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奥运开幕式前期策划会结束后，作为顾问的陈丹青告诉张艺谋：后期你什么时候喊我什么时候来。史航说，“像陈丹青这么葛的人，他用不着给张艺谋面子，就是看到一个人跟工作之间如此如胶似漆的这种状态。”
年初因为疫情全国大停滞的几个月里，张艺谋也一天没歇着。当时《悬崖之上》正在拍摄，和剧组一起在酒店隔离的时间里，他就把拍完的素材剪辑好了。“没觉得难熬，因为一直在工作。”张艺谋说，“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如果身体很好，如果一直有好剧本能续上，我都不止一年拍一部。我总是想多拍一点，希望能不辜负、不耽误这个时光，不枉人生一场。”
撰文丨刘洋
编辑丨糖槭
出品丨腾讯新闻谷雨工作室
不辜负、不耽误这个时光
通常，每天结束工作的后半夜，张艺谋要花四五个小时看片做资料，凌晨五六点睡，上午十点起（电影拍摄期间，睡眠时间会缩短到三小时），睁眼便开始看新闻、小说、剧本，吃早午餐这全天唯一一顿饭，之后又进入不同的剧本会、筹备会、创作会……其间仅有的停顿，是为了维持“革命的本钱”快走6公里，日日如此。
《一秒钟》首映礼后，70岁的张艺谋转头扎进冬奥会四个仪式的创作会，电影《悬崖之上》的后期制作也没有停下，新片《最冷的枪》已筹备多时，半个月后就要在东北开机。他每天拿着一张满当当的时间表，进出一间又一间会议室，从上午到后半夜，大脑在不同的频道切换。那张时间表通常用不到10天就要换新的。这样的节奏也不算超常。筹拍《一秒钟》时，他同时推进9个项目（包括电影、舞台表演、大型演出等），每天工作20小时。
《一秒钟》的故事，就是他一边快走锻炼一边讲给制片人庞丽薇听的，不到一小时，故事就大体成型了，那是2017年底。张艺谋很兴奋，回办公室后立刻让助理把故事记下来，马上给远在洛杉矶的编剧邹静之打了电话。数日后（2018年1月）又郑重地给邹静之写了一封信，“不知为什么，几天来这个故事总在脑中盘旋，突然有了很强的创作冲动，想把它在今年7月拍了！……恐怕不能等到5月交，3月拿初稿为好。一个好汉三个帮，我特别渴望得到你的帮助。”
那时，他突然生出一种强烈的时间感，电影拍摄全盘数字化，中国又是改弦更张最快的，胶片生产、洗印工厂都消失了，他蓦然觉着改朝换代了，“哎呀，就没有了”。他拍电影以来的点点滴滴、许多记忆，以及所经历过的青春时代，慢慢也都成了历史，被碾碎消失了，“赶紧拍了吧”。他需要套一个故事，拍出那逝者如斯。于是，有了一个劳改犯逃出农场穿越千里黄沙去看电影，寻找死去女儿一秒钟影像的故事，胶片大循环，一遍一遍回放女儿的脸。
这是他第一次自己构思出整个故事，急迫地和邹静之轮流写，三个月完成了剧本。
电影《一秒钟》剧照
其实，张艺谋擅长借题发挥，而非白手起家。早些年，他靠着一部部小说读下来，从中寻找可以改编的故事。去趟洗手间，一本《小说月报》或者《收获》就看完了，出差时，一个拉杆箱里全是小说，返程时再换一箱子书。即便如此，也觉得发现题材的速度跟不上创作欲，“吃不饱”。
近几年，行业内信息越来越开放，庞丽薇逢人便讲：谁有好的剧本拿来，不限题材。有人问张艺谋接不接科幻片。他说，“我是个科幻迷啊。”接不接动画片？“当然没问题了，只要剧本好。”
两年来，他连拍三部电影，《一秒钟》是500多个镜头的文艺片，《坚如磐石》是涉案题材，赛博朋克风格，用琉璃般的滤镜去呈现灯下黑的纸醉金迷，切现实脉搏的尝试，《悬崖之上》则是快节奏2800个镜头的谍战片。
