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五年蘑菇后，MIT教授在沼泽里办展

立陶宛艺术家，MIT艺术、文化与技术项目副教授，跨学科实践Urbonas Studio创始人之一，致力于通过艺术实践改变城市公共空间与集体印象，关注当代生态、社会、政治与文化危机等议题。著作《Public Space? Lost and Found》于2017年在MIT出版社出版。作品曾广泛在圣保罗、柏林、莫斯科、威尼斯等地双年展与各大当代艺术展览中展出。

威尼斯双年展的历史背景

沼泽展馆

沼泽学校的灵感与雏形

坏沼泽？乌托邦？自成体系的生态系统？

建造沼泽学校

我会先有一个问题，关于整个大背景。如果不是在威尼斯，沼泽这个概念会产生吗？它是从威尼斯的这个大环境里面萌生出来的，还是一个你在来到威尼斯之前就已经在思考的东西？

并不——你的问题完全切题，在切中我们的想法上。显而易见，威尼斯是一块沼泽地，所以我们的项目应该表达到这一点。威尼斯本身就是从一个特殊的环境中产生出来的，一块不可能之地——我之前所提到的，一块持续下沉的土地。但除此之外它还有更多层面的意义，这个地方能让我们批判性地看待展现国家的形象这件事。这和当下的环境密切相关，我们正面对着多方面的危机，人类的危机，非人类的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人类内部的危机，文化冲突的危机——又一次，我们看见了危机的叠加。在这个方面，沼泽则可以说是一个很有教育意义的比喻，而且把威尼斯也放进这个语境的话，它对应的是浮在沼泽表面的——我们的危机表面的一条船的一个地方。但当然，沼泽学校也能处在其他地方。我们在威尼斯建立的沼泽学校是一个初始阶段的东西，一个出发点。也许沼泽学校可以移动到不同地方，如果出现了这种技术的话。另外，我们还有这本指导制造沼泽的手册。我们之所以称它为手册而不是书，是因为我们想表达这些迥然相异的介入手法，艺术上的或者是设计上的，它们可以相互借鉴，并且在不同环境下被重新定义和运用。

我这样问是因为我也很好奇，你刚才展示了一些你们在沼泽里举办活动的照片，这是你们尝试在重现，还是在重塑沼泽的这种状态？你们把它看成是重现原始，还是创造不同？是在尝试重现这种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的状态？威尼斯现在很整洁，很难发现沼泽的痕迹，你只能刻意地寻找它。我很好奇你们如何面对这个问题，尤其是你们会把自己“弄湿”到什么程度。

威尼斯在游客眼中的形象其实不完整。我们在沼泽学校的第二个阶段就是在一个风景如画的岛屿上开展的。威尼斯有很多小岛，我们研究它们，不仅是那几个主要的岛，而是更多聚焦在其他树木覆盖的岛屿上，并发掘它们怎样影响着人类城市的历史。它们为现代城市带来了非常多的建筑类型，比如聚居区（ghetto）在威尼斯诞生，医院（ospedale/hospital）也在威尼斯诞生，疗养院（quarantine）也是。这些空间都有典型的威尼斯特色，都受制于岛屿地形。有个惊人的发现是一个垃圾形成的岛屿。实际上，有几个岛屿是纯粹地被用这种人为的方式所造出来。现在我们到那里去，站在垃圾中间时，我们对它产生了一种更真实的感受。而站在这个岛上回望威尼斯，我们又能更清晰地看到它的地形。

威尼斯现在就像一个人工的仿像（artificial simulacra）*，对不对？在里面没什么是真的，而且这个仿像做得还不是很精良。然而现在我们处在真实的垃圾里，它催生了一个繁复精致的生态系统，有植物，有动物，有任何制造出来又被丢弃的东西，而后再生产、再丢弃。在威尼斯里外有这样隐藏的地方。然后就是我们，我们把这上面的生物，也可以说是“宠物”，带到我们的培养基地去。这也是在尝试把它们和本地生态系统联系起来，这是超出一般游客对威尼斯的认识的。

Q

我觉得有一样关于沼泽学校的东西是重要的，就是它两栖的特质，这个特质是我们一直试图贯彻和推进的，一种激进的跨领域能力——也许不只是激进，用试验性会更合适，不过我们确实在激进地废除学科边界。在传统教育中，特别是费用高昂的学校——学费，生活费，诸如此类——我觉得学生都在承受压力。他们很卖力，试图从他们接受的教育中攫取最大的收获。课程安排上的要求不允许他们随意选择课程，因为要满足专业的要求；你要选一定数量的课，不能多不能少，诸如此类。在某种意义上，这阻止了他们去重新建构和探索知识，而这种知识很多时候正处在跨领域的边界。

