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育实验迄今已有5500多所学校、600多万师生加盟。2002年，朱永新建网站“教育在线”时曾在开篇写道：“让我们一起为中国教育做点儿事。我是一座桥梁，希望大家顺利到达彼岸。”很快，“教育在线”引来全国各地的教师，最多的一个月，一下子就涌进来5000多个老师。“很多界限被打破了”，一些基础条件落后的乡村学校，第一次和外面世界的学校产生交集。朱永新与众多基层教师一起，建立了一个教育者的共同体，缔结了深刻而闪光的情谊。
2020年12月7日，一丹奖明师堂首批16位成员公布，“明师堂的每一位成员，都是国际成就卓著、饱含热情、乐于奉献的教育家。”他们代表了全球教育界里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理念和实践。而朱永新，成为了其中第一位中国代表。
撰文丨李弘
编辑丨糖槭
出品丨腾讯新闻谷雨工作室
和一线老师贴得最近的人
2017年10月的一天，杨其山坐在台下，听一场教育讲座。杨其山是山东省郓城县一所偏远乡村小学的校长，讲者名为朱永新，现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兼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他是一位教育学者，是历时20年的新教育实验的发起人。
杨其山是朱永新的“粉丝”，曾反复阅读朱永新所著《我的教育理想》一书。这次已是他在全国各地第三次见到朱永新，但在此之前，他始终没能鼓足勇气和朱永新说上话，“他是一个那么大的领导，又是那样一个知名的学者”。
直到这天，讲座结束，留下来的人似乎比往常少了些，有几位名校长在和朱永新聊天，气氛轻松融洽。杨其山上前去，给朱永新递上了两份校报。朱永新认真读完，笑着说，不错不错。杨其山“一下子就把心里那个落差全部给消除了”。
朱永新的讲座和一些学者不太一样。杨其山参加的很多讲座，只谈“世界最前沿的怎么样，那些百年名校怎么样”，很少出现乡村教育的影子。作为乡村小学的教育者，杨其山当时正处于教学生涯最迷茫的时刻，自家学校也模仿着城市里的学校，竖起“高大上”的不锈钢标语牌，推行翻转课堂这种“最新潮的教育”，但他却感到，“那些东西都不是土里长出来的，有点假，非常假”。
朱永新在讲座里说，城市有城市的长处，乡村有乡村的风景。他又鼓励杨其山，你们做乡村教育，就做适合乡村的教育。杨其山找到了一种稀缺的亲近感，“一下子对新教育就开始非常迷”。2017年年底，他的学校加入了新教育实验，此后三年，他和朱永新书信往来达二十多次。
2020年12月7日，一丹奖明师堂首批16位成员公布，朱永新成为第一位中国代表。一丹奖基金会由腾讯主要创始人陈一丹博士于2016年创立，是一项具包容性的全球教育奖项，使命是透过教育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一丹奖评审委员会用过去四年时间筹备，每年花五个月的时间评选，从世界各地上千个优秀候选人中选出了一丹奖明师堂成员。2020年的候选项目遍及103个国家，内容包括数字化公民技能、数字化学习的机会、教育平等、教师培训和教育系统改善等。“明师堂的每一位成员，都是国际成就卓著、饱含热情、乐于奉献的教育家。”他们代表了全球教育界里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理念和实践。
11月的这天早上9点，在北京一所酒店里，朱永新正在和新教育实验团队讨论新教育的未来发展。那时他已起床4个小时，接下来还要接受两场采访。他有些疲惫，但谈及教育方向，语气仍然热烈。在他的观察里，当下的许多学校“强调效率优先，用工厂化的生产方式‘生产’人才，用整齐划一的教育安排教育生活”，代价是学生们学得很累很苦，潜能得不到发挥。他发起的新教育实验以教师的成长为逻辑起点，从十大行动着手：营造书香校园、师生共写随笔、聆听窗外声音、培养卓越口才、构筑理想课堂、创建数码社区、推进每月一事、研发卓越课程、缔造完美教室、家校合作共育，最终目的是“帮助师生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这个民间教育实验迄今已有5500多所学校、600多万师生加盟，杨其山的故事，在朱永新和这5500多所学校的老师之间算不上特别。很多老师，朱永新都能直接喊出他们的名字。校长没有办学自主权、老师没有时间读书写作、和家长的关系难处理……他能轻松地列举出当时当下老师们的很多烦心事。
