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疯姥爷的眼里见证那个时代

题图电影《归来》来自网络

在他敲响钟声的那一刻，似乎是要向世界宣读，而他轻声细语，又只有自己才能听到。

疯姥爷

文/苍须

儿时的记忆里，姥爷总是穿着蓝色的粗布长褂，瘦高的个子，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从乡下走二三十里路，来到我们在小镇的家。

常常是放学时，走在街上，突然看到前面一个穿长褂的身影，两手背在后面，是姥爷。只要在人群中认出他，我就立即捂着书包飞快地跑回去，向妈妈报信，姥爷来了。显然，姥爷的到来并不怎么令人欢喜。

每次来，他必会做一件事，敲钟。

先拿起妈妈办公用的蘸水笔，在干净的纸上工工整整写上字。我曾悄悄站在他背后看过，字的一撇一捺都很开阔，竖排繁体字，年幼的我一个也认不出。写好后就该去敲钟了，钟挂在食堂门口，是师傅通知开饭用的。姥爷拿起平放在钟上的抓钉，铛铛地敲了会儿，就开始念纸上写的东西，声音并不大。

常常会跟出来，站在门口远远看着。有时和小伙伴们在院子里玩耍，听到钟声，大家停下来，看一会又吃吃笑一会。

姥爷每天都会敲钟，在家时，就去村里的小学敲。学校在村前的小山上，钟挂在校园的树上。表姐带我去时，我看见姥爷走到树下拉铃、念读的身影。

敲钟似乎是姥爷唯一的表达方式，很少见他说话，每次来我家，他不会亲热孩子们，我们也不怎么理他。

有天晚上，妈妈出去打牌了，爸爸下乡没有回来，巨大的雷声把我从熟睡中惊醒，我连忙起床，惊恐地走到外间。煤油灯亮着微弱的光，姥爷坐在竹床沿上，还没有睡。外面雷雨交加，我犹豫了下，爬上竹床，在姥爷背后蜷缩着躺下来。他坐着没动，嘴里小声咕哝着什么，听起来很温和。很快我就睡着了。这是我第一次接近姥爷，多年后回想起来，雨夜的景象竟那么清晰、温暖。

记得小时候去姥姥家，姥爷常在稻场打草腰。稻场下临深溪，地势较高。姥爷就蹲在场边，用稻草编粗草绳，饭好了，家人就去喊他回来。后来不怎么出去了，他就呆在他住的柴房里，总是靠床边蹲着，要么沉默，要么自言自语。

姥爷为什么会疯？谁也说不出确切的原因。只道他年轻时脾气犟，性子直，又肯做，做多了难免指责抱怨，兄弟们没少打他。后来虽然疯了，倔强的个性却还保持着。

姥爷生于上世纪初，鄂北人。家族是村中大户，幼时读过私塾。家中姊弟四人，大姥爷是保长，个性较强。小姥爷爱抽大烟，疏于耕作。姥爷虽勤于务农，但性直且拙，看不惯时就会骂人，兄弟间并不融洽。

姥爷是在有了两个孩子之后发病的，刚得病那两年，他常常往外跑，也没有人去找他，过段时间他会自己回来。姥姥是孤儿，自小在舅家长大，姥爷发病时打了她，她就掂着小脚回舅家住上几天。后来孩子多了，也就耐受着。

姥爷多数时候是明白的，家中四个孩子要养活，全靠他种庄稼维持。他干活特别卖力，总是天不亮就到了地里，天黑才回。力气也很大，挖地时一锄头下去，就是满满一锄泥土。给高粱打叶的时节，需摘掉部分叶子，以使高粱及早成熟。姥爷一进高粱地，就会忙得忘了吃饭。正值夏季，日头火辣，我母亲去喊他，就见他一脸的汗和灰。

有一天，姥爷又在地里忙到天黑，却不料被蝎子蛰了手。回到家，姥姥做的锅贴馍又白又长，姥爷顾不上疼地拿了一个，可是每吃一口馍馍，就会重重地吸几口气，嘿哟地叫一声。

抗战时期，他好几次带着家人逃难。说是日军要来，村里人便都拖家带口、牵牛拉驴地往几里外的山里去。姥爷抱着小舅，牛背上驮着铺盖、干粮，没有地方可以投宿，便住在深沟。然而每一次躲难，都不过是虚惊一场。

