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的演讲,“我的女儿正势不可挡的成为一个普通人”,仍在家长中刷屏。今天谈谈诸多争论中被忽略的核心议题,教育和阶层流动。

刘瑜的孩子,大概率不会是一个普通人。
北京人,父亲北大港大毕业,母亲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父母分别任教清华和人大,这些背景就足以秒杀99%的同龄人。
她现在在读清华附小,北京孩子的第一道关,幼升小,已经绕过了。
对口中学清华附中,海淀区11所示范性高中之一,每年光进入清华大学的学生就有五六十个,一本录取率基本是百分之百。
这一点,绝大部分北京家长望尘莫及。虽说北京普高录取率很高,但考进示范性高中也只在50%左右,只有一半孩子能进好一点的高中。
而在深圳这样的城市,只有不到一半的孩子,能考进普高。
北京深圳尚且如此,其他地方,优质教育资源就更紧张了。
这是广大家长要“鸡娃”的原因,如果不努力,初中毕业,孩子就要成为“普通人”。
如果刘瑜的女儿想出国留学,申请最重要的推荐信,北大清华的叔叔阿姨教授们,随手就能给她写几封。
所以,在孩子教育上,刘瑜夫妇所拥有的资本,远超绝大部分中国家长,包括很多官员和企业家。

最让我惊讶的,是她演讲的核心,也是她的教育观:让广大孩子成为“普通人”,甚至成为“懒汉“的价值。
这点让我如鲠在喉。
因为她在呼吁阶层固化,否定教育对阶层流动的巨大作用。对广大家长来说,这是非常危险的导向。
中国家长们对教育的疯狂投入,一部分是对跨越阶层的渴望,另一部分是对掉入底层的恐惧。
但这也是全世界家长的共识,中产是非常脆弱的阶层,向上流动的路异常艰难,但滑向底层的大门随时敞开。
来看OECD(经合组织)2018年发布的平等和社会流动的报告。发达国家在过去4年间,1/51/7的中产,不幸滑入了底层。
滑下去之后,再爬上来就很难了。
Nordic countries (北欧国家,丹麦、芬兰、挪威、瑞典、冰岛等),只需要两代人,就能让底层孩子爬入中产;但在欧洲大陆,需要五代人;在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国家,需要9代人。
在中国,经合组织的测算,最底层的10%,需要7代人的努力,才能爬到中产。
教育是普通人挣脱泥泞的底层,往上爬最重要的手段。刘瑜所不屑的弹钢琴等课外班,在OECD的报告中,都是提升教育非常重要的手段,用来拓宽学生视野,增强其全方位的素养和能力。
良好的教育太重要了。平均来看,父母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孩子,只有15%的机会进入大学,而一方读过大学的,就有60%的机会上大学。
大量研究显示,向上流动,能显著改善人的生活品质。一个上过大学的男人,比他的未上大学的同伴,要长寿8年,女性则要长寿4年半。
往下流动则相反,伴随的是无望、压力、毒品甚至犯罪。
美国就是一个巨大教训,随着产业升级换代,没有受高等教育的人群,和受过教育的差距拉的越来越大。被放弃掉的孩子,大规模的直接从校园到了监狱。
所以,普通人不是不要奋斗,不要鸡娃。而是要科学的奋斗,科学的鸡娃。从全世界吸取优质的教育资源,用科学的方法学习。
刘瑜应该呼吁增加教育的“社会流动梯子”作用,譬如普及高中教育、普及学前教育、全民免费医保等,减轻家长负担,增加普通人的上升通道,而不是呼吁家长们放弃努力,就此认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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