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香港区议会选举的“意外”，打破很多迷梦。但如果仅基于眼前的结果就做出简单的判断，难免重蹈历史。我们一直认为，对整个人类文明史认知的缺失，决定了国人在认识今天这个人类世界时，往往片面而短视。这种片面和短视，是过往数十年轻视社科基础研究所致，而部分有益的研究，在某些关键时刻也未与决策相结合。很多一厢情愿，并未换来预想的结果。
今天大陆与港台的关系，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乃至中国与欧洲、亚洲、非洲各国的关系，无不是在一个已经存在数百年的现行世界体系下的文明复兴与扩张的进程。这种文明的复兴和扩张，是伴随着西方文明从扩张时代过渡到危机时代同步进行的。我们在经济上融入了全球，但与过往处于统治地位的西方文明不同，我们尚未能够提供一个为全球所认同的自洽的文明观念。所以，今天我们能够看到，即便在经济上，西方文明，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文明遇到了巨大的挑战（TIME周刊将之归纳为“纽伦港”（纽约、伦敦、香港）问题），但经济只是文明的一个方面，在未来很长时期，如果没有一个新的文明观念能够得到广泛认同和传播（很显然，广泛认同才是传播是基础而不是相反），那么西方文明仍然会在其逐渐难以自洽的范围内运转。此时，新兴文明与传统文明的边缘地带，将会不断面临选择、试错。如果本土文明观念不能自发形成并得到广泛认同，即便在经济上取得巨大进步，都可能被别的文明观念所收割。
不同文明是会相互影响的，可能冲突，也可能融合，还可能进化。今天中华文明不是传统的中华文明，自近代以来，在中华本土，传统文明与外来文明不断冲突、试错、选择、调整，这种吸收外来文明的情况，在历史上反复出现。即便如此，我们对人类不同文明外溢的认知，很可能仍然没有超越清末民初时期。中华本土核心地带经历了漫长的试错、选择与调整，真正开始融入世界，不过40年时间，而真正从本土走向海外，也只有大概短短的20年时间。
很显然，今天对重新认识世界的呼唤不是来自象牙塔里的读书人，而来自各行各业，这正如西方文明在外溢过程中，商人对人类不同地区历史、文化、习俗的渴求度往往是第一位的。
今天，我们应当比任何一个时候都要放低姿态，应当像海绵一样去学习，去了解这个真实运转的世界，而不是曾经的屏幕上、报纸上那个远离我们自身的世界。这个时代呼唤更具张力的解释，呼唤能让勤劳的人们满意，同时又能使他们获得足够外部尊重的思想观念。
今天，我特别愿意将Carroll Quigley花了二十多年时间所著的《悲剧与希望》第一章译文分享给大家。我相信，在经历了过往两年多以来中美、陆港等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后，会有更多人愿意认真品读这些真正能够发人深醒的文字。也希望大家能够看到，在1950年代左右，欧美学者对历史和未来的认知，已经达到了怎样的深度。
文明的竞合和进化，是会长达百年以上的，不要期待，用很短的时间，就能解决文明竞争的问题。当一个文明足够强大时，那些边缘地带，是会自然归附的，前提当然不只是经济。
以上。
（正文长达2万字，建议留出足够时间细细品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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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慕峰译自Tragedy and Hope（by Carroll Quigley，纽约Macmillan公司，1966年版，1974年第二次印刷，ISBN-0913022-14-4），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引用
一、文明中的文化进化
总会有人问，“我们将向何处去？”，但看起来，这类人总是少数。可以肯定的是，以前，也不会有很多人会以悲痛的语调或换用一种更绝望的腔调，提出“人类还能够生存吗？”这样的问题。甚至此前，也没有那么多人去寻求“意义”和“身份”，更没有从最狭隘的自利主义角度去“尝试找回自己”。
“我们的生存方式仍可以持续下去吗？”，这种问题更像是20世纪的，而非更早以前的典型问题。我们的文明注定要消亡吗？就像曾经的印加（Incas）、苏美尔（Sumerians）或者罗马文明那样？从18世纪初的意大利哲学家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到20世纪初的德国哲学家施本格勒（Oswald Spengler），再到今天的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人们总是困惑于文明是否也有生命周期，以及文明是否与生命一样，也有不同形态的变化。这些讨论产生了相当普遍的一致意见，即人类生活在各个独立组织形态的社会中，拥有不同的文化（culture）；而这些社会中的一部分，拥有文字记载和城市生活，比其他社会具有更高程度的文化，这些社会，被称为“文明”。而这些文明，趋向于经历类似的演化过程。
基于上述，文明的进化，可被简要归纳为以下过程：每个文明都诞生于某种难以解释的风气，在缓慢的开始后，进入到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其规模和能量都不断增长，无论是基于内部自生还是基于消耗其邦邻，直到某种组织危机出现。当危机过去，文明重组，它的形态看起来会有些不同以往。它的活力和士气减弱了。它开始变得稳定直至停滞。在经历了黄金时代（Golden Age）的和平和繁荣后，内部危机再度泛起。在这个时点，道德和物质的衰弱第一次出现，同时第一次出现的，还有这一文明是否仍有能力对抗外部敌人以维护自身的质疑。在经历了社会和组织体品行内部斗争的打击，以及传统信念缺失、新观念与过往不相容导致的衰弱后，这一文明变得更为虚弱，直至被外部敌人所湮没，最终消失。
当我们尝试将上述分析适用于西方文明（Western Civilization），哪怕仅是用于相当模糊的分析时，我们发现需要做出一些修正。同其他文明一样，我们的文明始于其他社会的多种文化元素交融的某个阶段，而后这些要素塑造出一种独立的文化，像其他文明一般开始极速成长，从扩张阶段来到了危机阶段。但在这个时点，形态发生了变化。
对十余个其他文明而言，紧随扩张时代（Age of Expansion）而来的，是危机时代（Age of Crisis），接下来便是由一个政治体（political unit）统治文明全域的帝国时代（Universal Empire）。西方文明与之不同，并没有从危机时代过渡到帝国时代，而是通过改革自身，复又进入到一个新的扩张时代。并且，西方文明经历了不只一次，而是数次这样的变化。正是这种一次又一次改革和重组自身的能力，使西方文明在20世纪初居于了世界的支配地位。
当我们观察构成文明生命周期核心部分的三个时代时，我们会发现共同的形态。扩张时代通常包括四方面的扩张：（1）人口；（2）地域；（3）生产；（4）知识。生产和知识的扩张引起人口的扩张，这三者的扩张又导致地域的扩张。地域的扩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给文明提供了一个既包括老的核心区域也包括新的外围区域的原子架构（nuclear structure），其中老的核心区域甚至在扩张时代之前就作为文明的一部分而存在，而新的外围区域只会在扩张时代及其之后才会成为文明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愿意，还可以细分出一个介于核心区域和外围区域之间的半外围区域（semi peripheral area）。
