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疫情原因大家都在关注河北省农村的教会问题，这一点我还是有发言权的：问题确实有点严峻，但总体来说，局势在越来越往好的方向发展，希望大家相信我的判断——判断是积极的。这一现象我追踪研究很久了，早在2014年的时候我就写了一篇文章《群众路线不能丢》，反映的是河北山东农村地下教会与黑社会问题（黑社会往往以宗族势力为依托，总而言之就是两个字：封建）。然而由于众所不知的原因，这篇文章已经被删除了，大家看不到了。我在这里就简单复述一下文章里的一些例子吧。

那时候的教会还不是现在这种能拿得上台面的，可以操作管控的“地上教会”，是标准的“地下教会”、邪教组织。在华北平原开花结果的这个邪教组织“XX神教”，其教义不可谓不愚蠢，但其组织架构不可谓不先进。这个邪教组织设有“七长老”“九牧区”，从上至下分别为监察组、牧区（省级跨省）、区（地市）、小区（县、城市区）、教会（乡镇）、小组（或称排）。在发展教徒的时候是以七个人为一个单位，一个人先发展七个人，达到这个数目之后该组织自动分裂，另外的人再去发展，并与这个人单线联系，再达到七个人后周而复始。这个组织的人数就像细胞分裂一样几何式增长，在某些地区的势力非常恐怖。
有一次行动抓了某牧区一位中层干部，光这个人的手机就有几十部，而且绝大多数手机只有一个号码，全部都是单线联系。结果查到他这里，线索就断了。就单线联系单线发展这一点，我深深怀疑他们是熟读过我党创业史的。所以说这群人用愚蠢的教义糊弄普通老百姓，但是高层可绝对不蠢。
还有一个事，当年河北省邢台市大水，水库泄洪村干部通知不到位，洪水来了是谁第一时间统治的呢？地下教会。洪灾过境是谁第一时间组织救灾呢？竟然还是地下教会。这就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我们基层组织的严重缺失，导致了地下教会趁虚而入，取代了本来我们应该提供的基层组织的管理与服务职能。人家都赶到你前面了，这还有啥好说的呢？
不过我现在可以负责任的说，邪教组织已经被基本连根拔起了，邪教余孽也基本清除干净了，于是曾经的地下教会转变为了地上教会，好歹能够系统管理时时监控了；虽然现在大家看地上教会也很严重，但是比以前那种邪教好太多了。就比如这次河北疫情后曝光的这些照片，严格意义上并不能算作“地下教会”，虽然大家都这么说。看图片应该是“三自教会”，病毒的传播途径可能是通过家庭教会。虽然我们作为唯物主义者，是不支持一切宗教活动的，但是这确实比邪教有进步，毕竟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
近两年来，情况又有一个明显好转，在我们经历了伟大的脱贫攻坚战役，以及伟大的抗疫战争的胜利，基层组织正在逐渐复苏，曾经老化、剥离的神经网络，又逐渐开始恢复活力。不得不说深入到村、到户的脱贫事业太伟大了，足以在历史上写进浓墨重彩的一笔；众志成城战胜疫情也太伟大了，这是全世界其他国家都没有做到过的。经历了这两场伟大的战役，党的优良传统正在逐渐被拾起。
众所周知，我是一个特别嘴贱毒舌且刻薄的人，难得说几句好话，如果我说这事正在好转、是积极的，那它绝对是积极的，希望大家相信我。其实也就是几年前，腐败问题、公款吃喝、公款娱乐、公款旅游问题非常严重，甚至到了民怨沸腾的地步。结果呢，在中央雷霆手段治理之下，这几年来大家还看到过类似的普遍问题么？所以不要急，事情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黑社会问题与宗教问题有着类似的根源：基层组织的退却。自古以来，皇权不下乡成为了一个“惯例”，因为上层阶级的意志从来都难以有足够的力量来规定基层的方方面面，于是基层自组织就成为了所有人类社会的常态。在我们的封建社会，以地主、乡绅为代表的宗族势力组成的基层自组织构成了一个封建国家最稳固的分子，而在现代社会，这个基层自组织从某种程度上表现为“黑社会”。
当人类的文明制度无法深入到基层时，基层社会的规则就突出表现为丛林法则：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黑社会，具有明显的暴力特征，这就是丛林法则的突出表现——谁拳头硬，谁就说了算。我们看日本和台湾，黑社会都是维系其基层规则的“自组织”，构成了这两个政治体最基本的“细胞”。日本就不用说了，台湾的竹联帮、四海帮（外省人），天道盟（本省人）都是在政治、经济、娱乐圈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更不可忽视的是每一个市县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小黑帮，基本上就是一个社区和一个社区的自组织，我们看台湾县市选举的新闻，无论是蓝绿候选人，都要到每地黑帮老大去“拜票”。
