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红色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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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被割让到今日，香港人中拥有爱国情感的人始终占多数，红色的火种在这片土地上自诞生之日起就从未熄灭。

近段时间以来，随着香港的局势日渐恶化，我们眼中的香港似乎已和往日那个璀璨的“东方明珠”渐行渐远。“港独”们的暴力行为撕裂的不仅是香港社会，还有整个大陆地区人民对香港的信心。然而在70多年前那个风雨激荡的革命年代，共产党人与来自各地的爱国民主人士面对着四面八方的强大敌人共同坚守于此，香港正是他们为之奋斗的最后的壁垒。

香港

在抗日烽火中

香港是一个有着红色传统的地方，1922年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和1925年广州群众为声援五卅运动的大游行展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与在华南地区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相互呼应，展开了华南地区波澜壮阔的革命大幕。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打响后，中共中央派廖承志和潘汉年来港建立八路军办事处，主持抗日工作。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除少数人来自中央，其他大部分人都是来自当地或是从广州调来的。为了不影响英国政府对中日战争的所谓“中立”地位，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不公开挂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招牌，而是采用“粤华公司”的名义，利用香港的特殊环境，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争取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的同情和支持，动员华侨青年和港澳同胞回国抗战。

香港作为重要的国际通商口岸，一直是中国政府同欧美各国进行贸易，尤其是军火贸易的重要中心，香港在转运中国抗战物资方面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日本自然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恨不得除之而后快。

潘汉年

1941年12月25日下午6时，香港总督府竖起白旗，时任港督杨慕琦宣告投降，香港仅历时18天就沦陷了，这一天也被称为“黑色圣诞节”。日军侵占香港后，驻港英军全被囚禁，港英政府管治权崩溃，在此驻防的国民党军队也很快溃逃，只剩下势单力薄、少钱少枪的共产党领导香港群众继续抗日，开辟敌后游击战场，但这也很快招来了日军对敌后游击队的大规模清剿。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随时关注着日军的行动，日军进攻香港的当日，游击队即进入香港新界地区建立了游击根据地。接着，游击队不断地打击土匪、汉奸、特务和日军，一场又一场的胜利不仅打出了游击队的军威，也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威信。老百姓逐渐认识到游击队不是那些欺压他们的兵痞土匪，而是一支有政治信仰、能保护他们的人民子弟兵。

游击队派工作队深入群众进行宣传，队员突击训练，三个月学会了当地话，很快便融入群众之中。他们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成为保护香港人民的子弟兵。人民群众视游击队员为至亲，为游击队员们送衣送食，有的民众甚至为保守游击队的秘密而牺牲了。

杨慕琦

香港的敌后游击战仍然参照中共在其他地区开展的游击战做法进行行动，按照毛泽东游击战理论和实战经验开辟的敌后游击根据地。部队架构为纵队、大队、中队和小队，每队除指战员外，都设有政治委员或政治指导员；部队除负责战斗的武工队之外，也有一支人数庞大的负责宣传工作的民运队伍；还有一份机关报——《前进报》，报道全国的消息，刊登解放区的重要新闻，让民众知道全国的革命形势。香港也像全国游击区一样有民主政权，通过选举产生政府，经济政策亦依照内地政策，保护和照顾各阶层利益。

此外香港的敌后游击战还有一些别开生面的战斗方式。1941年冬，游击队筹建了武装船队，从海上打击敌人，开辟了海上游击战场，不仅配合了陆上游击战，而且成功地打击了日伪海军的运输船只，为新中国海军培养了一批优秀干部。

正如其他抗日游击队一样，游击队在敌占区的生存离不开老百姓的保护。他们在市区和乡郊的活动，一般都行动迅速，用突袭或偷袭战术，打了就跑，不留痕迹。一般白天在村，晚上便到山上住宿，尽量避免在村内与日伪汉奸发生军事冲突，以免村民遭受报复。

1943年香港爆发了大饥荒，人们食不果腹，游击队发动群众生产自救，组织互助合作社，积极帮助群众解决温饱问题，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正因为与老百姓建立的良好关系，游击队才能在日伪占领区域茁壮成长。

美国飞虎队

1944年广东人民游击队更改番号为东江纵队，与盟军联合作战。经中共中央复电同意，东江纵队设置了联络处，作为特别情报部门，专门负责与美军航空队联络，交换日军情报，还成功营救了数名美国飞虎队的飞行员。在最后对日发起的大反攻中，东江纵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香港大抢救

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和所辖机构，通过各种关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与广大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建立起了香港文化领域的“中国抗日统一战线”。1941年5月，廖承志、夏衍、潘汉年、胡绳、张友渔五人组成中共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下设文艺、学术、新闻三个小组。香港的共产党员和文艺界人士迅速团结起来，积极开展各项抗日救亡运动。这时的香港，新的文化、艺术、教育团体和报纸刊物不断涌现，抗日救亡思想有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

宋庆龄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力图把香港变成一条同外界联系的通道，以取得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持。1938年6月14日，宋庆龄与宋子文、孙科、冯玉祥、颜惠庆等在香港发起成立“保卫中国同盟”。“保盟”虽然名义上是宋子文主持的国民党机构，但在地下工作者的努力下，实际上成为了支持中共抗日根据地的筹募机构和中共中央在香港进行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机构。他们一方面对外宣传，向国际介绍中国抗战的形势和需要，呼吁国际社会援助中国；另一方面发起募捐、义卖和义演活动，募集抗战所需的物资；还引介了如白求恩等许多国际友人来华支援抗战，其中许多人为中国抗战作出了很大贡献，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

