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自从我有了护照以来，头一回在一个国家连续呆了整整一年。
之前的《生逢2020》讲的都是我自己的故事，写完之后意犹未尽，因为印度这个国家本身也很值得书写一下。这篇将从一整年的大跨度和大框架，来谈谈2020印度这一年。
印度的2020年十分神奇——始于抗议，终于抗议，陷于抗疫，志于抗“夷”。
【壹】始于抗议
年初的抗议是因为《2019年公民身份法（修正案）》（The Citizenship [Amendment] Act, 2019），这条法案旨在为来自巴基斯坦、孟加拉、阿富汗的“宗教少数群体”——即非穆斯林群体的难民提供印度公民权，结果毫无悬念地在印度各地引发了示威抗议浪潮。这个抗议蔓延到了印度全境，变成了一种对“政治正确”的诉求。因为这个修正案是印度独立之后第一次在法律中将宗教作为了衡量公民身份的标准，堪比纳粹德国当年反犹太的《纽伦堡法案》，这有悖于印度作为一个世俗国家的根本原则。
我年初的时候亲历过几次示威抗议，像南印度这种远离政治中心的地方居然也有抗议本身就让我感到很意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穆斯林在印度已经无所不在。我们城市赶上抗议的时候会封路，通常都在穆斯林社区附近，示威现场看起来跟嘉年华似的，情绪很激动，但秩序还是不错的，当然，这主要是因为我没赶上那些死伤严重的抗议活动。2019年12月4号的第一次示威活动就死了6个人；12月27号的抗议活动死了27个人，在阿萨姆邦有警察枪杀了两名17岁的未成年人激起民愤……这些死伤加剧了法案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仇恨，2月18号，22人在抗议中被杀；2月23号到25号，正值川普访问印度期间，更是达到了巅峰，德里暴动死了53个人。以上死亡人数均以维基百科为参考，在不同媒体上有些许出入，大家只要知道死了很多人就行了。
德里暴动的灾害情况（图片来源：网络）。下同。
引发对修正案抗议的表面原因有两个，根本原因有一个。
这个修正案是针对1955年的《印度公民身份法》修订的，在此之前难民想要成为印度公民的门槛非常高，需要过去14年里面在印度连续居住11年。修正案通过后，直接受益者大约只有3万人，于是就引起了那些被排除在外者的红眼病。不满足条件的人不仅是穆斯林，还包括了尼泊尔、不丹、斯里兰卡、缅甸的一些难民，另外一些藏族“难民”算出生在印度，也无法获得印度国籍。过去大家都不好拿身份的时候也没见人闹，给一小撮人开了方便之门后反而闹了起来。 印度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法案需要分别在国会、议会投票通过，最后由总统签署才能生效，这样一条具有宗教歧视性质、违背印度宪法精神、违反国际人权精神的法案，正是在民主制度下制定出来的，倒是验证了一句话：“民主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民主制度在多民族、多宗教国家的局限性，在这件事上一览无余。 而且吧，由于印度国内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矛盾一直很深，莫迪政府把这种“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玩上瘾了，但凡支持率下降的时候，只要做些恶心穆斯林的事，立马能在大多数的印度教徒中获得更高的支持率。玩着玩着，就玩儿成了如今的民粹主义，印度的裂痕也越来越大（参见《撕裂的时代》）。 印度的经济体量是挺大的，但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这一根本性问题，身子骨有点虚。印度在2016年的时候GDP增速达到巅峰，然而从2017年开始就显示出了疲软，具体表现为GDP增速下降、债务大幅增加、通货膨胀、失业率增高、贫富差距持续增大。 2017到2018财年，印度的失业率达到6.1%，是45年来的最高水平，而且根据2019年的调查，有将近4亿个工作岗位都是处于随时可能失业的状态——2020年疫情爆发后证明这个调查所言不虚，数以亿计缺乏合同保障的日薪农民工瞬间失业。在早于新冠疫情的2018和2019年，印度经济就已出现了疲软