年初因为疫情全国大停滞的几个月里，张艺谋也一天没歇着。当时《悬崖之上》正在拍摄，和剧组一起在酒店隔离的时间里，他就把拍完的素材剪辑好了。冬奥创作会也在推进，他每天和国内、国外的艺术家们开视频会。“没觉得难熬，因为一直在工作。”
“我特别喜欢几条腿走路。”张艺谋说，“我的工作速度很快，而且我的效率比较高，不浪费时间。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如果身体很好，如果一直有好剧本能续上，我都不止一年拍一部。我总是想多拍一点，希望能不辜负、不耽误这个时光，不枉人生一场。”
总有人质疑他拍电影太快了，不能耐下心来“五年磨一剑”。《一秒钟》的声音指导、和张艺谋合作了40年的陶经却嗤之以鼻，“说句老实话，大部分你们听到的五年磨一剑，眼泪花花的，不要完全相信，他们不少四年半都在玩。而老谋是，几个题材他感兴趣、有感觉的，一块往前走，哪个先成熟哪个先来。”
对张艺谋来说，拍出一部好电影的必要条件里，也不包括“时间”这一项：第一，要碰到一个好剧本；第二，碰到一群好演员；第三，你做的所有决定全是对的，没有跑偏。有很多次，他拿到一个小说或剧本，觉着要奔着好电影去了，但走着走着就跑偏了，或者力不从心，或者眼高手低，甚至犯了错误，尤其方向错误，再加上“客观原因”，佳作一直没有出现。“至今我仍希望我的下一部电影能更好，这也许就是我一直前进的动力。”张艺谋在首映礼那天深夜说。
“否则你就被淘汰了”
《一秒钟》上映前，张艺谋深夜里去短视频平台宣传电影，从一个直播间到另一个直播间，很雀跃。因为没有录屏，回程路上他一直问庞丽薇评论里都说了些啥，觉得难得这样实时地贴近年轻人。他常说“与时俱进”，语气紧迫而诚恳，“电影观众都是年轻人，他不等你啊。”
《一秒钟》让许多人以为他在留恋胶片时代，像诺兰、昆汀、斯皮尔伯格一样。拍《长城》时他见到斯皮尔伯格，被问及“开始拍数字了吗”，他说早就开始了，他是中国最早的。
胶片时代，拍完的镜头要先送到洗印厂，洗好后剪接师粗剪，导演要过好些天才能看到。也是效率问题使然，张艺谋等不及，于是把DV连在摄影机上，同步录下影像，当晚再把DV连在电脑上剪辑素材，之后发给外地的剪接师对照着剪胶片。白天拍，晚上剪，在工作方式上他很早就进入了数字时代。
他一直在问，“有没有更新的东西”“有没有更新的技术”。近几年，连续三季执掌《对话·寓言2047》在国家大剧院的演出，张艺谋最初是为了了解全世界新的科技手段比如机械臂、激光、4D、裸眼、120帧等等如何运用到创作上，如何跟影像和人互动。在新技术领域，他相信自己比谁看的都多，“你看一百个，可能才有一个能用在创作上”。他想象未来甚至影像的载体也要被抛弃，指纹一晃，空气成像。
他毫不松懈，紧紧跟着，觉得观念、美学、技术、表达方式方方面面都得跟住了，“否则你就被淘汰了”。
电影《一秒钟》剧照
在编剧史航看来，除了紧迫感，张艺谋享受不停歇地创作。他对张艺谋不聊创作时的闷印象深刻，那是他最没劲的样子，像充电宝关掉了。剧本会上用全部五官传达兴奋感的张艺谋，则是他这个充电宝在放电给别人充的时候，能看到那个小亮灯，那个高兴，眉飞色舞。“比如有的哥们儿，不管你几点去见他，他都已经喝大了。而我有数的几次参加剧本会，都看到一个嗨大了的张艺谋，永远不闲置的一个充电宝。”
