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本应在大约2年后见光，它是一个浩大翻译工程的很小一部分，尤其考虑到这是利用我的业余时间来完成，也算虽慢犹容了。提前发表出来是因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个标志性的事件。《人类简史》的作者Yuval Noah Harari刚刚写就了一篇关于特朗普时代的分析，当所谓的传统精英正在被摒弃时，Harari作为互联网时代的历史学者，敏锐的洞察到了时代本质——技术革命，尤其是信息技术革命对人类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态正在造成的剧烈冲击。
在50年前，一位美国历史学家，不但洞察到了他所处时代的本质，还通过对人类文明演进的分析，形成了完整的文明史观。Carroll Quigley，并没有止步于The Evolution of Civilization这部足以将他列入历史学家殿堂的著作，因为他回溯人类文明史的目的不在于书斋式的追求，而在于以此来分析他所处的时代——那是在经历了20世纪初的大萧条、两次大战，并且仍处于冷战时期的晦暗不明的时代，他希望通过对人类近现代文明史发展的追述，来指明他所在的西方文明将要如何走出20世纪的泥淖。为此，Quigley耗费20余年精力，完成了一部关于20世纪前期历史的鸿篇巨著——Tragedy and Hope-the History of Our Time。这本著作极其细致的分析了西方文明和受到西方文明冲击的其他文明是如何走到20世纪，其中对于金融、货币和秘密社团历史的分析，使他招致诸多误解，甚至沦为各种阴谋论的注脚。这部著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完整的构建了19-20世纪的世界史，并且是在对人类文明周期形成自己的整体性观念之后，资料之丰富，与他担任美国国防部、美国海军和史密森学会的顾问身份不无关系。Quigley自称是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保守辩护士，比尔·克林顿称其为mentor，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的结尾，更是复述Quigley关于文明周期的理念。
今天，包容多样性（inclusive diversity），这个由Quigley提出并在20世纪被广泛接受的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正在经历西方文明自身的挑战。老龄化、种族结构的变化、资本集中、科技革命导致的劳动力需求下降以及落脚到结果上的分配不公，最终在信息技术引领的结社革命下，掀翻了西方传统民主政治的圆桌。然而这个圆桌曾经是如何形成，如何走到今天，西方文明是否仍如百年前一般？今天的美国是一个时代的开始，还是一个时代的终结，抑或只是历史的片断？谁也无法准确的预测未来，历史也不会简单的重复，但我们的确可以通过回看过往，经由历史的演进去形成自己的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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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与希望》第二章
Carroll Quigley 著，慕峰节译  （图片均来自互联网）
1917年前的美国
正如古典文明从发源地希腊向罗马扩散，罗马人选择并改变了古典文明，欧洲文明也向新世界（New World）扩散，在那里，欧洲文明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也基本保留了欧洲的风貌。美国历史的核心事实是，来源于欧洲的人口和文化对其占领，以及对位于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广袤荒地进行利用。在这个过程中，拓荒是依地域渐次进行的，从弗吉尼亚东部的沿海低地（the Tidewater），往皮埃蒙特（the Piedmont），到阿巴拉契亚山脉森林（trans-Appalachianforest），再到太平洋海岸（the Pacific Coast），最终是大平原（the Great Plains）。自1607年开始的占领期（the period of occupation），到1900年基本结束。但基于深度而非广度的发展却在继续。这一从广度到深度发展的转变，通常被称为“边境的关闭”（closing of the frontier），它要求整个社会风貌和行为方式从个人主义向更多的以合作为基础转变；从单纯的强调体魄，向更强调无形的秉赋转变，通过无形的管理技能、科学训练和知识能力，可以使新拓展的地域形成更密集的人口，提高生活水平，并能更有效的利用闲暇时间。
