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C．GeorgeFry
赵中辉  译
原载《信仰与生活》1971年10—12月
编辑排版／随手君（ID：suishouchuanfuyinjun）
北美的教会正处于布道的危机中。教会不奋兴，多数的礼拜堂里都有空板凳。大宗派的教会人数每年递减。去年头一次天主教在过去二十世纪中报告在美国的教友人数下降。在几年教友人数逐增之后，美国信义会在一九六九年发觉受洗的人数，在过去十年来初次缩减。在一九六八年，圣公会(EpiscopalChurch)自从一九四七年以来是人数最少的。据一九六七年统计美国联合长老会(UPUSA)在两年内失掉了五万教友，从国外召回了三十五位宣教士，要他们在国内传道。这一切都证明美国正处于属灵的不景气当中。
造成教友人数递减的原因是什么呢?有人说是因为人吃避孕药与减低生殖率，又有人说由于敌对的文化气氛，并下一代的堕落离开教会，还有人说是进入教会太难，教规不易遵守，仍然还有人说物质生活的繁荣，冲淡了人对灵性的追求。原因是内部的，不是外部的。耶稣说，“阴间(死亡)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祂又说，“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太16：18；10：36)。基督的意思是说基督教的信仰“总不能因受到外部严重的攻击而被打垮，它真正的仇敌，乃是那些以为是它朋友的人，它的危险不是仇视，乃是不忠，不忠是由内部开始的”(基督徒宣言，P．11)。或许教会的讲道是不劝化性的，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的不忠心，使神学与传道脱节。传道若无纯正的教义，则沦于无知的热狂，神学若无选召人悔改的实际目的，则退步到不负责任的怀疑主义。这种情形的结果就是一种在理智上既非纯正，感情上又不满足的信仰。
一位国际联合通讯社UPI的编辑卡赛尔(LouisCasels)说，“大众不再关心宗教是因为人们不喜欢听到‘什么是不可信的’。他们愿意知道他们能信什么，而且许多教会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他以警告下一结论：“当人们求饼的时候，如果你坚持以石头当饼给人，最后他们连饼也都不要了!”加尔文与马丁路德、韦斯理—样，是头一个现代的传道者，加尔文不但是神学家、教会职员、教授、著者，也是近代教会史中最成功的传道人。加尔文不仅感化了日内瓦城，他也是“欧洲的传道者”将福音主义的信仰，从苏格兰传到罗马尼亚。此项成功是由于他巧妙地综合神学与传道的结果。加尔文是一位传道人的神学家的优美例子，从他的生平事业中，吾人可得以下五点，作为我们今日传福音的鼓励。
小汉斯·霍尔拜因所绘的加尔文肖像
一、加尔文知道神学与传道是并存的，有因果的关系。
在教会史中，神学的进步是传道警醒的前提(换句话说，没有进步的神学，就没有对布道的觉醒。)保罗在亚拉伯有三年之久研究神的话。(王明道先生未出去布道以先，在家念三年圣经)，然后才在马其顿各大城，开始他成功的布道工作。路德在他还没有领受福音之前，他在钟楼的书房里苦研圣经，然后他才把福音传出去，使北、中欧归向福音派的基督教。必须先有神学，然后才有一个信息可传。结果使广大群众改宗而归向福音派的基督教。加尔文的生活所根据的原则是：他先拟定他的神学，然后笔之于书，即“基督教要义”，他引用这部神学作为他见证的基础。
二、加尔文知道个人布道是基督教最紧要的工作。
今天许多神学家，不太注重个人布道，但加尔文相信除了崇拜以外，荣耀神最好的方法就是作见证。所以他将他整个成年生活奉献给神，去宣召十六世纪世俗化了的教会，再恢复它原初的使命——向人传扬基督的信息。他在二十岁的时候就开始传道，在一五三三年，他深深感到神的尊严与仁慈。
加尔文觉得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向人作见证，将救恩提供给他们，以致他们和他们所接触的人不致灭亡。当他初次抵达日内瓦时，他就写了一个问答，为的是叫青年人相信福音，同时也叫会众有一个信仰的表白，叫全体会众作见证。在他一生当中，有五次修改他的“基督教要义”，为的是要达成更清楚、更令人确信的信仰条文。加尔文是一位有紧迫感的神学家，愿意将他所得的福音分享给他所接触的人。
三、加尔文知道教义性的传道是基督教会在社会方面最适合的工作
今日神学家是不太吃香的，可以说是迎风臭四十里。有一个人， 名叫怀德海，英美哲学院的教务主任，他说：“我认为基督教神学是人类最大的灾祸之一，没有什么比基督教神学最不像基督的。就是基督来了，也不明白神学到底是什么。"  所以现在有人提倡社会学，关心社会需要、社会公义，有些教中人士把基督教形容为“无神学的宗教”(religon without theology}  他们以为最适合的传道，是着重社会学而非神学。
加尔文把这种立场予以揭穿，认为是—反自然秩序的。从来没有重生的人，想得到善行是缘木求鱼，因为坏树不能结好果子。惟有好人行好事，而且义人惟独是圣灵借传福音(good news)工作的结果。为了要改良社会，必先改良个人，这意思是神学在社会学之先。社会改革乃是神学宣传的产物。福音传出去，人才改变、社会机构方充满耶稣基督之心肠、仪态与道德。
加尔文方法的效果，在日内瓦城昭然若揭，由于加氏终生致力于神学的研究与圣经的传讲；使罪恶渊薮的恶城移风易俗，有目共睹。苏格兰的诺克斯称赞日内瓦城为“自从使徒的日子以来，是基督在地上最完全的学校”。日内瓦可以说是教义传播与社会改革之间的关系之示范教材。
四、加尔文知道有计划的传道乃是基督教会最普遍的工作。
今日抗罗宗教会在乡间以及社会各阶层布道感到困难。困难的原因都归于传道人不均衡的计划，重城轻乡，有人建议教会，应当改造”神学，使教会的神学信仰能够容纳当代文化的潮流。可是，根据加尔文的传道经验显示出来，我们目前的困难，并非由于传道的神学，乃是由于我们未能把神学应用在传道上。
加尔文深信传福音的神学已广泛应用。日内瓦的见证并非只限于一地一隅，乃是国际性的，由于加尔文的计划甚至派遣宣教士到巴西去!加氏觉得有效的传道策略是必要的，因此，他成为应用的传道神学的著名阐述人。加尔文传道方法的一部分是了解乡村布道的重要性。加尔文消磨他一生的时光在城市中，求学在巴黎，著述在巴色，逃难在斯陶斯堡，牧会在日内瓦。
五、加尔文也知道基督教会最合一性的工作，就是牧会传道。
今日有些牧师仇视奋兴的布道工作。他们恐怕活跃的传道努力会影响教会的合—，而分门别派。这种观念在加尔文的生平中不受到支持。加氏的工作显示，基督徒愈为福音对世界作见证，他们彼此愈亲近。真正的教会合—的必定起源是传福音，而目的是传福音的。由于这种勇敢的见证，加尔文被称为圣灵所差遣的新领袖。加尔文最著名牧会的见证，就是他所著的“基督教要义”。加尔文工作显示了教会的牧养可以按照圣经的方法去实行，以致达成有效的教会联合运动。不论我们是谁，天主教徒，安利甘会友，路德会友、改革宗的人士，或自由教会的传统，都能从加尔文学习为主作见证的新方法，借此，在神学的技巧上，并在彼此相爱上有所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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