在过去的各种文明中，上述各类区域都是清晰可见的，并且还在这些文明的历史演变进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例如，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Mesopotamian Civilization）（6000 B.C.-300 B.C.）中，核心区域是美索不达米亚的低谷，半核心区域是这些山谷的中部和上部，而外围区域则包括了环绕山谷的高地，更远的区域是伊朗、叙利亚甚至安纳托利亚（Anatolia）。克里特文明（Cretan Civilization）（3500 B.C.-1100 B.C.）的核心区域是克里特岛，外围区域则包括了爱琴海岛屿和巴尔干海岸。古典文明（Classical Civilization）的核心区域是爱琴海海岸，半外围区域是东地中海北部区域的剩余部分，而外围则包括了地中海海岸的剩余部分，以及西班牙、北非和高卢。迦南文明（Canaanite Civilization）（2200 B.C.-100 B.C.）的核心区域是黎凡特（Levant），而外围区域包括地中海西部的突尼斯、西西里西部和西班牙东部。西方文明（A.D. 400至未来一段时间）的核心区域是意大利北部、法国、德国西部和英格兰，半外围区域包括中、东、南欧和伊比利亚半岛（Iberian peninsula），而外围区域包括北美、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其他一些区域。
对每个文明而言，至少有两个地域存在差异是非常重要的。始于核心区域的扩张，也会从核心区域开始减速，而外围区域仍在扩张。其结果是，在扩张时代的后期，一个文明的外围区域会变得比核心区域更加富强。换句话讲，一个文明的核心区域要比外围区域更早的从扩张时代进入危机时代。最终，对大多数文明而言，扩张的速度开始在所有区域衰减。
正是文明扩张速度的衰减标志着扩张时代向冲突时代（Age of Conflict）过渡。冲突时代对一个文明的生命周期而言，是最为复杂、有趣和关键的，它包含四方面主要特性，它是：（1）扩张速度衰减的阶段；（2）摩擦和阶级冲突增长的阶段；（3）帝国战争（imperialist wars）的频率和激烈程度增长的阶段；（4）非理性、悲观主义、迷信和来世主义（otherworldliness）滋生的阶段。所有这些现象先出现在文明的核心区域，而后出现在外围区域。
文明扩张速度的衰减最终产生了这个时代的其他特性。在经历长时期的扩张时代后，人们的意识和社会组织形式已经适应了扩张，因此去适应一个扩张减速的阶段是十分困难的。文明中的社会阶层和政治实体尝试通过对其他社会阶层或政治实体行使暴力来维持常规发展速度以补偿扩张的减速。这就导致了阶级冲突和帝国战争。文明内部冲突所导致的结果，对文明的未来而言并非至关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文明架构的重组（reorganization）能否使常规发展得以恢复。因为重组要求的，是去除导致文明衰落的各种因素，而文明内部一个阶层对另一个阶层的胜利或者一个政治实体对另一个政治实体的胜利，通常并不会对衰落的因素产生任何重大影响，也不会（除非意外）像重组那样可以产生一个新的扩张阶段。事实上，冲突时代的阶级斗争和帝国战争很可能会加速文明的衰落，因为这些斗争会耗散资本，并使财富和能源从高生产力的领域转向低生产力的领域。
对大多数文明而言，在经历了冲突时代的长期苦痛之后，最终会迎来一个新的时代——帝国时代。冲突时代帝国战争的结果，是文明中政治实体的数量通过征服被减少了。最终会有一个实体胜出。此时，整个文明只有一个政治实体。如同文明的核心区域要比外围区域更早的从扩张时代转向冲突时代，在整个文明被帝国（Universal Empire）征服前，核心区域通常先被一个国家（state）所征服。此时，核心国家（core empire）通常是一个半外围的国家，而帝国通常是一个外围的国家。因此，美索不达米亚的核心区域被半外围的巴比伦（Babylonian）于公元前1700年左右征服，而整个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要到公元前725年才被亚述（Assyria）所征服（直到约公元前525年才被波斯（Persia）完全取代）。古典文明的核心区域被半外围的马其顿（Macedonia）于公元前336年所征服，而整个文明要到约公元前146年才被外围的罗马所征服。在其他文明，帝国一贯是一个外围国家，即便此前没有发生半外围国家对核心区域的征服。玛雅文明（Mayan Civilization）（1000 B.C.-A.D. 1550）的核心区域是尤卡坦（Yucatan）和危地马拉（Guatemala），但阿兹特克（Aztecs）帝国是以中墨西哥外围高地为中心。安第斯文明（Andean Civilization）（1500 B.C.-A.D. 1600）的核心区域是安第斯山脉中部和北部的低地斜坡和山谷，但印加帝国（Incas Empire）是以安第斯山脉的最高处为中心。迦南文明（Canaanite Civilization）（2200 B.C.-146 B.C.）的核心区域是黎凡特（Levant），但迦太基（Punic）帝国的是以西地中海的迦太基（Carthage）为中心。在远东，我们能找到不少于三个文明。最古老的，是在公元前2000元前后起源于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Sinic Civilization），在公元前200年后的秦、汉王朝达到高峰，并于公元400年后被乌拉尔-阿尔泰的入侵者所摧毁。如同克里特文明衍生出了古典文明，而古典文明又衍生出了西方文明，华夏文明也衍生出了另外两种文明：（1）中华文明（Chinese Civilization），始于公元400年，在1644年后的满清王朝达到顶峰，并因1790-1930年的欧洲入侵所中断；（2）日本文明（Japanese Civilization），始于基督时代，在1600年后德川幕府时代达到顶峰，可能已被1853年西方文明的入侵所阻断。
印度与中国类似，两个文明先后出现。我们对印度的第一个文明知之甚少，但后一个在被外来人和外围民众形成帝国统治后达到了顶峰。始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的古印度文明（Indic Civilization）被亚利安（Aryan）入侵者于公元前1700年左右摧毁。从古印度文明衍生出的印度文明（Hindu Civilization）在莫卧儿王朝（Mogul Empire）达到了顶峰，并被西方文明在1500-1900年阶段所摧毁。
转向极其复杂的近东地区，我们会发现类似的形态。始于公元500元左右的伊斯兰文明（Islamic Civilization），于1300-1600年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Ottoman Empire）达到顶峰，西方文明自1750年开始入侵，伊斯兰文明仍在被毁坏的过程中。
上述分析方式，使得各种文明的生命周期形态看起来过于复杂。但如果我们将其表格化，会清晰很多。
