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顾问感悟，我们究竟需要怎样国际教育？

文 | Huini

稀里糊涂地，离开新闻行业，我竟慢慢做了快10年的留学辅导老师的工作。

现在，我打算暂且放下老师的角色，换回我的老本行——以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视角，与你一起看看这10年。

这10年，我见证了国内低龄留学市场从萌芽期的小心谨慎，高峰期的炽热投入，再到最近两年的冷静理性。留学市场遇冷了吗？还应不应该送孩子出国？把孩子送出国是否代表再也回不来了？这恐怕是今年以来很多家长心里的问题。

作为一个从业者，我也收到非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更多围绕着国际形势的起起伏伏，这并非我所长。但是要回答这些问题，我认为难免要绕回教育的本质问题去思考：

我们需要什么给孩子提供什么样的教育环境？我们希望获得什么样的教育结果？

出国潮退，反而能让我们更加冷静、客观地回到原点问题。

这10年，我有幸陪伴了很多家庭从“体制内教育”向“国际化教育”的转轨之路，亲身经历了转型中的酸甜苦辣。我最喜欢问来访者一个问题：你们什么时候决定走出国这条路的？为什么想出国？

这10年的答案出奇的相似。最常见的时间点，一般都在初二初三，正是开始进入中考准备的时候。家长最常说的是：“我们不再希望TA高中还一个劲地刷题了。反正迟早还是要出去的，不如早点去。”

而真正走上国际教育这条路，往往没有想象的这么简单。比如，进入国际学校，才发现原来要做的题更加多了，要考的考试更加多了，竞争不但仍然激烈，而且是更加难以预测了——不光拼孩子的智力努力，还拼家长的财力格局。

与此同时，国际学校“保姆式”教学方式的退潮，一切都靠自己打拼，“散养”得让学生和家长都无所适从。我的孩子慢慢就像断了线的风筝，抓回来？还是由他飞？无处不在的“失控感”，是很多走上这条路的家长的第一感受。

失控之下，学生去哪里了呢？这10年，也是移动互联网如火如荼发展的10年。如果说，10年前，学生文书之间，还常常交错着加缪和尼采；10年后，00后出生的学生，有了完全不同的一套互联网社交学、语言学、社会学。比如，他们对“视觉元素”构成的语言显然更加敏感，对传统语言的反应速度变慢。他们可以在指尖飞快地打字选择表情包，但是在线下见面时却要花更多的时间来消除社交恐惧。他们几乎每个人都在15岁左右思考过生命的本质问题（“活着有什么意义”），甚至有不少在18岁以前已经经历了“价值观崩塌“（aka”三观尽碎”）的体验。他们不再需要加缪，因为各个都是活着的加缪。

这帮互联网原住民“学生”，有很多地方明显不再像以前的学生了；但同时，关于人发展的很多根本问题，一直都没有变过，也一直没有像被面对奥数英语一样，好好地被我们集体面对过。

这10年，市场上的教育资源越来越花哨了，家庭在教育上的投入越来越多了。但是关于人发展的根本问题，并没有因此而被解决，反而愈演愈烈了。比如，如愿以偿去往名校以后，如果从事“普通”工作，投入的成本怎么才能收回来？为什么现在学生的抑郁症焦虑症比例不断攀高？（根据沪上青少年心理专家陈默老师的数据，今天近50%的高中生患有焦虑症）面对孩子的“不听话”或者“太听话”，该怎么办？

如果说，10年前，作为留学机构的辅导老师，更多是像中介一样，帮助把学生物理位移到海外，这些问题都可以不用深究。但是10年后，当我们冷静面对出国，仔细衡量”性价比“时，这一切问题都是非常关键的问题。

这些问题，有一些是ZoomIn在六年前起步之初就在思考的，有一些是在实践中不断涌现出来的。过去六年里，我们跟踪了数百个出国家庭，阅读、整理、分析了将近350多万字中国青少年的自述文本，思考他们成长过程中各种各样因素的关系，逐渐找到了一些规律。

这里面来自很多真实的经历和体会。比如，我们几乎每个同事都有这样的经历，跑到学生家附近，约上一杯咖啡，谈谈人生；办公室的那盒纸巾，抹过不仅仅是学生，还有他们家长，无数次的泪水；一只脏兮兮地豆袋沙发，上面可能躺过青春期无数欲言又止的秘密。

当然，我们也读过神经科学、认知科学、心理学的论文，上过原汁原味的西方生涯发展规划的理论课，浸入过各种家庭课堂，跑到海外的短期课堂进行各种培训，几乎穷尽了国内外各种浅科学层面的理论。

如果一定要总结一下，我们的工作好像更像是一个人走向“成年”的产婆：

这些青少年以每个家庭的“掌中宝”姿态走进来，经过一番大乱斗，再以独立的成年人身份走出去。

成年，意味着他们开始独立，开始为自己的行动负责，开始成熟，开始拥有自己的空间，也意味着他们可以开始自由创造自己的未来。最后，这意味着他们真的可以享受教育的快乐：让自己变得更好，让周围变得更好。

当他们的眼睛变得闪闪发亮时，我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是真正有价值的了。

这个文字系列我想写很久了。这几年经常有机会去不同的地方做讲座，分享一些个人的观感和思考。但是时间越长，看到的越多，越发觉得理解得太好。在面对这个复杂的话题时，我经常感到非常非常的谦卑。当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出现时，难道我们就可以把板子打在社会学校等等大环境上？或者一棍子去责难家长的高期待？甚至，没有走向社会的孩子就一定是没有责任的？

显然，仅仅靠公众号耸人听闻的标题、微信群打着公益旗号的商业讲座，我们都没有办法面对真相，靠近答案。我不敢写，是因为我可能已经潜意识里觉得，这一切并不会有答案吧。

直到我最近读到一位学生写的总结：

之前一直在思考人生的意义与自己存在的意义，也被很多人给予“不要光想，要多做”的劝告，这一切在今天突然明亮了起来。虽然仍然没有看清前路到底如何去走，但过去那些的不顺与挫折却仿佛夜空中的烟花隐隐约约照亮了前路。虽然绽放光明的时间很短暂，但我仍然在心中有了一些期许与决心，不知道这次的灵光一现会带来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悟”出自己应该如何去做，但总之现在“去做”是目前唯一的答案。

总之，就像他说的，我现在“去写”就是目前唯一的答案吧。

Huini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