开始感兴趣了。因此，整个地面的概念性思考变成了一种我们拓展和延伸的兴趣。之后我们就开始参加竞赛。

关注事物之间的关系而非事物本身

我们被邀请去参加德国柏林的柏林图书馆（Amerika-Gedenkbibliothek）设计竞赛。这个项目高度特殊的建筑概念来自于用多个系统去构成了一个组合体。虽然当时我没有使用这些术语，但这绝对成为我们设想的城市战略的一部分，而且这在城市主义上可能比在建筑学上更有意义。我们可以识别历史元素，并将这些作为我们设计的基础元素，或者我们还可以发明一些新的设计元素。这是一个部分保守部分夸张的项目，在这里我想一个清晰的不采取任何单一立场的保守或挑衅的设计姿态是可以同时拥有的。

在城市项目中，我们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但今天当你去看现场的时候，这绝对可能是一个话题。事实上在这方面，直接加强或通过设计处理在场地上已有信息和与之相关的其它事物是绝对具有挑衅性的。

这种概念可以在很多尺度上运作。如果我们回顾不同的项目，其中的一些项目可能可以归在挑衅领域，而更多的其他项目可能是在保守领域。

同样，现在的竞赛也是为以后的工作练兵。我当时已经三十多岁了，我们正在做一些小尺度的工作。而这个项目是我们赢得的一个剧院的比赛，之后它也确实建成了。

在这个项目中，我们关于事物的组织观念发生了变化。场地上的地面元素随着各元素之间开始发生关系变得越来越突出。接下来的维也纳世博会项目（Vienna EXPO ’95 Competition, 1990）对我们来说是有里程碑意义的。图片左上角的片段使我们确定地面是具有主动性的元素。我们在挑战最基本的图底理论（figure-ground）的概念。现在这个地面现在是已经被功能化（programmatic）的了，而这将永远改变一些我们对于地面的固有观念。

我现在还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在现代的功能区分中，大量的元素可以在地面基础设施、剧院综合体、商业综合体中找到。如果我们要继续和你们有关于今日城市的对话的话，这些思考肯定会将引领对话的下一个阶段。也许我们会去讨论，去探寻真的不同的那种潜在的景观和场地及建筑之间的整合。这个项目中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机会与混合化（hybridize）更相关。其中一半的功能会和地面相关，而另一半会在一个比较传统的类型里面。

地景建筑

当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类型学和形态学的时候，一种（景观和建筑）对话正在发生。在我们千叶的项目（Chiba Golf Course, 1991）中，我们正试图去探寻一个可以与场地紧密联系的建筑。而这属于景观和建筑之间的对话。

就在那之后，我们做了另一个项目。当我们在进行设计工作时，很多我们一直思考的相同想法浮现出来。

建筑与社会

我已经工作了几十年。回顾到在我工作生涯将半的时候，我们就有了第一个实质性的作品。而我当时已经47岁了。这个项目是一所学校。我们的客户很不寻常，其让我们得以在这个项目中进行设计探索。在这个项目中，我们的工作显然是从一种设计兴趣转化过来的，同时我们的自治性概念也受到了挑战。以往更多固定于概念化、形式化的观念，如今受到了挑战。很明显我们知道现在的建筑是一种社会行为（social act）。我们开始参与到建筑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因为这个建筑代表了教育行为。我们设计了一些我们希望可以让人扩大好奇心的事物和扩大建筑如何为人服务的潜力。

然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数字世界的开始。这张图片顶部的小片段是这个项目第一个概念性草图。而这又将是一个增强的景观（augmented landscape）。

就在那之后，我们在奥地利赢得了胡巴银行(Hypo Alpe-Adria Bank)的竞赛。

我们现在正处于介于旧的绘图过程和在手工意义上的数字世界的中间地带。对我来说，我现在越来越清楚这些图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常有限的。而真正的数字世界允许我们将思考的过程反映到各元素之间复杂的关系上，而且其操作是三维的。在这一点上，我们意识到二维世界已经差不多结束了，我们现在正在进入三维的世界。因为当我们在看三维剖面的时候，其二维图纸的数量是可以机械增减的。