从上述表格，可以发现一个不同寻常的事实。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大概20个文明，上面列出了其中的16个。这16个文明中的12个，也许是14个，已经死亡或者接近死亡，它们的文化，被那些拥有足以中断该文明力量的外来者所摧毁，这些外来者，摧毁了这些文明已经建立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并最终将其抹除。这12个已经死亡或者接近死亡的文明中，有6个是被承载西方文明的欧洲人所毁灭的。当我们进一步考虑数不清的，已经或者正在被西方文明摧毁的，比文明更为简单的其他社会（societies），例如霍屯督（Hottentots）、易洛魁（Iroquois）、塔斯马尼亚（Tasmanians）、纳瓦霍（Navahos）、加勒比（Caribs）以及其他不可胜数的社会时，西方文明令人震撼的力量就显而易见了。
西方文明拥有摧毁其他文化能力的一个原因，尽管可能并非是主要原因，在于它已经扩张了很长的时间。这一事实是立足于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因素，即西方文明已经经历了三次扩张阶段，每次其核心区域都几乎完全被一个政治实体所征服，但却从未过渡到帝国时代。每次在冲突时代，都产生了一个通过自我组织能力来实现扩张的新的社会组织形态，以至于冲突时代的四个现象（扩张速度的衰减、阶级斗争、帝国战争、非理性化）都一再被扩张时代的四方面（人口的、地域的、生产力的、知识的）典型扩张所替代。从严密的技术角度而言，冲突时代转向扩张时代是以资本投资的恢复和资本的大规模积累为标志的，如同此前从扩张时代转向冲突时代是以投资减速，且最终是以资本积累的减速为标志那样。
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一样，始于一个文化融合的阶段。具体而言，是源于350-700年野蛮人侵入及摧毁古典文明时所导致的融合。通过从野蛮人部落、罗马世界、萨拉森（Saracen）世界，以及尤其是犹太世界（基督教）所提供的各种要素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化，西方文明成为了一个新的社会。
这一社会在700-970年成为一种文明，资本开始积累，以新的生产方式进行投资也开始产生。这些新的生产方式伴随着一系列变化，从步兵到骑兵，从人力（奴隶制）到畜力，从地犁（scratch plow）和地中海欧洲的双层（two-field）、休耕的农业技术到八牛联犁（eight-oxen, gang plow）和日耳曼式的三层（three-field）农耕系统，从中央集权的、以国家集中政治为导向的罗马世界到分散的、私人权力封建网络结构的中世纪世界。在这种新系统中，少部分人负责外出战斗，绝大多数人进行耕作并向前者提供劳役和服务。这种虽不公平但有效率的防御系统，反过来又导致了政治权力和社会经济收入分配的不公。这又进一步导致了资本的积累，也即，由于对远方奢侈品的追求，使整个社会的经济重心从自给自足的农业模式（manors，庄园制）转向商业交换和经济专业化，到13世纪，拥有城镇、中产阶级、广泛的读写能力、替代性的社会选择自由以及新思想的崭新社会模式，最终产生了。
这是西方文明在970-1270年进行的第一次扩张。在这一时代末期，社会变成了僵化的既得利益形态，投资减少，扩张速度也开始下降。进而，西方文明，首次进入到危机时代。这个阶段，从1270年至1420年，充斥着百年战争（the Hundred Years’ War）、黑死病、宗教异端和严重的阶级冲突。在这一时代结束前，英格兰和勃垦第（Burgundy）奋力成为西方文明的核心。而也就是那时，一个取代旧有封建庄园制既得利益的新的社会形态，诞生了。
这个新的扩张时代，从1440年-1680年，常被称为商业资本主义（commercial capitalism）时代，这一时代的经济扩张动力，在于通过远距离的商品交换，尤其是半奢侈品和奢侈品交换来获得利润。后来，这一商业资本主义体系也演变成了僵化的既得利益架构，即通过限制生产和商品的交换来保障利润。这一通常被为“重商主义”的既得利益架构，开始成为经济活动的负担，使得经济生活的扩张速度衰减，并导致了1690年之后长达数十年的经济衰退。这一冲突时代所引起的阶级斗争和帝国战争有时被称为第二次百年战争（the Second Hundred Years’ War）。战争一直持续到1815年，阶级斗争的持续时间更长。到1810年之前，法国通过第二次百年战争征服了西方文明的大部分核心区域。但就像英格兰在1420年冲突时代后期征服了这一文明的部分核心区域一样，胜利已经毫无意义，因为一次新的扩张已经开始了。如同商业资本主义在1440年后取代了僵化的封建庄园体系（骑士制度），工业资本主义也在1820年后取代了僵化的商业资本主义体系（重商主义制度）。
使拿破仑1810年取得的军政胜利无法维持下去的新的扩张时代，其实在英格兰早已开始了。尽管1725年左右已开始了农业革命（Agricultural Revolution），1775年左右已开始了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直到1820年后才开始了蓬勃扩张。一旦开始，它就以前所未见的方式展开，好似西方文明将要覆盖到整个地球。既1690-1815年的冲突时代后，西方文明的第三次扩张时代被锁定在了1770-1929年。居于这次新发展中心地位的社会组织形态，可以被称为“工业资本主义”。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诞生了可以被称为“垄断资本主义”（monopoly capitalism）的既得利益架构。可能早在1890年，西方文明第三次冲突时代的某些方面已经开始显现了，尤其在核心区域，包括帝国的复兴、阶级斗争、暴力战争和非理性主义。
　　到1930年，西方文明显而易见的再次进入了冲突时代。到1942年，作为半外围国家的德国，已经征服了西方文明大部分核心区域。德国的努力最后被一个外围国家（美国）和西方文明之外的一个国家（苏联）所共同击败了。尚不明确的是，西方文明会沿着早先其他文明的道路走下去，还是重组自身并进入到一个新的，也就是第四个扩张时代。如果是前者，冲突时代将不可避免的伴随出现阶级冲突、战争、非理性化和发展衰退四方面特点，并且，我们将毫无疑问的来到一个由美国统治西方文明的帝国时代。接下来，西方文明在经历一段时间的衰退后，将会像其他文明一样，经历被入侵，并变得更为虚弱，直至走向消亡。另一方面，如果西方文明能够重组自身，进入第四个扩张时代，西方文明将重现生机和繁荣。撇开这些理论上的未来不谈，西方文明事实上已经在大概1500年的时间里经历了8个阶段：
　　未来的两种可能包括：
　　从前列文明清单可以轻易的认识到西方文明为什么能够摧毁（并且正在摧毁）其他六种文明。在前述6个先例中，每个文明都从帝国时代过渡到了衰落时代（Age of Decay）。在此情形下，西方文明所扮演的角色，就如同日耳曼之于古典文明，多里安之于克里特文明，希腊之于美索不达米亚或者埃及文明，罗马之于迦南文明，或雅利安之于古印度文明。就像西哥特人（Visigoths）和其他野蛮部落在377年之后侵入罗马帝国一样，西方人（Westerners）于1519年闯入了阿兹特克，于1534年闯入印加，于18世纪闯入莫卧儿帝国，在1790年后闯入满清帝国，在1774年后闯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以及在1853年后闯入了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在两个文明的冲突中，处于扩张时代的文明最终战胜了处于衰落时代的文明。