“在中国学者里，我不是最有学问的人，但是我可能是和一线老师贴得最近的人。”朱永新说。
朱永新和一线老师之间的渊源，要追溯到22年前。1998年，朱永新刚任职苏州市副市长一年，分管教育文化。在此之前，他在苏州大学担任了5年教务处长。在一场会议上，朱永新提起，他要把全国最好的教育家都请到苏州去，帮助教师更好成长，要为孩子们选择最好的童书。时任常州市湖塘桥中心小学校长的奚亚英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她找到朱永新说，等童书选出来了，我也想买给我的学生。
朱永新留了名片，上头是他的办公室电话。开始几次打过去都没人接，有次接通了，奚亚英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后来，朱永新给奚亚英回了电话。第二年，朱永新抽出时间，来到湖塘桥小学做讲座。当时这还是一座只有两排平房的乡村学校，拥有16个班、673个学生。朱永新主动说，我来做你们学校的导师，行不行？他在苏州任职，湖小隶属常州，这种跨区域的义务指导并不常见。
奚亚英“开心的不得了”，她没有准备，只能立即派人去镇上买回来一本证书，当着40多个老师的面，给朱永新颁发了证书，这就算是一场简陋的聘请仪式了。“我知道我这个小校长是不能给他发聘书的”，奚亚英说，但她希望这个约定是郑重的，是被见证的。
朱永新在湖小
她那时还不知道，这场仓促的仪式将在日后20年，在全国各地掀起一场名为新教育的风暴。湖小因此被称作“新教育的井冈山”，在这所当时还是两排平房、“本地学生也不愿意上”的乡村小学，将陆续走出54位校长。
庄惠芬是这54位校长之一。朱永新在湖小的那场讲座，让当时26岁的庄惠芬听得“久久不能平静”。她那时已在湖小当了7年数学老师，头一年带的班级就在全镇期末考试调研中名列前二，之后年年如此。但在这次讲座上，她听到朱永新说，有的教师教了一辈子的书就如同教了一天书，因为他不断在重复过去；而有的教一天书，却是教了一年的书，因为他在不断创造生命。
庄惠芬听完一夜没睡。她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如同教了一天书的老师，唯一的目标是取得高分。她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去走”，同时又模模糊糊触摸到了一种改变的可能。当晚，她给朱永新的办公室寄去了一封信，信里请求朱永新能找一位名师来给她做师父。
信寄出后，庄惠芬没抱太大希望。没想到，朱永新一直都有阅读群众来信的习惯——当市长10年里，他先后处理的群众来信达一千多封——5天后，庄惠芬就接到了朱永新的电话。朱永新说，我愿意成为你的师父。那时候，他已经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好的走进教师群体的机会。
庄惠芬意外极了，她立马拟了一份“师徒结对协议书”，给朱永新寄了过去。朱永新也“正模正样地”签了字，寄了回来。于是，一个“没写过什么教学文章、没在区级上过公开课”的基层老师，成为了苏州市副市长的徒弟。
《教育在线》工作会议
2002年，朱永新建了网站“教育在线”。他在开篇写道：“让我们一起为中国教育做点儿事。我是一座桥梁，希望大家顺利到达彼岸。”很快，“教育在线”引来全国各地的教师，最多的一个月，一下子就涌进来5000多个老师。“很多界限被打破了”，一些基础条件落后的乡村学校，第一次和外面世界的学校产生交集。一位老师来自云南山区，他的学生除了教科书外只能背词典，他坐了70多个小时的火车，赶来苏州参加“教育在线”的第一次网友聚会，只为“见见网友，说说心里话”。为了在途中和网友联络，他还咬牙买下一部摩托罗拉手机。