他想起北京奥运开幕式前期策划会结束后，作为顾问的陈丹青告诉张艺谋：后期你什么时候喊我什么时候来。史航说，“像陈丹青这么葛的人，他用不着给张艺谋面子，就是看到一个人跟工作之间如此如胶似漆的这种状态。而且电影表达不足以承载他的想象、创作激情、对影像和奇观的迷恋，就跟下雨，盆接完了用碗，碗接完了用桶，歌剧、演出、开幕式都是他不同的容器。”
和张艺谋一起工作的20年里，庞丽薇常常听着他的“倒计时”：人这一辈子，我还剩多少多少天，我还能拍多少部电影，你不要浪费我的名额，我的每个名额都很珍贵，我要拍不同的东西……
而谢东告诉庞丽薇，自己30年前给他当执行导演的时候他就在倒计时——那时张艺谋才40岁。
“人在时代里都必须先生存”
《一秒钟》故事里的时代，也是烙上他心理印记的时代，“那时候人是不能左右命运的，我自己深有体会，不敢想自己能上大学，更不敢想自己能拍电影。”父亲和两个伯父都毕业于黄埔军校，母亲是皮肤科医生，他自然“出身”不好，在恐惧里练出画巨幅宣传画、写超大美术字的特长。
他曾对作家方希说，“我一开始就有这个意识，让自己迅速工具化。工具化你就会对别人有用，人有了用，有些东西就不会找到你身上，你就会有空隙生存。工具不是个坏词儿，有用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深入骨髓的价值感……恐怕我今天也有这个嫌疑。”
被北京电影学院破格录取前，张艺谋甚至考虑过去西北农学院念畜牧专业，录取通知书来的时候，工厂的老师傅抓着他问：“艺谋，放电影还要学四年吗？”
从农场考上北影的陶经也和张艺谋一样“懵叉叉”的，以为电影录音就是配音，是童自荣。四十多年前，他们同在北影78级，那是“文革”十年后电影系录取的第一届，不少同学出自电影世家，见多识广，看张艺谋没看过的禁书和“内部电影”长大。顾长卫买了一堆音响碎零件让陶经给拾掇，弄好后放在窗台外用大喇叭放，奇特的、先锋的、前卫的，什么音乐怪放什么，放的吱儿哇乱叫。
张艺谋经常不吭不哈坐在床上鼓捣相机或作业。他的床铺在310室门口，脚后端放着整幢楼一百多号学生唯一的电话，张艺谋与这部电话几乎是绝缘的，但他应该绝躲不开电话这端的喜怒情愁，“老谋平时基本不说话，但他特别善于观察和发现，每个人打电话都是一个故事，跟家里人的，谈女朋友的，吵架的，哭泣的，他都默默看了。”让陶经印象最深的是张艺谋贴在床边的摄影习作，很强烈，很另类，像《黄土地》那种，天地之大，有运动感的线条、有冲击力的情绪，很有力量。
张艺谋后来多次谈及过当年的自卑，因为出身不好、比同学大十几岁、没有任何艺术家庭的背景，只能吭哧吭哧用最笨的努力奋起直追。连从摄影转导演都是迫于年龄焦虑，如果他按部就班从四助做起，要40多岁才能碰摄影机。
《一秒钟》初上映时，一段纪录片《2000年冯小刚的一天》在网络热传，“像我、像张艺谋这样的人，这都是属于生是自个儿砍杀出来的，没有什么太多的人帮你，别人你也指不上。”冯小刚在片子里说。
20多年前，张艺谋和陶经一起到日本做后期，在电视上看到一档综艺节目不约而同地喊起来，“这不是大岛渚么！在卖相机啊！”那可是大导演啊，日本“新浪潮”旗手啊！张艺谋很感慨，感受到生存焦虑。陶经相信张艺谋至今也一定记得那种震动。“他就是一部一部地拍，很珍惜。也从来没有身段。”
赵小丁觉得张艺谋的思维方式不同于常人，一般人做事都想着怎么能做成，一二三四几个要点，但张艺谋反向思维，先罗列出各种不可能，不断质疑，想出个点子，一转头又推翻了。“他老说自己不是天才，他知道哪样是肯定不行的，就不会犯那种致命的错误。”