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重要原因在于，这些年印度经济增长的成果，很大程度都被印度的富人阶层攫取了。根据国际组织乐施会（OXFAM）的数据，在2018年到2019年之间，印度最富有的1%的人口，掌握的国家财富从58%提高到了73%（瑞信银行数据是巨富阶层占据了39%的财富，这里1%最富有人口的数量是大于“巨富阶层”的），而最贫穷的50%的人口的财富仅增长了1%。所以印度经济发展之后，穷人在相对水平上反而变得更穷了，这样一来社会矛盾自然就容易被激化。
我们中国人可能很难想象，印度农民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不是起来造反，而是选择自杀。农民自杀在印度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现象，占印度所有自杀的11.2%，碰上点天灾人祸，农民由于缺乏替代性收入，很容易就会因看不到希望而走上绝路。中国的陈胜吴广会觉得横竖都是一死，拼死几个地主恶霸也算赚了；印度的陈胜吴广却觉得这辈子不如意，是因为投胎没投好，铤而走险会造更多恶业，下辈子更苦，不如早日自我了断，往生来世投个好胎。印度国家罪案记录局（National Crime Records Bureau）的数据显示，2019年农民自杀的人数是10281人，假如包括那些打工的日薪农民工则一共有42563人。2020年的数据还没出来，我估计只多不少。
农民自杀在印度是个社会问题
这些农民吧，平时孤掌难鸣，碰到问题只能一死了之，指望下辈子投个好胎。赶上触犯自己利益的新法案颁布，就成了聚众示威的导火索。比方说暴力抗议最激烈的阿萨姆邦，正是因为当地人担心如果难民获得印度国籍后，会在文化、经济等各方面挤压他们的生存空间。印度人对于别人要来分自己一杯羹这个事儿，特别敏感，特别看重自己的既得利益。关于这点后面还会继续讲到。
公民法修正案引发的示威抗议后来由于疫情爆发全国封城戛然而止，但印度贫富差距加大的趋势在疫情下的2020年愈发严重。
前段时间有人问我：大家都说印度经济差，为啥印度股市还在上涨？你不是刚刚还说印度经济危机了，这怎么回事儿呢？
股市上涨并不代表经济健康，一来是因为印度股市年初狠跌了一把，现在把跌的都涨回来了，追涨的新进资金让股市又继续大涨了一波，连我的穷光蛋小舅子都在股市里挣了1500块钱，这里面有多少泡沫现在还不知道；二来印度为了刺激财政，疯狂撒钱救市大放水，同时放宽外资股权上限，因此资本对印度2021年的复苏前景看好；三来是政府颁布了三项新农业法案，对印度发展制造业是一个利好。
最后的这三项新农业法案，正是2020年末“印度农民大起义”的起因，这次闹得非常严重，可以说是这几年积怨的一个大爆发。
照道理说，股市大涨不是应该举国上下一派歌舞升平嘛，这些农民闹个啥呢？
【贰】终于抗议
就像我前面讲的，印度这个国家特别分裂，经济发展的最大受益者不是底下的老百姓，而是富人阶级。这种经济模式就跟当年吸血的殖民经济本质是一样的——资本家躺着发横财，底层老百姓对他们来说只是韭菜。关键在于资本家赚了钱，又不会像国家政府那样拿出来搞基建搞民生。印度富人都怎么花钱呢？比方说10亿美元造个楼，1亿美元嫁个女儿，给老婆买辆镶满钻的跑车……印度这个国家本身就有炫富文化，你要是在道德上谴责他们，别人只会觉得你酸——人家自己的钱想怎么花还要你管吗？