白求恩

但抗日文化人士的这些进步活动引起了日军的注意，日军占领香港后，立即展开了大围剿，意图使他们为侵略战争服务。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均指示廖承志要不惜任何代价，将聚居香港的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抢救出来。

香港大营救由周恩来致电前线直接指挥，八路军香港办事处、沿途的中共地下组织及东江游击队全都参与营救工作。营救工作自1942年1月1日开始，到6月底结束，在日军岗哨林立、日本特务遍布的环境下，地下党人通过一系列堪比谍战大片的秘密行动，不损一人地成功营救了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等文化人士及其家属共800多人。这是一场空前的大营救，堪称文化界的“敦刻尔克”。成功脱险的文化爱国人士回忆这段危险重重的经历时也不禁称赞中共的周密部署和无私帮助。茅盾先生赞赏这是“抗战以来（简直可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红色力量的汇聚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光明与黑暗两种前途。而此时的香港作为一个既不是蒋管区，也不是解放区的“第三种地带”，云集于此的国内外各种势力，进行着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的角逐。

虽然早在全面内战之前，中共广东区委就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作出“战略撤退”的策略和“分散坚持”的工作方针，于1946年初将区委和部队领导机关和干部秘密迁入香港。但是同年夏天，解放战争爆发后，蒋管区实行了残酷的白色恐怖和文化专制，使中共在蒋区的文化事业机构难以生存，各民主党派无法取得合法地位，民主活动受到极大的摧残。这样，一大批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必须及时转移到香港。

为避免中国新文化精英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为发展民主运动和进步文化事业，中共通过地下组织分批将柳亚子、郭沫若、翦伯赞、胡风等一百多位著名文化人秘密护送抵港，在工作和生活中与他们建立了融洽的关系，充分的信任、真诚的合作以及积极的团结工作让他们团结在共产党周围，为民主进步力量的发展提供支持。

柳亚子

另一方面，广东区委也与港英当局进行谈判，迫使英方同意中共在港的合法地位，允许中共在港开展半公开的活动；中共则同意撤退东江纵队港九大队，承诺其活动不以推翻港英政府为目的。这样中共在香港有了安全的政治环境，使蒋介石奈何不得。尽管如此，中共也不能在香港大张旗鼓地开展活动，只有建立一系列文化机构，才能放开手脚，名正言顺地把众多来港文化人士、民主人士、青年学生和工人市民等组织起来，开展各种各样的群众运动和情报、军事、统战、外交活动；也只有通过这些文化机构，中共才能彻底打破战后国民党在国统区和海外的舆论宣传一统天下的局面，大力传播中共新民主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让外界了解解放区的真相，扩大中共的影响。

在香港分局和工委的领导推动下，中共有关组织通过创办报刊、通讯机关、文艺社团和学校等方式占领了香港一系列文化阵地，在港民主党派的反蒋运动、声援国统区的民主运动、批判第三条道路、反对国民党的“总统选举”、揭露美蒋和平阴谋、新政协运动、反美扶日运动、批判中美关系“白皮书”、保卫世界和平运动等斗争场合，都有文化界人士活动的雄姿。他们或联名发表宣言，或发表署名文章，或举行座谈会，为新中国的诞生献上第一发礼炮。

走向胜利

中共香港分局以配合全国解放战争为中心任务，建设了华南解放战争武装斗争指挥中心，顺应时势制定了切合华南地方实际的武装斗争策略。从隐蔽待机、潜心发展到全面反击。从建立边区游击队、发展群众斗争，到发展大规模的游击战争，这些斗争都是华南地区武装斗争的缩影。团结起来的人民群众一次次粉碎了国民党的“清剿”，各边区纵队发展成熟，各根据地联结成片，香港分局把华南地区建设成为解放战争的坚强一翼，有力配合了南下解放军解放华南地区的斗争。

在解放全国的辉煌征途中，香港人民的心始终与奋战在前线的解放军战士们联系在一起。在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香港人民欢欣鼓舞，12月14日，南洋商业银行就升起了全港第一面五星红旗。从被割让到今日，香港人中拥有爱国情感的人始终占多数，红色的火种在这片土地上自诞生之日起就从未熄灭。正如同记者付国豪所说的：“我支持香港警察，你们可以打我了！”我们始终相信乱港的图谋不会得逞，乱港的祸首不会逃离法网，而煽动暴力者必将自食其果。

参考文献：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与华南武装斗争，左双文、潘丽芬，《党史与文献研究》，2018年第6期

1942香港大抢救:部分文化爱国人士踪迹寻找始末，李慧，《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1947-1949年国共在香港的宣传争夺战——以《群众》周刊为考察中心，何薇，《党的文献》，2018年第1期

抗战胜利后中共与香港进步文化述论，袁小伦，《党史与文献研究》，2017年第1、2期

在祖国与“宗主国”之间：1945—1949年的香港问题，孙扬，《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8期

中共中央领导的香港抗日游击战，陈敬堂，《党的文献》，201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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