　　在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发生冲突的过程中，只有一个文明不处于衰落的地步。这个例外的文明，堪称西方文明同父异母的兄弟，现在代表它的，就是苏联。尚不清楚“东正教”文明处于什么阶段，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并未处于衰落的时代。东正教文明（Orthodox Civilization）始于500-1300年的文化融合期，目前处于它的第二次扩张阶段。第一次扩张时代从1500年到1900年已经进入到冲突时代（1900-1920年），社会的既得利益被德国于1917年抹除，社会组织被替代后进入了第二次扩张时代（从1921年开始）。在16至20世纪初这400年时段里，亚洲被四个趋于衰亡的文明（伊斯兰、印度、中华和日本文明）所占据。它们都已开始承受从海上而来的西方文明的压力，以及从欧亚大陆腹地而来的东正教文明的压力。来自海洋的压力始于1498年达伽马（Vasco da Gama）进入印度，于1945年日本政府在东京湾密苏里号战列舰上受降达到顶峰，并一直持续到1956年英法对苏伊士运河的攻击。来自大陆腹地俄罗斯（Russian）的压力，一直从17世纪到目前，施加于中国、伊朗和土耳其。20世纪历史的很多方面都源自上述三个因素的相互作用（来自大陆腹地的俄罗斯的权力，来自缓冲边缘的亚洲的破碎的文化，以及来自西方文明的海洋权力）。
二、西方文明的文化扩散
前已述及，某种文明的文化（culture），最初产生于文明的核心区域，然后向外围区域运动，直至使外围区域也成为文明的一部分。文化元素的运动，被称为“扩散”（diffusion）。值得注意的是，某种文化的物质元素，比如工具、武器、交通工具等，要比观念、艺术形式、宗教观或社会行为方式等非物质元素的扩散要更加容易和迅速。因此，一个文明的外围部分（例如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的亚述，古典文明中的罗马或西班牙，西方文明中的美国或澳大利亚）要显得比这一文明的核心区域要更加粗鲁和物质化。
一种文化的物质元素也会向文明之外的其他社会扩散，同样也要比非物质文化元素的扩散要容易得多。基于此，一种文化的非物质的和精神层面的元素，而非工具、武器等可以轻易出口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社会的物质层面的元素，才是它的显著特征所在。因此，西方文明的显著特征，是建立在其基督教遗产、科学观、人道主义，以及它鲜明的个人主义权利和对妇女的尊重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其它诸如枪炮、拖拉机、卫生洁具，或摩天大楼等可以出口的商品之上的。
一种文化的物质元素越过其外围区域输出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会产生特别的后果。当物质元素从核心区域向外围区域扩散但仍处于同一文明内部时，长期来看，这些物质元素更趋向于以消耗核心区域为代价来增强外围区域，因为物质创新在核心区域会被用心增强既得利益从而阻碍核心区域的发展，同时核心区域也会把更多的财富和能源用于非物质文化。因此，尽管汽车和无线电是欧洲工业革命的产物而非美国的发明，但它们在美国的发展和使用却更为深远，因为在美国，这些发明并没有像在欧洲那样被用以维持封建主义制度、教会统治、僵化的阶级区分（例如在教育上），也没有被有意的广泛用于音乐、诗歌、艺术或宗教。类似的比较包括古典文明之于希腊和罗马，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之于苏美尔和亚述，以及玛雅文明之于玛雅和阿兹特克。
但文化元素越过一个文明的外围而扩散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则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景象。不同社会的疆界（boundaries）对物质元素的扩散只有相当微弱的阻碍，但对非物质文化元素的扩散则阻碍明显。事实上，正是非物质元素决定了不同社会的疆界，因为，如果非物质元素能够扩散的话，那么进入的领域就是旧社会的外围部分而不是另一个社会的一部分。
物质文化元素的扩散对于输入社会来讲有相当复杂的影响。短期来看，通常会受益于输入，但长期来看，会导致瓦解和衰微。当白人首次来到北美洲时，西方文明的物质元素迅速地在不同印第安部落中得到了传播。以大草原印第安人（Plain Indians）为例，在1543年之前，他们虚弱而贫穷，但从那年开始，墨西哥西班牙人的马匹开始向北传播扩散。在一个世纪之内，大草原印第安人的生活已经提升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因为具有了在马背上猎杀水牛的能力），也极大增强了他们抵御跨大陆西进的美国人的能力。与此同时，在16世纪已经很强大的跨阿巴拉契亚印第安人（trans-Appalachian Indians）在17世纪初开始通过圣劳伦斯（St. Lawrence）从法国以及英国人手中取得武器、捕兽夹、威士忌，当然，还有麻疹。这极大削弱了跨阿巴拉契亚地域的森林印第安人（Woods Indians），并最终削弱了跨密西西比（trans-Mississippi）地域的草原印第安人，因为麻疹具有毁灭性，而威士忌使士气低落。此外，一些部落使用捕兽夹和枪支，使他们依赖于白人对这些物品的供给，而白人又会要求他们去对付更远处那些尚未获得这些物品的其他部落。任何抵抗白人的红色人种阵线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印第安人最终被瓦解和消灭。通常而言，物质要素要对所输入的社会长期有益，只能是因为：（1）提高生产率；（2）这个社会自己能够制造；及（3）能够融入适应输入社会的非物质文化且不会削弱它。西方文明对众多其它社会的毁灭性影响，既是因为它具有通过武器摧毁后者物质形式的能力，也是因为它具有毁坏后者思想和精神文化的能力。
当一个社会受到另一个社会冲击而被摧毁，人们将处于旧有文化和侵入文化要素的碎片中。这些要素通常只能提供给人们满足其物质需求的工具，但却因为缺乏思想和精神的统一，而不能被组织起来运行一个社会。这些人要么麻木，要么为自己，尤其是为其后代，以个人身份或者组织小团体，选择融入其他文化。然而，也有人们利用旧有文化碎片重建一个新社会和新文化的情况。这是因为他们获得了新的非物质文化，因此新的意识形态和士气又将旧有文化的碎片凝聚起来。这些新的意识形态，可能是从外部输入的，也可能是本土产生的，无论哪种情况，它们都足以与物质文化的所需要素结合起来以形成完整的社会功能，并形成一个新的社会。经由这样一些过程，所有的社会，乃至所有新的文明，诞生了。通过这些过程，在公元前1150-公元前900年，克里特文明崩坏之后诞生了古典文明，在350-700年古典文明崩坏之后诞生西方文明。新文明可能诞生于受西方文明毁损的亚洲边缘地带的文明碎片中。这些碎片可能来自于伊斯兰、印度、中华和日本文明。今天看起来，新的文明可能诞生于挣扎重生的日本，也可能是中国，印度的可能性比前者小，不太可能是土耳其或者印尼。在上述一个或几个区域诞生强大的文明，都将是世界史上首要重大的事件，因为它将成为欧亚大陆上平衡苏联文明（Soviet Civilization）扩张的力量。
