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岁的闽籍前网约车司机，决定参选市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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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我们一直觉得，在百万华人生活的纽约这个城市，对华人的记录仍然缺乏。虽然也担心因为人手紧张，这个计划可能难以持续，但最后还是决定先把《纽约华人口述史》专栏开起来再说。期待你的支持和鼓励，更期待你也把你的故事告诉我们。请联络后台或邮箱：[email protected]

第一篇，讲述一个来自福建的年轻人的故事。

第 1 篇

28岁的闽籍前网约车司机，

决定参选市议员

By | 江南

口述 | 陈海灵

1月初，一名身在中国福建的女子江艳彬在网上发布寻人启事，因为她从2020年12月13日开始彻底联系不上在纽约的父亲江天赐，非常担心焦急，求助无门，只能辗转托人四处苦寻。江天赐今年64岁，孤身一人在纽约，开网约车为生。

2021年1月3日，江艳彬接到一个纽约市警局打来的电话，警方通过中文翻译告知，他们于12月20日在江天赐住处的床上发现了他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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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悲惨的故事在纽约华人社区引起了震动。然而，如果没有一位同样来自福建的小伙子的多方奔走与“人肉搜寻”，天知道警方什么时候才能联系到远在大洋彼岸的江艳彬，而江天赐和他的故事，恐怕就将被尘封在警局储藏室的一个文件袋里，无人认领，无人知晓。

这位小伙子名叫陈海灵，今年28岁，是纽约独立司机工会的华人司机召集人。《纽约时间》联系到他，请他讲述了他在江艳彬寻父事件中所作的努力，和他为了帮助无数与江天赐相似的人而在做的其他事情，以及，他自己的故事。

以下为陈海灵的口述实录。

最初是有好几位朋友把江艳彬寻父的信息转发给我，问我能否帮忙。我看了以后就清楚，这个忙必须要帮的。

我先需要确认一下事情的进展情况，所以第一件事是联系当事人。我是在1月3日近中午时分与江艳彬取得联系的。听了她的描述，我心知凶多吉少，顿时感到一阵心酸，也知道无论如何必须尽快找到人。

于是我立刻发动司机工友们去到处打听，问遍了可能认识江天赐的每一个人。与此同时，我马上联系纽约市警局以及出租车管理委员会等部门，得知警方其实已经掌握了信息，但是他们要求必须直接向直系亲属确认。我只能把江艳彬的电话号码留给他们。

下午3点多，我找到江天赐留作收信地址的那家理发店，去询问情况。在理发店窄窄的小隔间里，老板告诉我，江天赐12月中旬来拿过信开车离开后，就断了联系，至今失联已有二十来天。

整整一下午紧张的奔波联络，到傍晚时分，我终于收到江艳彬的消息，告诉我警方在6点左右联系了她，通知了江天赐的噩耗。后来，我又帮助她联系了闽籍侨团等一些组织，看是否能帮她办通签证手续，来纽约给江天赐料理后事。我能做的也就这些了。

我是不到14岁时一个人从福建来纽约的。我父亲当时一个人在这边打餐馆工、送外卖。初来纽约时，由于英语不好，文化上也有隔阂，在学校里经常受到欺凌，被骂“Chink”，以至于有一段时间每天都害怕去学校，晚上也不敢出门。我以前在家乡是调皮捣蛋上天入地的，到这边以后不得不收起一身的刺，变得温和安静了许多。但是，凭着一股不服输又讲义气的“江湖”气，我很快就交到了一些朋友，也开始渐渐融入这座城市。

一年后，我升入了法拉盛的East Wes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读高中。当年的日语老师Mr. Bantz如今已经是副校长，十多年后在街头遇见，他惊喜地认出我来，非常高兴地说，“我在电视上看到你啦！” 老师对我印象深刻，是因为我刚入学时成绩不好，到10年级的某一天突然被点醒，开始用功学习，成绩突飞猛进，尤其是地理、历史等科目成绩变得十分优异。

高中毕业后，我拿到的唯一一个录取通知是皇后区的圣约翰大学。我申请的都是纽约的学校，不想也不敢独自去离家太远的地方。我是一边打零工贴补家用，一边完成学业，拿到会计学位的。我的很多大学同学，如今都是在曼哈顿摩天大楼顶级事务所里奋战的财务精英，也有的在法拉盛缅街上的小会计事务所里做到了合伙人——这比较符合大家所熟悉的华人的成长路径。

然而这并不是我的选择。事实上，为了早点还清学生贷款，在大学还没毕业时我就开起了Uber。这是一份辛苦又危险的工作，没日没夜，风里来雨里去，路上不是堵车就是有事故，有时候还会遇到蛮横的人，被骂“滚回中国去”，就像初来纽约时被学校的恶霸们欺负一样。在此期间，我加入了独立司机工会。

