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文从理解苏格拉底开始,有助于改善思维方式。探讨三大问题:
  1、什么是思考?
  2、为什么常识可能是错的?
  3、为什么要警惕知识分子?
  如果有人问:你有思想吗?
  大多数人面对这样的问题,会虎躯一震,什么是思想?
  思想有各类定义,但首先我们应当“思考”。
  如果不会思考,当然不会有思想。
  也就是说,你充其量是存储器,而不是CPU。
  继续问:我们如何思考,如何过上有思想的生活?
  上大学?有钱?有闲?
  但苏格拉底会告诉你:这都不是必要条件,我们不需要受过多年正规教育,也不一定需要闲适的生活。任何人,只要有好奇心、思维正常,有意对一种常识的观念进行评估,就可以随时在街头同一个朋友开始对话,仿效苏格拉底的方法,不到半小时也许就会得出一两个开创性的新思想。
  苏格拉底拷问常识的方法,很容易用流程式的语言表达,适用于任何被灌输的、或者想要反抗的思想信仰。这一方法告诉我们:一项论断是否正确,不取决于它是否是大多数人的主张,或长期为重要人物所信仰。
  只有不能被合乎理性地驳倒的论断才是正确的,不能证伪的论断才是真理。如果能够被合乎理性地驳倒,能够被证伪,那么不论有多少人相信,不论相信它的人多伟大,这种论断也是错的,我们应该怀疑它。下面我们来学一下
  苏格拉底式的思辨方法
(1)取一种人们认定的常识,比如:
勇敢的行为要求坚守阵地不后退。

  有美德的人需要有钱。
(2)想象一下这一论断可能是错的
  无论说这话的人有多权威、有多自信、有多少数量,寻找这一论断可能不对的情境。
  是否存在在战场上后退的勇士?

  是否存在坚守阵地而并不勇敢的人? 
  个人能否有钱而无德?
  个人能否无钱而有德?
(3)如果对以上问题找到例外情况
  那么原来的定义就是错的,或者至少不准确。
  勇敢而后退是可能的。

  坚守阵地而并不勇敢是可能的。

  有钱而为卑鄙小人是可能的。

  贫穷而道德高尚是可能的。
(4)思考例外并将之精确地表达
  在战场上退或进都可以是勇敢行为。

  有钱人只有财产取之以道才可称为有美德;而有些无钱的人可能有美德,因为其处境使美德与赚钱不能两全。
(5)整个过程再重复一遍
  继续寻找对以上修正过的论断来说的例外,获得
一个看来驳不倒的论断,
那么可以接近真理——就迄今为止人们可以认知的而言。追求真理,就是不断否定我们原来的“正确”认知。

(6)思考的产物总是优于直觉的产物
原始意见
  当然,不经过哲学思辨也有可能获致真理。即使不用苏格拉底的方法,我们也会认识到如果处境使道德与赚钱不能两全,一个没钱的人是可以称为道德高尚的,或者在战场上进退都可以是勇敢行为。
  但是,除非我们先已对反对的意见作过彻底的逻辑思考,遇到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意见,我们就会不知如何应付。如果有一位大人物断然表示:金钱是道德的要素,或者只有懦夫才在战场上后退,我们就无言以对。缺乏反击的论据作后盾力量,我们只能理不直气不壮地、或是蛮横地说,我觉得我是对的,但是不能解释为什么。
  意见虽然正确,但不知道如何理性地回应反对的意见,苏格拉底称之为“原始意见”,以别于“知识”——那就是不但知道一种看法之所以为真,而且还知道另一种看法之所以为伪。“原始意见”比“知识”逊一筹。苏格拉底把这两种对真理的认知比作著名雕塑家代达罗斯的优美的作品由直觉得来的认知犹如一尊塑像放在室外的底座上而没有支撑,随时可以被一阵大风刮倒。而以理智反诘的论据为支撑的认知则犹如用绳索钉牢在地上的塑像。
  苏格拉底的思辨法向我们提供了一种获得结论的途径,这样达成的意见可以经得起狂风暴雨而信心不动摇。
  改编自阿兰·德波顿《哲学的慰藉》 资中筠译