每天清晨，朱永新打开电脑，看帖、留言、发帖，通常要和老师们互动一个小时。网站开通一年后，庄惠芬取名“湖塘穗子”，首次发帖。没想到第一个回复就来自朱永新，紧接着，平时仰慕的各地名师都给她回帖，“你发了东西以后，立马就会听到回响”。从此，教学中遇到了什么问题，发上去；琢磨出了什么好的教学方法，发上去，“无意当中给你打开了很多扇窗”。
“唤起新生代教师激情，唤醒觉悟。让沉默的大多数不再沉默。”在朱永新眼里，“教育在线”给了沉默的大多数教师一个吆喝、交流的平台。
“教育在线”的经费全部由朱永新个人买单，技术支持是一所中学的计算机老师，他也是整个网站惟一拿津贴的工作人员——每月200元的上网补贴。如今，“教育在线”的注册会员已突破82万，在论坛的黄金年代里，被媒体誉为“网络师范大学”“中国教师的精神家园”。回忆起来，庄惠芬觉得“教育在线”汇集了“一大批对教育充满了激情的人”。
教育界的理想旋风
41岁那年的一个冬日午夜，朱永新读到这样一段话：
“我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年龄，知道仅仅凭自己的书和理论而流芳百世是不够的。除非能改变人们的生活，否则就没有任何重大的意义。”
这段话来自《管理大师德鲁克》，是德鲁克的导师熊彼特的遗言。在此之前，朱永新已从事心理学和教育学的研究多年，一路顺遂，先后成为当时江苏最年轻的副教授、教授、全国高校中最年轻的教务处长，39岁时从政，成为苏州市副市长。
在朱永新原来的认知里，学者就是“写书啊，拿奖啊，拿项目啊”，熊彼特的话令他开始怀疑：过去对教育的关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人们的生活，改变教育的现状？
他意识到，自己需要真正地走近教师群体。
过去，朱永新的写作采用的是学术话语，强调专业术语、引经据典，但高深的理论和晦涩的语言不一定能被老师们读懂。他开始将文章的通俗、形象、生动放到首要位置。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校长李镇西曾是朱永新的博士生，有次他苦恼于读不懂一本学术专著，朱永新答，有些“教育理论”我也读不懂，多半是作者本人也没有搞懂。朱永新以自己的博士论文举例，“我的博士论文10万余字，也十分难读，至今还有2000多本无人问津。这能怪读者水平低吗？我看只能怪我没能深入浅出地表述。”
这种转变很快就收到了成效。2000年底，朱永新出版专著《我的教育理想》，将他在苏州和湖塘桥中心小学等关于教育理想的讲演集系统整理，“勾画了21世纪教育理想的灿烂和辉煌，使人们对未来的教育充满信心”。书中洋溢的理想主义情怀和浪漫主义气息，在教育界刮起“理想旋风”：一年内，这本书重版五次。有书商因为出版社无法及时供货，盗印了几千册；山东一位校长没能买到书，只好复印了100本发给老师们。
之后，朱永新将自己给教师们写的信汇成一本集子《致教师》。李镇西记得，这本书里，朱永新每每都会用讲故事的方式传达道理，结尾的落款总是“你的朋友朱永新”——“读着读着你就不知不觉真的把朱老师当朋友了”。
2002年，朱永新与李镇西博士
相比高等教育，朱永新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基础教育。其中有他所在的中国民主促进会60%会员来自教育界，而且主要是基础教育界的缘故，另一方面，他也认为，青少年是人生发展最关键的时期，教育能起到的作用更大。
2003年起，朱永新任全国政协常委，当年两会，他便一口气提交了13份提案——后来他又刷新了自己的纪录，最多一次达24份——大多数都和教育及弱势群体有关。他在“教育在线”上发帖，从教师群体中公开征集提案。前两年，很多老师来他微博下留言，说休息时间被剥夺了，朱永新据此提交了一份保障师生休息权的提案。
要论其中最有名的，恐怕是设立国家阅读节的提案。第一年，国家有关部门的回复是“国家原则上不增加新的节日”。之后18年，朱永新每年都会将阅读节的提案再提交一次，从不同的角度论述阅读对于提高国民素质、增强民族凝聚力等方面的意义，但始终未被采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屡败屡战”。他也将此视为履职政协委员以来最大的遗憾。