美国人民在1900年“边境的关闭”时重新调整社会风貌和行为模式的能力，被若干因素妨碍了，这些因素源自他们的早期历史经验。其中我们需要提及的，包括地方主义的发展，以往宪政的经历，孤立主义，对体魄和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的强调。
美国的占领运动形成了三个主要的地理区域：一是起初为商业，后来为金融和工业的东部；二是起初为农业，后来为工业的西部；三是农业的南部。不幸的是，两个农业区域的组织形态非常不同。南部主要是在建立在农奴制基础上，而西部则建立在自由劳动力基础上。东部联合西部在美国内战中（1861-1865年）击败了南部，并使南部长期处于军事被占领状态（1865-1877年）。由于内战和之后的占领是由新共和党（thenew Republic Party）控制的，这个国家的政治组织开始在地理区域上被撕裂：在1928年之前，南部拒绝向共和党投票，在1932年之前，西部拒绝向民主党投票。在东部，老一点的家族倾向于共和党，因为美国内战被欧洲新移民浪潮所淹没，自1846年爱尔兰和德国的移民迁入开始，到1890年后更多的东欧和地中海欧洲移民持续进入。这些东部城市的新移民，出于宗教、经济和文化上的原因投票给民主党，他们反对同在东部的共和党上流阶层。东部选票的阶级基础，以及南部和西部选票的地方主义基础，对1880年之后的美国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美国的国父们曾假定国家的政治应交由拥有财富和闲暇的人来运作，他们彼此熟识，不需要因紧急而做出决定，当他们达成一致时便推动政府运作，当不能达成一致时，在不产生巨大损失的情况下就不付诸行动。美国宪法，以其权力划分和通过选举人团来选择行政首脑的条款反应了上述理念。通过议院的党团会议（party caucus）来进行公职提名和参议员选举，也同样反应了这一观点。1830年之后到来的大民主（mass democracy）改变了这一状况，这时建立了利用政党代表大会提名，并利用根深蒂固的政党机器来动员足够的选票选举候选人的机制，而这种动员是以赞助公职职位（patronageof public office）为对价的。
上述状况所导致的后果，是1840-1880年经选举而任职的官员发现他们面临来自三方面的压力：来自选民的压力，他们为其提供了选票；来自政党机器的压力，他们对其提名，并为其赞助可用于奖赏下属的公职职位；来自富有的经济利益群体的压力，他们为其提供了竞选经费，或许，其中一部分还可以落入他自己的腰包。这一个系统运转良好，因为上述三方面的压力几乎是均等的，政党机器方面稍具优势。这种优势在1865-1880年扩大了，导致金融、商业和工业部门被迫需要为政治机器进行更为慷慨的捐献，以换取他们认为本就应属于政府职责范围的服务，包括提高关税、为建设铁路提供土地、更好的邮政服务，以及颁发采矿和伐木特许。
金融和商业群体在财富和权力方面的快速增长，使他们对持续向政治机器进行捐献产生了反感。并且，这些经济寡头越来越觉得，他们不但不能直接发号施令，还要与政党头目协商才能获得服务和恩惠，这是完全不合适的。
到1870年代后期，商业领袖们决定终结这种情况，他们打算切掉这个系统的主干，也就是赞助系统（patronage system）。这个被贬称为“腐败系统”的赞助系统之所以被商业巨头所抵制，主要不是因为它会导致不诚实或低效率，而是因为它通过向政党机器提供独立的收入来源（来自政府雇员的竞选捐献）来摆脱了商业的控制。如果这一来源能被切断或是明显减少，政客就会更依赖于来自商业群体的政治捐献。在大众媒体蓬勃发展，利用火车参与竞选普遍化的年代，竞选的成本也激增了，减少任何来自公务员的捐献都无疑会导致政客更加从属于商业力量。基于上述目标，随着1883年彭德尔顿法案（Pendleton Bill of 1883）的通过，联邦政府的公务系统改革开始了。最终，在1884-1933年，政府不同程度的被投资银行和重工业企业所控制了。
1884-1933年，投资银行一方面已经涉足了商业银行和保险业务，另方面也开始涉足铁路和重工业，这使其能够动员大量财富和使用庞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资源。当时众所周知的“社会”（Society），或“400人”，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他们乘坐巨型游艇在海洋中驰骋，乘坐私人火车在陆地旅行，在奢华的私人庄园和位于棕榈滩、长岛、伯克希尔、纽波特和巴尔港的宅邸中往返穿行；在Astor夫人（Mrs. Astor）严厉的目光下，从位于纽约的堡垒般住宅聚集前往大都会剧院；或在令人敬畏的J.P.摩根面前参加高层级的商业会议。