印度首富位于孟买的世界最大私宅，光是一年电费就要70万（图片来源：网络）
印度政府吹嘘2020年4月到8月期间，印度吸引了破纪录的360亿美元海外投资，却没有说其中有一半的钱流入了印度首富安巴尼（Mukesh Ambani）的口袋，而且这些投资本身有着浓厚的政治意味。
总之这一年是冰火两重天，印度的富人阶层利用危机时期的政府大放水赚得盆满钵满，实业大亨阿达尼（Gautam Adani）的个人财富在这一年翻了一倍，首富安巴尼的个人财富则增长了25%——如今高达750亿美元；与此同时，许多印度底层老百姓却因此陷入了深度的贫困。这种经济结构的不健康不言而喻，一年折腾下来，搞得国困民穷，各类公共债务暴增，唯独肥了一票大资本家，跟明朝末年非常相似。
我就讲一件事吧，封城期间我平时去的健身房关了4个多月，重新开了以后我就问，这4个月有啥补偿措施吗？健身房的小伙子很尴尬地说，邦政府下发了个文件，健身房会员费一律不赔偿。我说，那我接下去续费的话总能给点优惠吧？他让我找老板，老板的态度也很斩钉截铁——免谈，没优惠。后来我跟健身房的小伙子谈，我说对我来说有没有赔偿并不太重要，撑死就是一两百块的事（健身房年费也就600块），但我想知道健身房不开的时候，你们老板是不是给你们发工资。他说他们那几个月是没有工资的。我撺掇他说，你们应该联合起来去讨工资，关门期间他会员费照收，凭啥不给你们发工资？那小伙子只是默不作声，他们这种非合同工，完全没有跟老板闹的底气——好啊，你敢跟我闹是吧？你不想干，自然有大把的人等着干。
这里我要说一下，其实印度的工会制度对合同工的保护是很全面的，大企业不能随便开除员工。听起来很美好，到了执行层面却是一泡污，反而成了弊端——大企业的员工仗着公司不能开除自己，上班摸鱼偷懒，因而工作效率低下；小公司为了能够自由安排人事，故意不把企业做大，不签用工合同，其结果还是效率低下。
事情就很清楚了，疫情之下，印度健身房的老板没太大损失，他一不用付房租（自有场地），二不用付工资，还能照扣会员费；蒙受损失的是下面的员工和健身房会员。这种事情听起来很扯是吧？搁在中国要敢这样大概健身房都被砸了，你可以把这种情况看做印度社会现实的缩影，有钱的人总是有更多的办法保障自己权益。
接下来跟大家讲讲印度新农业法案跟股市大涨之间以及“农民起义”之间联系。
在我看来，这次的印度新农业法案可以算是一个“变法”，但大家也知道，中国历史上搞变法的人都没啥好下场。因为变法说白了就是重新分配利益，不是得罪权贵，就是折腾老百姓。
这次的变法就属于折腾老百姓的那种。
话说印度农业长期以来都属于高补贴模式，一方面是生产补贴，农业生产相关的能源、资源使用都有补贴甚至免费；另一方面是采购补贴，对于农产品有政府最低采购价（MSP，Minimum support price）。
大家一看应该就懂了——印度农业遵循的从来都不是市场经济，这导致了印度农业效率非常低下，农产品自然也就缺乏竞争力。印度农业的这个问题正是印度2019年底退出RCEP的重要原因之一（参见《甘地的诅咒——谈谈印度退出RCEP背后的“印度梦”》），一旦把市场全面打开，印度低效率的传统农业耕作方式根本没法儿跟现代高科技农业相竞争。 印度政府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这次变法的核心说白了就是要把印度农业进行市场经济化改革，要给那些吃惯低保的小自耕农断奶，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在市场竞争中活下来。变法如果搞成的话可以一举两得——
1、淘汰落后的传统耕作方式，促进农业生产的集中化、规模化、高效化；
2、逼着那些被淘汰下来的失地农民进城务工，推动印度的城市进程和制造业发展。
从长远来看，这个变法的设想是不是挺好的？对于印度的资本家绝对是个利好消息：
1、个体农民靠单打独斗绝对竞争不过那些财大气粗的现代化农业公司，没有了补贴和低保，务农的收入入不敷出，只能卖了地进城打工；