朱永新重视阅读，认为“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参与新教育实验的学校，阅读是其重中之重。杭州的银河实验小学，图书馆本就有四万多册馆藏图书，还为每位学生办理了萧山图书馆的借书证。学生每天一到校，先是20分钟的自由阅读；每周两个早上是晨诵时间；周三中午为整本书共读时间；周一下午则安排影视阅读。
“要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不可或缺的习惯。在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中，要尽早播下阅读的种子。功利性阅读的根源是导向，目前整个教育评价制度还是用分数、用考试来评价人。大家没有意识到阅读对于整个人精神成长的价值，也没有看到阅读可以增加个人智力的价值。”朱永新在接受采访时说。2012年4月，他被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聘为“全民阅读活动形象代言人”，2020年5月，他与荷兰作家共同获得了儿童文学与阅读界三大最受瞩目的国际奖项之一——“IBBY-iRead爱阅人物奖”。
2012年，朱永新受聘担任国家全民阅读形象代言人
“从我个人成长的历程来说，阅读造就了我。”朱永新说。他出生于一个苏北小镇。母亲在小镇政府的招待所工作，朱永新和两个妹妹常年在招待所借住。南来北往的旅客在这里歇脚，不少随身都会带着书——大多是《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这一类，偶尔能有一两本四大名著——朱永新问他们借来，旅客通常第二天就要离店，他就连夜将书看完。家旁边的乡镇文化馆只有两排小书柜，很快也被少年朱永新“扫荡一空”。
父母一辈子没走出过小镇，对朱永新的期许是，在老家找一份体面的工作就很好了。但书让他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到了中学，他开始写小说、写诗歌，向外面投稿。他的笔名就取作“过江、过海”。
恢复高考后，朱永新考入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政治教育专业。更大的世界终于来到他的面前。同学里有许多老三届，书看得多，外语说得好。他自惭形秽，又在羞愧里激起斗志。每天清晨，他沿校园小径长跑，回宿舍冲个冷水澡后，再背诵外语或诗词。
第一次走进学校图书馆，他震惊于馆内浩瀚的藏书。在接下来两年里，图书管理员总能看到一个抱着高高一摞书的年轻人。后来，管理员破格为他提高了借书数量的上限。
大学时，他看到了《产生奇迹的行动哲学》一书，讲一个出生于日本农村的少年梦想着改变农村的医疗状况，但他在全校500多名中只能排400多名，于是他每天对着镜子鼓励自己，终于考取日本最著名的医学院，成为日本著名的医学改革家。朱永新从少年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也意识到理想的力量，《我的教育理想》即得名于此。“我发起新教育实验，也是基于一个要改变我们的教育的梦想”。
论坛时代过去之后，朱永新的微博成为了和老师们交流的最新平台。这个拥有412万粉丝的微博每天5点多就开始更新，内容宏大到教育理念，细微到荐书——他每天推荐一本童书，至今已坚持7年。他在童书的阅读中得到乐趣，于他而言，童书不仅适合儿童，也适合成人，能抱着一颗好奇心来观察世界。很多老师都跟着朱永新的推荐买书，有次他推荐了一本童书，第二天，这本书在图书销售网站上就售罄了。
2016年，朱永新在国家图书馆给孩子讲故事
政务繁忙，每年朱永新仍会抽出周末时间，或者是找到常州出差的机会，来一趟湖塘桥小学。他经常只吃盒饭，不收讲课费，也不请当地领导陪同。时间紧张，有时奚亚英只能将朱永新的盒饭打包到会议室里，边吃边聊。有一次，实在没时间了，他让庄惠芬跟车到苏州，在车上的两个小时里交流。