在这个项目中，我们意识到传统意义上的剖面会越来越少。更多是会以像CT扫描的方式观察一个项目，在一定的条件下去理解项目的组织性。于是就有了接下来这个项目。

之后在奥地利工作的时候，我们被允许有一定的创作自由，这在美国是不会发生的，客户允许我们去探索想法。而在这个项目中我想探寻我还没有触及的关于整体概念的那种激进的差异化（differentiation），而这个想法很早就出现了。差异化（differentiation）是我感兴趣的一种思考，在一个项目中去寻求一种挑战和激进的多样性。

这些图还是同一个项目的。然后紧接着我们为同一个客户在UDINE设计了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是在处理景观建筑。基础设施是这个项目的主要想法。

建筑与数字技术

现在的数字技术对我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设计的事物的过程都是三维的，其中蕴含着不同的联想和论证和其中的动态性的概念。你现在正在看的这部分图片，又是类似CT扫描的图。

我会将这个项目切割为100个剖面，观察我们正在开发的建筑项目的本质。其发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比如你可以在你的设计图（或者你想将其称为虚拟空间）中爬行。

你可以把概念和感知联系起来，这又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们想要实际体验到的设计概念思想和更广泛的知识性思维，我们现在可以直接在空间上体验到。

在奈良的竞赛（Nara convention center competition）中我们输给了矶崎新（Arata Isosaki），在这里我们又会发现什么呢？我们发现我们正在设计的形式，我们自己甚至不能机械地再设计出来。四年后，我们又参加了另一个竞赛。我们现在可以在几分钟内就可以在复杂的几何形状中进行操作。有趣的是，在今天看来这里的建筑方向与美国有很大的不同。当时我看到的在美国的设计工作仍然是关于笛卡尔坐标系（cartesian）下的正交等。而这个项目对我来说打开了另一种可能性。

我并没有觉得这个项目很特别，因为这并不关于价值判断。项目本身在那里就成立，我不一定要同意或不同意项目本身来使项目成立。

只是现在，我们事务所的工作方式可以非常快速地操作项目。如果要我从传统的剖面方式来看，我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模型。

而且我可以将其放在场地上。

我还可以将其模型化。这些项目产生在晚上八点到早上八点之间的数字世界里，而我也好似在以光速移动一样。同样，当你要面对的是更大规模的项目时，给你的时间会越来越少。而对于今天的建筑师来说，其中一件事是绝对必要的，那就是解决这个世界在商业意义上的运作速度。你必须要明白这一点，因为你要用最少的资源来处理更大规模的项目。我给你看的第一个项目，我在一个住宅上花了一年的时间。而我们现在只能花相同多时间在数百万平方英尺的项目上，而且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

这是市场的本质。现在一种巨大的转变正在发生。当我们回顾我们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是一种非常全面的设计语汇，这是发生在数字世界里的，同时又影响到你在现实中的工作。早期的方案图纸和方案图纸的准备工作是充满信息的。你可以从结构上、机械上、功能上等讨论这种方法的应用。在这些情况下，这些方案变得越来越复杂。

建筑表皮

你现在看到的是雷姆（Rem Koolhaas）在台湾赢得的一个竞赛（Taipei Performing Arts Center）。这是我们的方案模型。这个方案我们设计了八个星期，这也是我们现在设计方案所需要的时间。然后我们转到韩国，在这里我们要处理的是建筑的表皮（Skins）。

这将成为我们另一个关注的兴趣点所在。我们使用了吉姆・丁（Jim Dine）和其设计的一件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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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我们现在能够很快地观察事物，并用非常复杂的语汇去组织这些事物。现在你可以说这是初步的工作并建立了很多我感兴趣的语汇。接下来我们将从洛杉矶开始，这是我们第一个大型项目。这将会是一个与公众息息相关的项目。

建筑的性能表现

这与洛杉矶的标志性建筑有关，就像洛杉矶是电影之城一样。这将延续我们对稀奇古怪事物的兴趣。我在寻找设计的元素，这些元素来源于机缘巧合和当下所处环境。我在探寻更好的，具有特异性（idiosyncratic）的元素。我们正在寻找可以使空间非常具有特质的元素。

洛杉矶不是一个关于公共空间的城市，但我们通过自己的建筑来激活了洛杉矶关于公共空间的暗藏属性。

阳光是人生活所需的要素。与阳光上密切相关的是建筑的表面，其可以作为电影投影的接收器，并成为项目之中与人瞩目的焦点的一部分。之后在旧金山，我们从建筑性能方面出发来考虑方案。你刚才看到的方案在建筑性能上是动态的，这产生了一个高效的建筑。

