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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自然通讯》刊载了一篇题为“The association between early career informal mentorship in academic collaborations and junior author performance”的文章。该文章提出，在学术合作的导师制中，增加女性导师比例，不仅会降低女学生今后职业的影响力，也会减轻女导师的学术影响力。
该团队称，这一研究结果是分析了微软学术图表数据集“the Microsoft Academic Graph (MAG) dataset”中2.15亿名科学家和2.22亿篇论文后，基于300万对导师学生搭档抽样调查的数据而得出。调查范围涵盖生物学、化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学、工程学、地质学、材料科学、医学、物理学和心理学10个学科超过一个世纪的研究。
该研究团队分别分析了女导师指导女学生和男导师指导女学生的不同情况后得出结论，女导师指导女学生会平均损失18%的导师论文引用量，从而影响女导师的学术影响力；而对男导师来说，则不会受到学生性别的显著影响。
与导师合著论文，特别是当导师是学术权威的时候，作为初级研究者的学生在接下来的职业生涯中，其研究成果有更多被引用的机会。“虽然有研究表明，女导师会增加女学生留在科研工作中的可能性，并为她们提供更好的职业发展前景。但此类研究通常会将女导师的学生与没有导师的学生进行比较，而非与男导师的学生进行比较。我们的研究表明，从事科研的女性在男导师的指导下会获得更多的收益，而不是有同样影响力的女导师。”文章作者表示，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从历史上看，男性科学家比女性科学家享有更多的特权和获得资源的机会，因此能够为他们的研究提供更多的支持。”
该结论的提出，一经发表立即就受到了来自学界四面八方的猛烈抨击。很多科研人员表示对这项研究和刊登研究的杂志表示愤怒和失望。他们认为，把科研效果与研究者的性别联系起来，显然带有明显的性别歧视嫌疑。
  • 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奥娜•卡贾（Oana Carja）在推特上反讽：“感谢这一研究提醒，性别歧视至今仍激励着我们！”
  • 华盛顿大学的生物统计学家丹妮拉•维滕（Daniela Witten）辛辣地指出：这一结果并没有怎么体现出性别对导师制的影响。反而提醒学界，科研人员应该好好做做统计学方面的功课。
  • 洛克菲勒大学和霍华德休斯医学院的莱斯利•沃斯霍尔（Leslie Vosshall）则直接“喊话”《自然通讯》杂志，有“道德责任”撤回这篇文章。
《自然通讯》对此负面评价反应迅速，称“坚决支持科研中的性别平等”，并宣布对这一论文进行“优先”调查。在该论文链接中，编者提示，负面批评主要针对的是作者对数据的解释，即性别在初级和高级研究人员之间的指导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这种影响削弱了女性导师对学生的影响。
目前虽然期刊还没有对这一研究结果“盖棺定论”，但是基于在性别上“不良导向”的影响，该文章仍有被撤稿的风险。
因涉嫌性别歧视而遭撤稿并非没有前车之鉴。今年2月，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李忠秋在爱思唯尔Elsevier旗下的权威期刊Biological Conservation上发表了题为“Where there are girls, there are cats”的研究论文，将流浪猫种群破坏区域生态环境与学校女生联系起来，被学界认为是歧视女性，将破坏生态的“罪名”强加给女性。虽然研究者解释，这是读者对研究成果的过度解读。但迫于舆论压力，文章发表4天后就被匆匆撤稿。最终文章是否属于性别歧视，出版方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
不仅如此，化学期刊《德国应用化学》曾刊登了一篇内容涉嫌性别和种族歧视的评论性文章，即便期刊随即撤稿，却仍导致了该期刊的16名编辑委员联名辞职的后果。可见，在涉及敏感话题上的研究，科研人员还需慎重再慎重，不能只考虑研究结果，更要兼顾社会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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