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传媒对现代社会影响巨大，绝大多数政治、经济议题都是经由传媒聚焦或主导形成，而不是由普通民众或者代议制“议员”主导形成。与“个体”及“群体”相对的“国家”和“社会”，是通过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议题”，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议题”来连结的。提出议题、协商、达成共识，问题解决；提出议题、协商、不能达成共识，问题搁置或升级。
2、语义分析学认为，纯粹形而上的概念和思辨没有意义。当人们在使用大量形而上的概念进行讨论时，往往不在讨论同一件事，因此厘清概念的内涵是关键。现实社会中的“议题”，往往是由这些形而上的概念组成，“民主”、“自由”、“秩序”、“法治”、“极权”、“集权”、“独裁”，不同的人在使用上述同一个概念时，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使用上述同一概念时，内心所思所想都是不同的，而这些概念又是现代社会反复出现的议题中所常用的，这就难免在重大议题上出现“鸡同鸭讲”的情况。
3、以“民主”为例。无论如何界定“民主”的内涵，“民主”首先是与“极权”对立的概念。如果认可“民主”反对“极权”的价值，那么这一价值将得到最广泛的认可，现实中难以找到反对者。但现实中，“民主”这个概念在不同的人使用时，包罗万象。在中国，很多人谈论“民主”时，可能是在指“直选”，可能是在指某个具体的“政治制度”，可能是在指“维护自己的利益”，也可能是在指“公平”。当不同的人在不同情形下使用这个概念时，究竟在讨论什么，往往是不清晰的。但由于“民主”与“极权”对立，而人们会在反对“极权”这个问题上达成广泛共识，因此“民主”这个概念是具有“正当性”的，所以没有人会否认“民主”，因此使用这个概念就具有了某种言论上的正当性，占据了“道德的高地”。所以当人们心怀不同的意图却使用“民主”这同一个词汇去展开政治议题的讨论时，看起来人们在认同“民主”这个议题上能够达成共识，但很可能什么都没有达成，因为人们企图将不同的诉求以同一个概念加以表达，最后可能的后果是互斥“虚伪”。这个时候，人们往往又忽视了在反对“极权”这个问题上，“民主”会是一个共识。
4、作为今天部分香港人诉求的直选，是一个典型的“政治议题”。这个政治议题源于经济社会问题，源于民生问题。当然有部分人会认定直选比民生经济更为重要，但直选在这个阶段之所以为香港不少民众所支持，并非这些支持者真的认为直选比民生更为重要，之所以这些支持者这个阶段认为直选非常重要，是因为他们接受了“只有直选才能解决民生问题、保障自己生活方式”这个观点，而之所以接受这个观点，是因为民生经济问题长期未能得以解决。但目前坚持直选就一定能解决民生问题吗？如果不能解决民生问题，反而会导致民生出现更大的问题，那么还会有多少人支持目前的直选呢？反过来讲，如果能够直面解决民生经济问题，直选这个议题还会成为一个议题吗？
5、新加坡的威权政治体系长期被西方批判，但李光耀毫不妥协。1992年李光耀访问香港大学并发表演讲，末代港督彭定康坐在他的旁边，李光耀讲：“我从不相信民主会带来进步，我认为民主只会带来退步。我年复一年看到这种情况发生，每两年我会和英联邦首脑们会晤，这种退步本来可以不用发生，英国在统治这些殖民地的时候从来不推行一人一票。一人指的是英国总督一人，一票指的是英国殖民政府一票。公使或总督的话就是法律，有时低阶殖民地地方官员的话就是地方法律。美国对于宣扬民主和人权有一种不一般的热忱，这直接导致了苏联的倒台。但这会导致一种错误认知，认为对于欧洲社会有用的民主制度，和在韩国与台湾勉强适用的民主制度，可以普世的套用在其他不同国情的国家身上。如何建立一个好的政府？好的政府是人民的托管者，不管你是总统或者君主，但无论如何不会是短期的上台者。短期执政者只会趁机为自己谋取个人利益，这种情况在好多国家都出现。所以你问我对‘去殖民化’的民主进程的看法，我认为它们是冷酷的。西方政治家从没在这些社会居住过，他们并不了解这些地方需要的是经济的发展进步，和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这样才可以支撑维系起一个民主社会。当你有六七成的民众受过良好教育，他们知道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那一人一票才是有意义的。”