每次过来，朱永新总是会问湖小的老师们三个问题：今年读了哪些书？今年在思考些什么？今年取得了怎样的成长？
为了能够回答朱永新的问题，庄惠芬从只看“快餐式杂志”，变得常去新华书店，每天坚持看一小时书，写一篇千字文的随笔。奚亚英则养成了无论去哪都随身带一本书的习惯，她的书桌上码满了书，只有读完才会将书撤下去，撤下去后，很快又会换上来新的一批。
在拜朱永新为师10年后，庄惠芬评上了特级教师。她一度恐惧别人喊她“特级”，觉得自己只是拥有特级的证书，并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特级教师。她去找朱永新请教，朱永新说，你应该回到一年级，像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那样去教学，把自己的教育成败得失记录下来，给未来者参考借鉴。
于是，这个连续带了好几年毕业班的特级教师回到了一年级，从头开始带新入学的孩子们。她发现一年级的孩子如同白纸，“需要你去慢慢地孵化”。今年，和过去的每一年一样，当年的这些孩子们又回来看望庄惠芬，说怀念她带他们放风筝、挑马兰的日子。她感到欣慰，“因为你对孩子的教育是完整的，因为你自己心中装着整个体系”。

“把他当作平等的人来对待”
中学毕业以后，朱永新曾做过会计、翻砂工、搬运工、搬砖和泥的小工。做棉花检验员的时候，常有穿着破旧的农民来卖棉花，给棉花定级的时候，他“尽可能往上靠”，农民也就能得到更多的收入。
那段经历被他视作“生命的底色”，对普通人的关怀延续至今，“我曾经跟他们在一起生活，其实我就是他们的一员，如果没有高考，那我可能现在还是他们中的一员”。任苏州市副市长期间，朱永新倡导开展家庭结对“一帮一”活动，他和家人带头认领了一个患有软骨病的残疾孩子。他常常携妻儿一同前往看望，在他实在脱不开身时，就由妻子领着儿子前去。
他的待人法则始终是“把他当作平等的人来对待”。庄惠芬曾跟着朱永新到苏州大学做过访问学者，朱永新的课堂是“自由民主开放”的，刚开始到提问环节，庄惠芬会担心自己的问题会不会很幼稚，慢慢地，她习惯了在课上的任何时候，有问题就随时抛出来。有时朱永新会从家里带着热腾腾的饭菜过来，师生们便一边吃饭一边上课。
李镇西记得，在他博士论文预答辩的前一天，由于朱永新公务繁忙，两人约定晚饭时边吃边谈。等朱永新赶来，诸位正要举杯，他却扬扬手中的论文说：“你们吃着吧，我先和镇西谈谈论文！”于是在餐桌旁，两人谈起了论文。李镇西看到，他的论文上几乎每一页都有朱永新的批改痕迹，连错别字都一一改正。
“这里，对传统教育是否否定得多了一些？”“我认为，平等是民主的灵魂，其他都是派生的。当然这只是我的观点，供你参考。”当朱永新给他提出意见时，总是用一种平等协商的口吻。
这种平等的意识也被朱永新贯彻进他的教育理念中。新教育实验坚持纯公益的一大原因，朱永新说，就是考虑到新教育实验里有超过一半的乡村学校，“如果走市场化，他们根本无法参与”。
2008年6月18日，汶川大地震后，朱永新赶往四川绵阳八一帐篷学校，参与灾后教育重建工作
新教育实验定期组织老师到贫困山区支教，朱永新随同老师前往云南、贵州、陕西、宁夏等地。庄惠芬也跟着新教育团队和湖小团队，三次赴西部支教。到贵州支教第一天，她上吐下泻，吃了止泻药后，第二天，她就抱病去上课了。
庄惠芬注意到，这里的孩子们只会集体回答问题：“好不好？”“好！”“对不对？”“对！”她在课前花10分钟，教孩子们怎么独立站起来回答。她也将新教育的做法带入山区，身为数学老师的她带孩子们晨诵、午读、暮省，晚上批阅当地老师的随笔。忙完到12点睡觉，她以为自己算晚的了，一问新教育团队其他人，都得到2点才合眼。
等他们离开时，参与新教育实验的孩子和其他孩子是一眼就能分辨的：前者能够勇敢地起来提问、朗诵，“那些孩子的眼睛是放出光的，他表达的东西是带着自己的情感的”。
2018年，新教育实验获教育部颁发的“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它已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民间教育改革，一些媒体称之为中国的“新希望工程”。