不过日本和台湾的黑帮已经相对“文明化”，很正常嘛，上层的规则在发展，基层的规则同样在进步。我们经常看国内网文感慨日本黑帮，说他们讲义气有规则，不欺妇孺彬彬有礼，收个保护费还要穿个西装鞠个躬，这只是整个人类社会“文明化”趋势的一个表现而已。从某种意义上讲，黑社会的“黑”是相对于上层阶级规则的“白”，然而上层阶级无力规定基层的秩序，只能将其定义为“黑”，并且尽量限制其不往过于违背人性的丛林法则发展（例如日本关于黑社会的相关立法，其实就是变相承认了黑社会的合法性，是一种上层规则对基层自组织的妥协）。至于这个“黑”黑到了什么程度，是不能一概而论的。
正如上文所说，自古以来皇权不下乡是一个惯例，而我党战无不胜的法宝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把基层组织建立在了村上。新中国建立了有史以来最完备的基层组织：在农村，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规范了农村制度的方方面面；在城市，一个个工厂、单位构成了最基本的基层组织，尤其是“单位”这个名字取得好，顾名思义嘛——传统计划经济年代往往是“前厂后院”，工人们生产生活在一个非常规范的区域，同时工厂配有自己的医院、学校、运动场、娱乐场所，人们生产生活的组织也通过“单位组织”和基层党组织规范起来。
现在看看，大街上带着红袖标维持治安的，不都是白发苍苍的大爷大妈。不是他们闲的，咱们老了闲的也不会干这个，是他们经受过那个年代的熏陶与训练，他们真的是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小区门口每天都能看见这样的大爷大妈们在巡逻，所以说朝阳区群众不是一个梗，那真的是这些老人家们春夏秋冬一天天坚守换来的。说句玩笑话，十年二十年，当这一波人过世之后，谁还会替组织站街？现在的年轻人无论是后浪还是打工人，我觉得大概率不会退休之后自发自愿的去维护社会秩序。
不过文章开头我已经讲过了，经历了脱贫攻坚、扫黑除恶和抗疫战争，我们的基层组织在逐渐复苏。情况在好转，但局势依然不容乐观。因为宗教问题这不仅仅是一个基层组织的问题，而是一个深刻的经济问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老少边穷地区的宗教、邪教泛滥，根植于贫穷与愚昧；河北省作为环首都贫困圈，对这一现象有着集中的体现。
如何理解经济基础？我在《老龄化不可怕，资本主义老龄化才可怕》这篇文章中详细分析过：从河南河北到江苏浙江，基督教势力真的已经遍地开花，深入到了我国最基层的土壤。最严峻的一个问题，就是众多家长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去教会，而且并不是因为家长信教，而是因为教会的免费食堂，完美的解决了双职工家庭子女在寒暑假的监护问题。这其中有一些家庭为单位的黑教会，但更多的都是正规教会，暑假随便冠一个什么“主日班”“圣歌兴趣班”“童声合唱团”类似的名目——免费，管饭——就这两点一般家长哪想那么多，麻溜就把孩子送去了，还打心眼里感谢他们帮了自己个大忙呢。
这一现象在三四五线城市和县城乡镇最为严重，就北京据我所知都有好几个这类的宗教组织。从家长的角度来说，孩子放假在家我不放心，有个地方帮忙看孩子，还有免费的午饭，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从教会的角度，人家又不差钱，搞得就是意识形态渗透，别管当地土豪捐款还是美国梵蒂冈的黑钱，做几顿午饭不是九牛一毛？但对于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来说，无异于把下一代拱手送人。
同样的，宗教活动填补了老年人社交与精神生活甚至是养老服务的空缺：
所以说这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曾经我们的机关单位和国企老厂，都是“前厂后院”式的布局，都是配备着医院、幼儿园、子弟学校，这样一来是职工离家近，方便照顾子女；二来大家都是一个社区的熟人，老师也更有责任感，幼儿园虐童这种事基本就断绝了土壤，很多老子弟学校的寒暑假，都会有教师值班担任起监护孩子的责任，顺便还能辅导一下功课。所以说不要老抱怨国企亏钱，医院、学校、退休职工养老这些全都抗在肩上，很多部分都是劳动者的福泽啊。有的时候亏了小钱赚了大局，全搞市场化就好了？医疗市场化了能有几个人看得起病？现在国家福利和社会抚育缺失，宗教势力就趁虚而入，归根结底还是经济问题。
隔壁的韩国是一个反面案例：在二战后南韩最贫穷最困难的那段日子，基督教趁虚而入，为底层贫苦人民提供了虚无缥缈的精神寄托，从此在韩国扎根深入，等到他们富起来了，也再也摆脱不了了。所以我们一边要解决老、少、边、穷地区的经济问题，践行共同富裕；另一方面也要坚决遏制非法宗教活动的蔓延，让党和政府基层组织发挥作用，把原本属于我们的阵地夺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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