现在发生的事情是，因为建筑项目的尺度越来越大，我们事务所正从对形式的关注中走出来，越来越多地涉及到建筑性能以及建筑本身的需求上。这是联邦政府的总部（San Francisco Federal Building）。这是美国第一座没有空调的高层建筑，这是一座以建筑性能为驱动（performance-driven）的建筑。

同样，这个方案也是基于一个主要的公共空间，这与这个项目的形成有很大的联系。而现在我们越来越清楚，在当我们承担社会责任去推动项目的计划和方向的正式化或将形式具体化之前，我们的工作变得越来越具有战略性。

在这个方案中，这会跟工作空间的一个非常大的转变有关。现在所有的工作空间都是基于透明的互联和对话。但与此同时又受到数字世界的挑战，基本上任何地方都可以成为工作空间，而这是对工作与娱乐的单一性的完全挑战。

而对于建筑，或者说与之相关的多系统的组合体的概念甚至都没有成为对话的一部分。

这是我们工作室内部的私人设计讨论。这些设计讨论与客户无关，其关注重点是多层次的性能表现。

在这个方案中，其中一种主要的想法是使入口空间成为一种符号元素，以及空间本身在代表美国政府等方面的重要性。

建筑性能成为视环境为重要的因素的建筑语汇。这个方案北面的表皮可以随太阳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我们现在可以从此方案与能源的关系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和我们的客户讨论，说这些高性能建筑中的一栋完全可以为600栋普通房子供电。同样，我会说在现今的建筑评审中我们没有讨论到这个问题。我们在设计中会一直试图寻找我们的项目在更广泛的领域产生影响的可能性，并为这些影响产生的后果负责。因为当项目更大，当其规模增加时候，其对城市建设的重要性也会越来越大。

然后在尤金（Eugene, Oregon），我们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在这里我们正在建设一个法院，这是一个象征。

我们会和首席法官一起设计几十个方案，来使我们对法院的历史有一个可接受的具有共识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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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方案从建筑表皮开始，这也是这栋建筑的主要表达方式。同时这也是宪法和权利法案的文件得以转化成为建筑的一部分的设计。这很明显是关于用流动的、开放式的元素代表了美国宪法的开放性，这也是我们法律制度的本质。

这将带领你设计一个法院。这个充满了250年的历史传统的、法庭为一个房间的法院。

一旦你在法院里，就会了解建筑本身的理念。你会明白你所看到的形式是法庭本身的结缔组织（connective tissue）*, 了解美国法庭和法院的历史。

注：汤姆·梅恩（Thom Mayne）的“结缔组织”(connective tissue)概念：梅恩本人常用设计语汇，其意指同时具连接性、连续性及公共性的空间。

如何定位建筑

有些时候，你会接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客户，这客户就是库珀联盟学院（The Cooper Union）。他们对奇特的东西很感兴趣。

他们感兴趣的是一种系统性的（systematic）设计，而且是可以传达机构的知识和创意资本的设计。这其实就是关于工程、艺术和建筑的连接，这是他们的诉求。

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概念，就是定位（locating）项目。再次，这应该继续我们今天的对话，如何去定位项目是你在开始设计项目上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方面，而这是从中央空间开始的。

这将是一个垂直的11层广场。这关于连接、关于推进对话和交流，而这也是学校的本质。

当你在这个空间里抬头仰望，当你在这个空间里右转移动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将是这个特殊机构令人难忘的设计。而这一切的成立都是利用运动和传统建筑元素作为社会结缔组织（social connective tissue）的一部分的结果。现在，在教育学中，斯坦福大学的社会教育学（social pedagogy）很吸引人，这让我们更多的理解了教育是在广泛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的，从而我们对初始设计的理解有了一个巨大的转变。

比如教授和学生之间的等级和关系的重新转变，以及一个人甚至如何学习的观念等等这些都在影响着教育。还有再就是独特的空间（也影响着教育）。

如何重构场地

之后，我得到机会去设计我们在达拉斯的科学和自然博物馆（Perot Museum of Nature and Science）。一直以来，我们深度参与到场地的开发过程中。