2、地主资本家趁机可以进行土地兼并，发展高效率的现代化农业及其它项目；
3、印度各地的中小城市得到了农村廉价劳动力的补充，为基建、制造业发展提供契机。
所以这个政策根本目的是把生产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于是股市应声而涨，毕竟农民们将来的死活跟眼下的资本市场没太大关系。不难发现，印度国家内部的阶级对立，已经到了这样一种此消彼长的地步。
是不是似曾相识？除了土地兼并之外，这些情况都曾经在中国上演过。我以前在国内下乡参与扶贫项目，一开始很奇怪为啥那么多地宁可荒着也没人种，后来才了解到，种地的收入实在是太低了，一年起早贪黑种一亩地，辛辛苦苦到头来可能就挣个几百块钱，所以好多农民工进城。正是这些靠种地活不下去，被迫背井离乡的农民工，成就了中国如今的现代化。
永远不要忘记，中国之所以能够有如今的现代化，是建立在一两代农民工的牺牲之上的；印度的农民可没有这种为建设国家而自我牺牲的觉悟，纷纷揭竿而起。
要知道印度有超过60%的人口是农村人口，一旦发动起来那就是一股滔天巨浪。为了反对变法，11月26号的大罢工，全国上下有2.5亿人参加了。据12月27日最新的消息说，这场抗议已经将矛头指向了前面提过的两位印度巨富——安巴尼和阿达尼，农民们意识到莫迪政府的政策乃是与为了这些行业巨头相勾结，因此破坏了1338座Jio公司的通信基站。
三哥的抗议现场看着莫名喜感（图片来源：网络）
我们是农民，不是恐怖分子！为我们的权利而战（图片来源：网络）
很多中国网民看到消息后很兴奋，仿佛看到印度人民开展共产主义革命的希望。这个大家意淫一下就行了，别当真。参加抗议的31个农民工会，确实有13个直接或间接隶属于印度共产党。印度虽然有共产党，但由于路线分歧，早已四分五裂成好几个派别，并且也曾经受到过极为惨烈的围剿。中国共产党的崛起是许多历史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反动派才不会拱手送上江山呢！由于民族、语言众多，印度共产党也仅限于小范围势力割据，且各自为阵。印度共产党（马）在伟人诞辰日发了纪念推特，也让中国网民激动了一把
印度“农民起义”开始之后，一些支持变法的印度政客散布出阴谋论，说农民运动的“幕后黑手”是巴基斯坦和中国。中国官方迄今为止从未对此事表态，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我们国家的一贯立场。其实从西方国际舆论基本上是一边倒地支持农民这个态度来看，就可以确定跟中国没关系；要真是中国在背后支持的，西方舆论不论是非对错，保管是先怼一通。 农民们搞出这么大的事儿，诉求说出来也很简单—— 不要改革，不要发展，还我补贴，还我低保！一些具体要求甚至有点得寸进尺，比如要求政府最低收购价不低于生产成本的150%，将农用柴油价格降低50%，继续提供免费农用电力等等。 农民的诉求中有一条让我特别感慨，那就是要政府允许他们烧秸秆。 印度的空气污染问题众所周知，每到冬季污染指数爆表，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农田烧秸秆造成的。印度政府为了治理空气污染，2020年10月下了禁令，烧秸秆将会面临长达5年的监禁和高达1000万卢比的罚款——这种简单粗暴的政令非常具有“印度特色”，通常都会因为其不合理而执行不下去。烧个秸秆能搞出这么重的处罚，也是没谁了。因此抗议群众要求撤销禁令，并释放已经被捕的农民。烧秸秆印度冬季雾霾的重要成因之一（图片来源：网络）
