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知中君来讲一部医疗纪录片，B站评分9.9、豆瓣评分8.4的《生命里》。
这是一部关于「临终关怀」的纪录片。同样的题材在《人间世》中也出现过，而《生命里》则用更克制、但同时也更赤裸的镜头语言，聚焦了这个对大多数国人而言仍然有些陌生的话题。
「临终关怀」是一种专注于在患者将要逝世前的一段时间内，减轻其疾病的症状、延缓疾病发展的医疗护理。它避免使用放疗、化疗等对「临终」患者造成极大痛苦的医疗手段，也区别于养老院等提供「关怀」的社会福利体系：它只面向身患绝症、时日无多的人——不仅是老年人。
整部纪录片分为三集：「记得」、「陪伴」、「心愿」。标题里便能看出它所涉及的面向：患者对一生的追忆、患者与他人的互动、以及患者逝去后的世界。对于接受临终关怀的患者来说，这些也是他们生命最后时光中的全部。除去每集仔细叙述患者的生活之外，镜头还呈现了护士、家属、志愿者们的状态。
比如第一集中，身患乳腺癌的鲁胜兰住进了上海市临汾社区服务中心的舒缓疗护区。
这是上海第一个提供「临终关怀」的医疗机构。在这里收治的主要都是癌症晚期患者。这些患者生命所剩的时间，大多不超过三个月。
鲁胜兰是自己要求入院的。她的理由很简单：「我不想死在女儿家里。」
入院的时间是在冬天，春节前夕。年关将近，鲁胜兰的亲人们来到医院看望鲁胜兰。
团聚给了家族回忆过往的由头，而话题的中心，当然是躺在病榻上的老人。
鲁胜兰年轻的时候是个「知青」。丈夫回忆起那段生活的时候说：「大家都说苦苦苦，其实那时候还是蛮幸福的。她很能干的，养了一窝鸡，还养了一窝鸭子和一窝兔子。」
她那时候去的地方是新疆。从上海到新疆，横跨几千公里，从东到西。鲁胜兰在单独面对镜头时回忆起知青生活的场景，她印象最深的是新疆的瓜。
但是知青生活远不如新疆的瓜果那么甜。鲁胜兰回忆起自己离开上海时的场景。
「过了南京以后，我觉得像魂没有了。平时妈妈、妈妈地叫，现在叫不到了。」鲁胜兰一边叙述，一边开始流泪。她的命运是坎坷的。原本政府承诺她三年之后就能回到上海，但是得不到兑现的承诺就是一张空头支票。
她不知道要在新疆呆多久。她开始想念火车，那个把她从妈妈身边拽走的火车。后来，鲁胜兰在新疆遇到了自己的丈夫，连着生了两个孩子。直到这时政府才允许鲁胜兰回到上海。
知青岁月对于这个临终的老人来说，实在是生命里最沉重的东西。她的泪水不是关于即将到来的死亡，而是关于此前生命里最遗憾的东西。
她自己也是个母亲。她明白，离开自己的母亲有多么地痛苦。现在，她将要离开她的孩子们，而她留给孩子们的嘱托是：「好好善待你父亲，希望你们好好地在一块儿。」
像鲁胜兰一样在「临终关怀」期间回忆一生的人还有很多。有的人回忆战争年代的悲怆，有的人回忆年轻时恋爱的甜蜜。有一点是共同的：在镜头面前，他们都流露出了最真实的感情。
对于这些癌症晚期患者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会在病痛、以及因治疗病痛而造成的新的痛苦中耗尽最后的时光。「临终关怀」给了他们以有尊严地离开人世的可能。
而对他们来说，尊严便是给予他们足够的空间和时间，来听他们叙述各自独一无二的人生。
但是，「临终关怀」并非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手段。
对于大多数家属来说，「延续病人的生命」被认为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伦理。将父母送进临汾社区服务中心这样的机构，就仿佛在宣告「我们放弃了对你的救助」。
此外，这些机构周边的居民也并不全然接受这一「每天都在死人」的地方。临汾社区服务中心对面的住宅小区的住户大多在自家窗户外面装了镜子，用意是将服务中心「发出的晦气返给他们」。
临汾社区服务中心自己也顾忌着旁人的非议。在临终关怀室所属楼层的尽头，有一条小路直通楼下，那是用来去世的患者的遗体的。护士解释说：「中国有一些忌讳，活人和死人不能走同一条路。」
然而真正直接接触这些患者的护士、义工和志愿者们，则并不认为这是一种会招致晦气的行为。对于「临终关怀」来说，患者精神状态的调节是非常重要的环节，而护士们和志愿者们温柔、平静、甚至乐观的陪伴，则是让患者们保持良好精神状态最直接的药剂。
比起专业的医疗知识，对于实施「临终关怀」的医护人员来说，更为重要且更为有效的，可能是她们耐心的倾听和细致的照料。
这种关怀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患者因身体机能不可逆的下降而带来的生活起居的不便，需要医护人员时刻加以帮助，比如帮病人擦洗身体、倒水、买饭；另一方面，她们的在场，成为病人排解孤独的保证。吹葫芦丝的老人需要一个听众，而老伴儿住在养老院的老太太则需要人帮她转达她对老伴儿最后的祝愿。
志愿者们也同样学习着如何与「死亡」相处。大学生漏依凡是临汾社区服务中心的一名志愿者。在交流会上，她提起一个细节：
「刚刚我过去，奶奶的女儿说她听不见。然后我说，没关系，我可以凑近一点。然后她说，奶奶呼出的气可能不是很好。然后我还是说不要紧的，我知道肺癌没有关系。
然后我就突然要像亲奶奶一样凑过去了。然后我就发现她的大女儿眼睛一下子红了，她女儿一下子态度变了很多。那一瞬间我们这样子肯去接近老人，对于家属来说，其实是个特别大的安慰。」
其他志愿者也认同漏依凡的感悟。「不要排斥身体接触，身体接触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一个鼓励。」对于这些走向生命终结的人来说，依然正常地与他们交流、互动，对他们来讲，仿佛就是在对他们人格和生命的尊重。
遗憾的是，这种平等的对待对于大多数绝症患者来说，是一件可望而不可求的事情。在《经济学人》杂志智库的报告《2015年度死亡质量指数全球姑息治疗排名》中，中国在「2015年死亡质量指数」一项上的综合评分只能位列参与排名的80个国家中的第71位。
报告指出，在中国400家专业肿瘤医院中，只有少数慈善医院及社区康复中心为病人提供姑息治疗（即临终关怀)服务。并且，只有一线大城市的中国人才能获得专门的临终护理服务，人数不到1%。缺乏国家战略、药物供应有限及医患关系不佳，都阻碍着临终关怀在中国的普及。
在老龄化社会逼近的当下，「临终关怀」是一个巨大而潜伏着的缺口。后代会以「为了你们好」为理由执拗地继续无意义的治疗，而医院为了创收，也并不乐意专门开辟临终关怀的科室。
更为重要的可能是「死亡教育」的不完整。对中国人而言，畏死、忌死似乎是文化传统中牢牢黏着着的部分。如何科学、合理且平和地面对死亡，不仅关涉「临终关怀」这样的具体操作，也关涉着社会的进步和成熟。
 撰文 | 阿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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