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红，教鞭，和鲜血

这是奴隶社会的第 1722 篇文章

题图：小凤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作者：周健，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公共政策与公益评论专栏作家。慈善公益理念的积极倡导者，长期专注于乡村教育与社区公益动员。作者公众号：周健野谈（ID：crdj2277）。

一诺写在前面：

前几天有一个朋友问我，有没有关于中国农村教育真实情况的书籍可以学习。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看了下面的文章，大家可以有自己的感受和判断。我自己看完，心口有一个巨大的石头，一句话在脑海里冒出来，就是我们是失职的一代人。

孩子 no voice, no choice. 没有声音，没有选择。怎样对待儿童，显示了一个社会文明的发展水平。我们的“水平”，在这里可见一斑。失职的一代成人，构建了一个互害的体系，成人也许还可以自我保护，撒谎和躲藏，但是孩子们，太可怜了。

周健老师做的事，像往大海里扔鱼的小男孩。你也许会问，有用吗？

但其实这扔鱼的思路是另辟蹊径的，看看我们能不能帮着一起扔。

甘肃女孩赵小凤（化名）八岁，是甘肃省宁县和盛镇杨庄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一个来自特困家庭的孩子。因为穷，她在学校里经常被人欺负，因为被人欺负，她的胆子越来越小，面对校园的凌辱，她只能忍气吞声。

小凤的家长说：“因为家境原因，小凤被班上同学经常拳打脚踢，并不会扒孩子裤子，但这次孩子是下体受伤和以往不同。”

赵小凤的一家是这个社会最没有力量的人。爸爸是智障人士，妈妈已经离家多年，爷爷奶奶七十多岁，收养了一个残疾失聪的哥哥，今年十二岁。

▲ 小凤对记者说：因为口红，老师打了她，还让同学打。

杨庄小学杨校长介绍，小凤的班上共七名学生。在上体育的时候，小凤被班里的两个男生在教室里殴打、脱裤子，然后用笤帚把对其下体乱打乱戳弄伤的。

对杨校长的这个说法我是持怀疑态度的。西安儿童医院检查发现，小凤受伤最深处距阴道口约 4.5 厘米，伤口长度 1 厘米，深度 2 毫米，一直在流血。两个七八岁的男孩，能把那么粗的笤帚把捅到那么深，我不相信，医生也不相信。

杨校长解释说：“这孩子平时比较老实，老师从班里离开后，两个男同学欺负了她。没有同学反映，老师就不知道这个事。”

我们总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现在的问题是，穷人的孩子还等不到当家，就可能已经被同学弄死在教室里，校长一句孩子太老实，学校不知情，就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老师，你们都说自己是辛勤的园丁，呵护着这些花朵一样的孩子。现在，一群穷人家的孩子把另一个穷人家孩子的下体捅得鲜血淋漓，花朵都快被你们呵护成花圈了，花朵都被你们教育成暴徒了。

孩子是祖国的花朵，穷人把孩子送到学校，学校的老师就是孩子的临时监护人。

老师，你这是要让穷人家的孩子从小经历风雨，彼此优胜劣汰么？

下午四、五点多钟，孩子放学后走路回家，受伤走不动，坐在路边不停地擦血，身上穿的秋裤都被血浸透了。邻居的大妈看见小凤下半身流了那么多血，赶紧骑车把小凤送回家。

孩子的家长说：“看见孩子下体受伤，我们就打电话报警了。孩子在病床上一直说，老师和同学打她。”

杨庄小学杨校长说：下午 6 点多接到家长电话得知此事。副校长便陪着孩子和家长去了镇里的医院，镇里医院说太严重，又去了庆阳市里的医院，市里的医院也觉得病情严重，最后送到了西安儿童医院检查治疗。

中国大概有二十一万多所像杨庄小学这样的乡村学校，在这些学校的校长中，很多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当了校长，教了几年书以后，没人比他时间长，他就当了校长了。

他们可能不知道什么叫教育理念，也不知道什么叫教育思想，更谈不上什么是儿童权利之类的东西。

总之，留在这些学校读书的孩子，都是这个社会最穷的人家的孩子。家长凶一点的，他们把孩子当人看，家长弱一点的，他们把孩子当猪看。

这些校长干得好不好，往往靠的不是制度，而是他们的良心。

上面记录的是官方的悲剧版本，小凤自己和小凤的家人，对事情的缘由有着与官方截然不同的表述。

小凤的家人对记者说：去年 12 月 14 日，小凤的老师肖某某丢失了一支口红，认定是小凤偷的，当天下午把小凤奶奶叫到学校，要奶奶赔几百块钱，奶奶没给钱就走了。

在某视频网站采访小凤的视频里，孩子说，“老师怀疑我把她的口红拿走了”、“老师先踢了我下面两脚，又让同学用条尺打我，还让一个男同学把教鞭倒着捅进去”。

悲剧发生半个月后，被《新京报》等媒体报道后，当地相关部门匆匆忙忙地发布调查通报称：小凤的下体是被同班一个六岁、一个七岁的男孩用笤帚把乱打乱戳弄伤的。因两人年龄未满 14 周岁，不予处罚，责令监护人严加管教，并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校长、副校长被免职。