如今，庄惠芬已成为一所小学的校长。她曾苦恼于要办一所怎样的学校，朱永新说，这个学校是你来办，还是大家来办？“真的是一下子点醒了我”，她立即去给师生家长们发调查问卷，让他们来决定，我们要办一所怎样的学校。
在朱永新的鼓励下，庄惠芬办起了“广集民意”的学校，而杨其山则开始探索适合乡村的教育。乡村的土地幅员辽阔，他想到可以将课堂从教室搬进田园。孩子们发明了可以长期存放的泥巴原料，捏成泥塑作品；孩子们种下葫芦，在收获的葫芦上画画，毕业时把最好的一个带回家。
学校也成为了一个田园，地里长满蔬菜和庄稼，石碾、石磨和古井点缀其间，很多老百姓过来参观，学生就做讲解员，“我们学校怎么样，我们多么漂亮，我们在这里多么幸福”。杨其山说，他的孩子们是发自内心地“高兴，太高兴了”。
杨其山（右二）和“田园学校”
朱永新看到了杨其山的成果，专程发微博“叫好”。他还邀请杨其山参加民进中央基础教育改革座谈会，做一个12分钟的分享。为了这12分钟，杨其山一夜没睡。等到第二天上台，由于时间紧、内容多，他的语速很快。正做主持的朱永新说，杨校长你不要讲这么快，多给你几分钟说清楚。
于是那天，他整整讲了20多分钟，将一所名不见经传的乡村小学带入更多人的视野。杨其山记得，在场的教育部副部长郑富芝表扬了他十多次。
“其实跟您谈这些东西，真的可以谈三天三夜，”电话那头，杨其山的语调越来越高，“这些年我浑身上下都充满了那种劲儿，每个毛孔都充满了激情。”
作家唐晓玲在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作家曾经当众对朱永新出言不逊，之后又有事请他帮忙，他不计前嫌尽力办了。事后这位作家对他评价说，有学问、度量大，给人办事真帮忙。
但问到这件事时，朱永新说他早就没印象了。
老师
在认识朱永新之前，李镇西以为，学者与官员之间的关系是天然冲突的，“前者是理想主义者，后者是现实主义者”。但朱永新能将这两个身份和谐地统一起来。
在苏州任副市长时，朱永新接到了邀请贝聿铭回来设计苏州博物馆的任务。此前，定居美国、逾80高龄的贝聿铭已多番拒绝。借着要去美国学习的机会，朱永新带上苏州评弹和昆曲的录像带，当面拜访了贝聿铭。贝聿铭祖籍苏州，朱永新希望借此能“唤起他的乡情”。朱永新对贝聿铭说，全世界都有您的作品，苏州没有您的作品，我觉得这是苏州人民的遗憾，也是您自己的遗憾。
经过了朱永新和苏州党政领导的几轮劝说，贝聿铭终于答应了下来。7年后，由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新馆建成。
李镇西将“学者和官员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抛给朱永新，朱永新的回答是：“市长是暂时的，学者和教育理想是永远的。”
推行新教育实验20年，“过于理想主义”的言论，朱永新和新教育实验的老师们都听过不少。奚亚英看到朱永新《我的教育理想》里，提到一所学校进行了艺术课程改革，这给了奚亚英很大的触动：即便是农村的孩子，也必须让他们懂得什么是美。她将每堂课从40分钟压缩成35分钟，余出一节课的时间作为艺术选修课。但接连遭到反对，家长说她“不务正业”，孩子们尽学些没用的，学习成绩下降怎么办？老师们教学压力更大了，说她“不讲人性”，甚至有老师在校长年度考核时给她打了“不合格”。
奚亚英感到迷茫，找到朱永新。你做得太好了，磨刀不误砍柴工，艺术对于培养孩子的灵性与创造性有重要意义，你要坚持，朱永新说。于是，奚亚英“不断地去咨询他（朱永新），他又不断地给我指点”，到了第三年，湖小的孩子们在全国各类艺术比赛中得奖，湖小成为了艺术课程改革的学校典范。
“教育本身就是理想的事业，做教育的人再没有点理想，再不看得更远一些，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朱永新说，“但是理想不能变成空想，不能变成口头的理论家，大家更要成为一个现实的改造者、行动者。”
2016年3月30日，朱永新在河南新乡调研特殊教育