我把前前后后的利害关系说到这个份上，大家可能也发现了，底层老百姓的诉求，你可以说他们只是想要活下去，也可以说他们其实非常自私和短视。烧秸秆就是很典型的为了自己的便利牺牲整个国家的公共利益，所以你叫我怎么相信这样一群人选出来的政府能够保证国家长远利益的最大化。 印度人民拥有我们国内某些人所主张的一切——选举权、土地私有制、言论自由、批评国家领导人的自由、集会抗议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然而印度国内的一些有识之士却也不得不承认这一制度在印度的失败：We have everything, but we achieved nothing.（我们政治上拥有一切，可我们却一无所获。） 变法是为了图强，然而中国历史上的变法、改革，都是失败的多、成功的少，甚至可以说真正成功的变法只有三次——商鞅变法、孝文帝改革和新中国改革开放。因为变法成功通常要满足三个条件： 1、符合生产力的发展阶段，不能脱离当下生产力的实际水平。王莽改制、人民公社的失败就是因为脱离了当时的实际生产力。 2、要有政治强人支持。清末的戊戌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光绪缺乏实权，短短百日维新便告失败。 3、要延续二十年以上，也就是至少一代人。明代张居正变法已初见成效，增加了财政收入，让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发展，然而张居正死后立刻被反攻倒算，变法功亏一篑。 从莫迪上台以来推行的各种新政来看，他称得上是一个“变法家”。变法是符合印度目前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莫迪本人也算是个政治强人，有没有办法让他的这些改革措施持之以恒贯彻下去，才是变法成败的关键。然而一个政策想要持续20年以上，对于这种轮流执政的多党派民主国家而言，实在有些难。 就这样，两场大规模的抗议，分别开启和结束了印度的2020年，印度的这一年与其他国家相比，着实更为动荡与魔幻。纵观整个2020年。大家对印度最关心的应该还是疫情和中印关系的恶化。 疫情防控的关键在于最开始的阶段，假如一开始防不住后面就更加不可能防住了，小火都扑不灭怎么可能扑灭大火。所以当我听说孟买达拉维贫民窟发现第一起病例的时候，就知道这火肯定扑不灭了，但依然对印度高温对这类呼吸道传染病的遏制作用抱有信心。 现在回过头看，说句马后炮的话——印度当初的封城简直就是劳民伤财多此一举，到最后还是所有人感染了一遍。这可不是只有我这么说，印度人自己也这么觉得。这就好像你小心翼翼挑着满满一桶水，一开始害怕洒出来走得如履薄冰，结果到半路还是洒了半桶……早知如此还不如一开始就倒掉半桶。 到目前为止印度确诊超过1000万，死亡人数15万不到，在中国人看来这个数字可能非常巨大。并且还有很多人质疑官方数据，认为事实死亡人数远不止。 就我在印度的亲身体验而言，你们所想象不到的，是印度底层人民有多么不在乎健康和生死。大家想想这个国家每年因为生活窘迫而自杀的人就有好几万（这也是官方数据，事实可能更多），他们对失去收入的恐惧远远大于生病甚至死亡本身。很多穷人就算有了点症状，也不肯去医院，他们担心的倒不是医疗费的问题，而是害怕万一确诊会失去工作，因此选择自己扛下来。 我们这些“何不食肉糜”的人无法去指责他们，确诊就医所产生的机会成本，对他们来说实在太高。 印度式的“群体免疫”是从7、8月时候开始的，那时候我们社区出现了第一个确诊病例（详见《我算了算，印度的真实感染人数可能有3亿》），就在我家对面，一时间人心惶惶。然而过了一个星期那对老夫妻就被放了出来回到家中隔离，街坊邻居一看这病似乎不像传说中的那么洪水猛兽，便纷纷不再当回事儿了。而且印度人的记性本身也跟鱼似的，看到有人确诊，大家注意防护个几天，过几天就忘了。 我太太就很典型，一听到啥疫情的新闻，就跟我说你别出门啊，外面好危险啊！然后过两天就忘了。我太太生孩子，丈母娘12月份从拉达克飞过来帮忙带娃，小舅子陪着一起过来，我太太怕他们在路上中招，颇为忧心忡忡，说让他们先去酒店住三天。我说你只住三天那还不如别住，有啥用？她说那等他们来了，把他们关在房间里不让出来。结果当她真看见亲娘的时候就把这些自己说的话给忘得一干二净了。 那时候出了个新闻，孟买贫民窟有57%的居民检测出了新冠抗体，我一看印度这个“人肉培养皿”的架势，不用等疫苗研制出来，估计就全民自带抗体了。果然，12月26号孟买达拉维贫民窟自四月以来首次实现零新增，这大半年来一共确诊3788例，死亡312例，根据血清测试当地高达70-80%的居民都已经携带了抗体。印度抗疫宣告胜利
