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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中辉1916年出生于中国辽宁省开原县中固镇。因父亲纳妾导致家庭分裂，他幼年时与母亲和最小的哥哥一起生活。家人虽然通过当地宣教士接触到了福音，但只有母亲一人是基督徒。

当时东北混乱，土匪四起。家长认为子女早结婚好，所以赵中辉中学还未毕业，就于1932年3月4日与李玉珍女士结婚。他们白头偕老，美满婚姻维持了七十多年。

赵中辉在20岁作圣经学院新生的时候，长子得恩已经出生了。1948年初在广州成立改革宗翻译社时，已育有七个子女，1950年底由香港再迁至日本神户、轻井泽，在那里又添了三个孩子，已蔚然而成十二口之家。十个孩子恰好是五男五女，儿子分别是得恩、天恩、享恩、鸿恩、伟恩，女儿分别是旭光、瑞光、恩光、爱光、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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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焦维真教士来东北，在营口圣经学院举办第一届东北基督徒培灵会，讲员是王明道。19岁的赵中辉前去参加聚会，第二天晚上睡前祷告时，他蒙圣灵光照，过去所犯的罪如同电影一幕幕呈现在脑海中，于是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求主宝血洁净。

重生得救后，赵中辉蒙神呼召，愿意把一生奉献给主，为主做工，立志奉献传道。于是常赴宣教师处所，参加英文查经班，入读营口教会培真中学，1936年考入营口圣经学院。

营口圣经学院历史悠久，是东北教会开办的第一间神学院。爱尔兰宣教士康慕恩（James McCommon）牧师，为了造就维护纯正信仰的传道人，于1930年创办了营口圣经学院。首任院长是山东华北神学院第一届毕业的韩凤冈牧师。因为他灵命丰富，各地不同教会的学生纷纷来校就读。1936年，赵中辉入学的时候，同班的学生有32人，在当时，可算是很多了。

当时学校主要是教导时代论（Dispensationalism）。1938年，来自美国改革宗长老会（American Reformed Presbyterian Church）的宣教士魏司道博士（Dr. J. G. Vos）来校执教系统神学。

魏司道博士的改革宗神学（加尔文主义）和他谦卑爱人的品格，深刻地影响了赵中辉的一生。从此，赵中辉牧师的神学立场由阿米念神学和时代论神学转变为改革宗神学。

赵中辉从魏司道修习新约旧约神学等课程，建立了稳固的神学根基和改革宗神学立场，一生致力于辩证时代主义的错误，极力指出自由主义神学违背圣经之处。

他自从接受改革宗信仰后，一生就在改革宗范围工作。王志勇说：“赵中辉牧师当是中国教会中第一位潜心研究、翻译改革宗神学著述，传讲改革宗神学，并对改革宗神学有内心确信的人。”

在营口圣经学院，赵中辉在魏司道门下受教，立了良好的信仰根基。在其自传《神恩浩大：我和我一家的见证》中，赵中辉写道：

魏司道牧师教我们最后一年〔1938年〕的系统神学……我神学思想上有了极大的转变。……根据改革宗的立场乃是重生在先，相信在后。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常在课堂或私人谈话中彼此辩论。魏牧师学问渊博，父亲又是有名的神学教授，以他神学的资历来教我们，可说是驾轻就熟，又加上他为人谦虚并有爱心，所以我在课后时常到他家中与他长谈，所谈的题目，多半是时代派与改革宗信仰之间的差异。谈话时魏牧师常引经据典，不厌其烦地为我解答各项疑问，我们师生之间，因而培养了很深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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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从营口圣经学院毕业后，赵中辉赴东北开荒布道，参与教会事奉。

1940年，营口圣经学院重组。因为英日关系转变，学院与满洲国文教省也有困难，康慕恩院长回英国，因为美日关关系较好，魏司道接任了院长。魏司道邀请赵中辉担任助手。当时在黑龙江省青冈县“北大荒”开荒布道的赵中辉，回到营口，作魏司道的中文秘书，主要的工作是帮助翻译、整理讲义。

期间，魏司道介绍伯特纳（Loraine Boettner）著的《基督教预定论》（The Reformed Doctrine of Predestination）给他。赵中辉看后，对真理有深入的认识，即写信给伯特纳，表示深愿翻译成中文。伯特纳回信表示同意，并寄来所著《圣经的默示》（The Inspiration of the Scriptures）一书，嘱他先译关乎圣经真理根基的启示论。赵中辉翻译了伯特纳的《基督教预定论》前11章和《圣经的默示》。

1941年春，营口圣经学院复校才半年，因战争和政治原因，文教部即下令结束。3月15日，魏司道被迫离开了他侍奉了十多年的东北，返回美国堪萨斯州，任一个小教会的牧师。赵中辉临危授命，受托为解散后的负责人，代理营口神学院，直到一年后该神学院遭到日本人关闭。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次年夏，赵中辉代表学院，把所管理的全部财产，移交给一位日本牧师石川四郎接收。