然而，每次跟张艺谋谈剧本、谈创意，史航都感受到“第一流的才气”。法国人曾经找张艺谋拍《巴黎圣母院》，他想拒绝，又不好直说，赶上剧本会，就跟史航商量，想个特别忽悠、特别飞的点子把他们吓跑。俩人就坐着现想。史航说：卡西莫多是个机关大师，整条街都被他变成他的抽屉，一个大boss嗨翻巴黎圣母院以及巴黎街区的故事，蒸汽朋克。
张艺谋想的嗨多了：卡西莫多呢，他丑，他跟克罗德主教商量，想借用一天腓比斯卫队长漂亮的脸，于是把腓比斯麻醉，把脸揭了下来。到午夜时分，卡西莫多不想还了，因为这一切太享受了。之后，克罗德主教跟卡西莫多，就像科学家跟他的造物，开始了夺面之战。卡西莫多要夺下那张脸，要公道，因为上帝欠他的。
史航觉得里面有张艺谋对这个世界的很多感慨。“他这个岁数，那种沧桑，说这个世界公平吗？不公平。像把自己一生‘啪’扔进去了一样。”史航把那些很嗨的点子说给瞧不上张艺谋的年轻电影人，人家说那不可能是张艺谋想的。
张艺谋在片场
张艺谋很少回应批评，但极重视批评。他一直保持着开“神仙会”的习惯，剧本完成，请一波又一波的业内“大神”来提意见，一坐一屋子，一个个提，张艺谋自己拿着纸、笔，一条条记录下来，只记批评，之后让助理打印出来，一打十几页。他再跟编剧一起对着屏幕上的剧本，一条条讨论，一条条修改。片子粗剪完，他再请“大神”们来看，再听一轮批评。
在史航看来，张艺谋常常用许多拍摄条件的平均值覆盖在自己那第一流的才气上，后期剪辑时，又把这个时代基本的容忍度和审美覆盖上，“给小鸡崽盖了三层棉被，这不是孵化，这是活埋。”他跟几位大导演都讨论过剧本，有的导演会把自己的彩蛋随意抛洒在森林里，认为观众会有耐心和乐趣找出来，而张艺谋会忍不住在森林中标出好多箭头，指向他抛洒的地方，他怕你错过，他怕晦涩，怕别人觉得没劲转身走开。“他是极端尊重观众的导演，但不见得是足够信任观众的导演。”
而张艺谋有他作为手艺人的生存哲学，如果你拍一部变成地下了，再拍一部又赔钱了，那你以后也就没有创作空间了。“人在时代里都必须先生存，在生存中保持个性，保持清醒，保持头脑拼命运转，根据形势和感觉，表现出独立的思想性。你打定主意就是要拍一部十全大补的电影，既要通过，又要赚钱，还能表达自我，你就是好样的。”（《张艺谋的作业》）
他曾在《十三邀》里说，他不太爱惜自己羽毛，不太精心打造自己的品牌。许知远问他，没有超越时代的欲望吗？“没有。你还想超越时代？你能把你这事儿做好就不错了，你超越谁时代？你放心，人走茶凉。（年轻时候）也没多想，真没多想。人的命运常常就是这样子。”
庞丽薇常想着帮张艺谋把手稿留好，他手一挥，“不用留着，我没有那么伟大，等我死了以后这些东西也没有人看。”庞丽薇说，“他成就感极低，永远觉得自己还没有达到标准。”
他守的理儿也是手艺人的理儿，他相信，如果当初考上西北农学院畜牧专业，他如今可能在内蒙古，是个兽医，也会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很专注。
老辈儿人所谓的“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他只挣导演片酬，不对赌，“印象”之后也没在上市和股票上挣过一分钱。当年筹备北京奥运开幕式，有个品牌想找他代言，给1个亿，“绝对是天价”。庞丽薇兴奋得凌晨两点跑到办公室等他开会到天亮，等来的是他瞪着眼睛喊，“我不为五斗米折腰。”“导演，要是五斗米，我就不在这儿等到天亮了。”“那他们现在不就是觉得我是奥运开幕的导演吗？”“那当然是了。”“那不行，这是国家给我的，我不能拿这个去做这事，大家都会认为我是为了钱。”“那谁接广告代言不是为了钱呢？”从那以后庞丽薇再没跟他谈过任何广告代言的事儿，至今将近15年了。
