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管理学上看，为什么这次疫情一定会爆发？

能不能从管理上谈谈这次疫情呢？当然可以。

从管理学上看，只要冠状病毒出笼，这次疫情是一定会爆发的。

我这不是为爆发找借口，更不是什么“洗白”，这里面包含了很深的道理。

我给大家讲讲。

这次疫情，最早的“吹哨人”是张继先医生。

2019年12月27日，她最早发现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苗头，并和院方一起坚持上报。2020年2月4日，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决定给予张继先同志记大功奖励。

但是在当时，她的“吹哨”有用吗？

其实没用。

别说她没用，2020年1月2日，李文亮为代表的八名医生的遭遇更有代表性。他们不仅被指为“造谣者”，更重要的是，他们所在的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仍不注意预防。

为什么连医院的院长，在本院已经出现医生感染的情况下，仍然不重视呢？

说院长不懂业务，为了迎合上级，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而强压医生，这些说法都是很肤浅的。院长怎么可能不懂业务？

OK，就算他不太懂，但他身边可都是医生，随便问问不就行了？至于迎合上级，但如果这真是一场很严重的传染病，最后酿成了灾难，就算他能暂时在本院压住医生，又能压多久呢？他哄骗上级又能哄多久？

所以这些说法都不成立。

真正的原因是：

虽然管理者已经知道了这是一种传染病，但几乎所有人，都低估了它的传染速度和危害性。

当张继先上报之后，各级管理者都会知道这是一种传染病了。但是当时毕竟还没有死人，大家都不知道这种传染病的危害有多大。一些医生，包括张继先在内，以前参加过抗击非典，也知道这种病毒类似于非典病毒。但也只是“类似”，在当时还在小规模传染时，没人知道这种病毒最终会造成多大危害。

而且，张继先的报告写得比较柔和。她只是把四个感染者的情况向业务院长、医院院感办和医务部作了汇报，医院立即上报给江汉区疾控中心。

所以，绝大多数人，包括很多医生和医院院长，对冠状肺炎病毒都低估了。

这很正常。因为如果各位搜寻各种新闻的话，就会发现全国乃至全世界，都会经常出现一些病毒或传染病，绝大多数并没有传播起来。实际上，能上新闻的都算是“大事”了。很多人不了解医院，大医院每天都要接诊各种传染病人，难道每起都要上报，而上级对每起传染病都要如临大敌吗？

不可能的。

实际上，99%的传染病事件，根本不用处理，或者在局部地区进行低级别处理，就结束了。

比如手足口病，在江南容易在幼儿中传播。此时幼儿园以班级为单位，停课一周，基本上就解决了，没什么大事。不可能说一个城市或地区都全面消毒。这种低级别的传染病，医院见多了。

这就是李文亮等八名医生，被包括院长在内的管理者打压的根本原因：这次很可能和往常一样，是类似于感冒的小范围传染病，你们瞎嚷嚷什么？就算你们主观上没有嚷嚷的故意，但消息已经大范围传开了，那就要“训诫”。

但是，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我们可以站在院长的角度想想，如果他不仅上报，而且及时隔离了所在医院的包括医生、病人在内的几十个感染者，并隔离他们的亲属（姑且算他有这样的权力），能不能把病毒消灭在萌芽中？就算可以，他又能得到什么好处？

如果，当时武汉更多潜在的感染者不仅仅在武汉中心医院，那么院长仅仅对本院这么做，也是没有用的。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是极大概率事件。

好吧，我们再假设院长严厉地在本院进行疫情防范，会有什么结果？

假如武汉中心医院能及时做好本院的防疫工作的话，本院医生得病的数量将大为减少，在不远的将来甚至都会痊愈，这都是好事。

但是，医院首先会遭到重大经济损失。医生都成病人了，谁给病人看病？所以医院必然遭到重大经济损失。

这还只是第一步。还有更关键的：

假如这场疫情没有爆发的话，在上级主管部门眼里，严厉防范疫情的院长，不仅是个神经过敏的笑料，而且他小题大做，给医院带来了严重损失，也给社会带来了恐慌情绪。

你们说，假如，疫情没有爆发的话，院长以后还怎么混？

所以，站在院长的角度，当时做出他那样的决策，是很合理的。

换谁都差不多。

除了真正深谋远虑的第一流人物，而且还能决策，敢承担责任。

但这样的人，在任何社会中，都极少极少。

而且，一流人物就算能做出决策，或者提出建议，但由于他的眼光太过超前，在别人眼里，他就是个杞人忧天的神经病。他的建议，会遭到绝大多数人的反感。

这就是第一流人物的悲哀。

如果各位还不太理解，我可以举个历史上的例子。

春秋末年，吴王阖闾在公元前496年攻打越国，被勾践打败。阖闾的儿子夫差继位，始终不忘报仇，加紧训练军队。偏偏勾践得胜之后有些飘，公元前494年居然主动来攻打吴国，被吴国打败，损失惨重。吴军乘胜追击，差点灭了越国。