John Pierpont Morgan（1837-1913）
大银行和大企业的寡头们在1880-1933年创造的金融控制架构极其复杂，商业地盘叠加，通过半独立的方式联结起来，形成经济和金融权力的两个顶端——其中一个，是位于纽约的J.P.摩根公司（J.P.Morgan and Company），另一个，则是位于俄亥俄的洛克菲勒家族。当他们像往常一般合作时，足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美国的经济生活，并至少在联邦这个层级影响到美国的政治生活。关于前一点，反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在美国，10亿美元企业的数量从1909年的1家（由摩根控制的美国钢铁公司（United States Steel））上升到1930年的15家。由200家最大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股份份额，从1909年的32%上升到1930年的49%，而在1939年则达到了57%。到1930年，200家最大企业持有了全美40,000家企业49.2%的资产（1650亿美元中的810亿美元）；他们持有了公司或非公司企业全部商业财富的38%（2120亿美元中的810亿美元）；持有了全部国家财富的22%（3670亿美元中的810亿美元）。事实上，在1930年，由摩根控制的AT&A公司持有的资产就超过了21个州的财富总和。

 John D. Rockefeller（1839-1937）
这些商业领袖的影响力十分巨大，如果摩根和洛克菲勒联手，或单凭摩根，就能通过在股票市场抛售以制造恐慌来打击经济系统，而后又可以在股价低点重新买入。当然，他们不至于蠢到非要这样做，尽管摩根在“1907年恐慌”时已经接近这么做了。他们会毫不犹豫的牺牲普通股持有者来打击个人企业，迫使他们破产。在此仅举两个事例，摩根在1914年之前，以最高点的价格向纽约、纽黑文（New Heaven）和哈特福特（Hartford）铁路出售大量几乎没有价值的新英格兰轮船和电车线路来打击这些公司；威廉·洛克菲勒（William Rockefeller）及其友人在1925年之前，以高溢价向芝加哥、密尔沃基（Milwaukee）、圣保罗和太平洋铁路出售太平洋铁路供电计划、铜、电力和无价值的支线铁路（加里线（Garyline））来打击这些公司。这些事例反应出，金融资本家发现，通过发行和出售证券而非通过商品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就可以牟利，这又引导他们发现另一点，也就是不仅可以通过证券的超发或者发行债券（而非权益证券）来剥削运营企业从而获得利润，还可以通过企业破产重组来获取佣金和其他费用来增加利润。
由威廉·柯林斯·惠特尼（William C. Whitney）领导的商业利益群体在1883年促成了第一次公务改革（civil service reform），他们希望能够平等的控制共和党与民主党。事实上，他们中的一些人向两党都进行政治捐献，认可两党轮流担任公职，以此来隐蔽其影响力，禁止通过政治家来展示任何的独立性，使得选民相信他们在行使自己独立的选择权。由于商业利益影响（或至少是摩根的影响）1880-1896年，在联邦层面形成了两党轮替，这种影响在任一政党执政阶段都是同样大的。但在1896年出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商业利益群体发现他们能够很大程度上控制共和党，但对控制民主党则信心不足。这主要是因为南方诸州（Solid South）是民主党的地域范围，几乎没有投向共和党的选票。但这些州也像其他州一样，派出代表参加共和党全国大会（Republican National Convention），由于这些人并不代表投票人，他们转而代表那些准备资助他们的人。由此，这些人开始代表北方的商业利益。马克·汉纳（Mark Hanna）已经详细的告诉过我们，他是如何在1895-1896年冬季，在佐治亚州（Georgia）为麦金莱（McKinley)收买了200个代表参加了1896年的共和党全国大会。由于上述情况的存在，共和党大会上1/4的选票是“被控制的”南方诸州的选票，而不代表选举人。在1912年共和党分裂后，这部分代表的比例下降到17%。

William McKinley（1843-1901）美国第25任总统