从假设的未来转向过去的历史，我们可以追寻到，西方文明的文化要素从它的核心区域扩散到外围区域并向外扩散到其他社会。其中一些要素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有必要进行更详细的检视。
西方传统的这些要素中，扩散得相当缓慢且不完整的，是西方意识形态基础上的观念集合（nexus of ideas），包括基督教精神（Christianity）、科学观（scientific outlook）、人道主义、个人独特价值和权利的观念。但从这些观念集合中诞生出的，最令人瞩目的物质文明要素，便是与科技相关的。这些科技甚至已经轻易扩散到了其他社会。西方科技具有可输出性，但与西方科技具有相当密切关联的科学观，却不具有可输出性，这就造成了相当异常的情况：像苏俄（Soviet Russia）这样缺乏科学方法传统的国家，尽管在科技创新方面微乎其微，但却可以通过大规模使用来自西方文明的科技来威胁它。类似情况有可能在亚洲边缘地区的任何新生文明中进一步发展。
西方科技最重要的四方面包括：
1、杀戮的能力：武器的发展
2、维持生命的能力：卫生和医疗服务的发展
3、生产食品和工业产品的能力
4、交通运输和信息通讯的进步
我们已经提及了西方武器的扩散。这对外围区域和其他社会的影响，从1519年墨西哥的科特斯入侵（Cortez’s invasion）到1945年对日本使用首枚原子弹，都是显而易见的。虽不明显但长远来看更为重要的，是西方文明通过卫生和医疗优势征服疾病和延缓死亡的能力。这些优势始于1500年以前的西方文明核心区域，但它们要真正产生巨大影响，还要等到1750年通过种痘来战胜瘟疫，并且直到通过19世纪发明抗菌素、20世纪发明抗生素来拯救生命，这种优势才确定下来。这些发明和技术从西方文明的核心区域扩散出去，迅即使西欧和美国的死亡率下降，然后对南欧和东欧产生影响，到1900年时，对亚洲也产生了影响。卫生和医疗技术的扩散具有震撼世界的重要性，这个我们稍后会进一步讨论。
西方文明解决生产问题的科技如此出众，以至于它们在史书上都被尊为“革命”。解决粮食生产问题的农业革命（Agricultural Revolution），据说大约从1725年就从英格兰开始了。解决工业品生产问题的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据说在农业革命50年后，也即1775年，也从英格兰开始了。上述两个革命的相互关系，和发生在卫生及公共健康领域的革命，以及这三个革命扩散传播速度的区别，对于理解西方文明的历史和它对其他社会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对所有文明提供主食的农业活动，从土地中消耗营养元素。除非这些元素被替换（replace），土地的生产力将会降至相当危险的低水平。在欧洲中世纪以及现代早期，这些营养元素，尤其是氮，是通过两年或三年休耕一次来实现替换的。这其实是使适耕土地减少了一半或三分之一。农业革命是巨大的进步，因为它在休耕期种植豆科作物（leguminous crop），而豆科作物的根茎通过摄取空气中的氮并将其固化于土地，从而增强了土地的营养。由于这些在传统休耕期种植的豆科作物（包括苜蓿（alfalfa）、三叶草（clover）或红豆草（sainfoin））为牲畜提供了饲料，农业革命不仅为下一阶段谷物种植所需的土地提供了营养，还提高了家畜的数量和质量，增强了肉类和动物食品的供给，进而通过增加动物粪便的供给从而增加了土地所需肥料的数量。整个农业革命的最终后果，是增加了粮食的数量和质量。由于生产同样的粮食只需要更少的人，因此大量人口被从粮食生产负担中释放出来，他们可以将精力集中于政府、教育、科学或商业等其他活动。据说在1700年，20个人只能生产21个人的粮食，而在1900年，某些地方只需要3个人就能生产21个人的粮食，因此释放出的17个人可以从事其他非农业活动。
始于1725年以前英格兰的农业革命，在1800年后传播到法国，但到1830年后才传播到德意志和北意大利。直到1900年，才艰难传播到西班牙，南意大利、西西里岛，巴尔干半岛（Balkans）和东欧。1840年左右，通过开始使用化肥，农业革命在德国经历了新的繁荣，而1880年在美国，则由于农业机械化减少了农业劳动力人口需求。同样是在德国和美国，1900年后，由于其他一些国家的贡献，通过选种和杂交来获得了新的种子和更好的作物，将农业产量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通过提供粮食，为工厂系统的发展提供足够多的劳动力，以及工业城市的兴起，源于1725年的农业优势造就了1775年开始的工业生产优势。1775年以后在卫生和医疗服务上的进步同样贡献巨大，因为它降低了死亡率，并使大量人口生活在城市而又免于疫病成为可能。
交通革命（Transportation Revolution）同样为塑造现代社会贡献了力量。交通革命始于1750年，一开始十分缓慢，修建运河水道，并采用John L. McAdam的新式设计建设收费公路（也即“马路”）。在1800年后，煤矿通过运河、粮食通过马路运输到新兴的工业城市。1825年后，由于铁路网的发展，煤矿和粮食的运输得到进一步大幅改善，而通信也因为电报（1837年后）和有线电缆（1850年后）的使用而提速。通过内燃机引擎在汽车、飞机和船舶上的使用，以及电话和无线电通信的发明，“距离问题”在20世纪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得到解决。通信和交通惊人加速的主要后果，是使世界各地的联系更为紧密，而欧洲文化对非欧洲世界的影响得到进一步加强。由于交通革命与欧洲的武器，向外传播都十分迅速，快于欧洲卫生和医疗服务的传播速度，更要显著快于欧洲工业制度（industrialism）、农业技术或意识形态的传播速度，因此欧洲文化对非欧洲世界的影响更加势不可挡。我们马上就会看到，20世纪中叶世界所面临的诸多问题，都是根源于欧洲生活方式的不同方面向非欧洲世界的传播速度不尽相同，以至于非欧洲世界获得它们的顺序要完全不同于欧洲获得它们的顺序。
举例而言，工业革命在欧洲要先于交通革命，但在非欧洲世界，顺序颠倒了。这意味着欧洲能够使用它自己生产的铁、钢和铜去建设自己的铁路和电话线缆，而非欧洲世界只能通过向欧洲进口这些工业必需品才能建设相同的设施，后者也就自然成为了欧洲的债务国。在欧洲，铁路始于1830年前，电话始于1840年前，汽车和无线电分别在1890年和1900年左右出现。而美国的跨州铁路在1869年就贯通了；在1900年，跨西伯利亚（Trans-Siberian）铁路和开普敦-开罗（Cape-to-Cairo）铁路已开始全面建设，但柏林至巴格达的商业往来才刚刚开始。在同一时间——1900年的印度、巴尔干半岛、中国和日本，已经开始覆盖铁路网络，尽管当时这些地方都没有发展出能够可以提供给它们足够的钢、铜去建设或维持这一网络的工业体系。交通革命后来的产品，例如汽车和无线电广播，传播得更为迅速，在它们在欧洲被发明出来后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已经开始在撒哈拉沙漠或阿拉伯得到使用了。
另一个重要的事例，是欧洲的农业革命要先于工业革命这一事实。正因为如此，欧洲能够增加它的粮食产量和工业化所需的劳动力需求。但在非欧洲世界（除了北美），工业化的尝试通常都始于建立一个更为高效的农业体系之前。因此，在非欧洲世界，工业城市发展所需要增加的粮食供给（以及劳动力）通常不是通过粮食产量的增加以及农业劳动力人口的减少来获得的。
