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臀脑分离
毛主席说过，司徒雷登以一个“温情脉脉的帝国主义者”形象出现，热衷教育、热衷慈善，比那些杀人放火的帝国主义者吃相好看得多，所以“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同样，当代优秀的企业家（资本家），能够凭借其超强的能力、平易近人的态度、成功的经验、特殊的魅力、热衷慈善的行为——更重要的是一辈子也花不完的钱——“颇能迷惑一部分无产阶级”。
当今社会，崇拜强者、崇拜财富、崇拜权力也并不是一件很难理解的事，这是根植于人的本性。但是呢，有些人崇拜着崇拜着，就把自己绕进去了，无脑地把自己全盘带入，成为了“精神资本家”，成为了“臀脑分离”综合征的患者。
并不否认资本家个人素质的优秀，也不否认资本家确实为社会创造了很多价值——比我个人多得多的价值。但是在很多领域，资本家和劳动者利益是割裂的。譬如资本家鼓吹“996是一种福报”，鼓吹“你穷是因为你懒”“社保会让企业不堪重负”，这些都是站在资本家自己的立场发言，这就是所谓的“屁股决定脑袋”。
而劳动者的反对996，要求加班要给加班费，呼吁重视劳动者基本健康，呼吁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也是站在自己的立场、自己的利益出发，理所应当。而单单有些人，明明自己剩余价值被剥削得一干二净，还要站在资本家的立场说话，认为“996是福报”“资本是弱势群体”“资本家是社会最大的慈善”等等，这就是自己的思想与自己的利益相互分离了，俗称“臀脑分离”综合征。
一个人为什么会出现“臀脑分离”的症状呢？为什么无产阶级会以资本家的立场说话，却不见哪个老总站在劳动者这一边呢？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权力——不仅仅是经济、政治上的权力，更是在思想与文化上的权力。
（二）历史阴影
在一战到二战之间，西欧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苦恼于这样一个现象：为什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无产阶级最初会踊跃参军，敢当帝国主义争霸的炮灰？
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臀脑分离”行为：我们教科书上就讲过，一战是帝国主义争霸的邪恶的战争——一代平民青年在战壕、铁丝网、机枪下成为了炮灰，而贵族和资本家们在背后数钱数得很开心。如果说二战还有反法西斯战争正义性所在，那么一战就是人类历史上最丑陋、最罪恶、最无意义的战争，没有之一。


一战中，曾经的左翼工人党纷纷背叛了自己的阶级，转而支持帝国主义政府发动战争，并以“爱国主义”这一招牌怂恿工人参军参战，无产阶级成为了炮灰，他们也化身为统治阶级的帮凶。当然还有少数清醒的人，在一战爆发前夕，卡尔·李卜克内西指出“主要敌人在国内”，他说：“我们的敌人不是法国、俄国的人民，而是德国容克、德国资本家和经管他们事务的委员会——德国政府。”罗莎卢森堡则更是大声疾呼：“无产阶级没有祖国！”然而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到遭到了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就连工人们都不能理解他们的思想，他们就像在一所摇摇欲坠的大厦里拼命提醒大家危险的人，然而正在进行狂热聚会的人们对于这种“疯话”置若罔闻。


战争仿佛一列失控的列车，带领着整个人类向悬崖边冲去。一战的残酷程度远超人们想象，当无产阶级发现他们在前线卖命，后方资本家赚得盆满钵满；当他们发现“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当他们意识到战争荒谬性的时候——无产阶级觉醒了。从法国前线到俄国后方，一场改变人类命运的大兵变拉开了序幕——残酷而荒谬的战争让无产阶级士兵们拥有了宝贵的阶级意识，他们意识到了统治阶级的虚伪，意识到了这次战争的罪恶，他们把枪口指向了沙皇和容克贵族。