1942年至1945年8月，赵中辉在营口附近的大石桥教会牧会担任助理牧师，其翻译伯特纳牧师所著《圣经的默示》在沈阳问世，成为最早捍卫圣经权威的中文读本。

1946年至1947年，赵中辉考取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翻译工作，然后在沈阳的中学并基督教青年会教英文。期间曾经与魏司道和伯特纳联系，想去美国读神学院。但因为没有大学毕业的入学资格，只有程度差的“信心神学院”接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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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他预备单身赴美的时候，他到上海江湾中华神学院，副院长甘霖（Dr. Albert Greene）直言责备他说：长期与家庭分离是不合圣经真理的。并且说：“我们现在应该祷告，求神让你的家人来相聚。”曾在营口神学院教他腓立比书的焦维真教士也这样说。

恰好改革宗的安笃思牧师（Egbert Andrews）介绍，信义会总部有飞机去沈阳，接载他全家到上海。赵中辉安顿下家小，到苏北如皋的教会牧会。在那里，他工作了只约半年的时间，包义森（Samuel E. Boyle）牧师就找上了他。

包义森是美国改革宗长老会（American Reformed Presbyterian Church）宣教士，在战前就来过中国，在广州传道，并与中山大学的韩家礼教授合作翻译梅钦（Gresham J. Machen）的《基督教与新神学》（Christianity and Liberalism）。因战争被迫回国的时候，他也把译稿带在身边，并且时时以维护信仰的事为念，立心组合翻译神学著作为中文的文字宣道事工。

1947年，包义森再度来华，在华南地区传道。他曾见到伯特纳博士，伯特纳介绍赵中辉给他。于是包义森写信邀约赵中辉到广州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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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包义森与赵中辉共同草创改革宗主义信仰翻译社。1949年，《改革宗主义信仰双月刊》杂志在广州发刊，1953年更名为《信仰与生活》季刊，翻译纯正的改革宗神学著作，成为全球华人牧者、信徒重要的灵粮，被视为在当代抵挡自由主义横行的一个中流砥柱。

1949年，包家和赵家，先后迁往香港的离岛长洲。

赵中辉家全部大小十多口，播迁多次，每次都是包义森殷勤招待安排，而且亲自帮忙搬家。上船的时候，他甩下衣服，动手搬运东西，仿佛是自己的兄弟。因为赵中辉全家都不懂广东话，包义森却精通，所以中国人之间讲话，由洋人做翻译。这样的友谊，外人也稀奇。在赵中辉著《神恩浩大：我和我一家的见证》，他自己有一段很生动的记载：

搬家那天，天下着小雨。包牧师把我们安置好以后就回家，告诉包师奶煮了一大锅饭，炖了一锅菜，他就连饭带菜从山上给我们送下来；而我们两家相隔遥远，从此就可看出包牧师的爱心是何等大。包牧师来时，因为两手端着东西没办法打伞就淋着雨来，腰间还插着一把斧头，来给我们钉蚊帐。他走后〔房东〕邓先生就问：“他是你什么人？”我说：“他是我美国的同工包牧师。”邓先生就说：“他以前来找房子时，说是为一个同工来香港住的。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外国人如此对待中国同工的，真是不得了，他太有爱心了。”

在包义森的倡导下，基督教改革宗翻译社（The Reformation Translation Fellowship）于1949年成立，由魏司道任驻美代表，赵中辉任执行秘书，旨在向中国基督徒介绍改革宗的神学思想。赵中辉完成了《基督教与新神学》的翻译和校对工作，于1951年在香港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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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七月，包义森先到了日本。同年12月，包义森靠主排除一切入境困难，安排赵中辉全家迁往日本。

在日本，赵中辉住在神户市，与包义森和孔罗瑞教士（Miss Rose A. Huston）为邻，共同作教会工作，开荒布道；并编译期刊，出版书籍，在香港印刷。在日本期间，赵中辉完成了伯特纳博士《基督教预定论》的翻译，并在日本改革派神学院上课一年。

1954年5月13日，赵中辉在日本被北美改革宗长老会正式按立为牧师。因为他始终想去美国修读神学，而那时美国正规的神学院必须具有大学毕业学位才可申请入学。于是，1954年赵中辉入读日本关西大学英美文学系，1956年6月获英美文学系文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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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毕业后，赵中辉只身赴美国匹兹堡改革宗长老会神学院（Pittsburgh Reformed Presbyterian Seminary）深造。1956年8月22日，自神户登轮启航。9月12日，只身到达美国西雅图，然后乘火车南下，再由凤凰城搭火车而东，中途在欧马豪会晤神交已久的伯特纳博士。先从文字上的认识仰慕，而与伯特纳博士相交，到二人见面，已经16年了。