欧洲发展进程中传播速度不尽相同的两个最重要的例子，是粮食生产革命、卫生和医疗服务革命的传播。到20世纪中叶，这两方面传播速度的不同，对世界产生了震撼性的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详细加以检视。
在欧洲，农业革命要比卫生和医疗服务领域的革命要早至少50年，后者直接导致了死亡率的降低和人口数量的增加。两类革命大致的发生时间是1725年和1775年。由于这样的先后次序，欧洲拥有足够的粮食去供给因为卫生和医疗发展而增加的人口。当欧洲人口数量增长到一个它自身无法提供足够粮食的临界点时（大概是1850年），欧洲边远区域和非欧洲世界由于渴望进行工业化（或获得铁路），因此欧洲可以从这些区域以工业品换回所需的粮食。这样的结果对欧洲来讲当然是乐见其成的，但对非欧洲世界就不是那么值得开心了。非欧洲世界不仅在粮食生产革命之前就开始了工业化，还在能够生产出足够的粮食之前，就实现了使人口增加的卫生和医疗服务革命。其结果是，开始于19世纪早期西北欧的人口爆炸，扩展至东欧和亚洲，进而导致了糟糕的后果，并在20世纪产生了极大的社会问题。
就像是1492年前的美洲印第安或中世纪欧洲，大多数稳定而原始的社会并没有严重的人口问题，因为死亡率一直在平衡出生率。在这些社会，人口数量是稳定的，占人口大多数的，是小于18周岁的年轻人。这类社会（通常被称为A型人口社会）存在于欧洲中世纪（大约1400年）或现代社会早期（大约1700年）。由于1725年之后粮食供给增加，以及1775年之后人们利用卫生和医药提高了拯救生命的能力，死亡率开始下降，但出生率仍然保持在高水平，人口开始增加，社会的老龄化加速到来。这就产生了所谓的“人口爆炸”（或B型人口社会），进而导致了19世纪欧洲（自西欧开始）人口的增加，此时占人口大多数的，是介于18-45周岁之间的青壮年人口，这正是男能武、女能孕的年龄。
此时，扩张的人口周期进入到第三阶段（C型人口社会），出生率开始下降。此时的出生率为何下降，并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但此时出现了一个新的人口状况，即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保持低位，而占人口大多数的，是介于30-60周岁的成年人。随着出生率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增长，大量的人口已过了生育和战斗的年龄。这又导致出生率更为迅速的下降，并最终因为老年化使死亡率进一步上升。进而，社会进入到人口周期的第四个阶段（D型人口社会）。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人口减少，占人口大多数的，是超过50周岁的人群。
必须承认的是，人口周期的第四个阶段仅是基于推论而非经验事实，因为即便在西欧也还未达到第四阶段。但很可能在2000年之前就会出现D型人口社会，老年人数量日益增长产生了新的问题，在西欧和美国东部也相应产生了“老年病学”（geriatrics）这类新的科学。
如前所述，由于1725年开始的农业革命和1775年开始的卫生-医疗革命，欧洲已经经历了人口周期的前三个阶段。由于这两个革命已经从西欧向更外围的区域扩散，更远的区域也逐次开始进入了人口周期。这意味着人口爆炸（B型人口社会）已经从西欧延及中欧、东欧，并最终延及了亚洲和非洲。在20世纪中叶，印度处于人口爆炸状态，其人口年增长率达到500万/年，而日本的人口从1920年的5,500万增长到1996年的9,400万。锡兰是一个更显著的例子，1920年时，锡兰的出生率为40‰、死亡率为32‰，到1950年时，出生率仍然为40‰，但死亡率却降到了12‰。在我们进一步检视上述20世纪世界史上巨大进步的影响之前，让我们以表格形式厘清上述过程。
人口周期分为四个阶段，我们以ABCD四个字母来表示。这四个周期可以从四方面特征进行区分：出生率、死亡率、人口数量和年龄分布，见以下表格：
从西欧向其他外围区域扩散的人口周期（包括人口爆炸）的后果，见以下表格：
从上表可以看到，从1800年至1950年，西欧、中欧、东欧和亚洲将逐次面临人口压力（也就是B型社会的人口爆炸）。这意味着，以50年为一个阶段，将出现4次人口压力情况：
人口压力从西方文明的核心区域（西欧）向外扩散这一情况，很有助于增加对1850年至2000年这一阶段的理解。这有助于解释1850年左右盎格鲁-法兰西的对抗，1900年后由于对德意志的担忧而导致的盎格鲁-法兰西结盟，1950年以后由于对苏联的担忧而导致的自由世界的结盟，以及2000年左右亚洲人口压力对西方文明和苏联文明所产生的威胁。
  上述事例显示，我们可以通过对西欧发展的研究，以及对这些发展成果从西方文明向更外围区域和非西方世界扩散时具有不同速度的研究，对世界20世纪的诸多问题形成自己的理解。下表简略比较了文明成果在西欧和非西方世界出现的不同次序：
当然，上述表格只是相当粗略的估计。应当澄清的是，对西欧表格部分，每一项发展成果都是按其第一次出现的时间来排序的，每一项成果在初次出现后，仍会持续发展；对亚洲表格部分，在亚洲不同地区，不同发展成果到来的次序也是不尽相同的，上述仅显示的是部分重要区域的次序。因此，亚洲不同地区由于上述发展特征的出现所产生的问题，也因为这些特征产生的次序不同而不尽相同，其中主要是第3、4项的次序不同。
亚洲获得上述文明发展成果的顺序不同于欧洲，这是相当重要的。我们将在本书其后的章节中详细研究这一问题。此刻，需要指出两点。1830年代，民主在欧洲和美国快速发展。当时，武器也快速发展，但受限于技术阶段，政府并不能比私人获得更为有效的（effective）武器。此外，由于私人已经可以负担得起（因为农业革命），因此他们可以获得很好的武器，并且这些武器也相当便宜（由于工业革命）。到1930年前（或到1950年前），政府获得的武器（俯冲轰炸机、装甲车、火焰喷射器、毒气等）比私人获得的武器更为有效了。而在亚洲，好的武器到来的时间更早，此时当地还没有通过农业革命提高生活水平，也还没有通过工业革命降低武器的价格。由于卫生-医疗革命和人口爆炸要比农业革命更早，所以亚洲生活水平也没有得到提高。因此，1830年代的欧洲政府不敢镇压民众，民主得以发展；而1930年前（或到1950年前）非欧洲世界的政府不但敢于，而且也能够镇压民众了。当我们结合考虑西方文明的意识形态有从基督教和科学传统发展出来的很强的民主要素，而亚洲国家在政治生活中却有独裁传统时，我们会发现民主在1830年代的欧洲是很有希望的，但在1950年代的亚洲则是渺茫的。
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农业-工业-交通三大革命在欧洲依次发生，由于农业革命提供了食物和工业化及驾驶交通工具所需的劳动力，欧洲在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时，基本没有发生压榨农村的情况。但在亚洲，由于三大革命的次序与欧洲不同（通常次序是：交通-工业-农业），尽管劳动力可以通过卫生-医疗革命获得，但工业劳动力所需的食物只能通过压榨农业人口获得，同时也就阻碍了生活水平有任何质的提升。一些国家为了避免出现上述情况，不通过本国民众的储蓄获得资本，而是通过从欧洲国家贷款的形式建设铁路和钢厂，这就使得这些国家成为欧洲的债务国（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欧洲的附庸）。亚洲的民族主义反对债务国地位，它们更愿意选择通过给本国农业人口施压来获取工业化资本这个方案。最显著的事例是苏联从1928年开始实施的五年计划。日本和中国分别在苏联之前和之后，也采取了类似的、但没有那么激烈的方案。但我们不能忘记，亚洲国家之所以要做出艰难的选择，是因为它们获得西方文明要素的次序是不同于欧洲获得这些要素的次序的。
