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要|鸥鹭读书会三八节篇 （三） 」美国华盛顿大学性别研究系博士生王颖怡：赋权、能动性和自由选择

感谢欧鹭读书会邀请我们三位来做今天这一期的分享，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因为刚才主持人远航也说了就大家都在讲消费嘛，女神节。但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其实是非常关注刚才夏楠提到的物质经济条件对于女性或者是边缘的少数群体的影响。所以很高兴参加这次的活动。

今天我的这个分享的题目是叫做赋权、能动性和自主选择，今天其实我也是选择了以故事性的这样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十年在性与性别领域的一些经验。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叫Stephanie，中文名叫王颖怡，我是在华盛顿大学性别研究系博士五年级的博士生，现在正在苦逼地写论文当中。今天我的分享的内容是基于我十年来做性别领域方面工作的一些观察，包括我田野的时候的一些观察，然后用三个小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三个名词（赋权、能动性、和选择自由）的一些看法。

我在华盛顿大学的时候曾经教过一门课叫做女权与国际经济发展，这门课是原来是我导师教的，我是做助教开始的。这门课是用性别与发展的理论框架来看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中妇女的位置，区域性的性别不平等是怎么形成的。接着会去拆解发展主义是怎么样，现代化是怎么样的，然后现代性等这些大词里面的性别视角，是怎么看待女性或者是边缘群体的，以及西方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中话语的性别问题。

可能我们在座的同学们有听过我和亚姣的那个卡列班与女巫播客，其实我们在里面有介绍过性别与发展的理论，最早期的两大理论是叫做WID（women in development），另外一个是GAD（gender and development）。我在这里简单讲一下，WID（women in development）是女性作为一种发展的工具，它没有把女性看成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个体,也没有去讨论这个权力结构里面是怎么样去制约女性的，所以我们在谈发展的时候，只是说就好像当时毛泽东说的妇女能顶半边天，其实当时也是把女性当成是一种革命的工具.。然后这个gender and development就是说它看到这个发展中的性别问题其实是一种结构性的问题，我们如果要做任何的所谓的赋权项目都要先从这些结构性的问题、不平等下手,才能够去了解到在身处在不平等结构里面女性的困境是怎么样的。在我们这门课里面，其实我们会提到这个赋权的概念，这个赋权的empowerment，它有几个点是特别重要的。

这里有几个词语，里面有个power，我在这里想拆解一下这个power到底什么意思。一种power是power over：是一种压倒性的权力。刚才说的是比如说男人压过女人，女人压过男人这种权力。

现在很多项目是power to，就是说我们这个项目是要让这个女性有能力去做某些东西，有能力去看到，看到问题发出声音，提问等等，但是其实power over和power to 它这两个里面它其实忽略了一种结构性的东西：就是它忽略了这个结构和系统性的压迫的这个分析，就好像说女人或者是边缘性群体，我们突然间就有了能力能够去做这些东西，而不是自我生产的。

那这个自我生产这个过程，其实很多的学者，或者是说我们在做NGO的时候特别强调的。一个是你怎么样才能让你所谓的这个项目受益者能够生产出这种力量，而不是由你给予她们这个力量去做某些事情。我相信鸥鹭读书会里面有很多就是致力于这个农村儿童教育，或者是农村发展的同学们，其实你们应该也很关注这个问题。当你们参与到这个农村建设或者是这个农村妇女问题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样把握你们在里面的位置跟这个农村妇女的位置。

所以从这里出发，我们去谈agency就是能动性，或者是选择，其实就注意到它必须是经验性的，就它必须是生成于我们自我的经验。然后我们要自己产生对于这个结构不平等的意识，而不是他人告诉我们这个是不对的。如果是别人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自主性的去反抗，去抵抗的。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对具体的情景有一个具体的分析，而不是使用一些大的词语，比如说我们被这个父权制压迫了，或者是我们怎么样，就是我们作为女人就是怎么样，就是刚才夏楠也提到了，就是女人这个阶层也是非常丰富，就是非常多阶层，性别阶级种族等等的这些不同的身份会塑造成女人这个群体已经是很多元的了。

