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对香港问题的讨论，是从历史视角、宏观视角，从中西方文明的竞合来看的。区议会选举的结果，让内地从上到下，终于看明白了，不同文明之间的竞争是多么现实和残酷。这不是靠所谓“血浓于水”的一厢情愿能够改变的。
今天仍然有不少分析，在指出支持建制派的民众比例，以及在后续立法会选举和特首选委会选举时仍然存在的规则优势。其实，这是很被动的思考。时至今日，非常清晰的是，香港的年轻人，也就是香港的未来，还有多少人有“血浓于水”的观念？我们一定要承认，香港虽然已经回归22年，但这是国家主权上的回归，还远没有实现文明上的认同和回归。文明上的认同和回归，不是靠利益倾斜能够实现的。
日本大化改新之时，“无论是儒教、佛教、律令政治，还是学问艺术各方面，都是照搬唐朝的样式，或者稍加修改增删，总之无不与唐风有关。人们认为唐文化具有最高的水平，尽早达到它那样的水平，是当时一般的共同目标。这正和明治时代把欧美文化视作具有最高价值，而想尽快吸收并达到那个水平完全一样”（坂本太郎《日本史》）。

所以当一个文明高度发达时，它就会自然外溢到本土之外。我们要承认，尽管香港主权已经回归22年，经济上与大陆已经十分紧密，但香港是深受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影响的一个地区。
换言之，香港在主权上是属于中国的，但仍在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影响之下。
收领土易，收人心难。不像老一代港人，对中国本土仍有文化上的认同，回归22年以来的香港年轻人，可能大多数已经没有这些认同了。

中国大陆再次开放并融入世界，不过短短四十年，不要讲在二十年前，哪怕是在十年前，国家面貌都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文明的自我叙事如果未能自洽的完成，仅有物质上的成就，那么这种物质成就的取得，究竟是因为外来文明的作用，还是本土文明的成就，是难以做出判断的，其他文明也将难以理解和认可。无论对港台，还是对其他文明下的国家，所要面临的，其实都是同一个问题，就是在物质上进步之后，如何使中华本土这个复兴的文明再度得到认可。这不是简单的宣传问题，如果不能从全球发展的历史比较，去深刻分析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固有缺陷及其恶果，如果不能清晰的表达今天的中华文明其实已经融入了西方文明的进步方面，如果不能深刻的理解西方文明并非铁板一块、盎撒文明将与其他西方文明更加疏离，如果不能从中华自身的历史去尽力提取人类文明进步新的养份，那么人心问题，仍将难解。
香港问题，不是朝夕产生，也不可能朝夕解决。今天，对香港，应当放下包袱，向前看。
一国两制的本意，是尊重香港的历史制度；一国两制的必然结果，是两种制度的相互比较。但一国两制走到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两种文明的相互较量。

一国两制不是包袱。一直以来，可能的包袱，是一定要保障香港的繁荣。为了香港的繁荣，港资企业在内地曾经拿到的优惠，是多少民企想都不敢想的。且不要说，中资企业今天对香港金融市场的巨大支撑作用。
今天，香港与内地都是市场经济，既然是市场经济，就应当允许内地的城市放开跟香港去竞争。没有必要为了保障香港必然繁荣，使内地的开放政策不能突破到香港那样的地步。如果我们能有更多的自由贸易港，出口成本可能进一步下降；如果我们有更开放、更法治化的证券市场，民众也将会有更便捷的投资渠道，不至于要辗转出海投资。如果说曾经内地跟香港仍有非常大的差距，无法去考虑替代的问题，那今天唯一需要考虑的是，是否还有必要为了保障香港的繁荣，使内地的城市放缓发展的步伐。
既然香港民众认可的是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自由竞争，既然大陆的省市和民众盼望着更加开放，何不让双方都满意？一个甲方企业，长期独家采购一个乙方供应商，这个供应商早晚自认为是甲方。为何不让自己有更多的选择？如果说以前为了保障香港的繁荣，有所克制、有所倾斜，如果这种克制和倾斜不能产生文明认同的结果，那以后还有必要继续吗？
一国两制，是两种制度的竞争，是两个文明的竞争。这两种制度，这两个文明，早晚会有成败胜负之分。我们不应该去考虑还有多少香港民众支持建制派，因为无论是否支持建制派，他们对自由竞争都是认可的。

什么才是解决香港问题的最佳方案？
放下包袱，继续坚持一国两制，加大内地的开放力度，放开内地城市与香港的竞争，让所有城市享受竞争产生的繁荣，而不是照顾得来的繁荣。
以上。
前期文章参考：《文明边缘的香港》、《西方文明在世界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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