6、但李光耀真的是“反民主”的极权主义者吗？并不是。新加坡的法治环境、政治清廉程度一直位居全球前列，更不要说其以500万人口（实际常住人口300余万）成为全球不可忽视的发达国家。很少有人知道，作为一个人少地小的城市国家，新加坡的托克集团是全球最大的私有金融交易商和第二大私有石油交易商，而丰益国际则是全球粮油巨头；似乎也难以理解，新加坡作为全球对冲基金的聚集地和科技创新的高地，却没有任由房地产一飞冲天，而是以组屋来解决人民的居住问题。李光耀并非赞成“极权”而反对“民主”，他是反对在后发国家的先期发展阶段将某种具体形式的“民主制度”选择置于经济发展的优先性之上，是用明确的制度设计去约束短期利益从而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平衡。同时他也意识到，如果在政治制度的设计中形成因对抗式选举而导致出现短期执政的局面，那么短期执政者大概率会选择追求短期利益。换言之，李光耀并不轻信某种观念，他非常清楚每个政治概念的现实效果，并极力避免那些已被“证伪”的制度选择，或在一个不恰当的时机选择一个看似正确的制度。相比新加坡，我认为大陆目前这个阶段最为缺乏的是大量优秀的技术官僚，国家治理到了需要高水平和精细化的阶段，这方面不突破，后续发展将会受限。法治对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异常重要，但我们的法学教育和法律实务尚未能够像日本和新加坡那样做到高度专业化。
7、今天香港的示威者，有多少人真正了解过，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真的是同一种“民主制度”吗？直选就是这些国家“民主制度”共同的核心吗？美国是直选吗？又有多少人愿意了解，在1870年代之前，美国经选举而任职的官员，可以用公职职位来奖赏下属，而“这个被贬称为‘腐败系统’的赞助系统之所以被商业巨头所抵制，主要不是因为它会导致不诚实或低效率，而是因为它通过向政党机器提供独立的收入来源（来自政府雇员的竞选捐献）来摆脱了商业的控制。如果这一来源能被切断或是明显减少，政客就会更依赖于来自商业的政治捐献”，“随着1883年彭德尔顿法案（Pendleton Bill of 1883）的通过，联邦政府的公务系统改革开始了。最终，1884-1933年，美国政府不同程度的被投资银行和重工业企业所控制了。”（《百年前的美国》）不要忘记，距此百年之后的今天，特朗普在上台之前，还誓言要清除华盛顿的下水道，那些被大企业控制的议员们，是美国中下层民众愤怒的目标之一。而直到今天，沃伦还在呐喊，美国国会从联邦财政获得的补贴数额，竟然快要被大企业的外部捐赠所超过。那么，议员们会听谁的呢？所以，什么才是“民主”？“民主”就是“直选”吗？“直选”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吗？当我们使用“选举”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对这些概念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所发生的过往和现实，真的了解吗？
8、我知道当我写下上述文字时，会有不少读者要表示反对，认为我在支持民主的对立面。我想对这部分读者讲，之所以认为我写下这些文字就代表我站在民主对立面，是因为这些读者已经先验的认定了“民主”是完美的、是不会有问题的，然而非常可惜的是，西方民主制度一直是变动不居的，并不是曾经有个圣人写下了什么是民主，然后人们就去执行。德国人没有美国的民主，日本人也没有英国的民主。李光耀曾经花了很多时间思考西式民主制度的问题，这才使新加坡后来的民主制度避免了那些问题。所以当你希望和别人讨论“民主”这个论题时，希望你清晰的知道，你所用的这个词汇，究竟有怎样的内涵。否则，人们只会默认你在喊“万岁”。
9、我花了很多时间去阅读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著述，也亲身前往一些地方感受。我在写作韩国、日本、美国、德国时，无不在思考这些国家和地区今天的状况，与这些国家和地区过往数十年制度与政策的关系。我写作不同的国家，不是为了证明哪个国家好或者不好，也不是为了证明哪个国家不如中国好，我只是想了解真实的情况。我们今天的学研很多时候不如清末民初，因为那个时代还是懂得兼收并蓄的，不会先验的倾心某个具体国家的制度。这是一个反思的时代，因为这一代中国人，甚至今天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的人，都生活在两次大战后的国际体系中，而这个体系又是从美苏对抗、苏联解体发展到今天。我能确定的是，“极权政治”和“计划经济”已被证伪。但这不代表出现了任何一种可以大一统的模式。历史远未终结，连福山都早已承认这一点。很少人愿意了解，德国总理并无任期限制；日本在安倍执政之前，已经很长时间没有靠选举去替换过首相，这些首相们总是没到任期就引咎辞职，是日本官僚体系的稳定性在支撑日本的运转；而韩国总统只有一届任期五年，因此没有一任韩国总统能改变六大财阀统治韩国的局面，在这个体制下，每一任总统都将以悲剧落幕。所以，今天有任何现成的、终极的政治经济模式吗？所以当我们在讨论某种制度时，光讨论口号式的概念是没有用的，我们需要讨论的是这些概念背后的具体制度构成。