官方就这样不明白的把案子结了，究竟老师丢口红和小凤被伤害有没有直接关系，究竟是教鞭还是笤帚把儿，很快就没有人会去追究。

看了这个结论，我真正担心的是老师自己不动手，教唆学生收拾学生，让穷人的孩子残暴穷人的孩子，放眼望去，东西南北中，哪个地方校园的犄角旮旯里不是正在上演。

▲ 一位乡村教师表示这一现象非常普遍。

因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这个社会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喜欢从弱者入手。比如，解决不了伤害小凤的老师，就解决小凤的控诉。

把解决问题的源头放到弱者的身上，往往是一个急功近利的世界，一个生活得极端表面的世界惯行的办法。在这样的世界里，大家没有耐心去深究事情后面的真相，大家也都不愿意去触及问题的真相，那样做很容易牵一发而动全身，拔出萝卜带出泥。

“儿童被虐”、“女童性侵”这些问题的制造者明明是成年人，过去大家都是万众一心打“流氓”，现在大家连“流氓”都不打了，直接教育女童该如何防止性侵。

说实话，这些幼小的孩子，一个个都是手无缚鸡之力，你怎么让她去防止被性侵，她知道被性侵又能怎样？她能反抗得了么？从弱者入手解决社会问题，说起来爱心满满，做起来热泪盈眶，事实上对问题的根本解决没有太多价值。

在中国的乡村学校，老师体罚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我每次去探访乡村学校，都能看到很多讲台上放着“教鞭”。我问孩子们“教鞭”用来干什么的？孩子们都异口同声回答“打人的”。当我把老师叫过来再问同样的问题，孩子们又会异口同声地说，教鞭是用来“指黑板”的。

▲ 作者探访乡村小学时录的视频。

虽然孩子们如此回答，我依然每次都会对老师和孩子们严肃地说：“老师没有权利打你们，谁也不能对你们使用暴力！”然后把老师的“教鞭”收走。

每次我收完“教鞭”都会有同行的伙伴说：你这么做，什么用也没有。老师马上还会找到新的“教鞭”。其实，我也知道这没有什么用，但我们必须去表明我的态度，在“一校一梦想”支持的学校里，我们反对对学生有任何形式的体罚。

看完小凤悲剧的那天晚上，我想了一宿，想写点东西也写不出来。不是我江郎才尽不会写，而是起笔来就有一种悲哀，一种欲哭无泪的悲哀。

你说什么呢？你写什么呢？

无论是写出千言万语，人家官方根本不甩你。即便是你把这事情写火了，无非是掀起了一场情绪的狂欢。情绪的狂欢除了绝望和无解地发泄，没有人会真正去想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也没有人会觉得这些问题会被解决。

跨越这些情绪的狂欢，就像年轻的恋人们需要冷静下来，不能只专注于享受短暂的情欲，而是要一点一滴的去了解对方，一件事一件事地相互鼓励，才能建立彼此的信任，才能迎来风雨不变的爱情。

所有人都知道，恶性社会公共事件是人制造出来的，但改变社会人心，不是政府一纸公告或抓几个人那么简单。用这种“短平快”的方式处理问题，虽然能更简单、更直接、更迅速地消解事件给个体带来的危机和焦虑，虽然能快速地稳定领导和群众的情绪，但留下的是周而复始频发的弊端。

中国的很多社会问题庞杂而深不可测，单靠某一个人或公益组织的力量都难以撼动。它需要我们用“比慢”的精神，在系统性思考之后，去做一些实际的工作。

在这些实际的工作中，我们首先应该把人的发展放到第一位去思考问题，把人当作目的而不是工具，只有坚守这样的原则，我们才会慢慢明白人人平等的行为底线，才会用谦虚的态度，扎根于某一领域的社会问题，最终推动这个社会的普遍改变。

▲ 在向窗户外看的孩子们。

我是一个喜欢旅游的人，经常去中国最偏远的地方游荡。在过去 28 年的时间里，我差不多去过了全国 160 多个贫困县。我从领工资的第一年起，就开始资助贫困地区的孩子上学，在我资助过的 40 多个孩子中，只有一个读到博士后，十来个读到大学本科或大专，其中大部分孩子读到初中就辍学了。