现在我们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机会，重构场地成为了项目的主要部分，在靠近场地旁边的高速公路部分作为了展览空间。今天再一次我想强调，对于我们来说重构场地是项目的开始。

然后由此我们会开始明白这不是为了项目的结果而去重构场地，我开始不接受建设用地的概念。我们有责任从重构场地本身作为出发点来开始一个项目。

这成为了一种突出的想法。所以第一个阶段是图片上这样的。第二阶段是当我们有一定的元素，我可以整合场地和建筑中的其它元素。但客户不会为这个想法买单。他们想要一个更传统的建筑。所以在第一阶段，立方体最终成为了其中的一部分。然而他们开始明白我们设计的初衷，之后我们便开始扩大这个方案的范围。现在方案的主要部分更具有侵略性，这也探索了更多进步的想法和建筑的形式。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关于场地本身的第一类分析图。这个方案将呈现一个非常新的城市的景象。我们使用的是场地所在地域城市化之前所具有的元素。现在这个方案正在经历各种设计迭代，其将在快速的分析图和更精确的数字概念之间来回穿梭。

同样，从一开始这个方案就以三维化的方式发展。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几个月内的方案的发展，其在技术上是一体化的。整个方案是要在现有场地信息和建筑之间进行对话。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在自然博物馆的入口处设计了这个项目最大的展览空间。这里的垂直空间连接了像是黑盒（black boxes）的博物馆。

在这里，我们所处的景象(sight)与城市非常分离。我们致力于为这里打造一个城市活动。

当你沿着你看到的自动扶梯往上走的时候，你会感觉你与城市相向移动。当你到达自动扶梯顶部时，你又投入到城市中去了。

由此你会在精神上和城市建立联系。

再一次我想说，我认为未来你们中的很多人很可能会从事非常特殊的技术方面的工作。因为相关技术信息的增加，使得我们很早就开始对我们设计的事物负责。

在这个项目中我们设计了新的立面，但我们的预算非常非常紧张。我们项目所在城市的支柱产业是混凝土，所以我们从设计一开始就知道我们有机会去发明新的混凝土立面。我们在工地上做了一个原型。

图片上穿蓝色衣服的那个女人是我们事务所的。我们运用的是非常特别的设计语汇同时在非常紧张的经济条件下去建造这些立面的，无论是从面板的生产方法和构造来说都是如此。

我们和建筑分包商一起尝试和推动了技术的发展。

这是一个在建筑实录（Architectural Record）杂志里的广告。他们在博物馆开放前六个月就在那里推销我们设计的立面产品，这让我们在工作室里设立了新的部门。我们现在有一个小组叫X-Tech。我们设计的产品代表了一种用当代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的方式。

建筑需要城市主义

然后来到洛杉矶的爱默生学院（Emerson College Los Angeles）这个项目。这是一个原本根植于波士顿的学校，但是现在要搬来洛杉矶。所以我们设计的东西，具有洛杉矶的一种动态主义的（dynamicism）特质。它的住房分布在建筑边缘，学术和行政部分则在中间。这个项目拥有完美的再理想不过的场地了，它不仅坐落在日落大道（Sunset boulevard）还可以远观好莱坞标志（Hollywood sign）。

我们做的所有这些尝试都在探索一些高度城市化的事物，这非常多的关于公共性。同时我们借由这个方案将波士顿（Boston）这个城市的一些方面带给洛杉矶（Los Angeles），虽然波士顿是洛杉矶的反面城市。

所以这个方案是关于发现空间之间的空间，间隙（ interstitial）空间和压缩（compress）空间。

同样，设计语汇（word）会随着设计语言（language）的变化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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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为制造这些事物负责。如果我们设计了什么事物，我们就得负责制造它。所以我们可以再次看到图片上的是一个模型，当时我们正在系统化这个模型。我们在做复杂的物件，其形状是高度差异化的。之后我们又在车间里一起发明了制作这个物件的方法，并在预算范围内去制作它。

与其说我们在制造建筑，更不如说我们是在做一架波音（Boeing）飞机。

接下来我们继续工作直到能让我们能够做出图片上这个效果。

然后我们再看看建筑表皮（S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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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要追求高度差异化的东西，我们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所以我们非常严谨地制作和构思每一个部分。