这样算下来，感染病毒的死亡率可能还不到千分之一，所以印度人民才会那么淡定，该示威的示威，该聚众的聚众。甭管纸面上的数据如何，你不得不服人家就是能够自带抗体。 事实上我家周围一圈，好几个邻居都是无症状或者轻症状确诊。我总觉得，按照我的暴露程度，多半也已经无症状感染过并自带抗体了。所以我后来就不写疫情相关的文章了，没啥好写的，印度躺赢。 入冬以来，全世界各地第二波疫情大反弹，印度也跟没事儿人似的。北印度虽然有降温，但该感染的都已经感染过一遍了，而南印度压根儿就没有冬天。我写这篇东西的时候，中国境内大范围降温，朋友圈里一个个都冻成狗，我还穿着裤衩背心。倒是拉达克因为天气冷，入冬以后有影响，我太太有个舅舅在那边死于新冠，死后才确诊，接着全家人都被确诊，居家隔离。不过那个舅舅本身就七十多岁了。 所以这一年吧，印度折腾个没停，不是在抗议，就是在抗疫。照理说，印度国内都乱成这样了，咋还腾得出手在我们中国边境搞事情呢？内忧外患一起来扛得住吗？ 印度跟前儿搁着两条路，一条是死路，另一条也是死路。·第一条路：继续这样混日子混下去，然后在国际竞争的浪潮中被拍死； 如今是一个逆水行舟的世界，你只要走得稍微慢点儿，立刻就会被赶超。在1990年之前，印度的经济水平跟中国一直都不分伯仲，1990年中国的人均GDP是317美元，印度则是368美元，比我们还高。当时印度的制造业也比中国强，包括我们现在一直当笑话说的孟买，过去确实要比上海更发达，印度人对自己盲目自信并不是没由来的。 可这年头，你不进步就是退步，问题正是在于印度人压根儿不想进步。为什么不想进步，前面“农民起义”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害怕生活方式改变带来的阵痛。而且不光农民如此，印度的资本家也一样，他们最敏感的就是自己的既得利益受损害，因此花钱买通政府搞地方贸易保护主义，不让外面的竞争者进来。政府官员躺着收钱，资本家躺着挣钱，农民靠着补贴种地，老百姓稀里糊涂过日子，好坏都是神的旨意，大家都觉得这样的日子挺舒坦。 所以要怪就得怪中国，中国干嘛要发展得这么好？中国要是一直穷下去，大家做难兄难弟，印度可不就不会有现在的压力了嘛！·第二条路：进行全国范围的触及灵魂的社会革命，改地方民主为中央集权。 由于印度老百姓懒惰、自私、短视的劣根性，以及长期以来的官商勾结，印度靠着人民自己的意愿求发展，基本上行不通。尤其受甘地主义思想的毒害，不少印度人依然对现代文明持有抵触的态度。因此印度想要崛起，首先就得转型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威权国家，找个强人拿着鞭子在后头抽。我经常跟印度人说，你们最引以为傲的民主制度，恰恰是最拖印度后腿。 我从不否认民主是个好制度，但这就跟“傻根是个好人”是一样的性质。客观地讲，民主制度目前世界上相对而言最“讲武德”的制度（制度本身是讲武德的，某些领导人不讲武德是另一码事儿），可问题是，你听说过哪个国家崛起是因为讲武德嘛？过去丝绸之路上的佛国那么讲“武德”，碰上不讲“武德”的穆斯林扩张，如今连影儿都没了；大英帝国不讲“武德”的时候横扫天下，开始讲“武德”之后就被打回原形；凯末尔（Mustafa Kemal Atatürk）要是跟西方列强讲“武德”，土耳其现在只有巴掌大一小块；世界上最讲“武德”的人就是非暴力不合作的甘地，“武德”讲到最后，把曾经如此辉煌的英属印度，讲成了三个国家。 有人肯定要讲，那美国呢？我觉得吧，任何一个国家搁在美国得天独厚的国土上，且拥有世界货币的发行权，哪怕实行的是封建君主制，也照样是天下第一。