面对亡国的危机，越国君臣不得不投降。

伍子胥给夫差的建议是：别听他们的软话，此时应该灭掉越国！

但是吴王夫差没听他的，而是赦免了勾践，让勾践成为自己的奴隶。后来，勾践表现“很好”，被夫差放了。勾践回国后“卧薪尝胆”，以后又灭了吴国。

这段历史大家都清楚。看到结局，很多人肯定认为夫差“放虎归山”，铸成了大错。

但是，吴王夫差放过越王勾践，真的做错了吗？

在一般情况下，夫差没做错什么。

因为越国的国力本不如吴国，此时成了战败国并投降，还能掀起什么大浪？在一般情况下，历史上这种国家多了，谁能再干掉战胜国？很少很少。再说了，越国低声下气地来投降，如果吴国得理不饶人，趁机灭掉他们，可能显得吴国“太不厚道”。另外，每个人都有虚荣心，都想让人捧着。夫差看到勾践低三下四地伺候和吹捧自己，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此时为什么要灭掉越国呢？

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夫差没做错。

那么，为什么伍子胥反复劝他灭掉越国、重视越国的危险呢？

因为伍子胥目光深远，他早已看到勾践这帮君臣绝非等闲之辈。越国的失败是勾践太得意忘形了，但他手下的范蠡、文种都是高人，勾践败在没有听范蠡的话。所以吴国应该趁机灭掉越国，不给他们翻身的机会。

伍子胥这个一流人物，已经看到范蠡这个一流人物的巨大能量。

但是，夫差不是一流人物，吴国绝大部分人也不是。所以对于伍子胥的屡次建议，夫差越听越烦。最后，他把伍子胥给杀了。

这就是过早洞察趋势、多次犯颜直谏的一流人物的下场。

吴国后来被越国灭掉，夫差也自杀了，死前说要蒙面，因为死后“无颜见伍子胥”，但这有什么用呢？他已经失败了，吴国也被灭掉了。

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假如当初夫差听伍子胥的话，把越国给灭了，把勾践这帮君臣杀了或当奴隶，历史将记载什么？

历史只会记载：某某年，吴灭越。

伍子胥、范蠡后来的深谋远虑，根本无从体现。

至于伍子胥，还可以凭之前的功绩留名史册；而范蠡、文种连名字都不会留下，勾践也就是春秋时期一个普通的被灭国家的国君，在史书上能留二十个字就不错了。

也就是说，正是吴王夫差的错误决策，成就了后来的精彩故事，成就了伍子胥、范蠡的深谋远虑。以后的范蠡，也被文种的错误决策继续成就。在我国历史上，吴越争霸，留下了两个一流人物的动人事迹，也为我们的民族，留下了很多智慧故事。

或许很多人认为，范蠡比伍子胥更聪明。他知道勾践只能共患难，不能共富贵，所以连劝诫都不说，功成后直接跑了。如果他像伍子胥那样继续对勾践劝谏，他的命运将和被杀的文种一样。

从这点上说，伍子胥更可贵。但是绝大多数人，如果处在相似的局面，还是更想当范蠡吧。

所以，洞察未来危险趋势的第一流人物，如果犯颜苦谏，只能让人厌恶；如果超脱一些，则能保全自己。但不管是犯颜苦谏还是明哲保身，都不能阻挡未来的危险趋势。

发源于武汉的冠状肺炎病毒也是这样。

在当时，虽然已经在小范围传播，但它的危害性毕竟还远没有显现。如果它的危害性没那么强呢？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有多少人认为这是一种很危险的病毒呢？