只要这是从我们的工作室出来的，我们会给他们施工引导图。从字面上看，这里面包含生产施工序列。接下来我还有两个项目，接下来这两个总结了我给你们看的我们很多的工作。

这是韩国首尔的一个研究中心（Kolon One & Only Tower）。这个方案非常多关注了动态剖面的质量。你们可以看图片底部。

这个方案总结了我们对建筑表皮（skin）和建筑性能（performance）的概念。

这个建筑是研究中心，建筑上面的部分占所有研究部分的90%。方案最前面的部分是会议空间和社交空间。这是一张非常直接的分析图。由建筑开始从上面看，其面对着一个公园并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视线和入口空间。这个方案再次代表了城市的差异化（differentiation）。

这不是一个单一的建筑。当你进入建筑这个具有连接属性的空间的时候，这个空间代表了一个由片段到整体来组织项目的本质。

这个项目的尺度和圣母院（Notre-Dame）的尺度相当。我们在探寻这个作品的特殊性，因为客户是一家生产高科技面料的集团，你车上的安全气囊可能就来自于他们。

我们使用他们提供的材料，并重新发明了这个作品的内部表皮（skin）。这包含了他们的六种不同的面料，所以我们由此定位了这个集团的产品的性质。

我们将其面料的化学反应在建筑学上进行重新转译。

这与今天的商业及其工作空间所需透明度有关，与员工之间对话有关。当你穿过所有社交活动的空间，就会来到所有会议空间的所在。

然后是这个项目的第二部分，表皮（skin）是我们工作的延续，这促使我们在材料方面推陈出新。恰好这个公司是生产高科技面料的。他们不仅做时装，还拥有建筑业务。

在我们理解中，表皮（skin）是除内饰之外第二种外衣。我们利用面料的概念，并将其转化为我们自己项目的新表皮（skin）。在我们得知这面料可以遮挡50%的光线时我们有了一个想法，因为这可能是一种环保的高性能外皮（skin）。

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工作室里制作原型，当第一个原型到达韩国时第二个原型会在韩国被制作成全比例的。从外往里看，你就会明白这个原型的尺度。

我们现在正在从根本上增加其玻璃纤维增强聚合物的艺术属性（GFRP - Glass Fiber Reinforced Polymer），使其状态类似于碳纤维。

建筑的特异性

最后来到我们在巴黎的项目（Phare Tower），这个项目将特异性（idiosyncratic）的想法作为优先概念。然后处理已有的信息来真正服务于我们的项目设计。

最后我们赢得了竞赛，因为我们是少数了解困难和场地的特殊性的工作室。这不是一个单一的建筑，这是由一系列的建筑来组成了一个城市构造物，而且我们这个项目不像其它工作室的项目是直直树立起来的。

这个方案是根据我们对城市的看法，然后以非常不同的建筑形式表现出来的。

最后，这些思考将我们引导到了一个塔和其附属建筑。这个方案是高度差异化的（highly differentiated）。每个楼层都是不同的。

当你往上走的时候，你就会走到对面去。我们把核心筒和建筑分开了，所以你往上走时要走过17米长的桥。

接下来这两个项目正在建设当中。

当你走过核心的时候，你和城市以及第70层楼是连在一起的。当你进入空间去看这个城市的时候，这个空间没有核心，你会得到一个巨大的无遮挡的空间。这将给你带来360度的视野。

在米兰的这个项目也是关于城市的。这个项目将成为一个校园。我们赢得了这个项目（Eni Headquarters in San Donato Milanese），因为我们没有建造单一（singular）的建筑。

我们从办公园区的角度来理解这个方案，从而建造了公共空间和园区内的建筑。

除了这些，我们利用了土地的概念。这个方案是为意大利最大的石油集团设计的，我们明白石油是一种生物和地质作用后的产物。

我们最初的设想从地质学角度来运用这个想法去设计这个建筑。之后我们从地球上的剖面开始，由这一点出发，绘制了一张地层图，从而设计形成了方案的立面。这个校园正在建设中直到三年后的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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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这些图，我想到我们之前有一个有趣的采访。我被主持人采访的内容是关于我们试图把我们在做的事情和概念联系起来，这些联系是如何在更复杂的条件下运作的。之后她（主持人）还问我们建筑师如何为社会服务的问题，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挣扎。她把我们（推入一个让人挣扎的境地）... ...世界上很多人都会对你这样做。