春非我春，秋非我秋
“在中国拍电影，就是会有遗憾。开玩笑。其实，全世界导演都会有遗憾，商业的，或者眼高手低，各种原因条件限制，总是有遗憾。我也经常会想，电影如果能重拍一次，当然是很棒的。下一次，下一部电影也许遗憾会少一点。”张艺谋说。
在庞丽薇看来，张艺谋是个自审性很强的导演，不会恣意而为，也特别为投资方考虑，一直提醒她控制预算。有时候面对各方来的意见，庞丽薇坐那儿想哭，“哎呀，我们怎么改啊”，而张艺谋早开始去想怎么能四两拨千斤的方法。
史航提起大气候，觉得张艺谋和国外的导演不在同一片天空下，对于人家来说，可以飞到一万米、九千米，而如果他永远是十米之内低空飞行，会撞到多少东西，也更容易遍体鳞伤。
他被视为开了中国电影的两个时代——“第五代”获得国际三大电影节最高奖，以及商业大片时代，但也在许多时间里处于骂声中。“你能征服全世界，但不能征服自己的家乡”，这是黑泽明的话，他的遭遇和表述，很让张艺谋触动。但他最常念叨的，还是黑泽明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时说的，“我今天还在学习拍电影”。
头些年，张艺谋对庞丽薇说，等我70岁的时候，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老导演”了，就对你没有那么多要求了，就都是夸了，毕竟“老艺术家”们都是被夸的……如今，他70岁了。
和舆论批评相比，时间是更让人敬畏的对手。
去年，斯科塞斯拍了《爱尔兰人》，有影评说，电影纵然好，但终究和当下的时代没什么关系，也就不会有《好家伙》《教父》当年的影响。联想到《一秒钟》的语境，史航觉得，春非我春，秋非我秋。光线变了，阳光普照的时候，你的作品纤毫毕现，斜阳时，就是为知音所赏，没有那么多人来。达斯汀·霍夫曼演的《杜丝先生》里，剧作家有句台词：我他妈以后就开一个只有在下雨天才开放的剧场。“冒着雨来的才是我的观众，这很傲娇。张艺谋可不这样。但是，雨毕竟已经下了。”
“好的电影是一个礼物，但是观众有权决定是否拆开。以往的观众喜欢接别人给的礼物，surprise，它超出你的想象，你要离开自己的舒适区，去观赏，还要看说明书。但是现在的观众更习惯收快递，我自己下的单，知道是什么东西，我昨天在吃，今天再要，我在我的舒适区里头，一步不挪，一动不动地继续享受。所以，收别人礼物的时代和拆自己快递的时代，是两种时代。”史航说。
到了《一秒钟》，一部关于“看电影”的电影，背景是他和这些老伙伴们共同经历过的“文革”时代。张艺谋对邹静之说，“格局很小，没有流行的那种戏剧性，贫瘠年代看电影的兴奋和满足，通过‘胶片’的不断‘转动’，传递一份情感，让我特别迷恋。”
“这是我第一次有一点儿想给自己拍部电影。”70岁了，拍电影40年，这样的个人心声由张艺谋口中说出来，仍透着十分的克制和慎重。
张艺谋找回了与他合作最久的主创们，合作40年的声音指导陶经、合作20年的摄影指导赵小丁、合作13年的编剧邹静之、合作15年的文学策划周晓枫、合作31年的剪辑师杜媛、合作31年的剧照师白小妍、合作20年的场务组长徐孝顺……
对于一个日常生活稀薄、没有娱乐、没有饭局、不擅唠家常、只有在工作中才喋喋不休的人来说，友情与陪伴也是在工作中实现的。庞丽薇理解张艺谋那种疏于人情世故，大脑被工作挤满，又在合作上极度长情的情感方式。这种性格也许随了生活中少言寡语、说一句是一句的父亲。23年前，父亲跟他说把烟戒了吧，他就再没抽过。