1957年夏天，由神学院安排，经中部，到西海岸，赵中辉在美国各地改革宗长老会教会以及与改革宗长老会教会友善的教会中，介绍基督教改革宗翻译社的工作，行程遍及14个州。1957年秋，赵中辉转学至威敏斯德神学院完成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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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主日，在芝加哥讲道后，赵中辉在门口与会众握手道别。

头一位与我握手谈话的是一个高大绅士型的美国人，他头一句话就问我：“你家人都在匹兹堡吗？”
我说：“不，我家人都在日本，只有我一个人在此。”
接着，他又问：“你愿不愿意你全家都来美国呢？”
“当然愿意，但是现在困难重重。”
“你有什麽困难吗？难道你的教会不替你申请吗？”
我说：“教会是能替我申请移民，问题在于旅费。”
然后他问：“你自己能预备多少呢？”
“我自己现在根本没有什麽预备。”
这时，后面挤了很多要出来的会友。
他说：“对不起，我现在拦阻了许多人，等一下你与他们握手后，请你到停车处，我想和你谈一谈。”
我说：“好啊！”

与会众寒喧后，我就去停车处找他。他继续跟我谈：“要接你家人来美国需要多少钱？”
“有朋友替我估计，大概需要五千元美金才能把家人从日本接来美国。”
他说：“我太太和我，在银行有一笔存款，我想我们能给你这五千块美金，帮助你家人来美国。”
我听了这话，好像做梦一般，不知是真还是假。我就对他说：“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这么慷慨，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
他说：“你也不用谢我，假如我在回家的路途中被车撞死，你这感谢也是徒然。我们只要感谢神就好了。你现在住在牧师家吗？”

“是的。”
“那明天早上九点我来接你到我住处谈一谈。”……
第二天，他果然九点就来了。而到此时我还不知道他姓啥名谁。
在车中交谈，知道他是奈迈尔（Frederick Nymyer）先生，是前芝加哥太阳报的经济版主编，是六家大公司的董事。他家住在一幢很普通的红砖瓦房里。他吩咐祕书预备好了信託银行的信：“请拨款五千元给改革宗翻译社，用途是接赵中辉牧师全家来美国的路费使用。请翻译社不要做任何书面发表。”

五千元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当时赵中辉家人来美的想法，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在困境中，神及时借奈迈尔的及时供应，解决了一切困难。圣灵的能力感动，在人心中作工，就是这样。

1958年10月，一家十一口由日本到了美国，蒙神恩典，全家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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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十年间，赵中辉与包义森牧师合作译书，从未间断。

除了伯特纳的《基督教预定论》，《圣经的默示》，以及与包森义牧师共同翻译的梅钦的《基督教与新神学》之外，赵中辉的译作还包括华菲德的《加尔文与加尔文主义》，艾礼斯的《摩西五经》，《威敏斯德信仰告白》，培克的《传福音与神的主权》，加尔文的《罗马人书注释》（与宋华忠合译），康恩的《现代神学论评》，伯克富的《基督教神学概论》。1977年，美国宾州的日内瓦大学（Geneva College）颁赠赵中辉荣誉博士学位，表扬他的成就。

1967年，改革宗翻译社办事处、信仰与生活季刊迁至台北，赵中辉在翻译工作之馀，也在附近教会服侍，并且成立翻译团契，亲自带领、训练有志翻译神学作品的年轻人。多年来，信仰与生活收到无数读者来函，有发自台湾、香港、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澳洲、纽西兰、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地的，甚至也有从中国大陆辗转而至，显示赵中辉牧师多年默默无闻的翻译编辑工作，已对华人教会信徒产生难以衡量的影响。

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赵中辉牧师认为，要救大陆百姓于水火，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积极培养破解马*斯主*的中国神学家。他有感于中文神学著作的重要及迫切性，积极鼓励二子赵天恩于1965年赴台教书，观察台湾神学教育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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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年满80岁时，赵中辉才告退休。自1948年开始译述生涯，近50年，不求闻达，不计得失，用一只译笔苦苦耕耘，服事这个世代，共出版了85本神学书籍、22本福音护教小册子，许多都成为华人神学院的必备参考书。另外他还编译了近百期以讲道神学为主要内容的《信仰与生活》杂志。

赵中辉一生译著之丰，在中国基督教出版界难有人能望其项背。随著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赵中辉牧师自翻译社退休之后，曾数次随二子赵天恩赴大陆培训。每至一处，总有弟兄姐妹们索取他的译作。其中诸如《基督教与新神学》、《真道初阶》、《与神同行》、《基督教预定论》、《现代神学论评》、《基督教教义史》、《基督教神学概论》、《罗马人书注释》、《历代教会信条精选》、《英汉神学名词辞典》等书籍，有不少已出现翻印本。这些神学书籍遍布各地，在中国家庭教会的成长过程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不仅奠定许多教会的改革宗神学基础，也扩展了整个中国教会的神学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