三、转向20世纪的欧洲
在欧洲的文明要素向非欧洲世界扩散时，欧洲本土也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并面临各种困难。这些选择伴随着激烈的变革，从欧洲视角来看，某些方面也可说是倒退。这些变化可以从八个方面进行检视。19世纪的标志包括：（1）人性本善（innate goodness of man）的理念；（2）现世主义（secularism）；（3）进步的理念；（4）自由主义（liberalism）；（5）资本主义；（6）科学信仰；（7）民主；（8）民族主义。总之，这八个方面在19世纪相伴相随，通常认为它们是相容共生的，赞同其一也会赞同其余，反对其一也会反对其余。梅特涅（Metternich）和德·迈斯特（De Maistre）反对全部，托玛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则赞同全部。
人性本善的理念植根于18世纪，当时认为人是生而善良且自由的（good and free），却因为坏的体制和习俗（institutions and conventions）而扭曲、腐蚀和奴役。如卢梭（Rousseau）所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因此产生了“高贵的野蛮人”（noble savage）的信念，也产生了对自然和对远居者简单高尚正直品性的浪漫乡愁。当时的人们认为，如果只有人类能够获得自由，摆脱社会腐蚀和习俗的束缚，摆脱财产、国家、宗教和婚姻的束缚，那么似乎很明显，人类可以达到前所未有的梦想不到的高度——人类甚至可以成为某种超人，几乎能成为神。正是这种精神引发了法国大革命，也正是这种精神促使了1770-1914年独立自主和乐观主义精神的爆发。
显然，如果人性本善，通过摆脱社会限制就能获得自由，那么人就能够在当世获得巨大的成就，而不需要寄希望于来世的救赎。同样，如果人是类似于神的存在，那人的那些与神不类似的行为就仅是由于社会习俗的限制所产生，因此就没有必要担心需要为神服务或需要为来世做奉献。人只需要服务于自身并奉献于现世的目标，就能获得巨大的成就。这就导致了现世主义的胜利。
与19世纪人性本善、社会本恶、乐观主义和现世主义的理念紧密相关的，是关于“恶的本质”的理论。
在19世纪的观念中，恶（evil）或者罪（sin），是否定的概念（negative conception）。它仅仅是指善的缺乏，或至多是指善的扭曲。任何认为恶或者罪是可以独立存在的反对善的力量的想法，都是因为不了解19世纪的观念。19世纪的观念认为，唯一的恶是挫败感（frustration），而唯一的罪则是压抑（repression）。
如同恶的本质对立的产生于人性本善，自由主义则对立的产生于社会本恶。如果社会本恶，那么“国家”这一有组织的社会强制权力就更加是恶的；而如果人性本善，那么人就应当摆脱国家强权（coercive power of the state）的束缚。自由主义就产生于这样的土壤。就其广义而言，自由主义认为人应当尽最大可能摆脱强权的束缚；就其狭义而言，它认为经济活动需要尽可能的摆脱国家干预。后一种理念，被归纳为“商业无政府”（No government in business），通常又被称为“放任主义”（laissez-faire）。包含了放任主义的自由主义，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词汇，因为它主张将人们从宗教、军队或任何其他社会机构的强权中解放出来，只给社会保留阻止强者欺凌弱者的最低权力。
无论从广义还是从狭义方面，自由主义都建立在19世纪广泛接受的一种迷信——“利益共同体”（community of interests）的基础上。这一奇特的理念坚持认为，从长期来看，在社会成员之间存在一个利益共同体。它主张，就长期而言，对社会个体成员有益的也对整体有益，反之，对社会个体成员有害的也对整体有害。“利益共同体”理论认为一定存在一种社会模式，使得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够享有安全、自由和繁荣，并且这一社会模式可以通过调整来实现，它将使每个人的天赋才能得以展现。这就意味着19世纪准备接受两个推论：（1）人的才能是天赋的，并且仅被社会规训（social discipline）所扭曲或压抑；（2）每个人是其利益的最佳评判者。这些合起来构成了“利益共同体”信条，它主张如果每个人做对自己有利的事，那么长期来看，也会对社会整体有利。
在19世纪，与“利益共同体”紧密相关的两个理念是“进步”和“民主”。1880年的人确信，他们处于一个不可避免的长期进步过程的顶峰，这一进步过程已历经数千年并且还将无限期的持续下去。他们如此坚信进步的理念，以至于将进步视为不可避免的和自动的。由于世间的斗争和冲突，更好的事物层出不穷，这一过程几乎不受愿望和计划的影响。
民主的观念虽然不是常被渴望的，但也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因为19世纪不会完全沉浸在优者统治（rule by the best）或强者统治（rule by the strong）要好于多数人统治（rule by the majority）这样的感受里。但政治发展的现实是由多数人统治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至少在欧洲，它是与自由主义和利益共同体的观念相容的。
自由主义、利益共同体和发展的理念导致了资本主义实践和理论的出现。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其驱动力在于，在一个给定的价格体系中，私人有逐利的冲动。这一体系，被认为通过个体追逐利润的扩大，可以在自由主义和利益共同体的理念下，实现前所未有的经济进步。在19世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连同自然科学的空前进步，产生了工业主义（即电力生产）和城镇化（即城市生活），这被大多数人认为是进步所带来的必然的附随品，但也有保守和直言的少数对其产生了极大的质疑。
19世纪也是科学的时代。科学是一种理念，遵从理性规律（rational laws），这些规律可以通过观察而被发现，也可以加以控制使用。科学与当时的乐观主义、进步理念和现世主义紧密联系。后者表现出了物质主义（materialism）的倾向，它是指所有现实事物最终都可以通过物理或化学规律进行解释。
19世纪的最后一个特征是：民族主义（nationalism）。这是民族主义的伟大时代，已有很多冗长而无结论的书籍进行过讨论。我们在此将其定义为“同类族群进行的政治一体化运动”。19世纪的民族主义有两方面的动力。一方面，它将同一民族的人塑造成紧密的、情感上融洽的统一体。另一方面，它将不同民族的人区分成敌对的群体，这时常会伤害到他们在政治、经济或文化方面的真正共同利益。因此，在这一时代，民族主义有时是一股凝聚力量，在散乱的政治实体基础上创造出了统一的德意志和统一的意大利。但有时，它又是一股分裂力量，将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 Empire）和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撕裂为若干独立的政治实体。