后记
  苏格拉底的思考出发点,可以总结为一句话:我可能是错的,任何人都可能是错的正如老子说“智慧出,有大伪。”庄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而苏格拉底继续追问:真知从哪里来,需要通过逻辑思辨和自由表达。当他得罪既得利益群体和民众,从容赴死,史料解读是苏格拉底尊重雅典的民主规则,在我看来,思想家的决绝抗争意味着社会的堕落,正如当年昆明湖自沉的王国维苏格拉底是在维护自己的表达权利和人格尊严。
苏格拉底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同样是轴心时代,对比一下孔孟和苏格拉底,有能够发现明显的差异。无论孔孟,甚至诸子百家,大都告诉你一些结论,但说不清为什么。秦大一统后,独尊儒家,思想缺乏竞争,逻辑与思辨越发成为东亚文明的明显弱项。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自己和周围的人群,能够发现很多人只相信自己的直觉,而缺乏系统思维。很多接触现代知识的人,因为视野所限无法建立整体框架。
  举个例子,批评国民性的旗手鲁迅,把中国社会理解为铁屋;而后来者柏杨,把中国传统理解为酱缸。他们批评的很有道理,如果我们借用苏格拉底的方法,继续他们的问题:
  铁屋和酱缸是怎么演变的?
  春秋、汉朝、宋朝、清朝,有何差异?
  如果中国传统社会是铁屋是酱缸,那么是否意味着需要超级英雄引领人民打破铁屋让人见到阳光,砸烂酱缸让脏东西暴晒消毒?
  如果中国传统社会是铁屋是酱缸,那么鲁迅与柏杨如何脱离黑屋与酱缸,发出了振聋发聩的批评与呼喊?
  能够在铁屋和酱缸中涌现这样的人物,是否证明中国社会依然保留了较强的自我反思与改善的能力?
  在我们对社会或群体批评与指责的时候,是否应该把自己包括在反思的范围之内,而不是呈现出自我道德和智力的超然状态?
  既然鲁迅、柏杨或我们自己都可能觉悟,那么社会建设同样存在渐进改善的可能性,不会再简单地批评所谓的“国民性”、“铁屋”或“酱缸”。
  回到前面的问题,
理解常识
  我们以为的常识,其实是个人思维习惯的产物。
  比如美国与法国,人们是常识是不同的。法国与伊朗,人们的常识是不同的。伊朗与朝鲜,人们的常识是不同的。
  在同一个社会,人们的常识也不同。比如,投资股票,有的人习惯做短线,有的人习惯做长线,理念不同操作手法不同,并不存在盈利的定式。经过一定时间的磨砺,不同的人,必然对股票有不同的认知。看股市如此,看社会亦是如此。
  所以,有人张口闭嘴“普室价值”,假设了一个人类的最高价值,这并不存在,本质上是以群体之名对个体的压制。千万不要把“常识”当作是真理,因为你说的“常识”,只是你认为的“常识”,还是观点而已
  人类社会,可能有共同的规则,但不会有共同的价值。
警惕知识分子
  国人有尊师重教的传统,这依然需要思辨。
  如果把知识分子看作社会中的一个职业,相对容易理解。
  知识分子卖什么?以大学教授的例子,理工科卖的是自然科学,文科卖的是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好理解,日心说强于地心说,相对论强于牛顿律。但文科比较麻烦,比如绘画,有人喜欢古典派,有人喜欢写实派,有人喜欢印象派,有人喜欢抽象派。但这终究是个人爱好,各爱各个,冲突倒不大。但是如果涉及公共领域,比如经济模式,那就麻烦了,有人说市场经济好,有人说伊斯兰经济好,有人说计划经济好,这完全是不同的发展路径。那大家都要兜售知识,必须要说自己家的货好,于是“文人相轻”,这是有道理的。有观点就有冲突,大家要瓜分市场。没有鲜明观点的,那是混子。
  那么,什么样的知识好卖?
  按照传播学,那必须简单、明了,多数人能够理解的。总之,一定要给出明确结论,一定不要太复杂,如果让多数人引起共鸣,就是成功了。这时候,你可以成为革命领秀,也可以成为MBA教授,也可以成为畅销书作家,也可以成为公号大V。
  所以,自古以来,得到大众支持的,大都是平均主义观点,因为当权力越集中,贫富差距就越大,大多数平民都渴望平均获得财富。这可能是全世界多数知识分子都偏左的利益机制,否则这个群体既不能从渴望扩大管制的正府获得资源,也很难从渴望平均的民间获取经费。
  观察欧美社会,多数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教授、作家、艺术家、新闻记者等,都倾心于平等、均贫富等乌托邦理念,倾向高管制高税收高福利的平均主义。有趣的是,经历长期管制的社会,出现了很多打着反对平均主义的心灵导师,他们看到巨大商机,大力鼓吹个人主义,也收割了大量智商税。这其实是一体两面。
  如何识别此类“知识分子”呢,他们的常用词汇是“普世”、“客观”、“理性”、“启蒙”,当然,这些词汇其实是给他们自己的定位。
  从法治的角度来说,法律面前是不问标签的。我们应当尊重所有人,包括知识分子,也包括其它职业。所以,千成不要把知识分子放在高位去崇拜,因为你很可能被带沟里了。更经常发生的事情,从罗伯斯庇尔到托洛茨基,知识分子也把自己带沟里了。
  未经思辨的常识很多,举几例:
左谈平等,右讲自由
  东方思想,西方经济学
加税有利于穷人,减税对富人有利
教育可以改善智力,知识分子启蒙社会
  不急,后面慢慢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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