肯定会有人这么认为。但是在医生群体中，认为这种病毒很危险的，当时也不占多数。

在当时，也没有一个类似于伍子胥的一流人物出现。

无论是张继先还是李文亮，还是其他什么人，都不是。

这很正常，因为范蠡、伍子胥这个级别的人，本来就极少极少。我们不能苛求专家和管理者是这样的人。哪怕在各自的专业范围之内，也不能这么苛求。

在长期的和平环境下，“伍子胥”这种人更不可能出现。因为他们的性格，会让他们在工作中早就多次对领导犯颜批评，也早就被打入冷宫了。倒是可能存在很多“范蠡”，呵呵。

但是，偏偏这次冠状肺炎病毒很危险，就像能量巨大的越国君臣，最后居然咸鱼翻身灭掉了吴国，这些小概率事件偏偏发生了。于是在绝大多数人的低估下，终于引发了一场灾难。

但在2020年初，情况可完全不是这样。所以在1月2日，当主流媒体曝光八名“传谣者”以后，全国一片叫好。

如果疫情没有爆发，他们就是“传谣者”，一辈子都有洗不掉的污点。而张继先的报告，也就是一起提醒领导注意的普通上报，如此而已。

恰恰是疫情的爆发，反而为他们正了名，也让张继先得到了“大功”奖励。

也就是说，人们后来关注他们，颂扬他们，是因为发生了灾难。就像伍子胥和范蠡被后人传颂，是因为夫差、勾践犯了大错。

假如，我是说假如，武汉中心医院的院长是个第一流人物，他也顶多让他的医院好点儿，为未来的抗击疫情做出更多贡献。但是对于疫情爆发本身，他根本起不了多大作用。

假如，武汉的决策者是个第一流人物，在一月初就采取断然措施，或许能把病毒消灭在萌芽状态。但这也需要更上级的批准不是？

好吧，就算他得到了批准，做到了，但是，他能得到什么奖励？

就算他能做到这一点，他也不会得到什么奖励。相反，能避免被批评已经很不错了。

他当时的境况，和武汉中心医院的院长一样。

面对几乎所有人都低估的、即将到来的灾难，目光深远的第一流人物，不会因为及时把危险消灭在萌芽状态而得到欢呼。因此，民众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巨大功绩。相反，他们往往会因为“大动干戈”，而遭到人们的反感。

由于绝大多数人都不是一流人物，这让灾难不可能在萌芽状态被消灭。于是每隔一段时间，当灾难的条件已经具备时，人类社会，就会爆发灾难。

从管理学上看，这就是武汉疫情的条件一旦具备，就一定会爆发的根本原因。

可能有人会说，只要社会给与“吹哨人”重奖，鼓励人尽量“吹哨”，就可避免灾难。

但从管理上看，这根本不可行。

因为，如果鼓励人们吹哨并给与奖励，必然会有很多人为了获得奖励而吹哨，这个社会将会响起无数哨声。此时决策者听谁的？你又听谁的？

就像我国为了消灭老鼠，县里说给大家奖励，民众上交老鼠尾巴，交得越多，奖励越多。

最后的情况是，有人专门养老鼠，养大之后剁掉尾巴，来获取奖励。

印度也出现过类似的事情。英国殖民者为了灭蛇，鼓励印度人交蛇奖励，结果印度人养蛇，蛇越来越多，最后英国人不得不取消了这个愚蠢的政策。

所以，如果把“重奖吹哨人”作为一种制度，只会让社会充满哨声，大家也会无所适从，从整个社会来看，弊远大于利。

所以，对于吹哨人，只能在灾难爆发后，事后重奖。只有实际情况证明了他们的先见之明，他们才能得到大家的关注和崇敬。

所以，通过重奖吹哨人来避免灾难，并不可行。

在管理上，这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启示就是：

长期来看，当条件具备时，灾难肯定会萌发。

如果公司有第一流人物，可以把灾难消灭在萌芽状态，当然很好。但这是可遇不可求的。

但是，出现灾难并不可怕。灾难出现后，一定要及时了解信息。公司不要因为出现负面信息而惩罚下属，以免瞒报和迟报。

当灾难已经初步形成，此时第二流人物也都看得很清楚：再不控制就要酿成大祸时，就要采取断然措施，阻挡灾难的继续传播，并尽早消灭灾难。

只要在灾难初期能及时控制，然后消灭，已经很出色了。

对于武汉，对应的这个时间段，大约是1月8日到17日左右，前后十天左右。

这，才让人真正感到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