19世纪的上述特征在20世纪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以至于好像20世纪就是19世纪的对立面一样。虽然这不尽准确，但毋庸置疑的是，19世纪的大多数特征都在20世纪被彻底修正了。这些变化是由于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事件所导致的，这些事件对人的行为、理念、社会组织和希望都造成了极大打击。这些令人震惊的事件，主要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创伤，世界性萧条带来的长期苦恼，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空前暴力破坏，其中，一战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对那些相信人性本善，相信永远的进步，相信利益共同体，以及相信恶仅仅是善的缺乏的人群而言，导致数百人死亡和数百亿财富湮灭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其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人类的理解力。事实上，我们并没有理解它是如何发生的。当时的人们认为一战是暂时的、无法解释的失常，需要尽快结束并尽快被遗忘。因此，人们在1919年一致同意将世界恢复到1913年时的状态。但这一努力失败了。在经历了10年粉饰现实的努力后，事实终还是浮现，人们有意或无意的被迫面对20世纪的灰暗现实。打碎了1919-1929年世界美梦的，是股市崩溃、世界萧条、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最终到来的，重整军备、诉诸武力。因此萧条和战争迫使人们认识到19世纪的旧世界已经永远成为过去，必须根据当时的条件去寻求创建一个新的世界。生于1914-1945年新世界的这一代，他们对前半世纪的认知方式，也渐近终结。
与19世纪人性本善和社会堕落的理念相反，20世纪开始认为，人性如果本质上不是坏的（bad），至少也有可能变得非常恶（evil）。就今天看来，人很容易堕向丛林状态，甚至更差，因此只能通过训练和社会强制力才能阻止。因此人能成为大恶，而社会可以阻止其发生。与上述对人与社会的认知变化相伴随的，是乐观主义转向了悲观主义，现世主义转向了宗教信仰。与此同时，恶仅仅是善的缺乏这一观点，被恶是单独存在的力量这一观点所替代，因此恶是需要抵御和克服的。希特勒的集中营和斯大林的劳改营要对这一认知转变负主要责任。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变化。人的能力源于内在，因此需要摆脱社会束缚以展示自己这一理念，被人的能力是基于社会训练，因此必须导向社会认可的结果这一理念所替代。因此自由主义和放任主义被社会纪律（social discipline）和计划主义（planning）所替代。利益共同体的观念，被福利共同体（welfare community）的观念所替代，而后者需要有意识的组织行为才能产生。进步的理念也被对社会退化乃至人类毁灭的担忧所替代。民主的发展也屈从于独裁主义，而利润驱动的个人资本主义看起来也将会被福利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所取代。科学，在各方面都遭到神秘主义的挑战，其中一些还是打着科学的旗号；城镇化过了顶峰，被郊区化（suburbanism）甚或“回到乡村”所取代；民族主义发现它的爱国主义诉求也在被阶级、意识形态甚或整个大陆的更广泛群体的诉求所挑战。
我们已经提及过，包括工业主义和人口爆炸在内许多西欧的创新，在向外围非欧洲世界扩散时所出现的速度不同以及乱序的现象。同样的现象也可以在前述列举的与西方文明有关的欧洲19世纪特征中看到。例如，在1588年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Spanish Armada）后在英格兰出现的民族主义，在1789年后席卷了法兰西，在1815年后抵达了德意志和意大利，在19世纪末期时成为了俄国和巴尔干的一股潜在力量，直到20世纪才在中国、印度、印尼乃至黑非洲（Negro Africa）出现。类似的扩散模式也可以在民主、议会政体、自由主义和现世主义的传播中发现。但扩散传播的规则并不像最初时那样简单。当越接近20世纪时，各种例外和复杂性也增加了。甚至在更早时候主权国家产生时，就没有遵循这一模式，开明专治和最高公共权力在法兰西出现前，就已在德意志和意大利有所发展。普遍的免费教育也是先出现在中欧而非英格兰等西欧国家。社会主义也是中欧而非西欧的产物，并且是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才从中欧传播到西欧。这些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自东向西运动的例外，存在若干原因。部分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但部分则非常复杂。举例而言，在西欧，民族主义、工业主义、自由主义和民主是依次到来的。但在德意志，它们几乎是同时到来的。对德国人而言，似乎如果他们牺牲自由主义和民主的话，就能够更快且更成功的实现民族主义和工业化（这都是他们想要的）。因此德意志的民族主义是通过俾斯麦的所谓“铁和血”，以非民主的方式实现的，而工业化则是通过国家资助而非自由主义的形式实现的。类似上述文明要素的选择及要素之间的比拼，在更外围的区域有可能出现，因为这些区域有西欧的早期经验去学习、复杂、避免或修正。有时他们需要在发展时修正这些特征，这从以下事例中可以看到。当英格兰和法兰西开始工业革命时，这些国家能为新工厂筹得所需的资本，因为他们已经完成了农业革命，可以将早期工业品的生产获得额外利润用作资本。但对德意志和俄国而言，筹集资本相当困难，当他们需要与英格兰和法兰西竞争时，因为他们的工业革命在后，无法获取高额的利润，同时也因为他们尚未完成作为工业革命基础的农业革命。因此，拥有充足资本和廉价、民主的筹资方式的西欧，可以通过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为其工业化融资；而中东欧却难以为其工业化筹集资本，因为工业化进程被高价和复杂的政治体制所延迟。这意味着铁路和工厂所需的资金需要通过政府的支持才能筹得，自由主义势微，而民族主义的兴起加剧了这一趋势，非民主的工业化方式使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处于危险的境地。
如上所述，产生于19世纪西欧的一些文明要素，在向更外围区域的欧洲和亚洲扩散时存在着很大障碍，并且只存留了很短暂的时间。其中那些不那么稳固的要素，包括自由主义、民主政治、议会政体、乐观主义和对进步的信念。我们可以说，这些精致的花朵并不能在暴风雨中长时间生存。但当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全球经济大萧条到来时，20世纪已将这些花朵置于暴风雨中太长时间了。
（本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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