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武汉老照片的背后。
我那天一点也不想去，人要晒化了。风很大，拍照睁不开眼睛。我妈睁不开眼睛也好看，我就不行。我也讨厌我的裙子，它太花了。我妈拒绝给我买白纱裙，自己却穿着一条。我爸坚持叫我们拿掉帽子，说阴影遮住了脸。他第一希望拍清我们的表情，第二希望把「武汉长江二桥」这几个题字拍进去。这是 1995 年 6 月，二桥刚通车，从武昌到汉口据说可以不那么堵了。此前我们只有大桥，题词的是毛主席，「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对我来说其实没两样。我们住武昌，不怎么去汉口。我喜爱的夏天是在武昌东湖里玩水。湖水上头热乎，底下清凉。湖岸每隔一段有台阶，和连着斜坡构成的浅滩相连。我不会水，双手抓紧游泳圈，把脚尖抵在滩底。青苔湿滑，如果什么都不做，就会滑向深处。但我是安心的，知道我爸在后头看。
要是去汉口，坐轮渡更有意思。码头上都是人，风把汗臭味和金 属甲板的腥味混在一起。有人端着热干面，脸埋进芝麻酱冒出的热 气。轮渡像一头牛一样缓慢靠近，鼻子也冒气，大家耐心盯住它。我盯不住，找机会吃婆婆卖的茶叶蛋。茶叶蛋裹在红色塑料袋里，煮得发黑。吃完一个，船就靠岸了。铁链哗啦响。金属围栏一打开，人都涌进去找座位。我们不找座位，靠在栏杆边上看江水。水是泥黄色，翻滚时吐出白色泡沫，这是我判断船在移动的唯一方式。有时有卖艺的人混进来。我常看到一个把蛇往鼻孔里塞的黑叔叔。一条小青蛇，从左鼻孔进，右鼻孔出。他边塞边吆喝，邀请人们往他胸前的黑口袋里投钱。很少有人投。我想他们怕蛇，也怕玩蛇的人。我妈会蒙住我的双眼，我就从指缝里瞧。看不到脸，只有青蛇的尾巴在摆动。
他是个勇敢的人，我想。武汉人喜欢说「不信邪」，什么事不管后果，做了再说。这个人就有「不信邪」的气质。
现在我坐在电脑前，已经 30 天没出门。白天做志愿者，晚上和城外焦躁的朋友或陌生人说话。有一天我打了很多电话。第一通打给一个重症患者。那头只有喘息没有语句。第二通打给他儿子。那头只有语句，没有喘息。我花 600 块也买不到免疫球蛋白我舅妈等了十几天死在医院大厅我爸 1 月 26 号确诊今早 6 点才送到方舱医院 12 个小时过去还没吃上药所有电话都打遍了他们给我读文件问核酸测试做了吗 CT 做了吗全家感染吗不愿意亲自来看一眼奄奄一息的人你说我们是不是陪武汉玩了一场代价太高的游戏?
我答不上来。你们别忙活了，他总结。
挂掉电话，看到死讯，有人说是谣言。但它很快被新的求助信息盖掉。三十几个老人原定送去方舱，而那里不接收 65 岁以上的患者。司机只把车开回武昌火车站停车场，老人们不知如何回去。我开始打电话：110、120、市长热线、区防控部、区城管局、街道办事处。他们在电话里读文件。我想起说话不断句的儿子。一台巨大机器被紧急启用，生锈的零件彼此摩擦，嘎嘎作响。就像长江二桥的那些斜拉锁，投不下什么阴凉。直到凌晨 2 点半所有老人才被找到。死讯也从谣言变成事实。
那天之后，我和父母开始在饭桌上谈论生死。为节省物资，午晚饭合并到下午 4 点。四道素菜来回吃:黄瓜、土豆、菜薹、白萝卜。我爸说，他有位老朋友，武汉电视台记者，大年初一因为肺炎去世了。我妈说，高中时的学弟时隔多年从美国回武汉过年，也走在大年初一。我说，去年在汉口采访时认识的两位物流老板，一位死了爸爸，一位死了妈妈。前段时间我们从不谈论这些。生死就在外头发生，而家庭生活并没有太大变化。家务事还是我妈在做。她一边包揽所有、拒绝帮助，一边埋怨只有自己在劳动。我爸还是一天到晚刷手机。我和他们交流不多，彼此质疑生活习惯。走路要把脚抬起来! 水杯不要放在床头！有台许久没动的钢琴，我有时打开弹会儿，走音得厉害。我爸开玩笑说，再不回武汉，就把这台琴贱卖了。
然而距封城只过去了十几天，播报熟人的生死就成为一种日常。它没有上升到更高层面，只是被分解为很多实际问题。他们怎么染的病? 确诊了吗? 去哪个医院治疗的? 那些形而上的讨论只会发生在我们与城外人的交流中。「在认命的基础上找活路，才有希望。现在的人都觉得生命是应该的，其实疾病和死亡才是。」一位医生说，「平时不愿意思考的人就会多受痛苦。」但她不会把这句话告诉患者。
七年前，我从武汉搬到北京，每年只春节回家。这次久违地待了一个多月，可能还会更久。习以为常的事物经不起打量，越看越陌生。从阳台能望见读书时必经的那两排梧桐树。它们刚被砍掉枝干。我爸说是有人投诉，认为树枝砸下来会伤人，破坏停在路边的车。简直扯淡。这些树从没砸过人，倒是那些怎么也停不满的车相当碍眼。有天晚上去东湖，湖水还是那个老样子。只是为了迎接去年 10 月的军运会，沿岸装上了许多彩灯。人们不被允许再下湖游泳了。
我想起从前院子里一个女人的死。她早上去散步，没了消息，傍晚，有人看到她漂在湖面上。我见过她，她的女儿有个好听的名字：胡柳依，说的也许就是东湖边的柳树。那以后我妈不再敢一个人去东湖。
这张照片是从爸爸的书房里找到的。书柜疏于打理，黑塞的《荒原狼》与吹风机、英语教辅堆放在一起。相册就压在它们下面，封皮不翼而飞。雪后的书房光线不错，我坐在地板上随意翻开一张。1995 年 6 月 的这一天，我 5 岁。拍完这张合照，我爸让换个姿势。
我背靠红色围栏，但很快弹开。地面发烫，头顶发烫，红色围栏也发烫。在你们看不到的另一张照片里我臭了脸。为什么不能早点回家？我爸叫我抬头再瞧瞧大桥的斜拉索，说这是它的特色。我还是睁不开眼。它们像鱼翅膀一样展开，却投不下什么阴凉。
（原文刊载于《时尚先生》2020年3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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