那我在这里其实就想讲三个小故事，20分钟不知道有时间讲完，但是我尽量讲完。然后我在这里提的是这个vignettes，就是我们在民族志里面经常会使用的这种方法、小插曲。就是通过故事性的叙述一个情景用来阐述我的我的某一个理论或某个点，看到这里面想表达的问题。因为我在我的实践工作中我接触的都是多重身份的边缘人，其实我自己在性别和性倾向方面、还有在流动的这个情境下我也是一个边缘人。因为我们今天这个题目是底层，所以另外一个跟底层相对应的词语，我觉得可以是边缘。因为底层它是一种社会结构性的描述，而边缘是一种状态性的描述。

那第一个我想讲的故事呢，是我参与的在西雅图的唐人街按摩女的外展工作队。不知道你们之前有没有看过一篇中文报道，就是说在纽约的法拉盛有一个按摩女从14楼跳下来死掉了。当时她是为了躲避警察的追捕，她原本可以在房间里面等待警察对她的盘问，但是她没有多想，直接从那边跳下去，然后就直接死掉了。其实这个非法劳工或者是非法移民问题在美国的华裔的这种劳动团体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因为其实有大量的这种来自所谓的发展中国家或者是第三世界的人通过非法的移民签证，或者是旅游签证非法滞留在北方国家，他们往往会从事这种体力性的劳动工作。

我所说的这个项目其实是西雅图当地的一个反家庭暴力组织资助我所在的那个华裔草根组织去策划执行的，我们是很想去了解在当地的这一些，大部分是中国的移民，大部分是从东北来的这些姐姐们在这个按摩领域工作 —— 她们的劳动情况是怎么样的，她们是怎么样到达美国，然后她们在工作场所里面有没有经历过性骚扰，有没有经历过客人的骚扰，她们对于警察这个问题是怎么样的。

我分享一下我刚刚看到了我之前的同事她说的最新政策情况。因为大部分的按摩店都在唐人街，政府在新规定中禁止按摩店的经营理由是亚裔，尤其是华人按摩店里的女工，都是人口贩卖的受害者。她们都是从亚洲被骗来的 ——为了防止这项犯罪，我们要取缔这些店的收入来源，而且它们的存在会给顾客和行人带来很多安全隐患，这是刚刚我得知到的政策更新。

其实我们一直对于警察这种所谓的扫黄打非是非常反感的，因为警察的扫黄不但不会解决这一些所谓的非法移工她们面临的这个生存问题，反而你会让她的这个处境更加边缘，更加非法化。一旦你把她唯一能工作的这个场所取缔之后，那她去哪里工作呢？难道她就会回回国吗？或者是回到她原来的祖国？因为其实她们可能有一些人是人口贩卖来的，但是我等下讲的这个故事就是很多的工作人都是自愿来的，她们都是想尽办法离开了中国，然后想要在美国找到一个新的生活。所以其实这个人群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人群。

我想说一下，我认识的一个姐姐的故事。这个姐姐是之前跟她的老公一起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医院里工作。她退休之后，发现老公出轨了。因为她女儿也大了，她就想说要找一个新的生活方式、生活环境。然后她就在一个跨国的婚恋网站上认识她的前夫，前夫是一个白人。可能你们也知道就是美国白人它对于亚裔女性有某一种痴迷叫做yellow fetish，就是他们会特别喜欢亚裔的女性。你们有听过越南新娘吗，就是mail order brides，就是他通过这个婚恋网站这样的一些交易付钱，让这个女性到达美国，通过这个结婚的登记。所以她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婚恋网站认识她的丈夫。

到了美国之后，她的处境非常糟糕，因为她老公不让她出门，她语言也不通，然后被老公关在家里面。她老公仅仅是介绍给她认识他身边的一个中国人朋友，然后还有家庭暴力的情况。她在那里被困了几个月之后，就离家出走了。她出走的时候，在街头流浪了很长一段时间。注意她是已经在中国退休的一个女人，当时已经四五十岁了。她在街头流露的时候，她就参与了一个教会组织，它们给她提供了一个住宿，然后她在那边就发现说，其实我可以从事一些别的工作。她一开始先去了这个超市工作，后面她打听到说，原来有这个按摩的工作她可以做，她就去做了按摩。她先去了不同的几家按摩地方工作之后她就认识到了现在这个白男医生。这个白男医生疯狂的追求她，给了她一笔钱，让她开了自己的按摩店。当时我们去聊天的时候她已经在经营按摩店了，可是她跟我们说店马上就要关了，因为警察经常来查，经常来扫黄。她们的那个按摩店是有黄色的这个动作的，因为很多那个美国客人要她们提供“happy ending”。如果有happy ending的话呢，她的tips，就是小费会给的特别多，她说有一次有一个有一个老外给了它400块小费。你想我们在美国做按摩一次，大概二三十块钱，然后它那小费就高达400块钱，所以其实你想那当然很多人就愿意从事这方面的警察认为是非法的工作，对不对。她跟我说她很害怕警察，她看到警察就害怕，因为这个警察对她的生计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所以这里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包括我在中国也做一个性工作组织的田野研究，其实问题是一样的，就是警察总是通过所谓的扫黄打非或者是要去除性产业、去压迫，或者是对于这些性工作者，或者是按摩女进行这种暴力性的执法。其实对她们的生存状况是造成了更糟糕的一个影响，却没有去解决她们现实方面的结构性的问题，包括了解到为什么她们会出来去做这个工作都没有探讨，仅仅从一个表象去做这样的东西。然后所谓的受害者，我们也不能够这种单方面地，非黑即白地去看所谓的人口贩卖受害者。