姥爷也常常闯祸，并因此受到责罚。他曾因斥骂前来征收公粮的人，而被他们绑在树上。又曾因放掉秧田的水，被兄长吊打。这是是解放前，姥爷在劳作与磕绊中度过了他的前半生。

解放后，姥姥家又买了几亩地，姥爷仍像往常那样勤于劳作。大舅彼时已经当家，成了家中的主要劳动力。又过几年，姨妈出嫁，母亲去了县城工作，小舅也长大了。姥爷身上的担子轻了很多，闲下来时，他就坐在大门外的红薯井上自说自话，一个人，也说得热热闹闹。自从疯了后，姥爷便很少与人交流，就只叨唠自己的。

生活的轮辇在坎坷中继续行进。随着土地从私有向公有转化，姥爷疯得更厉害了。没有了自己的田地，姥爷似乎很不适应，谁喊他出工，他就骂谁。对于姥爷而言，出工也就成了可去可不去的事情。

大姥爷家的舅舅和姥爷同住一个院子，有一天，他家的两间草屋被烧，屋内襁褓中的婴儿未能幸免于难。舅舅报警，警察带走了姥爷。失火那天，只有姥爷没去出工。人们也都认为是姥爷放的火，数年前，他曾被大姥爷一家吊打过。

姥爷为此坐了近两年牢，后来因是疯子而被释放。紧接着，在城里工作的姨父与姨妈离婚，姨妈带着两个年幼的表哥回到了姥姥家。他们刚来不久，农村就开始吃大锅饭了。起初没有两个表哥的份额，姥姥私藏了两袋小麦，才算勉强维持了下来。

这一年（1958），男劳力出去炼钢铁，秋收时人手不够，农作物减产了很多。棉花白花花地散落在路上，花生密密地遗留在地里。加上大锅饭起初吃得浪费，次年春就没了粮食。食堂很快解体，饥荒来了。碗豆秧、榆树叶、草根，什么都吃。

有一天，姥爷去地里扯了很多很多的红薯叶，姥姥把红薯叶煮熟、晾干、收起。每次取出一些，掺一点面，做成馒头给孩子们吃。大舅在外面修铁路，活儿很重，却顿顿吃不饱，姥姥便把这样的馒头装了满满一包给大舅带上。

姥爷开荒，在河沟、山脚种麻，种南瓜。他种的麻杆长得很粗，南瓜长得有半米多长。把南瓜切成块，蒸熟，就可以当主食吃了。

可姥爷毕竟是个疯子，姨妈出工很晚才能回来，一岁多的小表哥哭个不停，姥爷哄不住时，有次就把怀中的孩子直接丢出，孩子在地上打了好几个滚。

大概自出狱后，姥爷便开始敲钟了。有时正在锄地，突然扔下锄头就去学校敲钟。他写东西，没有纸时，就把字写在布上，姥姥织的布，他会一块块地撕下来用。敲钟时念，有时去村里的会上念。大姥爷家的三舅是村支书，他正讲话呢，姥爷去了说，我来讲几句。三舅眉头一皱，但又不好说什么。姥爷拿出他写的东西，就对着众人念起来。

姥爷进入了最疯癫的时期。我家在县城，近60里地，他三天两头地走去。有时晚上出发，天明就又回来了。

有段时间，他怀疑姥姥跟别人好上了，便天天跟着姥姥。姥姥去附近的水边洗菜他也跟着，紧紧跟着，以至于把姥姥的鞋子踩掉了好几回。可越是紧跟，姥姥便越烦他，然而又哪里摆脱得掉。姥爷发病时，受到伤害最多的便是姥姥。他总是忽地走到姥姥跟前，扬起巴掌就是一下，然后若无其事，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为了维护自家利益，姥爷仍会不时闯祸。一条溪流，经过姥姥家的菜园，经过堰塘，绕过稻场，向着更远的地方流去。为了浇灌东边的稻田，人们便把水拦住，向东边引流。溪水回流淹没了姥姥家的菜园，姥爷便一次次把坝埂扒开。人们找到家里，家人也很无奈。