复合城市主义

如果我在一个概念化的世界里而且生活在那个概念的世界里，我应该是一个爵士乐手或者是个诗人，对吧？但在现实世界中，我想说的是只有建筑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是独一无二的。电影也许能接近它。建筑也许只会在一个私人领域（private territory）内为人所理解，也许只有12个人能理解它。

但如果你是一个有选择的作家，为什么需要写到所有的人都明白你的内涵呢，谁在乎呢？除非说你写的书的传播范围更广，情况变成其他人必须理解你写的内容你才能向前推进那种事。

三、四年前，我意识到实用主义越来越主宰了我的世界。我缺少了自己作品的私密性（privacy）。因为那私密性是通过绘画来实现的，而且需要私下来操作。同样，谈及这些我们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对话。

现在我又在画画了，但我利用的是数字世界去描绘三维图像，我对行为的随意性和偶然性感兴趣。我一直在给你们看的那个项目，就是和偶然行为有关的。

我现在正试图在某种程度上更有条理地研究这些图像。而且我已经发展了一系列的想法，其四个系统可以产生高度差异化的现象或结果。所以这些都是由简单的东西如x，y，z方向的线，平面和体块组成。

因为四个不同系统相对应，所以其产生相互作用之后的结果都是兄弟姐妹或表兄弟姐妹。

我关注的是我所能得到的不同程度的差异。然后我做了一系列的图纸，其代表了对其相应模型的解释。

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图像。它们是高度详细化的。

当你沉浸在这些图像的时候，你可以拿着显微镜往里看并在其中发现越来越多的信息。在某种程度上我试图将这些图像系统化并在其中寻找新的组织方法（new methods of organization）。比方说，这些图像绝对影响了我给你们看的项目方案。所以现在我也不知道如何描述它们，因为这些图像在某种意义上不是真正的图纸。

这好似是由一些事物组成的图像，其类似于图纸。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在建筑的组织关系上很负责任地安排它们和城市环境和自然反应，同时让它们系统化。

接下来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生成这些图像的系统是如何可以产生一个高度差异化的，相当大尺度的上海研究园区的设计。

这个项目有半公里长，其中44%是景观。

在这里我在使用挖掘（digging）的建筑语汇，所以这方案将非常多的关于剖面关于如何构建景观和建筑的混合体。

我会对一些高度差异化的东西感兴趣，因为每隔一米都会有所不同，而且其会相应被赋予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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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寻找方案的连贯性（coherence）。在复杂的设计语汇中，这可能更多遵循的是生物模型，而不是机械模型。

之后，我在不断地寻找，在三维地观察这个方案。

在现实中为了项目的实现，我必须了解如何制造它。所以结构图是从我的工作室出来的。我们要对方案负责。接下来我将谈到我们的制造工坊。

制造工坊在我们工作室里。图片上是我们从里面制造出来的方案模型。

这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项目，相当复杂。而今天我们要做的东西... ...有大约2万多块单独的钢片。其中大部分都是不同的，其需要用电脑查找。

在设计从我的工作室出来之前，我们的设计师为如何制造这些钢片绘图。你可能会觉得这很无聊或者很有趣，但其成为我们工作的现状。

在建造方面，我认为这让我们回归到中世纪的传统。我们不仅需要设计也需要建造。这个方案的客户在开会的时候有意识地说“建筑师是画图，画平面的”，而我说，“不，我们建造建筑”。

今天大量的创意的东西会在这个建造过程中自然产生。同样，我们现在试图从技术上解决了这些一开始只在图面上的东西的建造。

方案中的一切都包裹在绿色中，如剧院，会议空间，图书馆。这使得公共空间在内部和外部之间完全模糊。

这是我从洛杉矶带来的我们事务所设计传统的一部分，有些事情绝对是一种我们的一种设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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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是方案中巨大的差异化。你会不断发现新的单一系统将代表多个系统的连接部分。

这些图片是从园区穿越林荫道到林荫道的另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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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缔组织（connective tissue）是使之发生的原因。

接下来的图片是运动序列的一部分到客人宿舍，饮食设施和食堂的一部分再到总部、媒体主会场。同样，一切都与视线相连。所以你总会意识到景观和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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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快速地展示这些图只是为了谈论差异，因为这都是一种单一系统里的一部分。在这里，我们是在将土地从其附着的地面升起。