另一方面则是沼泽学校和自然联系得十分密切。我们的设想就是建一所离自然很近的学校，于是在我搞不懂一些事的时候，我可以走进自然去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我也可能会发现新的问题。但如果我们坐在传统的教室里，我们就不会把我们的脚探进污泥中了，不是吗？所以说我们单纯只是希望带来这种体验。我们可以坐在教室里谈论如何走出人类的舒适圈去走近非人类的物种，但我们要如何实际操作呢？你需要时间和场所。

还有一件事，是跨学科和跨文化的“沼泽化”。现今每所学校的师生职员群体都有多元的文化背景，但更有意思的是把每间学校视作不同的文化，然后把它们放在一起。上周对于我来说是很混乱的一周，我们在进行着沼泽学校的第三个阶段，共享主义(commonism)，不要把它和共产主义(communism)混淆了。有九所学校参与，有来自安特卫普的社会学博士生，有来自纳帕的视觉艺术与策展专业的学生，来自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艺术家，布鲁塞尔的表演艺术专业的学生，MIT建筑与城市研究的学生……我不一一列举了。非常有意思，每所学校带着他们自己的特质和文化。这是一次独特的体验，他们可以相互对比在不同学校做学生的经历，也会对比彼此的校园文化。不管他们学校有多好，总有一些地方是不足的。沼泽给了他们这个机会，让他们“渗透”出各自的边界。

我并不会感到直面这些传统教育条条框框的压力，毕竟某种意义上MIT给了我们这个机会去体验这些，并支持了我们的项目，我要感谢它。但不同组织和机构之间的张力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在威尼斯里也是这样，你很明智地揭示了双年展首先就是一个特别的机构。它本身的历史就带有维持特定的政治地理图景的倾向，还有它对威尼斯这个场地的表现，还有很多展览之外的东西，当然这并没有什么问题。它也和旅游业结合在一起，比如旅客住的airbnb，创造出一些“威尼斯”风格的场景。它还和无业者与流浪者有关系；和作为一座城市的威尼斯，作为一个环礁湖的威尼斯，一个亚得里亚海边上的地方，都有关系。这些特质使我们决定在项目中密切关注上述的这些现实。

Q

这是个很有挑战性的问题……不会，我会诚实地这样回答（笑声），因为我还挺喜欢它这样的，我会告诉你为什么。在和规划学者、城市研究学者等等多个学科的人合作时，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得把个人偏好搁置一旁。一个建筑师组织，立陶宛和威尼斯的青年建筑师组织，他们希望我们在项目中展现立陶宛的特质，可能是希望让建筑师这个行业发声。我们还有一位很大胆的理事Pippo Ciorra，他展现出了一位建筑策展人的典型特质，那就是密切保护着建筑学的领域不受艺术、哲学、人类学、社会学、性别研究等等学科的污染。然而作为一名艺术工作者，我们的工作本来就是去“污染”其他的领域。我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入侵他人领地的人，游走在不同知识领域之间的走私者。入侵者总是对边界不管不顾，对领域的范围限制不管不顾。如果用手来示意的话……比如一根根的手指是不同的领域 ，那么艺术并不是一个领域，而是一个联结所有领域的存在，就像掌心。于是你很容易发现，我在一个被人一直拿枪顶着脑袋并且逼问说建筑在哪里的境地里，这让我上半年的人生过得很艰难（笑声）。我们搭建理念时参照的学者很大一部分都在建筑学领域内，比如说Juan Downey，他研究看不见的建筑；Robert Smithson，虽然他不是以建筑学家的身份闻名，但他的贡献在于建立场地内外之间的空间联系；还有Yona Friedman，他建成过一栋建筑，一所在巴黎的学校，唯一的一栋建筑，但他是一位建筑历史中很重要的人物，更准确地说是在教育理论的历史中。还有其他人。但具体说到我们在沼泽学校里面的建筑师和导师们，比如说Atelier d’Architecture Autogérée的Doina Petrescu和Constantin Petcou，还有Aroon Puritat和Land Foundation Bangkok的Rirkrit Tiravanjia，还有杂志的作者。他们都是很典型的渗透着领域边界的实践，而且诚实地讲，我认识他们是在艺术领域内，并非建筑，是他们让我变成了一个对建筑感兴趣的艺术工作者。所以说如果我真的要在艺术双年展继续这个项目，它会有哪些不一样呢？我想我也许会把它的模式做得更极端一点吧，在视觉艺术这个领域内。我想沼泽学校的三个阶段总共有71位参与人，在这之中有10位是建筑师。所以在艺术双年展中，我想可能在71位参与者里面有10位是艺术家（笑声），剩下的可能是建筑师、设计师、建筑工程师、程序师……你能想到的所有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