由于农业部门对1868-1896年的情况表现出不满，投资银行家和他们的工业企业联盟无法在1896年控制民主党大会（Democratic Convention）。这种不满很大程度上源自于银行寡头的货币策略。我们已经讨论过银行家为什么会倾心于金本位。因此，在美国内战末期，他们劝说格兰特政府（Grant Administration）控制战后的通胀并恢复金本位（1873年经济危机和1875年恢复金属货币支付）。这使得银行家能够控制货币供给，而他们为自己的目的也毫不犹豫的行使了这一权利，就像摩根在1893-1896年无情的向克利夫兰政府（Cleveland）施压那样。银行家对低价格的热衷无法得到农场主的支持，因为每次农产品价格的下跌都会使农业债务负担（尤其是抵押）变得更重。并且，农产品价格已经比工业品价格更有竞争性，不受关税保护，其下跌速度要远快于工业品价格，而农民却无法降低成本或是像工业企业那样迅速的调整生产计划。后果就是金融和工业部门对农业部门的系统性剥削，主要形式是：高工业品价格，高（及有歧视）的铁路运价，高利率，低农产品价格，以及由铁路和政府提供的非常低水平的农业服务。由于无力用经济武器抵抗，西部农民转而寻求政治救济，但又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他们对民主党的尴尬态度（因为内战的记忆仍在）。因此，他们尝试在州政治层面通过地方立法（所谓的格兰杰法（Granger Laws））和建立第三政党运动（如1878年的绿币党（Greenback Party）或1892年的平民党（Populist Party））来实现其诉求。然而，到1896年，农业部门的不满已经高到使他们可以战胜对内战时期民主党的不佳记忆。由于这些不满，主张通过使用黄金和白银共同作为货币来增加货币供给以提高商品价格的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在1896年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这是一代人首次将选举建立在社会和经济议题上。尽管大金融和大企业几乎处于恐慌的状态，但通过巨大的耗费，他们还是成功的使麦金莱（Mckinley）赢得了选战。
财阀们无法像以往控制共和党那样控制民主党这一事实，使他们开始在政治事务方面采取一党策略，尽管他们仍然在同时向两党捐款并且没有放弃对两党控制的努力。事实上，1904年和1924年，J.P.摩根能够满意的坐看两党候选人都在他的影响之下。1924年的民主党候选人是他的律师之一，而共和党候选人是由他的合伙人德怀特·莫罗（Dwight Morrow）精心挑选的同学。通常，摩根需要与其他商业领域的寡头分享政治影响力，其中尤其要考虑洛克菲勒的利益（例如，1900年和1920年在他们之间分票）。
农业部门的不满，垄断的发展，受压迫的劳工和过分的华尔街金融家，使得整个国家在1890-1900年都焦躁不安。要缓解上述情况，只能通过增加足够的货币供给来提升商品价格，但这个阶段的金融家，如同30年之后一样，决定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要去守护金本位。为将公众注意力从国内经济问题上分散出去，难道还有比国际事务危机更好的选择吗？克利夫兰（Cleveland）或多或少是偶然的发现了这个选择，在1895年，他搅动起了与大不列颠对委内瑞拉的争端。然而，最大的机会则是1895年古巴反抗西班牙的革命。当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Randolph Hearst）领导的“黄色报业”（yellow press）掀起公众舆论时，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Cabot Lodge）和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已经密谋他们如何才能使美国陷入喧嚣。当美国战舰缅因号（Maine）于1898年2月在哈瓦那（Havana）港口被神秘的炸沉后，他们获得了他们需要的理由。两个月后，美国以维护古巴独立的名义向西班牙宣战了。胜利的结果昭示了美国的海洋霸权，通过占领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美国建立起了帝国霸权，这又勾起了它对帝国荣耀的贪婪，这覆盖了从长期的半萧条时代向新的繁荣时代转变的进程。出现新的繁荣时代，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受到战争中对工业品需求增长的刺激，但更多的是由于在1895年后在南非和阿拉斯加的黄金大发现所导致的商品价格上升。