姥爷常常在稻场打草腰，在那儿呆久了，他发现下临溪水的地很肥，常年飘落的谷壳滋养着那片几近陡直的土地。姥爷除去杂草，撒了些麻种，麻秆苗很快长起来，油绿的一片。那时不许私自开荒，而且稻场地形特殊，挖锄会造成土壤松动。人们看到后说给队长，队长找到大舅，大舅拿着锄头就出门了。

稻场边，一棵棵青苗被连根刨起，正在打草腰的姥爷一抬头看见，他扑上前去，怒骂、抢夺。大舅自是不让，撕扯中，姥爷被大舅一把推倒，头撞在石碾上，顿时失去了知觉。

大舅也是不得已，当他一次次向找上门来的人们解释姥爷是疯子时，人们说，疯子还知道打红薯叶。他们也许不知道，疯子对孩子的爱和天下父母是一样的。不幸的是，没过多久，大舅患了急性脑膜炎，在抬去就医的路上死去。姥爷大哭，他也知道伤心啊。

之后，小舅成家。姨妈也在数年后与姨父复合，带着表哥们回到了婆家。然而那些年抚养孩子的艰辛，姥爷一一亲历，他无法原谅姨父，只要见到姨父，姥爷就会破口大骂。姨父来时，总躲着他，他若听到，必然追出去。他爱他的儿女，他不会表达，却用这种方式表现了出来。

姥姥家正对着村前的小山，中间隔着一大片庄稼地。门前不远处，是一小片竹林。出门左走，有一个磨坊，一头蒙面的驴子拉着磨，常年不停地转啊转。向前走到水边，先是一口井，村里人都从这里挑水回去吃。井下是个一米见方、叫做“沁水坑”的小池，水从井里沁出，浅而清澈，冬暖夏凉，是人们洗菜的地方。沁水坑下面，有一个水塘，人们在这儿洗衣服，群鸭在这儿嬉戏。

顺着水边的路继续朝前，走不多远，就是稻场了。姥爷常在这儿打草腰，打好的草腰盘成卷，一卷卷堆在身边。他编的草腰粗而密实，人们都会悄悄地拿了回去用，常常是先一天编好的草腰，第二天就少了很多。姥爷打草腰太多，手都磨出了血，家人不让他去，可他不听。

曾经在这里，姥爷因开荒种麻被捆过，因扒开坝埂被打过。在这个小村庄，孩子们曾经跟在后面，“三疯子，三疯子”地叫他，有时还拿石子丢他。

那时的他，像频频喷发的火山，亢奋、不知疲倦。有时会释放破坏的力，为了对治这力，他也遭到了诸多伤害。

而今火山平息，他老了。他依然去秧田拔秧、栽秧，依然忙到天黑才回。他回来时，腿上吸了很多的蚂蝗，他竟不知，表姐就帮他一个个拽下来。

后来姥爷干不动地里的活儿了，就只打草腰，就只敲钟。敲钟前必先写字，具体写的什么，已无从得知。在他敲响钟声的那一刻，似乎是要向世界宣读，而他轻声细语，又只有自己才能听到。

姥爷常常走来我家，无论是在远些的县城，还是近些的小镇。他最后一次来我家时一病不起，我曾看到妈妈扶他起床小便的背影。病成这样，是再不能去敲钟了，这日日要做的事情，今后再不能做了，他该怎样去适应呢？而在那钟声里，那一个个我不懂的字里，又寄托着他怎样的情感呢？

这之后，姥爷仍尝试走来我家，却只走了七八里地，就倒在了路上。小舅用板车把他拉了回去。他这一生，用脚步丈量土地，走过多长、多远的路，现在他再也走不了那么远了。

姥姥、姥爷同龄，1983年，79岁的姥姥先行离开，看到这个相伴一生的人离去，姥爷哭了。次年，姥爷去世。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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