我们在操纵地面。

最后，如果我知道我今天要做这个讲座，我就会从这里开始。我们在过去十年里对城市主义越来越感兴趣。这开始于四、五年前我们一本书的出版。这本书是复合城市主义（Combinatory Urbansim）。然后接下来的图片是一个项目，我们赢得了纽约奥运村的竞赛（NYC2012 Olympic Village）。

但从非常个人的角度来说，我也会批评今天的自己。10年前，我会比现在的你更保守。

当我们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事务所开始参与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The Now研究所（The Now Institute）的城市主义学术工作中来。我很清楚，我们正越来越多地转向城市战略，因为设计有其局限。同时我们也受到批评，有人认为我们的城市设计工作是在过度设计。我们一直在不断回应，因为我试图在建筑和规划之间找到一个中间点。建筑学更多的是解释定性的方面，而不是更多关于规划的定量概念，如人口统计学研究。但是我们在建筑形式上的概念或者是解决问题的概念，将会成为一种巨大的讨论。

所以当我们开始做这个住房项目的时候，竞赛的其他事务所大家都去做住房的研究，比如关于生产和设计住房。但我们首先在城市中设置了一个宽阔的地域去研究城市的问题，这个特殊的地域是在曼哈顿下城（lower Manhattan）对面的东河（East river）上，这是个很好的地点。

我们提出一些与这个项目有关的议题，而且这些议题是从城市主义的角度出发的。我们就像将一把伞罩在这地域上面。当我们把这把伞盖在上面时，随着各种利益的联系和叠加，这把伞将越来越大。这个方案中我们关注了文化中心，开放空间，交通和奥运会的实际场馆，因为这很重要。

我们注意到如果这个项目只关注住房，那这会变成一个没有开放空间的地区，而且这个地区需要某种类型的交通去连接曼哈顿。经过这些思考后，我们实际上产生了一个比住房项目本身更有趣的想法。

因为住房只是一种必须被容纳在项目里的功能。但住房本身需要一个想法。

经过一系列研究我们由此得出这个项目最有趣的点是其成为一个大型公园的潜力。

之后我们仔细研究了纽约的各区所有的公园，并发现这将成为纽约第三大公园，而且在纽约皇后区的这个地区完全没有开放空地。所以我们将其作为开放空间来展开这个项目。最后我们赢得了这个竞赛。很多竞赛都有中期评审，所以我记得这个竞赛的中期评审时，我问别的事务所是否在我们这个方向上，他们说没有。

后来我从评审会回来我就对事务所的大家们说：“好，去工作吧。这将会是属于我们的项目，将其完成吧”。当我们赢得了竞赛的时候，当时的纽约市长布隆伯格（Mike Bloomberg）宣布这个项目将成为纽约第三大公园，他甚至从来没有谈到这是个住房项目。这个项目完全改变了我们事务所的现状，这是我们事务所的一个里程碑。在这之后，如果不从更广泛的宏观角度去理解项目，我们就无法开展工作。我认为这个项目让我们意识到作为一个单纯建筑师角色去解决问题的局限性。

实际上，这只是其中负面的一点。因为在建筑的重要性上，有太多的优先概念进来。我觉得你要做的是拓宽你的思路，要从广义的基础设施、社会、文化等入手，来定位建筑学的问题。

在这个层面上，这些思考改变了我们的教学工作室。在第一学期我们会专注于问题形成。我们不碰其他任何东西但必须做一个解决方案。问题是什么？对我来说，对于年轻的建筑师来说，越来越重要的是能够承担更多的责任和提出自己的问题，而不是把它交给别人。之后紧接着在我们在中国做了一个岛屿的竞赛，我们从环境、社会行为、基础设施方面来谈论这个方案，每一个方面我们都像纽约那个项目一样去研究。比如我们做了一个街道的模式，我们说这方案的街道的通勤效率要比规范要高30%，所以说我们主动承担了社会责任。

这个方案价值五亿美金，而且是用5亿美金来建一个公园。每一个方案我们都从经济方面和非常具体的方面来谈，而且能够以非常智慧地方式谈论城市。就在最近，我们在中国赢得了一个相当大的竞赛，这个方案的规模大概有1500万平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