就刚才我讲的这个故事里面这位姐姐她就是一个非常具有能动性的一个姐姐，她跳出自己中国失败的婚姻，到美国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遭受家庭暴力的情况下，她谋求了另外一种生活，当然这种生活在美国也是充满了挑战。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她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复杂的问题，我就先把这个问题抛在这里，然后我讲第二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是我在两年前开始做田野研究，我的田野是关于中国性别NGO（非政府组织/公益组织）工作人员的劳动和生存状况研究，因为我以前也是做NGO的。我在这三个组织里面跟她们一起工作，了解她们是怎么做项目的、怎么跟她们的受益人沟通的，她们是怎么样理解作为一个NGO工作者的位置的。包括我会去看这个组织里面很复杂的权力结构，去看这个全球NGO的政治经济产业是怎么样去影响中国的NGO的工作人员的生存状况的。我的其中一个田野点是在一个农村妇女组织。

这个故事是发生在2019年的秋天，我跟其中一个项目官员去河北的一个村庄，然后跟妇女见面。我一去到那个地方，因为河北那个村庄，它是属于一个相对比较贫穷的一个村庄。当我们刚进入这个村庄的时候我就很受震撼，因为就是当地的妇女们几乎是列队迎接我们的，就是她们为我们的到来感到非常兴奋，非常的激动。因为我不懂河北话，我是勉强用我的普通话跟她们交流。但是我能看得出来，她们是非常真心的欢迎这个NGO的工作人员到来的，因为她们一直叫我们“老师老师”。

在这个交往的过程中呢，我内心稍微感觉到一种失衡感，就是我非常希望能够跟这些妇女姐妹们聊天，但是由于我们所在的位置，这个NGO这个位置，因为这个NGO是资助当地的妇女小组来做活动的，本身已经存在这种权力不太不平衡的一个状态。我们是资助方，她们是受助者，我们这个位置就导致了其实我们这个交流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局限性。当时我们去的目的是希望了解她们对这个资助的看法，非常希望她们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听到她们对这个资助项目的批评，她们有什么改进的地方，但是就全程都没有。我们这个交流是这样的（两条线），没有办法达沟通到一起。当时我很受震撼，因为我之前没有参与过这个农村项目，我确实发现了，其实在这个NGO到农村的过程中，是存在一种很大的差异的。首先是人与人的认知上面，她就会认为城里人比它好，城里人更有知识，所以她们称我们是老师。然后我们期待跟她们的平等的交流也非常难发生，在那样的情况下面。

回到酒店之后我就跟当时那个资助官员聊天，我说我今天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她说她其实感觉也不是特别好，因为她觉得好像就是那些妇女姐妹把我们看得更高，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其实我们很难去进行沟通。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由这个政治经济的条件决定的。但是很有意思，就是那个项目官员她也是从农村出来的，她之前是一直在南方的村子里工作，那次也是她第一次到北方的村子里去，她跟我说她其实在南方的村子里工作的时候，她对农村姐妹的的看法都是她们们是平等的，然后她非常关心她们的看法。

但她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记到现在，她说

所以我就想提到这个所谓的关怀和照料或者是理解，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发生在这种不平等的物质基础上面的。