张艺谋曾对史航分析自己，“我想谁吧，就希望大家都在这儿，但我凭什么让大家都在这儿？我又不会开party。那我就一个办法，我就赶紧再弄一个电影，一个电影完了赶紧再弄个电影，大家就过来了。”忙下一摊，是跟他想见的人相见的唯一理由，而相聚也统统被他变成了工作。
张艺谋在片场
拍摄的时候，张艺谋盯着监视器的那种眼神，让赵小丁确信“一幕一幕的，都在他脑海里边儿”。赵小丁觉得，合作20年来，《一秒钟》是张艺谋拍得最笃定的一部电影，没有任何的犹疑和反复的试验。他拍得很克制，把颜色的饱和度抽掉了30%，一个接近自然的色彩还原。沙漠的光线、明暗很容易拍得很美，但张艺谋不要沙漠的美感。电影里放映《英雄儿女》，他不要数字投影，而要那台松花江5501型35毫米老放映机放出的胶片影像，观众们脸上的光影也只要荧幕的真实反光，不要任何打光。在剪接室看张艺谋一场一场顺镜头，赵小丁也感受到微妙的不寻常，总之“很有感觉”。
对陶经来说，这次是用最高的声音技术和老哥们儿一起做一部文艺片，全景声，64个声道，有的声道做风声，有的做草声，有的是虫子，有的在切菜，有的吃面条，十几个轨是近处的群众，十几个是远处的，摩托车、大卡车、自行车、拖拉机的声音，农妇训孩子的大嗓门，远远飘着的天气预报的声音、敦煌电视台的广播、新闻简报的声音蒙太奇、不断变化的与电影内外观众共情的《英雄儿女》歌声……最特别的是胶片大循环的声音，用肥皂盒、线轴、小板凳等很多声音元素做出来。“张艺谋是靠非常具体的东西来释放一种电影语言，人生当中的一秒钟一圈一圈地循环转（电影里张译饰演的逃犯一直在追寻死去女儿一秒钟的影像）。老谋就跟我说，轴，它一直在转，做出反复在心里‘咯噔咯噔’挥之不去的声音。”
拍摄间隙，张艺谋难得地和场务组长徐孝顺聊闲天，“小徐（其实他已经50岁了），你必须要跟到我最后一部戏，哪怕我那时候90岁了，你70岁，拍完最后一部，我请你一家人到北京来玩一趟。”20年前，徐孝顺从农村出来打工，在片场搬东西，张艺谋把他带成专业的场务组长。几年前，徐孝顺在老家重庆开了个养猪场。张艺谋听说后嘱咐他：你猪也养，电影还是照常跟我拍。后来听说《悬崖之上》的场务组长就是徐孝顺的儿子，他很开心，“那好那好，小徐不想干了，也后继有人了。”
史航相信，张艺谋拍电影有点像燃起一堆篝火，让人寻着火光而来，而《一秒钟》是找最久的朋友，一起致敬最初的恋人——就是电影。“老朋友都来了，发现‘你还惦记她呢’，是这种感觉。”
有人看完《一秒钟》想起托纳多雷的《天堂电影院》。但张艺谋的青春时代显然迥异于《天堂电影院》的况味，如他所说，是“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故事，政治和苦难都是既远又淡的背景，有一点《活着》的意思，也有点儿冷幽默”，也是他为《一秒钟》配曲所写的歌词的况味：一个回家的人在路上，他看到黄河很长，他看到长城很长，耳边的花儿伴着他回故乡……半客观、半主观地远远飘在电影的风沙里。
而张艺谋更喜欢的电影结局，应该定格在胶片被沙子埋掉的那一刹那，一切戛然而止。黑屏，开灯，电影回到现实。
◦ 封面图源自视觉中国。如无特殊说明，文中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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