很多人把因果给搞反了——决定了美国地位的，并不是它的制度；反而是美国的地位，决定了它制度的地位。再说你以为美国讲武德吗？他们只对自己的公民讲武德，对其他国家耍起流氓来毫不犹豫。 所以“讲武德”本身就是个坑，“讲武德”和“竞争力”是两码事儿，讲武德的人大概率跟宋襄公一样没啥战斗力，国家也一样。印度要是继续这么“讲武德”下去，等国内穆斯林人口繁殖到一定比例后，再分裂一次是早晚的事。 客观来讲，提升印度的远期竞争力、生存力，确实需要一个莫迪这样不讲武德的人。前面讲的公民身份修正案、农业法案改革，以及今年印度对中国的一系列不讲武德的操作，都表明了印度打算走第二条路的决心。欧美民主阵营眼瞅着印度越来越不遵守一些民主国家的基本原则，现在非常担心失去这个小伙伴。 可这条路哪里是想走就能走得通的？印度跟中国一样都是从帝国时代的农业社会过来的，我们中国花了大半个世纪才把道路上的障碍一一清除掉，好不容易才把整个社会上下格式化了一遍，这岂是莫迪短短两届任期内就能够完成的？更何况印度连个统一的语言都没有，缺乏整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莫迪看起来好像一番雄心壮志要振兴印度的制造业，可他走的其实还是之前贸易保护主义的老路子——退出RCEP，抵制中国制造，搞“自力更生的印度”（Atmanirbhar Bharat）。但“中国制造”并不是那么容易抵制的，用了这么些年中国产品之后，印度的进口商和老百姓已然食髓知味，一下子不让他们买有点难。早在前两年，莫迪就尝试了提高关税、限制进口等措施，然而收效有限。 从莫迪早期从政经历，不难看出他的腹黑本性，我不得不承认他还是挺有两下子的，最近一年算是把思路给理清了——要想让印度老百姓心甘情愿不买中国产品，得先要抹黑中国，把中国描绘成危害印度国家安全的侵略者、野心家，这就叫做“杀人诛心”。 疫情刚在中国爆发的时候，印度比谁都开心，觉得这简直是个天赐良机——接收从中国转移出来的制造业舍我其谁！没想到中国很快从坑里爬了出来，倒是整个世界都掉坑里了。印度当时异常严格却又缺乏准备的封城措施，导致了大量的次生灾害、社会危机，北印度几个打工大省的失业率飙升，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中印边境冲突被人为地制造了出来。 话说2月份川普访印之后，印度媒体上“印美友好”的氛围十分浓烈，印度人调侃说莫迪和川普早年就是发小，两人从小一起上学亲密无间，川普还帮着莫迪一起卖茶……客观来讲反华确实符合印度的战略利益，近十年来，中国一直都是印度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而美国则是印度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选择谁做敌人谁做朋友，一目了然。因此川普拉着莫迪一起反华，莫迪自然是责无旁贷。 先通过边境冲突将中国定义为“敌人”，先清除舆论阻力，于是就有了后续禁中国APP和网站、撕毁中企合同、限制进口中国商品、港口扣押中国货物等一系列不讲武德的操作。印度国内热血群众一时之间也不管抗议、失业、经济衰退等问题了，打了鸡血一样跟着起哄要反华。 政治学上有个概念叫做“聚旗效应”（Rally ‘round the flag effect），指在国家面临战争或是外交危机的时候，国家领导人或执政者能在一定期限内获得很高的支持度，同时国内舆论会减少对政府施政的批判。很搞笑的是，美国智库的研究员何天睦（Timothy Heath）居然说2020年的中印边境冲突，是因为中国政府需要将国内民众注意力从经济困境和新冠疫情的问题上转移出去。看到美国智库研究员如此水平，我顿时就放心多了。 莫迪才是“聚旗效应”最大的受益者，内外交困之下在国内的支持率一路狂飙。一顿操作猛如虎，也确实有所收效。