我们要去讨论一种很理想的所谓的NGO能够提供的解决方案或者关怀，前提一定要看到我们的这个项目已经是在这么不平等的城乡二元制的这个基础上面产生的，然后一个工作者如何进入这个村子的姿态、如何与当地人打交道、你会不会说当地的语言，其实都完全影响你对这个村子的，就是跟这些妇女姐妹们的互动。这是另外一个故事。

然后第三个故事，只有五分钟，我就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故事是我另外一个工作的组织，是一个性工作者组织那里的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也体现了我刚才第二个故事里面讲的就是说所谓的项目的受益者和项目的执行者。我本身研究的是NGO工作人员，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现在中国NGO工作的状态。他们其实非常低薪非常没有保障，然后也没有多少社会认可的这样一个职业。但是你与NGO去支持的这些受益者相比，其实受益者所处的物质条件、物质位置其实是比NGO工作者要更劣势一点的。

我那个故事就是说在这个性工作者组织里面，这个组织的负责人跟我抱怨说她希望扶持一些性工作者姐妹能够跟她一样来建立这个NGO，一起为这个NGO服务、甚至替代她成为这个NGO的主要负责人。但是她跟我说，姐妹们不想做这些。负责人的原话是性工作者姐妹们没有看到更大的，更广阔的这些东西，她们只关注钱：她们只关注一小时能赚到多少钱。比如说她们去做那个外展服务去跟性工作者推广性健康、或者是做这个梅毒的检测等等，她们一小时是能拿200块钱的。然后这些性工作者志愿者呢，对拿这200块钱非常不满意，因为她说“我做一小时性工作最少也能拿到五百，活儿更好的能拿到1000以上或者2000以上”她说，“我为了你这个组织去做这一小时，我只能赚一两百块钱。” 然后她们就不太愿意做这个事情。

所以她们在利益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冲突，对于这个NGO的负责人来说，她认为她们没有看到这个工作的意义和更长远的对这个性工作者生存状况的影响。但是对于这些性工作者志愿者也就是这个组织想要帮助的这些人来说，她们离家从事性工作的原因，我跟她们很多人聊过，其实很多都是为了孩子上学，为了家里的这个经济负担，家里的经济等等。就是她们的这个生存状况，她们的这个生计需求是更为迫切的。她不会在意说这个组织到底能给她们性作者这个行业带来多大的东西，而是我就是要关注我现在的生存，我不管你这个组织以后能发展多壮大，我也不想要每天去国际上面开会发言等等。就所以当一个NGO的想法跟你的受助者的这个需求本身发生了冲突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在这个权力位置或者是有更有资源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的时候，你更应该去思考你现在做这个东西到底是对你想要帮助的人，到底是有没有符合她们的需求。而你想做的事情有没有办法能够更好的去结合她们的需求来做。我觉得这都是每一个NGO在工作的时候几乎每天都会去思考去面对的问题。我这三个故事大概讲到这里。

所以我想说的是，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政治经济结构的分析，对你去了解一个人她到底有没有做出自我选择，到底是否被赋权了，这个分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能看到说个体是否成功，她达到了她的目的没有，而是要看说在这个不平等的这个政治经济结构下面造成了什么样的物质性的问题。然后我们去讨论这个东西必须是非常有情境性的，而不是普适性的，如果我们不顾情境只讨论一个边缘女性应该如何选择，就是罔顾了她们生活的现实。因为每一个人的现实都是不一样的，只有从每一个人的具体现实的情形出发，那我们才可能去了解赋权的可能性是什么，然后我们这一切都不是从一个居高临下的态度，不是我们说要去拯救她们的一个态度。因为其实很多现在在读理论，或者是身处于这个大学里面的孩子们往往会有一种宏大的这个拯救世界的想法，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一种朴素的情怀。但是我们在与草根的或者是说跟我们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种种不同的人接触的时候，我们是否能放下我们自己身上那种属性，尽可能的去理解她们到底需要什么。

所以回到刚才说的power from within，就是你从自我生成的这个能动性，我相信你们都有感受到从自身迸发出来的力量的那个时候，那你们能不能想象说，你们想要去跟她们一起工作的人，这些底层的草根的人，她们在什么情境下会自我升发这种能量，而不是我们去教导一些理论或者是给她们一些工具。那些东西都需要在不断的过程，不断的去沟通，不断的去理解对方的这个过程中才能够达成的。所以。我想说我们要做好充足的研究，然后并且要有一种平等的心态，然后关注我们互动的这个过程。这个是很关键的，这也是我今天很想跟大家分享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