这样的结果，让我从 2008 年就开始反省，试图通过物资和金钱的无偿给予解决困境儿童的教育问题，明显缺少对儿童成长的思考，对儿童教育的研究。

我这种情绪化的爱心、表面上的慈悲，不仅对困境儿童的成长有害而无益，还容易让政府忽视，城乡二元结构下严重失衡的社会福利制度，才是造成困境儿童问题的根本症结。

一个人的力量是薄弱的。

2012 年 5 月，为了感谢汶川地震期间全国的兄弟姐妹们对四川的支持，我和一群四川老乡发起成立了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成立后，我们首先支持了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连续召开多次研讨会，推动停止“撤点并校”这个工作。

2012 年 9 月 6 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国办发[2012]48号）》文件，事实上停止了“撤点并校”，挽救了每年开学季数以百计的儿童丧生于校车车祸。

停止撤点并校后，留下来的几十个孩子的乡村学校该怎么办？

我开启了乡村学校游走模式，在走过的乡村学校中我看到，在教室里安装了价值几万元电子白板的学校里，“六年级的女生宿舍的窗户对着大街没有窗帘，女娃娃关了灯才敢换衣服……”。

我还看到，乡村学校有漂亮的教学楼，里面却是破烂的课桌；乡村学校建起了宿舍，却被告知两年以后才能配床铺；有些学校新建了平整的操场，却没有一个篮球架。

我甚至看到，在离县城五公里的乡村学校，教室里有钢琴布满了灰尘。校长说：“企业捐的，没老师会教。”校长的这句话应证了后来的一句网络流行语：世界上有一种冷叫妈妈觉得冷，世界上有一种爱叫强人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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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在各个乡村小学拍摄的孩子宿舍。

这一切的场景串联起来，我想到了自己的姥姥。

1949 年前，妈妈家是在四川开木工坊的，姥姥姥爷手下有二三十个徒弟。我出生后，旧时的江湖规矩已经被明令禁止，但我姥姥也还常常帮衬境遇不顺的徒弟。

每次看到远去的徒弟背影，姥姥总对我讲：

“

每个孩子的想法不一样，得由着他们的脾气性格去帮衬。一个巴掌伸出来五个指头都不一样长，一刀切肯定有徒弟成不了人。

”

在姥姥心里，她想的是徒弟能不能成人，而不是希望徒弟对她感恩戴德，她没有把徒弟当外人，个个都她的掌上的肉。

姥姥活了 90 岁，睡觉时无疾而终，生于辛亥年的她，目睹近百年国家之大变化，她没有大富大贵，也没有受过特别的苦，好人都一生平安。

姥姥说的“每个孩子的想法不一样，得由着他们的脾气性格去帮衬”。于是，我想去做一件事，去帮助这些乡村学校完成一个他们自己的梦想，去解决一个他们认为最需要解决的困难。

2015 年 5 月，杨东平、俞敏洪、野夫、康健、杨立新和我，在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发起了支持农村小规模学校的“一校一梦想”，期望这样的行动能永续乡村教育的美好力量。

从 2015 年开始，“一校一梦想”已经在全国帮助了四百多所像杨庄小学这样的学校里的校长和老师，帮助他们重燃对教育的梦想，帮助他们重新感受这个社会的温暖，让他们孤独的心变得暖和起来，并且把这样的温暖传递给孩子。

也许，有很多人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去重新点燃这些老师的梦想，而不是直接把钱花在孩子身上？

分享一个英国的案例，几个工人给马路埋管道，路面坚硬，所以搬了一些炸药施工。工人在工地周围拉起了防护线，而且挂出了“炸药危险，请勿靠近”等警告标志。中午吃饭时间，工人离开了工地。几个小朋友放学回家路过，好奇地用脚去把炸药踢爆了，造成死伤。
防范这种悲剧发生的方式至少有两种：第一种是给小朋友和所有的民众上课，学会不要去碰炸药；第二种是，工人去吃饭的时候，留一个人看守。两相比较，第二种方式的成本较低而效果较好。

基于这个案例，英美习惯法延伸出了“最小防范成本原则”的概念，并成为了今天英美社会的共识。

由“最小防范成本原则”出发，是“一校一梦想”针对乡村教育的一个出发点。

“一校一梦想”认为，无论是关注儿童问题，还是关注贫困问题，都不应该从弱者入手，从弱者入手，只会把问题越搞越复杂，把清晰的问题越搞越混沌。

虽然，一校一梦想每年只支持一个乡村学校三万块钱，虽然我们解决的都是学校一些不起眼的小问题，但是，在这些小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我们给乡村教师带去了切实的鼓励，我们给乡村学校带去了切实的变化。

儿童是一个社会中最弱势的群体，儿童也寄托着这个社会的未来。儿童是祖国的花朵，不是社会的花圈，不是我们表达同情与怜悯的工具。关于儿童问题，我们应该坚持从“最小防范成本原则”出发，而不是去考虑项目社会影响的最大化。