2020年前11个月，印度从中国的进口下降了13%，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16%，减少了将近100亿的贸易逆差。大家看，不讲武德的收益是多么的立竿见影。 肯定有人要问，中印关系搞成这样，怎么我们从印度进口反而增长了？这个其实就是中国人务实的智慧，跟啥过不去也别跟钱过不去，我们遵循的是经济逻辑而不是地缘政治，而且我们本身也不想跟印度为敌，一直以来都是印度自己的被迫害妄想症，咱们儒家文化讲的是以德（qian）服人。 肯定有人又要问，中国都从印度买什么啊？怎么平时生活中从没见过印度制造？中国从印度进口的东西有一半以上都是初级工业原材料，然后中国对这些原材料进行加工，制成机电类产品再卖给印度，他们只能眼巴巴看着加工的钱就这样被中国挣去，你说气人不？ 所以吧，中印之间的主要矛盾，其实就是个钱挣多挣少的经济问题，可莫迪却非要把经济问题搞成政治问题，否则就难以得到国内的支持。当然，中印之间政治问题并不是没有，但那些属于次要矛盾（参见《中印之间为何无法建立起政治互信？》）。莫迪的做法，是通过刺激放大次要矛盾来给老百姓打鸡血，试图由此解决主要矛盾。比如“自力更生的印度”，便是以妖魔化中国为前提，通过政治口号来实现经济目的。 封杀中国APP这事儿也是靠着政治鸡血给办成的。不过我个人认为印度三次封杀大量中国APP的事情，跟经济的关系不大，可能有三方面原因： 1、确保国民用户信息安全。这个你不能说人家小人之心，大家想想假如所有中国人的信息都存在于某个美国科技公司手里，中国政府肯定也不会放心，这就是为啥苹果中国区数据会存储在云上贵州。 2、抵制中国文化意识形态输入。意识形态入侵才是最高级别的入侵，大家想想我们对美国日本的好感不都是从他们的流行文化来的嘛，你难保天天刷抖音、玩吃鸡的印度人会不会越来越热爱中国，这个潜移默化的作用，比爱国主义教育管用多了。 3、为安巴尼Jio公司的数据垄断扫清障碍。印度政府的最终目标是要效仿中国，实现政府对互联网信息的全面控制，而且这也是民粹主义的一个必要条件。Jio公司在短短五年内以倾销手段飞速成长为印度最大的电信运营商，如果说这背后没有与印度政府的互惠互利关系，我是不大相信的。 可鸡血毕竟不能当饭吃，印度人民慢慢还是缓过神来了，APP没得用也就算了，但你要让他们追随莫迪的政治理想，持之以恒地跟钱过不去是不大可能的，所以快到年底的时候，情况渐渐出现了转机。 这个转机就是美国大选，莫迪押错了宝，跟他从小一起上学卖茶的小伙伴连任失败，这一年来印度得以狐假虎威的背后那只老虎，接下去会有什么动作，现在还不好说，因而印度如今有些举棋不定。前阵子印度政府释放出信号说要放宽FDI政策（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外国直接投资），允许陆上邻国不经政府审批进行投资——要知道印度4月17号才刚刚修改FDI政策颁布了这个限制禁令，反复无常朝令夕改我只服印度。 在这种充满不确定性的两国关系之下，像我这种待在印度的中国人，2020这一年过得也颇具戏剧性，很多朋友来关心我的安危。印度政府揪出不少所谓的“中国间谍”来，结果统统都是乌龙，坐实罪名的一个都没有。移民局上门来调查过我两次，主要问我生活在这边的钱是哪儿来的，大概是想通过我挖出地下钱庄洗钱的线索，调查完了却也不给发我新的签证。 一切都不确定，一切都无法计划……这些恐怕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但于我个人而言，我还挺感激这魔幻的一年呆在这个魔幻的国家带给我的这些魔幻的见闻，让我对印度以及整个世界的认识都变得更加真实和深刻，并且能够写下来分享给大家。你们说要是我枯坐在上海的家中，如何能看到这奇异国度的人间百态，如何能够体会这起落无常的人间疾苦。 愿每个人在2020这一年的不堪回首，都终能成为岁月的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