Theodore Roosevelt（1858-1919）美国第26任总统
美国进入全球列强行列还伴随着1898年夏威夷的并入，1900年对义和团起义（Boxer uprising）的调停，1903年对巴拿马运河的夺取，1905年对日俄战争进行的外交干预，1908年实现了美国海军的环球巡航，1912年对尼加拉瓜进行了军事占领，1914年开放了巴拿马运河，以及1916年对墨西哥的军事干预。
在这段时期，出现了新的经济和政治改革运动——进步主义运动（Progressivism）。进步主义运动来自新旧力量的集合。它的基础是已经存在的农业部门和劳工的不满，在1897年前，他们的抗争都是徒劳的。部分成功的商业领袖也进行了反思，出现了自私贪念的弱化和旧式社会责任与理想主义的复兴。某种程度上，这种感受混杂着一种认识，即向不满人群作出表面让步和提供更多机会，要比任何盲目的蓄意阻挠政策更有助于维护富人的地位和特权。
作为更加理想主义推动力量的事例，我们可以提及卡耐基（Carnegie）为了世界和平，以及拓展自然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而创建的基金会。从更现实的视角看，我们可以提及在惠特尼（Whitney）的资助下由摩根的代理于1914年创办的《新共和》杂志，号称“自由主义的周刊”。与最后一点有些许类似的，是新“自由主义媒体”的发展，他们发现通过刊发揭露丑闻的文章，将大企业的恶劣面和人性本身展现在公众面前可以获得利润。但进步主义运动最大的机会产生于摩根领导的旧式金融资本主义力量与洛克菲勒阵营的新兴垄断资本主义力量的撕裂。其后果是，共和党被分裂为西奥多·罗斯福的追随者和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的追随者两派，这使得自由的东部和农业的西部联合起来抓住机遇，在1912年成功使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当选为总统。

Andrew Carnegie（1835-1919）
威尔逊通过他的“新自由”（New freedom）和“弱者的权利”（the rights of the underdog）的演说唤起了民众广泛的热情，但他的施政仅仅是将农业部门和劳工在各州层面寻求多年的改革上升到联邦层面。威尔逊决非一个激进主义者（毕竟，在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职位期间，他接受了来自包括克里夫兰·道奇（Cleveland Dodge）和麦考密克·C.H.（Cyrus Hall McCormick）等工业企业的资助，并在他于1910年从政后，此类情况也决没有停止），在他许多响亮的公开演讲中也存在大量无意识的伪善。无论实际情况怎样，他在政治和行政方面的改革比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改革有效得多。克莱顿反托拉斯法（Clayton Antitrust Act）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很快就陷入讼争并且变得没有价值。另一方面，参议员直选，建立所得税制度和联邦储备系统（Federal Reserve System），创立联邦农业贷款系统（Federal Farm Loan System 1916）和农村邮政系统，以及向多个劳工立法迈出第一步，例如商船海员的最低工资制，限制童工，铁路工人的八小时工作制等，这些都将进步主义给予威尔逊的支持予以了正当化。

Thomas Woodrow Wilson （1856-1924）美国第28任总统
威尔逊的第一个任期（1913-1917年）和西奥多·罗斯福稍早的任期（1901-1909年），为美国将目标从外部的地理扩张重新定向到开发内部的自然和精神资源上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早期的罗斯福以一个演说家的智慧向公众宣传了保护国家自然资源的意义，而威尔逊作为一个学者，则为更广泛的群体拓展机会的平等贡献良多。民众沉浸在付诸上述努力的争论中，以至于他们丝毫没有察觉到欧洲正在形成的紧张国际趋势，甚至对1914年8月战争的爆发仍未在意，直到1915年，对战争恐惧的喧嚣才完全盖过对国内事务的争论。在1915年末，美国以一种并不绅士的方式被召唤上了世界舞台。这是我们将要在后面章节讲到的另一个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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