1917年11月7日，阿芙乐尔号的一声炮响，人类世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虽然血淋淋的现实让无产阶级觉醒了，但是共产主义者们对于一战前无产阶级狂热地支持帝国主义政府、踊跃参军的魔幻现实心有余悸，并对此展开了一系列的理论建设，发展完善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彼时的共产主义者们系统与完善了一个概念：意识形态权力。无产阶级“臀脑分离”的根源，在于统治阶级行使了“意识形态权力”。意识形态权力这二者来划分的：主观或感觉利益——人们认为他们想要的，与客观或真实利益——人们能够做出自主且有所根据的选择时将要的。当这二者产生了差异，就是因为有第三方（强权方）进行了意识形态干涉。
对此，卢克斯有一个简单明了的比喻：“当A以同B之利益相违背的方式影响了B时，A便对B施加了权力”。认为996真的是福报、对公司感恩戴德、认为没有资本家劳动者就会饿死的人们，无非是被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施加了权力。
（三）意识形态霸权
对这一理论最具开创性、研究最为深刻的是意大利思想家、共产主义战士、工人运动领袖葛兰西。
首先马克思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会通过多种形式方方面面地“渗入”到全社会中，成为全社会的指导思想。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的思想文化就约等于统治阶级的思想文化。资产阶级通过其“霸权”地位，在全社会推广渗透自己的指导思想，让无产阶级也产生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葛兰西进一步分析，这种“霸权”是如何产生的呢：资本家和他们的意识形态走狗们，通过传媒、教会、青年社团以及电影音乐等文化艺术产品，来传播资产阶级价值观和信仰，确立起精神和文化的至高地位。更重要的是，这种霸权的确立是“润物细无声”式的，因为它超出了正式的学习和教育的程序，而是成为了当时的“普遍常识”。
这就是资本主义在经济霸权、政治霸权之外的文化霸权，让一个个无产阶级们都觉得996是一种福报、资本家是活菩萨，心甘情愿地忍受剥削与压迫。因此，葛兰西认为，在武装战斗的同时，必须同样发起思想上的战斗，让无产阶级的原则、价值和理论取代或至少挑战资产阶级的思想。
这个问题我在以前的文章里也探讨过很多：在剥削和压迫的时代，统治阶级是通过肉体镇压（严刑酷法）和精神奴役（塑造神性、思想控制）双管齐下来维系统治的。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存在天然的精神威慑，这种精神奴役超越了暴力和财富的实证合法性，上升到了意识形态的层面——例如君权神授、万世一系、神的先知，让统治阶级的压迫与剥削具有天然的合法性。被统治阶级对于统治阶级的恐惧是天生的，他们发自内心地坚信自己和“老爷们”是两个不同的物种。所以杀人（肉体镇压）是手段，诛心（精神奴役）是根本。
以我国封建时代为例，通过儒教思想成百上千年的灌输与构建，底层人民对于封建士大夫具有天然有畏惧感，士人天然是有特权的，这个特权不需要解释，即使是造反上山的土匪，对于士人也是畏惧的。这种洗脑是根深蒂固的，就像《范进中举》中范进岳父的表现，没有中举之前随意打骂，但是中举之后：“虽然是我女婿，如今却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这是封建士大夫阶层，为了维系自己的统治，有意识的在自己身上加持的“神性”。
美国战争情报处分析员威廉·辛顿在重庆谈判后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成就，深受触动，创作了以土改为背景的长篇纪实文学《翻身》，其中就详细记载了关于封建士大夫对于劳动人民的精神奴役方法：
等到土地多得自已经营不过来了，就把它租出去，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得到土地被看做是德行端正的好报应。根据这种观点，张庄的一大部分财富为几户人家所据有——实为武力掠夺——竟成了道德高尚的证明。无地少地的穷人若对此不服气（地主没有道德往往是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总是怪自己的命不好。有钱人之所以有钱——他们这样开导佃户——是因为他们吉星高照；而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一出娘胎就生不逢辰。
这可以通过测“八字”推算出来。还有一种更加迷感人心的名堂是看风水。这种迷信认为基地有某种灵气。据说，富人发财是因为他们的祖宗墓址选在山、水、风都很吉利的地方。穷人受苦则是因为祖宗葬错了地方。既然有钱人靠着风水先生的指点，总有办法找到一处理想的基址，而穷人却只能随便找个倒霉的土坑当做葬身之所，那么这种命运便是永世注定的了。