近年来“共享经济”大行其道，网约车、送外卖、民宿等自由雇佣行业吸引了无数移民从业者。然而，为Uber、Lyft等公司开网约车，以及为Amazon送货、为Doordash之类平台送外卖，这是一个高风险、高强度、低保障、低回报的行业。各种大大小小的交通事故、抢劫案件频频发生，但由于我们并非这些大公司的长期正式雇员，几乎没有任何劳动福利，发生事故后无法得到任何保障或补偿，只能自己承担一切损失。

纽约市的网约车行业队伍极其庞大，司机多为亚裔、拉丁裔等少数族裔移民，其中不乏许多像江天赐这样语言不通、只会埋头开车拉活的华人。他们中很多连公司发送的各种指示信息都需要用谷歌翻译成中文才能一知半解，更别提向公司申辩或争取自己的福利、待遇之类的沟通了。

自己和工友们的这种境遇激起了我骨子里的“不服输”和“讲义气”。2016年，我开始全职在独立司机工会工作。就这样，作为一名打过零工、开过网约车的福建子弟，我走上了为网约车司机、外卖郎等自由雇佣工人争取权益的社团领袖和社会活动家的道路。

我最初参加的一个项目就是为网约车司机争取客人付费时的小费选项，经过工会的多方游说，纽约市政府最终通过了一项法案，使得司机们可以拿到小费，收入增加不少。此后全美各地都跟进了这项政策，可以说我们的争取造福了全美国的网约车司机。

工会还在2018年一力促成通过了独立司机最低工资法案，为纽约市的网约车司机们向各大平台公司争取到了最低工资保障，这在全美国都是绝无仅有的。这也是我最引以为傲的一件事了。我们还为司机们向这些大公司争取更全面更便利的服务，比如多种语言的信息交流平台、上岗前充分的免费技术培训等。为了让司机们在停车堪比“饥饿游戏”的纽约城里能方便上厕所，工会还向市府争取增设可以让他们停车的“休息区”，以及机场等地点设立“司机移动厕所”等。

而这份工作中最困难的一部分，则是帮助不幸遭遇事故的华人司机们（或其家属）申请“黑车基金”的工伤保险赔偿。“黑车基金”也是独立司机工会为纽约网约车司机们争取来的一项福利，所有为网约车平台工作的司机都能享有一份工伤保险。当事故发生，遭遇灾祸的司机或其家属往往并没有能力去申请他们应该得到的保险赔偿，甚至完全不知道他们有这样一份保险。我只要从任何途径听说有事故发生，就会第一时间想办法联系到当事人，然后为他们奔走，帮助他们完成繁杂的理赔手续，直到确认他们拿到赔偿为止。

我每天的工作中遇到更多的是，“公司给我发了几条信息，我看不懂是怎么回事，我已经把货送到了呀！”“我明明按要求把客人送到了，公司怎么又给我罚单让我停牌了？”“我送完客人后要怎么才能跟公司确认，拿到我的车钱？”这一类的问题。每天会收到多少像这样的求助。

各种各样的求助信息，不分日夜地从他认识的每个人那里向我发送过来，件件都是麻烦事，而且很多还是生离死别的不幸之事。在这种情况下，负面情绪、压力、疲累随之扑面而来。但我知道我要做的这件事情就是这样的，只能努力让自己专注于做事情本身，去想办法尽快解决问题。早一分钟解决问题，他们就早一分钟安心。

2020年，当新冠疫情席卷而来时，这些“共享经济”从业者们首当其冲地受到了打击。江天赐就是在疫情中失去了收入来源的大军中的一员，并且也是因为疫情，他想回国也一直未能成行，只能孤身一人漂泊在阴霾笼罩下的纽约，最终在冰冷的出租屋里独自死去。

在这一年里，我戴着口罩四处奔波，除了往常那些事情外，又增加了筹集和发放捐赠物资等活动。我和司机工友们风雨同舟，一起面对工友自杀、工亡以及疫情带来的创伤。我们想方设法为工友们向公司申请特殊补助，连接各种社区组织、公益机构的资源，在这至暗时刻为工友们带来了关键的帮助。这一年的工作更加忙碌也更加艰难，却也更坚定了我为社区发声、争取权益的决心。

日前，市政府不顾华人社区的反对、抗议，在法拉盛市中心实施了新的公交车专用道计划。陈海灵也加入了法拉盛一众社区领袖的行列，在寒风中站在法拉盛图书馆门口的台阶上，举着牌子，大声喊着口号，表示抗议。他提出的主张是，市府应该努力改善法拉盛主干道的交通容量，增建大型多层停车场，以解决停车困难造成的拥堵问题，而不是简单粗暴地禁止私家车通行，以至于给当地商家店铺和居民带来损害与不便。

陈海灵意识到，需要有更多的人来做这些事情。他不仅要身体力行地去做，还要尽力影响身边的人，呼吁和发动年轻的华人华裔站出来，积极参与劳工维权与政治运动，为社区做事、发声、争取权益，这样才能真正有效地改善华人群体在美国的境遇。于是，陈海灵决定参与竞选纽约市第20选区（法拉盛附近地区）的市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