如今，朱永新每天5点左右起床，阅读、查资料、写作、参加活动。一天的行程过后，他会在晚上快走40分钟，睡前再静心看两小时书，11点准时上床休息。朋友们评价，朱永新精力太充沛了，一个人能干三个人的活儿——学术科研、参政议政、社会事业，各需一人。而且，他始终把本职工作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学术研究、新教育实验都是业余时间做的”。好在，教育把他的所有事情都串联起来了。
“教育在线”网站开通不久，朱永新发表了一则《朱永新“成功保险公司”开业启事》：只要你每天写上一篇教育日记，10年下来如果你还不成功，朱永新本人将以1赔100的比例进行赔偿！
“投保”人数众多，当然，至今没有一个人来索要赔偿。也从那时起，朱永新几乎每天都会写日记，有些是面向公众的，如“两会手记”，有些就是给自己的记录和反思。他从中收获了个人成长，也希望能给老师们做个表率——如同不少跟帖的老师们说的那样：“朱老师都能做到，我们怎么做不到呢？”
最近，新教育研究院正在张罗一场新教育慈善晚会。新教育实验是公益性质，学校加盟不收一分钱，主要资金来自朱永新的“私房钱”——他刚给新教育基金会捐了110万，全都是他个人的奖金、稿费和课酬所得。其余的全靠基金会四处“化缘”。
没有盈利来源，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团队提供不了有竞争力的薪水，很难吸引一流人才加入。团队成员也多以志愿者为主，来自教师、公务员等各行各业。大学生书目的研发，则是朱永新请来他的好友、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的郭英剑教授义务帮忙。接下来，朱永新和他的新教育实验“一个很大的使命是要培养年轻人”。
在苏州工作的时候，有人曾和朱永新开玩笑，你星期一到星期五为政府打工，星期六、星期天为理想打工。那个时候，朱永新的周末通常在新教育实验的各种活动中度过，在苏州的学校与老师们共同度过，这就不可避免地牺牲掉一部分的业余时间与家庭生活。儿子降生的时刻，他不在场，这些年里，家也经常被他当成了旅馆。“看到一个老师、一个校长因为新教育而彻底改变了，他们变了，就影响了一个班级的孩子，一个学校的孩子，还是觉得挺值得的。”朱永新说他感到遗憾，但并不因此后悔。
有一次，庄惠芬邀请朱永新来做个讲座，担心他抽不出身，庄惠芬特地微信说，我可以派一个老师来北京录下您的讲课内容。朱永新没有回复。两天后，他发过来一个云盘链接。已经录好了，请到这个盘里去取一下，朱永新说。
“你说他这么忙、这么忙、这么忙，”庄惠芬连续重复了三遍，感慨道，“只要校长们有需求，校长们有期待，他从来都不推，挤出所有的时间来为教育去做事情。”
她也注意到，这么多年下来，朱永新的头发越来越白了。
疫情期间，线下活动停摆，朱永新将一些阅读活动转至线上。一位记者记录下朱永新参与短视频分享的场景：“到了抽奖环节，朱永新把眼镜摘下，把手机举得老高，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认真宣读了得奖人的名字。”
著名作家王蒙在《我认识的朱永新先生》（序）中写道：“全国范围，人们是越来越重视教育了。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多矣，这样有头脑、有心灵、有创意、有理论、有实践，有文采的教育家我所知有限。朱永新先生是其中一个”。
在朱永新看来，他的一生都在做教育。刚开始，他在苏州大学教书，研究教育问题；任苏州市副市长，分管教育；到了民进中央任副主席，这是一个教育党；更不论贯穿他壮年时代的新教育实验——“我这一生都没有离开教育，也没有离开阅读。”他曾写过一篇文章，取名《教育，我的至爱》。
庄惠芬刚认识朱永新时，她还是一个“扎着两个小辫子的小姑娘”。那时，她恭恭敬敬地喊他“朱市长”。等两人师徒结对了，喊“朱教授”。现在，她就喊他“朱老师”。
“我觉得没有比老师更好的称呼。”庄惠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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