张庄的地主有意识地宣传这类思想。他们积极支持用各种方法和手段向人们灌输“正统观念”。在那个只为少数人开办的村学里，儒家的《四书》《五经》被列为主要的学习课程，过年唱戏，宣扬的是“善恶报应”；“孔圣道”大力提倡祭祖，并且请神婆来扶乩；“北老社” 则宣扬佛家听天由命的消极思想；到了近代，那个在保卫欧洲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残余方面积累了几世纪经验的天主教教会，又成了反对社会变革的顽固堡垒。
《让子弹飞》中，张麻子又是发钱又是发枪，结果一个人都没动员起来，只有十几只鹅；但砍掉黄四郎的替身之后，瞬间人民战争的滚滚波涛就淹没了碉楼。黄四郎的替身就是精神奴役的符号，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秘诀就是通过精神奴役可以轻松的少数人统治大多数人，而打破了精神奴役，统治阶级的暴力其实不堪一击。
（四）屠龙术
如何摧毁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霸权？同一时期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不约而同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文化革命。
毛泽东主席就高瞻远瞩地指出了，无产阶级要在政治革命、经济革命之后，还要继续文化革命，要从根源上打败反动阶级的意识形态。彼时的儒法大辩论、打倒孔家店、批判《水浒》投降主义路线等等，都是在解放思想，砍掉黄老爷的替身，把“不许跪”的宝贵精神植入所有人民的灵魂中。
与此同时，毛主席认为发动人民，自下而上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可以启迪民智，解构官僚主义的权威，防止修正主义复辟——这就是把屠龙术传到每一个人民手中。
现在的社交网络，就是在某种程度上的“大鸣大放”，虽然批评资本家的言论还会招致疯狂的删帖、投诉甚至起诉，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鼓吹996的荒谬，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维护自己权益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西欧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也做了相似的实践。为了对抗资本无孔不入的意识形态霸权，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德波与西欧马克思主义者、左翼学者组建了“情景主义国际”（又译景观国际），仿照“共产国际”的理念，向资本的异化、价值观的洗脑宣战。情景主义国际的宣言中指出，当代社会哲学、审美与真正文化的缺席，导致人们无法分别本质与表象；批判性与独立思考的丧失，让人们蒙蔽于一种虚假的自觉与自愿，匍匐于资本主义的奴役中。因此，要在日常生活中呼唤哲学。艺术和文化的回归，要用艺术的本质影响生活，要在整个社会发动一场深刻的、广泛的、文化上的革命。德波的《景观社会》发表于1967年，被看做是景观国际宣言的最强音，在次年的法国“五月风暴”中，景观国际也是重要领导者。
现在欧洲一些极右翼政党、新纳粹们都在研究葛兰西、斯大林。他们是良心发现吗？错，他们是觉得现在资本主义搞什么普世价值政治正确，着实是费拉不堪，希望找回古典帝国主义称霸世界、奴役万民的荣光。但是这群逼们想得美，压根就没什么实力，所以他们想从意识形态和文化上面入手，先建立极右翼文化霸权——就像古典帝国主义一样，再去谋求政治和经济权力。所以他们把葛兰西的理论翻来覆去的研究了遍——因为葛兰西是分析帝国主义怎么建立起意识形态霸权的，要让无产阶级警惕它们、打到他们；现在的新纳粹们要照猫画虎，逆练屠龙术。然而对自己祖宗研究最透彻的，却是在敌人手里，这些新极右势力也一样费拉不堪。
但是有一点可以警醒我们，敌人都在“逆练马列”了，我们还要比他们更费拉吗？我们祖师爷的东西眼看就要成为他们的武器了，我们再不去拾起来，是要被后人戳脊梁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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