10、民主需要协商，协商需要议题。过往很长时间，各项政治经济社会议题是由媒体来主导形成的。但在社交媒体主导的今天，这个传统的议题形成机制，正在或者已经瓦解。我们看到今天一些官媒，偶尔也不加辨别的转载某些自媒体的文章，或者将网络上的信息搜集起来，没有任何深度判别就展示出来。新闻的严肃性、客观性，以及对事实、认知的深度追求，正在被传统媒体放弃。社交媒体时代瓦解了传统媒体的格局，这有经济的因素。过往，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占主导的传统媒体数量是不多的，尽管不同媒体针对的群体不同，也区分圈层，但从报刊、广播到电视的传统大众媒体，很大程度上数量是有限的，并且这些传统媒体受到了法律和职业纪律的约束，当然也受到了其后资本力量和外部市场竞争的影响。但在社交媒体时代，传统媒体的格局已被完全打破，作为议题组织者的传统媒体，正在或者已经被瓦解。社交媒体时代的特点是圈层化和封闭化，圈层化和封闭化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又不断强化这种主动选择的信息隔离。正如我们今天所见，中国的自媒体通过不断强化受众既有的观念，可以培养出多达数百万的受众，仅仅依靠打赏和广告，就可以挣得一年数百万人民币以上的收入。在这种经济利益面前，继续强化这种信息隔离，不断向受众提供强化其固有观念的信息，使个体处于“被强者认可”的舒适区，打造一种群体的安全感，自然成了非常多自媒体的选择。当然这种隔离不是绝对的，正如我在后台能够感受到，有不少读者是极其意外的关注了这个公众号，从而打开了一片新的视野。我们身处这个转型过程中，如果需要做什么，我的观点是，积极参与，让自己从一个信息和观点的接受者，变成一个信息和观点的提供者。在社交媒体时代，一个作者所感受到的世界，跟一个读者所感受到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
11、社交媒体对全球的冲击都是巨大的，没有哪个国家和地区能够幸免。对部分先发国家而言，由于经济上的贫富差距，导致大量经济议题政治化。之所以今天很多国家和地区看起来社会更加撕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交媒体的圈层化和封闭化中断了的跨阶层协商可能，而这本应是民主的题中之义。如果我们说社交媒体的言论自由在破坏民主，可能很多人会否认，但正如乔治索罗斯所言，社交媒体的确在破坏西方文明最珍视的自由意志。在一个政治实体内部，不同阶层的协商必须要有共同的议题作为前提，这个议题过往是由传统媒体来组织的。传统媒体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不断帮助澄清议题，通过专业的报道和分析，乃至有序的辩论，将议题的内涵清晰化。但当传统媒体受到利益和立场影响开始不能中立的行为时，民众就对社交媒体产生了信任和依赖。社交媒体其实更加难以中立。社交媒体在很大程度上中断了信息获取的公平性。以往，人们看同样的电视台、阅读同样的报刊，即便身处不同的阶层，但容易从观念上达成一致，或者至少可以了解其他阶层的情况。但社交媒体时代，人们几乎不会看同样的电视节目、阅读同样的报刊，传统媒体也向社交媒体妥协，开始大量采用社交媒体的语言和报道方式，每个人长时间的只会关注自己所在圏层的信息。香港的示威者使用Telegram群组，上万人每天只接收和信任群组中的信息，激进者排斥一切非本群体的信息，局部的信息不断被放大，时间被延长。这样的情况当然不只存在于政治领域，2015年A股市场和2016年的内地房地产市场，无不是以互联网传播的方式迅速导致了“非理性繁荣”。信息传播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是极其现实的。所以，是坚持报刊、电视时代的言论不受限制，还是要在社交媒体时代建立新的规则和职业纪律，是每个国家都面临的问题。不要认为这什么新鲜事，或在限制所谓的言论自由，在报刊、电视大众媒体时代出现时，约束性的规则和职业纪律也是逐渐建立起来的，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这关涉“自由”与“秩序”这两个议题，主张任何一种观点的人，都应当思考自己的主张所导致的不良后果有哪些，对一个社会而言，是否是可接受的。
12、这个公众号的读者向来是分裂的，这种分裂只有我能在后台看到，那些认为我很左的人，看不到那些认为我很右的言论；反之，那些认为我很右的人，当然也看不到那些认定我是官方喉舌的言论。之所以出现这样对立的评价，是因为我本来就没有去迎合任何一方。我写作的目的第一是记录自己的思考，第二是引发读者的思考。部分读者表示高度认可，但非常可惜，这些读者的观点我并不认可，因为他们没有看明白我想表达的观点，只是在不断的重复自己的既有观点。另有部分读者激烈反对，也非常可惜，因为他们所反对的，我根本就没有赞成过。很大程度上，这些留言我没有办法回应，因为不处在同一个“议题”。
13、我特意写过一篇《认识论与思想观念》，希望告诉读者，我们需要习惯形成“演绎”和“证伪”的思维，这是中国教育极度缺乏的。任何归纳的、确定的判断，都要有一种留待证伪的态度。与网络上那些情绪的表达保持足够的距离，无论那些情绪是谁来诱发的。要通过了解那些情绪去发现背后的原因，而不是被情绪所主导。
14、最后，希望所有读者都保持开心。尽管这个公众号全是严肃的话题，但其实随便看看就好，我既不是专家，也不是权威，更不是决策者，偶尔写一点自己的想法，你同意或者不同意我的观点，都不会对这个世界的运转造成任何影响。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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